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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黄济,原名于鸿德,1921年7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即墨县。1946年至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肄业,1949年华北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先后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员。195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2年至1998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离休后仍在从事教育工作。
黄济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卷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第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仍为《教育研究》学术顾问。
黄济先生长期从事教育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著作有《教育学讲授提纲》、《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论》、《诗词学步》、《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雪泥鸿爪——黄济教育文集》,主编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概论》、《当代教师百科》等,撰写论文逾百篇。主要论著多次获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北京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在九十高龄之际仍笔耕不缀,撰写出版《三卅纪实》、《中华文化经典导读》、《国学十讲》等著作。
谈到自传,本来没有什么可“传”的,因为几个孩子的催促,希望把过去的琐事,写点回忆,以留给他们作为纪念;学友们也希望写点往事,以增加对我个人及旧社会的了解;于是才动笔写些尚能记忆的往事,促成了这本“自传”的问世。
为什么自传命名为“三卅纪实”?因为我现年已近九十岁,将九十年分为三段,即是三个三十年(三卅),“三卅纪实”,也就是将我经历的三个三十年分别作些实录。
我二十来岁就离开了家,在外边奔波了四十余年,直到1984年六十余岁才回家一趟,家已是面貌全非,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幸好叔妹于淑芹还保留了几间老房,而这恰恰是我儿时居住的地方,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我应当算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对于往事,不愿、也不屑去回忆,过眼烟云,多已模糊。为了满足几个孩子的要求,也只好就所能记忆起的,作些笔录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是怎样从这个家庭中叛逆出来,去寻求走一条别样的路的。几经坎坷,才有今日。这些往事,或许对于他们了解一点旧社会、特别当时一个青年在寻求一条新路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或许对他们以及孙辈的成长将不无小补。
由于家庭的影响和教育,在我的性格中形成了既柔顺又刚毅的两种不同性格,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但又统一于我的思想和行为之中。遇到事常常是“忍”字当头,但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我可以置一切管束干涉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去走我自己选定的路,即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去走“别样的路”。所以有今日,也正是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下面先就这三个三十年作些概述。
第一个三十年,是“求索人生路”。从我出生到参加革命,即从1921年到1948年的27年间,读过私塾,上过洋学堂;当过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军”;上过师范大学,也上过革命大学;上学为求知,从军为抗日,不少事情都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统区到了解放区。经史子集读过一些,声光化电也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也粗略学过一些。经常是在否定旧我中来实现新我。“文革”期间,不仅批我从沦陷区到国统区是投靠国民党,更批我从国统区到解放区是混入解放区;我说是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他们硬说地下党组织是“大黑帮”,是“走资派”,无道理可讲。正如我在自述的诗中所说的“一生两投任评说”。由此可见,在第一个近三十年中,我所走的求索的路实属不易。但我终于走出来了,找到了共产党,走向光明大道,我要把它好好地走下去,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二个三十年,是“风雨大洗礼”。从1948年到1978年,从参加革命到“文革”结束,在这三十年中,有晴天,也有阴雨,甚至是暴风骤雨。在解放初期,由于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而且是从解放区回到北京的,当时“红”了一阵。但好景不常,从肃反开始,到“文革”结束,肃反、反右、批修、整党、四清,直到“文革”,受审查和挨批判几乎无一幸免。到“文革”,更是算“总账”,住“牛棚”,受尽了各种屈辱和摧残,但也经受了无数的锻炼和考验。正如我在一首七律中所写的:“风雨几经铸铁骨,肝胆永照作真人”,我无愧于党,无愧于同志,也无愧于自己。“文革”后,雨过天晴,我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又走上了真正的人生路。
第三个三十年,是“花甲展新姿”。从1978年到现在,是我真正的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开始。如同我在《六十述怀》的诗中所说的: “六十年来荣与辱,尔今欣逢异平时,愿将微躯化春蚕,为绣宏图吐长丝。”虽然我已年近六十,但在这后三十年中,我写出和主编了(有的是同其他同志共任主编)十几本专著,其中有的获国家图书奖和市、部级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培养了博士生、硕士生二十余名,他们大都成为学术骨干和行政领导。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除担任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外,在校外的社会工作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支副主编,教育学研究会第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等职,为推进教育事业、教育科研工作和学位工作作出了一些贡献。总之,三十年来,已实现了“三黄”:黄济,已到了黄昏时候,却成了黄金时代。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虽年近九十,但身心尚健,愿天公作美,假我数年,我将尽毕生精力,使老有所为,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熊建辉
黄济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卷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第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仍为《教育研究》学术顾问。
黄济先生长期从事教育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著作有《教育学讲授提纲》、《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论》、《诗词学步》、《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雪泥鸿爪——黄济教育文集》,主编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概论》、《当代教师百科》等,撰写论文逾百篇。主要论著多次获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北京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在九十高龄之际仍笔耕不缀,撰写出版《三卅纪实》、《中华文化经典导读》、《国学十讲》等著作。
谈到自传,本来没有什么可“传”的,因为几个孩子的催促,希望把过去的琐事,写点回忆,以留给他们作为纪念;学友们也希望写点往事,以增加对我个人及旧社会的了解;于是才动笔写些尚能记忆的往事,促成了这本“自传”的问世。
为什么自传命名为“三卅纪实”?因为我现年已近九十岁,将九十年分为三段,即是三个三十年(三卅),“三卅纪实”,也就是将我经历的三个三十年分别作些实录。
我二十来岁就离开了家,在外边奔波了四十余年,直到1984年六十余岁才回家一趟,家已是面貌全非,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幸好叔妹于淑芹还保留了几间老房,而这恰恰是我儿时居住的地方,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我应当算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对于往事,不愿、也不屑去回忆,过眼烟云,多已模糊。为了满足几个孩子的要求,也只好就所能记忆起的,作些笔录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是怎样从这个家庭中叛逆出来,去寻求走一条别样的路的。几经坎坷,才有今日。这些往事,或许对于他们了解一点旧社会、特别当时一个青年在寻求一条新路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或许对他们以及孙辈的成长将不无小补。
由于家庭的影响和教育,在我的性格中形成了既柔顺又刚毅的两种不同性格,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但又统一于我的思想和行为之中。遇到事常常是“忍”字当头,但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我可以置一切管束干涉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去走我自己选定的路,即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去走“别样的路”。所以有今日,也正是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下面先就这三个三十年作些概述。
第一个三十年,是“求索人生路”。从我出生到参加革命,即从1921年到1948年的27年间,读过私塾,上过洋学堂;当过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军”;上过师范大学,也上过革命大学;上学为求知,从军为抗日,不少事情都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统区到了解放区。经史子集读过一些,声光化电也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也粗略学过一些。经常是在否定旧我中来实现新我。“文革”期间,不仅批我从沦陷区到国统区是投靠国民党,更批我从国统区到解放区是混入解放区;我说是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他们硬说地下党组织是“大黑帮”,是“走资派”,无道理可讲。正如我在自述的诗中所说的“一生两投任评说”。由此可见,在第一个近三十年中,我所走的求索的路实属不易。但我终于走出来了,找到了共产党,走向光明大道,我要把它好好地走下去,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二个三十年,是“风雨大洗礼”。从1948年到1978年,从参加革命到“文革”结束,在这三十年中,有晴天,也有阴雨,甚至是暴风骤雨。在解放初期,由于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而且是从解放区回到北京的,当时“红”了一阵。但好景不常,从肃反开始,到“文革”结束,肃反、反右、批修、整党、四清,直到“文革”,受审查和挨批判几乎无一幸免。到“文革”,更是算“总账”,住“牛棚”,受尽了各种屈辱和摧残,但也经受了无数的锻炼和考验。正如我在一首七律中所写的:“风雨几经铸铁骨,肝胆永照作真人”,我无愧于党,无愧于同志,也无愧于自己。“文革”后,雨过天晴,我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又走上了真正的人生路。
第三个三十年,是“花甲展新姿”。从1978年到现在,是我真正的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开始。如同我在《六十述怀》的诗中所说的: “六十年来荣与辱,尔今欣逢异平时,愿将微躯化春蚕,为绣宏图吐长丝。”虽然我已年近六十,但在这后三十年中,我写出和主编了(有的是同其他同志共任主编)十几本专著,其中有的获国家图书奖和市、部级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培养了博士生、硕士生二十余名,他们大都成为学术骨干和行政领导。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除担任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外,在校外的社会工作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支副主编,教育学研究会第二、三、四届副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等职,为推进教育事业、教育科研工作和学位工作作出了一些贡献。总之,三十年来,已实现了“三黄”:黄济,已到了黄昏时候,却成了黄金时代。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虽年近九十,但身心尚健,愿天公作美,假我数年,我将尽毕生精力,使老有所为,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