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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响揭开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序幕。在国民党军队里，空军被公认为抗战最坚决，表现最英勇的部队，虽然开战之初力量悬殊，但面对病狂的日本侵略军，他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义无返顾地投身民族救亡事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最为豪迈的诗篇。
当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后，年轻的中国空军不顾总体实力居于弱势，甫一开战便主动出击，试图配合地面部队将盘踞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赶下海，结果与占优势的日本海军航空队迎头相撞，双方在8月16日爆发了激烈空战。也正是这场由多场遭遇战组成的空中战役，成为淞沪前线制空权争夺的“分水岭”。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台湾《尖端科技》、《中国之翼》杂志和日本人山田雅洋所著的《中国的天空》一书，仅供读者参考。
◎日本“凤翔”号和“龙骧”号轻型航母组成“第一空袭部队”，图为“龙骧”号
总体态势
淞沪会战爆发之初，中日双方在上海战区集结的航空兵对比如下：中国空军重轰炸机6架、轻轰炸机36架、战斗机（时称驱逐机）97架、侦察机51架，共190架，随后增加到222架。日军海军航空队轰炸机80架、战斗攻击机38架、侦察机12架、运输机1架，加上日本陆军航空队独立飞行第6中队的9架侦察机，共140架，随后增加到250架。总体上，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但在淞沪战场上，中国空军在开战之初享有一定的局部兵力优势，因此双方围绕制空权的争夺就显得异常激烈。
1937年8月15日，即上海战事爆发的第三天，中日双方都派出大批战机攻击对方，中国空军集中轰炸上海的日军据点和黄浦江上的日本第3舰队军舰，日本海军航空队则忙于攻击中国空军位于杭州、南京、南昌等地的机场，因此双方没有爆发大规模空战。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攻击机损失惨重，如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驻日本九州）因缺乏战斗机护航，结果有4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简称“九六陆攻”）被击落、6架受伤，到8月16日已丧失一半的攻击能力。
与此同时，在8月14日因空袭杭州笕桥机场损失3架九六陆攻的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驻台湾）却比较走运，15日派飞机攻击南昌时没有损失，这是因为驻南昌的中国空军第28中队当天一早就被派到南京，只留下一架美制寇蒂斯霍克-Ⅱ（Curtiss HawkⅡ，俗称“老霍克”）战斗机看家。当鹿屋航空队的九六陆攻来袭时，中国飞行员梁子裘驾驶这架编号为2808的飞机紧急升空，虽然他没有击落日机，却干扰了日机队形，结果南昌重要的机库、修理厂都没有受损。
至于中国空军方面，首开击落日机纪录的第4大队是当仁不让的空战主力，除支援上海前线，还要担负首都南京的防空任务。因大队长高志航在8月15日的战斗中手臂受伤，由王天祥接任大队长的职务，不久，第4大队也因多架战机损伤，被调往河南周家口机场休整，南京及上海的防空任务由第3大队和南昌调来的第28中队负责。
◎美国寇蒂斯公司的霍克-Ⅱ战斗机，是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
喋血嘉兴机场
8月15日，日本海军第一、二航空战队的三艘航母在距离上海不远的东海马鞍群岛水域完成集结，组成“第一空袭部队”，由于当天受台风影响，第一航空战队的两艘轻型航母“凤翔”号和“龙骧”号无法起降战机，只有第一航空战队较大型的“加贺”号航母派出八九式舰上攻击机（简称“八九舰攻”）参战。到了16日，风浪没有那么大，“凤翔”号和“龙骧”号才派出飞机攻击了嘉兴、虹桥、龙华等机场和昆山铁路桥，其后又派飞机攻击了大场、江湾、浦东的中国军队阵地，为上海日军陆战队缓解压力，从“加贺”号起飞的机群也轰炸了苏州机场及南翔、江湾、昆山的中国军队阵地。
在16日的空袭行动中，来自日军“龙骧”号航母上的6架九四式舰上爆击机（实为俯冲轰炸机，简称“九四舰爆”）于当地时间凌晨3时起飞，冒雨飞向嘉兴机场。九四舰爆分为两个“三机中队”，第一中队由吉泽政明大尉率领，由第一小队的双机和第二小队的一架飞机组成，第二中队由关山卫大尉率领，每架九四舰爆翼下挂有所谓“六番”（即60千克）陆用炸弹，但在飞行途中，这两个中队却失散了，其中第二中队没有找到嘉兴机场，于是改为轰炸上海虹桥机场后返舰。
日军之所以选择攻击嘉兴机场，是因为由航校教练机、教官组成的中国空军暂编第32、34、35中队以嘉兴机场为基地，向上海日军阵地发起攻击。而在15日拂晓，“加贺”号的八九舰攻曾轰炸过嘉兴机场，将中方暂编第35中队一架V-92C可塞式侦察机（Vought V-92 Corsair，俗称“可机”）摧毁，到了当天下午，嘉兴机场又发出日机来袭的警报，鉴于形势变化，暂编第35中队奉命疏散到江苏长兴，暂编第34中队的霍克高级战斗教练机调到南京大校场机场，用于拦截多次空袭南京的日军木更津航空队。结果在16日，嘉兴机场只留下暂编第32中队的达格拉斯O-2MC教练机（Douglas O-2MC Trainer，今译道格拉斯O-2MC教练机，当时俗称“达机”）、暂编第34中队一架“老霍克”（机身编号为7）和暂编第35中队的一架“可机”。
◎飞行中的日军九四式舰上爆击机
当地时间8月16日凌晨4时20分，吉泽政明率领的第一中队抵达嘉兴，此时中方只有暂编第32中队的四架“达机”和暂编第34中队的“老霍克”做好起飞准备，暂编第32中队副队长余卓元和暂编第34中队分队长杨慎贤冒着日机投弹危险强行起飞。余卓元一起飞，就遭到三架已完成投弹的日机攻击，他清楚“达机”不适合空战，所以一面利用机动动作躲避攻击，一面向长江、太湖方向飞去，试图消耗日机燃油，迫其自行退去。杨慎贤驾驶的“老霍克”起飞后迅速爬高，从后上方攻击日机。他首先开火击中吉泽政明的领队长机，日机的后座无线电台、前后座通话管均中弹损坏，另一发子弹还打中后座机枪的弹盘，日机观察员兼机枪手细川信的面部和右手受伤，细川信用左手换弹盘，对“老霍克”进行拦阻射击。日方战报称细川信击落了一架中国战斗机，应该指的就是杨慎贤所驾驶的“老霍克”。但杨慎贤并未被击落，他的座机确实被一发子弹击中了润滑油箱，幸好发动机还能继续工作，杨慎贤最终把飞机开到南京。
此时，嘉兴机场中的暂编第32中队的其它“达机”也陆续起飞。日军第一中队的三号机（来自第二小队）飞行员西胁英男中尉投弹后发现了暂编第32中队分队长黄保珊驾驶的118号“达机”，西胁从后上方用九四舰爆机头的两挺机枪射击，“达机”油箱中弹起火，飞机随即坠毁，前座的黄保珊和后座的李纪权阵亡。除118号“达机”，暂编第32中队其余“达机”全都安全疏散，而日机来袭时未能发动的暂编第35中队那架“可机”也幸运地躲过轰炸，在日机离去后起飞，经南京疏散到安庆机场。
嘉兴之战，日军第一中队的飞机有惊无险地返回“龙骧”号，飞行员声称炸中机场内的机库、厂棚还有地面上的10架中国飞机，于是被日军宣传机器吹捧为“殊勋甲”的重大胜利。虽然日本人有些夸大其辞，不过这次袭击确实导致嘉兴机场一度瘫痪，暂编第34中队飞行员哈虎文在徒步返回机场时，亲眼看见电线杆上挂有尸块和飞机残骸。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海军“加贺”号航母飞行甲板上待命的机群
被甩出去的后座机枪手
同样在8月16日，日本海军“加贺”号航母在当地时间8时出动飞机攻击江湾附近的中国军队阵地，由于前一天吃了没有战斗机护航而惨遭中国空军“修理”的亏，这一回航母特意派出由五十岚周正大尉率领的6架九○式舰上战斗机（简称“九○舰战”）掩护楠美正大尉领队的九六式舰上攻击机（简称“九六舰攻”）出击。
也是在8月16日，早上6时50分，中国军队第6大队第3中队队长孙省三率领八架“达机”挂载120磅和35磅炸弹从苏州出发，经昆山飞赴上海，准备攻击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和公大纱厂。8架“达机”分成三路，大约在7时40分抵达战区，完成轰炸后，孙省三自率三架“达机”返航，途中与返回“加贺”号航母的日本机群遭遇。日本海军中尉进藤三郎率领的九○舰战小队首先发现中方飞机，他迅速率两个双机小队实施攻击，进藤率僚机从中方机群的后上方攻击，另一个小队则兵分两路，二等航空兵曹（二空曹）重见驾机从左边攻击，三等航空兵曹（三空曹）松场从右边攻击。
中方303号“达机”率先发现日机，飞行员桂运光迅速降低高度躲避。驾驶301号机的孙省三发现日机后，也率领302号僚机下降。“达机”速度慢，遭攻击只有机动规避，间或用后座机枪还击。此时，302号机的后座观察员区辉解开安全带，向后站立在机舱内操作机枪，飞行员韩平元在急降躲避攻击时，区辉被直接抛出机舱，万幸的是，他打开了降落伞，安全降落到地面。日军战报称，看见一架“达机”的后座机枪无人操作，枪架在左右摇晃，当时还以为是机枪手被击中，倒在机舱内了。
日机反复进行了六次攻击，303号机中弹受伤，迫降沪西，飞行员桂运光和观察员黄文模受伤。进藤在后来的战报里写到，他攻击完一架“达机”后，目击该机迫降在田野中，估计就是303号机。日军另一个小队也报告称击落一架“达机”，不过301、302号机分别被击中10多发子弹后摆脱日机追击返
航，特别是孙省三驾驶的301号机在返回苏州基地途中居然还有余力击退一架日军水上侦察机的追击。据日方资料记载，当天早上，日本海军“川内”号轻巡洋舰曾起飞两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攻击孙省三的水上飞机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架。
日本水侦击落之谜
8月16日7时30分，中国空军驻扬州第5大队的15架霍克-Ⅲ战斗机由大队长丁纪徐率领，每架挂载一枚装延迟引信的500磅炸弹，准备轰炸虹口的日军兵营。一小时后，该大队抵达目标区俯冲投弹，命中目标数发，炸毁兵营一角并导致目标四周六处起火。攻击过程中，丁纪徐（座机编号V-4），第24中队队长刘粹刚（2401号机）及队员董庆翔（2407号机）在上空掩护，以防8月14日被日军水上飞机偷袭击落的悲剧重演。8月14日上午9时20分，中国空军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领本大队的19架霍克-Ⅲ，各挂一枚500磅炸弹由扬州经南通顺长江前往上海，轰炸长江口一带日舰。他们在南通江面发现日军约1 300吨的驱逐舰向长江口行进，丁纪徐首先俯冲投弹，各机依次跟进，第24中队副队长梁鸿云的2410号机命中日舰尾部，后由于台风过境，气象恶劣，加之霍克-Ⅲ没有精密导航仪表，因此丁纪徐机群到达长江口后，从1 000米高度穿云下降后没有找到目标，此时各机油料所剩不多，第5大队不得不将剩余炸弹投入江中返航。下午，第5大队由第24中队长刘粹刚率领9机再次出击，轰炸日军陆上目标，不料遭到7架日机偷袭，上午建功的梁鸿云阵亡，这是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战中殉国的首位飞行员。果然，刘粹刚发现一架日军单浮筒水上飞机企图偷袭准备投弹的霍克-Ⅲ，他在另两架飞机的掩护下爬高占位，对这架日军水上飞机实施了攻击。刘粹刚在战报中表示，他先是击毙日机后座机枪手，然后将这架日机击落在上海西北约10千米处。 第24中队队员史昌龄（2409号机）在投弹时也发现有一架日军单浮筒水上飞机企图从后上方偷袭，他立即拉高机头应战。不料，数日前损坏，刚刚修复的上水平翼突然折断，所幸队友袁葆康（2404号机）接过攻击任务，将这架日机击落于杨树浦附近。第5大队机群投弹完毕后开始返航，丁纪徐和第24中队分队长傅啸宇降落到嘉兴加油（此时遭到日本舰载机空袭的嘉兴机场已恢复运转），其余则返回扬州机场。其中，史昌龄的2409号机因为上水平翼损坏，不能飞得太快，所以落在第5大队机群后面一段距离。
◎日军鹿屋航空队指挥小队的航线图
关于这段遭遇战，日方档案记录是停泊在黄浦江虹口段的旗舰“出云”号在当地时间7时02分起飞一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简称“九五水侦”）攻击虹桥机场，8时30分遭到一架中国军机攻击，8时55分再遭两架攻击，估计应是中国空军第5大队部分霍克-Ⅲ飞机实施了攻击！不过，日军档案里没有在8月16日损失九五水侦的记录。
句容混战，有惊无险
为了减轻中国空军对上海日军施加的压力，日军加大对位于杭州、南京附近的中国空军二线机场的压制。日本时间8月16日7时40分（中国时间6时40分），鹿屋航空队飞行长新田慎一少佐率领两个小队6架九六陆攻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目标是南京东南的句容机场。8时30分（中国时间7时40分），鹿屋航空队另外一队7架九六陆攻由石川俊平大尉率领，前去轰炸南京东北面的扬州机场，途中石川俊平的座机发生故障折返，只剩下6架负责攻击扬州机场。
由于上海、南京等地仍受台风过境影响，气象条件不佳，云层很低，所以日军继续沿用前两天的战术，每架九六陆攻挂载两枚250千克陆用炸弹，在300～500米低空进行攻击。恶劣气候也令中国军队的防空预警网无法掌握来袭日机行踪，结果新田慎一率领的机群差不多快抵达时，句容机场才收到南京航空站总站长石邦藩的电话，下令驻扎机场的第17、28中队全部战机起飞，正在大家拼命启动发动机时，突然发现日机已经杀到！日军记录称，新田带领的指挥小队是在日本时间10时55分（中国时间9时55分）抵达句容，从300米低空投弹，而第一小队则在10时58分（中国时间9时58分）抵达。台湾出版的《中国空军抗日战史》记载是句容机场于当地时间10时（日本时间11时）才接到飞机起飞的命令，大约10分钟后，飞机正在开车起飞时遭到轰炸。在这里，中日双方在时间记录上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日方记录的是“看见目标、开始攻击”的时间，从看见目标到实际投弹可能还有几分钟，而中国空军可能是因为被轰炸，混乱中把时间记录晚了几分钟。
◎日本鹿屋航空队的九六陆攻机群
面对突袭，中国空军第17中队的“波音”（波音-281）战斗机因为是电启动，一按钮，发动机就可以开车了，所以全部6架飞机及时起飞。而第28中队的“老霍克”则需要地勤机械师用力转动把手“摇车”启动，所以日机临空投弹前只有两架顺利起飞。更糟糕的是，句容机场内没有预先准备掩体，四周又有铁丝网围着，躲避轰炸的机械师和来不及起飞的飞行员要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才能逃离轰炸目标区。结果，许多人的衣服都被刮破了，有些走避不及的，只好趴在地上。所幸的是，日机空袭过程中，只有机械师周世宏的左腿被日军炸弹破片击中，受了一点轻伤。
第一个起飞的是第17中队队长黄泮扬，他是美国西雅图华侨，曾在华侨举办的波特兰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同班同学还有日后的中国空军骄子陈瑞钿，毕业后，黄泮扬回国参加广东空军，因为飞行技术好，他和陈瑞钿一起被派到德国接受高级空战训练。黄泮扬驾驶1701号“波音”起飞后，转头就看见日机向句容机场的厂棚投弹。他率队爬高，转到日机后面抵近攻击。他发现日机是“双尾巴”，如果从日机编队左侧同高度逼近，日机左边的垂直尾翼正好妨碍其后座机枪手的射击，黄泮扬正是利用这个“死角”向新田慎一驾驶的领队长机的左翼开火，新田的座机当场中弹起火，坠毁在机场东北面。紧接着，黄泮扬爬高、半滚斜转到日机编队右边，向日本海军中尉渡边一夫驾驶的二号机发起攻击，击中目标的左发动机和油箱，日机中弹后喷出油雾并降低高度，拼命逃往东海。黄泮扬命令第17中队分队长黄新瑞接替自己，继续追击这架亡命的日机，黄新瑞从句容一直打到苏州附近的太湖，并且已经将其打得遍体鳞伤，不想却碰上自己的座机电池停止供电，以致无法继续射击，到手的猎物就这样逃脱了！据说，渡边一夫返回台北松山机场后，在自己的飞机上整整数出了78个弹孔。
◎中国空军第17中队队长黄泮扬
就在新田指挥小队被中国空军痛殴的时候，森千代次大尉率领的三架九六陆攻（即第一小队）赶到了句容，他们的航线比新田指挥小队更加偏东，是飞到目标以东的位置后才左转的，从东北方向以300米高度迫近句容机场。这时，大部分起飞的中国战机都在追击新田指挥小队，唯有第17中队飞行员黄子沾（他也是一名美国华侨）发现又来了一队日机，他立即通知大家提防。队长黄泮扬最先反应过来，在完成攻击前文提到的渡边一夫座机后，立即掉头返回句容机场，他发现一架日机在机场上空转弯，不知道是躲避攻击，还是第一次通场时来不及投弹后企图掉头再攻击，黄泮扬把握住机会，从后上方俯冲到日机下面，再拉高机头对准日机机腹就是一通猛射。这种攻击方法能够给飞行员较长的瞄准目标时间，因为爬高射击时，相对速度较低，射击时间也较长，不像从后上方俯冲攻击，一下子就冲过去了，而波音-281只有两挺7.92毫米机枪（绰号“小扣提”），杀伤力有限，如果不尽量争取更长的射击时间，就很难对大型飞机目标造成致命伤。再者，九六陆攻的炸弹是挂在机腹下，从下面攻击也可能会击中炸弹（1938年6月16日，黄泮扬在南雄空战中就是用这种“以下击上”的方法，引爆日军一架九六陆攻机腹下面挂载的60千克陆用炸弹，结果飞机瞬间化为火球）。经过一轮“以下击上”的射击后，黄泮扬击中日机的左发动机和油箱，引起大火，日机坠毁在句容南门西南约300米处，目击者称日机触地后发生两次大爆炸，显然是机上的250千克陆用炸弹爆炸，炸出三米深的大坑。日方记录显示，这架飞机是由一空曹松浦行雄驾驶的二号机。
◎波音-281战斗机原本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订购，1936年初运抵广州，当时全部涂成浅灰色，1936年8月广东空军加入中央空军后改为深绿色涂装
当第17中队所驾驶的波音-281战斗机大显身手之际，第 28中队的“老霍克”们也拼尽全力教训落单的日机。第28中队副队长陈瑞钿（Arthur TienChin，外号“阿陈”，于1913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1933年和其他11名优秀的华侨青
年一道志愿参加中国空军。1937年，他驾驶落伍的双翼霍克-Ⅱ战斗机击落日本先进的单翼机，人送绰号“双翼打单翼”，一生创下击落8.5架飞机的战绩。他曾一度受伤，康复后又驾驶C-46运输机飞越珠峰的“驼峰航线”，运送抗战物资。直到1997年去世，陈瑞钿才被迎入美国空军名人堂）驾驶的“老霍克”死死咬住日本海军大尉大杉忠一驾驶的九六陆攻（它系新田指挥小队的三号机）。九六陆攻投弹后速度很快，“老霍克”要追上非常吃力，没有速度上的优势，战斗机在攻击时就会很吃亏，因为双方相对速度低，战斗机有充分时间瞄准射击，轰炸机、攻击机上的机枪手也有充分的时间瞄准还击，而战斗机有速度优势，攻击时就可以快速掠过，降低被轰炸机自卫机枪打中的机会。因为“老霍克”速度慢，陈瑞钿只好硬着头皮，冒着对方猛烈的射击慢慢接近目标，使其进入自己两挺7.92毫米机枪的有效射程后才开火射击，这时双方是在近距离火并，看谁能先击中对方要害就算胜利。
混战中，日机发射的两发子弹打中“老霍克”的发动机，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飞机速度大幅下降，不过陈瑞钿是受过德国空军专业空对空射击训练的高手，在座机被击伤、两机距离开始拉开的短暂时间里把握机会，一口气向日机倾泻了58发子弹，日机电报员尾崎才治被打伤，另外机载油箱也中弹6发，严重漏油。鉴于漏油情况异常严重，要穿过南边的积雨云团返回松山基地显然相当冒险，特别是如果在云层中迷航，机上恐怕没有足够的备油可供机组去寻找地物识别位置了，大杉忠一曾一度考虑飞到上海日军占领区迫降，但经过掂量后，他决定改飞日本统治下的济州岛（今属韩国），虽然济州岛比台北近不了多少，但东海北部天气比较好，便于识别。为了降低飞行时的耗油量，大杉命令机组将所有可以拆掉的装备抛弃，以减轻飞机重量，最终在济州岛迫降。
经历了句容空战后，陈瑞钿意识到如果“老霍克”速度赶不上日本轰炸机（攻击机），那就得“跟”在敌人后面玩“火并”，要提高胜算只有加强火力。于是，当“老霍克”进厂翻修时，陈瑞钿请来美籍军械师史密斯（C.B.“Sebie”Smith），帮他在座机上加装一挺“大扣提”（12.7毫米重机枪），代替其中一挺“小扣提”（7.92毫米机枪）。史密斯照办了，不过陈瑞钿因为在9月1日被调派到广东韶关机场，所以没有机会驾驶这架火力加强版的“老霍克”，结果这架飞机随第28中队前往华北太原前线。
◎第28中队副队长陈瑞钿
据陈瑞钿回忆说，1937年10月1日，暂编第34中队的航校实习生彭周在武汉驾驶第28中队的一架“老霍克”，错误地击落第19中队的He-111轰炸机时就是飞的这架大火力“老霍克”。据记载，出事当天上午，驾驶这架“老霍克”的第28中队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汉口王家墩机场后，自己进城办事去了，中午过后，汉口传来空袭警报，王家墩机场内的飞机紧急起飞，暂编第34中队的航校实习生彭周就驾驶这架“老霍克”起飞，他误将同样在“逃警报”的第19中队He-111轰炸机当作日机击落，机上6名人员（分队长周莲如、飞行员张吉辉、机枪手唐级、钟景城及两名机械师）不幸遇难。这件事在国民党空军内部闹出轩然大波，因为第19中队的骨干是原广东空军，很多人因1936年“两广事变”被并入中央空军后感觉受到歧视和排斥，对中央空军存在很大戒心，而实习生彭周恰恰是跟随广东空军进入中央航校的，事发时才刚刚完成中级训练，没有接受过战斗、空对空射击等高级训练，能够一次攻击就击落一架大型轰炸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幸的是，彭周驾驶的就是陈瑞钿要求改装12.7毫米机枪的大火力“老霍克”，He-111轰炸机在劫难逃了。最后，彭周被军事法庭判决入狱，后来获保释后投靠汪伪空军，抗战胜利后被执行枪决。
扬州空战，你来我往
◎鹿屋航空队攻击句容机场时被击落阵亡的山内达雄中尉
鹿屋航空队的“句容攻击队”铩羽而归，由该航空队的第二、三小队组成的“扬州攻击队”又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当地时间11时左右，6架九六陆攻接近扬州，这时出击上海虹口的中国空军第5大队机群刚好准备在扬州机场降落，只有史昌龄驾驶的那架上翼受损的2409号机落在后面，最终日军“扬州攻击队”尾随史昌龄座机在11时15分抵达扬州机场上空。中国军队的防空警报网再次因多云、能见度低而且日机跟着返航的中国战机飞行，没能提前发出预警，不过日机也因云层的影响，从东边飞临扬州机场时才发现已经到达目标，这时已经来不及瞄准投弹，只能再兜一个大圈子，从机场北边通场投弹。
日机第一次飞临机场上空时，第5大队机群才刚降落不久，各机又赶忙再次启动升空，所幸的是日机也错过投弹的机会，需要绕弯子才能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第5大队副大队长马庭槐率先驾编号V-5的霍克-Ⅲ飞机迎战。日机返回时，扬州机场就像一个被打翻的蜂窝，10多架霍克-Ⅲ战斗机紧急起飞。 日军第五小队首先发现目标，他们比领队的第二小队转弯更快，率先进入机场上空投弹。中方第5大队起飞的机群来不及拦截第五小队，却和跟在后面的第二小队就撞个满怀！日机在机场内投下12枚250千克陆用炸弹，中方战报称其中7枚爆炸，将场内2508号霍克-Ⅲ飞机炸坏，但其余场内未起飞的战机则安然无恙。
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5中队队长胡庄如驾驶2501号机起飞后，向日军第二小队梅林孝次大尉驾驶的领队长机攻击，发射200多发子弹，将其击伤。第5大队副大队长马庭槐接续向受伤日机攻击，他后来报告日机坠毁在扬州东南20余千米的太华乡附近。日军记录称这架飞机中弹起火，坠毁在扬州和长江以南的位置。
当日军机群被赶走后，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5中队于下午15时15分再次出动6架霍克-Ⅲ战斗机，由副中队长董明德率领从扬州飞赴上海，其中两架负责掩护，一架挂载50千克炸弹4枚，三架挂载18千克炸弹4枚，准备轰炸上海日军兵营。16时25分抵达目标区时，机群遭到日军猛烈高射炮火射击，挂炸弹的霍克-Ⅲ从7 000英尺（约合2 135米）俯冲向日军兵营内一个方形混凝土建筑物投弹，由于能见度低，日军炮火猛烈，所以没有看清楚轰炸的结果。张慕飞驾驶的2503号霍克-Ⅲ油箱被日军炮火击中漏油，返航途中迫降在上海杨浦的远东运动场，其余五架霍克-Ⅲ则在17时30分飞回扬州基地。顺便提一下，2503号机因为严重损坏，所以没有被运回后方修理，日军地面部队在1937年9月13日占领远东运动场时，缴获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当时有外国记者拍摄照片。一个月之后，2503号机被运回东京松坂屋百货公司展示。
“加贺”载机，“中得头彩”
◎日本海军“赤城”号航母上的九○式舰上战斗机，原本是1928年波音公司卖给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的P-12战斗机，日本海军买了两架给中岛公司进行仿制，其内部结构采用英国“斗牛犬”战斗机的设计，1932年九○式改用580马力寿二改型发动机后，才获得日本海军采用，变成九○舰战
当地时间8月16日14时，日军“加贺”号航母派出九四舰爆和九六舰攻各11架，由4架九○舰战掩护下出击。由龟义行大尉率领的九四舰爆负责攻击苏州机场，由松田秀雄大尉率领的九六舰攻负责攻击昆山铁路桥，而九〇舰战机群则由中岛正大尉率领。
起飞后大约一小时，日军九四舰爆机群飞抵苏州机场，发现地面上停有三架飞机。日军战报称，日机攻击时遭到地面炮火的猛烈射击，其中包括高射速的机关炮，九四舰爆从300米高度俯冲投弹，由原辉光一空曹驾驶、南野安治中尉担任观察员的R-215号机被机关炮击中起火，该机投弹后没能拉起机头，直接栽到苏州机场里。另外，还有一架由三空曹楠元武则驾驶的R-112号九○舰战也被地面炮火击伤，勉强飞到长江口崇明岛西南岸滩迫降，日军曾派出驱逐舰搜救，但没有找到楠元武则。
这里有个细节，一座小小的苏州机场，又没有进驻很多中国军机，为什么日机攻击时会遇到如此密集的高射炮火“迎接”呢？原因是“加贺”号航母机群继8月15日出击时突遇中国军机拦截后，再次“中得头彩”，碰上中国军队游动防空的高炮部队。淞沪战役打响后，中国军队由于防空力量单薄，无法用高射武器保护所有重要设施，因此除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主要机场等重要地点外，其它铁路、公路、桥梁等设施只能用“游动防空”战术来应付，国民政府从炮兵第41团第4营第14连、炮42团第1营第1连、第3营第7连和训练队第2连抽调官兵和瑞士“苏罗通”（Solothurn）20毫米机关炮、7.92毫米高射机枪组成“京沪”、“津浦”、“平汉”、“粤汉”、“丹阳金坛”及“苏州无锡”等铁路、公路防空队，进行机动防空作战。“加贺”号航母的机群很凑巧，它们攻击苏州机场时，“苏州无锡铁公路防空队”正好在苏州，结果遭到20毫米机关炮的“迎头痛击”！
◎中国军队在抗战前向法国采购的霍奇基斯Mle1930型13.2毫米机关炮，大多部署在广州
耗尽气血，虽败犹荣
纵观8月16日的激烈空战，日军虽然蒙受严重损失，但依赖源源不断的补充，逐渐取得战场优势，上海前线的中国空军不再能一无牵挂地空袭日军地面部队，还得提防从航母起飞的日机拦截，就连自己在基地起降都得留心日机的攻击，尽管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中国空军的作战效能也大打折扣。
更致命的是，中国军队非但无法补充损失，头三天参战的航校教练机还得撤退到后方训练新飞行员。因此，“8·16”空战过后，日军开始占据飞机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军队损失一架飞机就少一架，一架飞机受伤也需要一段时间修理不能出动。日本则仗着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所以可以很快补充损失，后来日军还陆续派出新式战机参战。结果，中国军队越打越艰苦，到10月22日，中国空军原有的305架飞机仅剩下81架，而日军飞机却增至400架之多。10月26日，在上海大场的中国守军遭到150架日军飞机空袭，伤亡惨重。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大场、江湾、闸北等阵地，退守南翔一线。11月11日，上海市长宣布该市沦陷，日军12日占领上海，中国空军主力也基本消耗殆尽，唯有等待国民政府与苏联签定的援助协定重新武装。
当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后，年轻的中国空军不顾总体实力居于弱势，甫一开战便主动出击，试图配合地面部队将盘踞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赶下海，结果与占优势的日本海军航空队迎头相撞，双方在8月16日爆发了激烈空战。也正是这场由多场遭遇战组成的空中战役，成为淞沪前线制空权争夺的“分水岭”。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台湾《尖端科技》、《中国之翼》杂志和日本人山田雅洋所著的《中国的天空》一书，仅供读者参考。
总体态势
淞沪会战爆发之初，中日双方在上海战区集结的航空兵对比如下：中国空军重轰炸机6架、轻轰炸机36架、战斗机（时称驱逐机）97架、侦察机51架，共190架，随后增加到222架。日军海军航空队轰炸机80架、战斗攻击机38架、侦察机12架、运输机1架，加上日本陆军航空队独立飞行第6中队的9架侦察机，共140架，随后增加到250架。总体上，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但在淞沪战场上，中国空军在开战之初享有一定的局部兵力优势，因此双方围绕制空权的争夺就显得异常激烈。
1937年8月15日，即上海战事爆发的第三天，中日双方都派出大批战机攻击对方，中国空军集中轰炸上海的日军据点和黄浦江上的日本第3舰队军舰，日本海军航空队则忙于攻击中国空军位于杭州、南京、南昌等地的机场，因此双方没有爆发大规模空战。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攻击机损失惨重，如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驻日本九州）因缺乏战斗机护航，结果有4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简称“九六陆攻”）被击落、6架受伤，到8月16日已丧失一半的攻击能力。
与此同时，在8月14日因空袭杭州笕桥机场损失3架九六陆攻的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驻台湾）却比较走运，15日派飞机攻击南昌时没有损失，这是因为驻南昌的中国空军第28中队当天一早就被派到南京，只留下一架美制寇蒂斯霍克-Ⅱ（Curtiss HawkⅡ，俗称“老霍克”）战斗机看家。当鹿屋航空队的九六陆攻来袭时，中国飞行员梁子裘驾驶这架编号为2808的飞机紧急升空，虽然他没有击落日机，却干扰了日机队形，结果南昌重要的机库、修理厂都没有受损。
至于中国空军方面，首开击落日机纪录的第4大队是当仁不让的空战主力，除支援上海前线，还要担负首都南京的防空任务。因大队长高志航在8月15日的战斗中手臂受伤，由王天祥接任大队长的职务，不久，第4大队也因多架战机损伤，被调往河南周家口机场休整，南京及上海的防空任务由第3大队和南昌调来的第28中队负责。
喋血嘉兴机场
8月15日，日本海军第一、二航空战队的三艘航母在距离上海不远的东海马鞍群岛水域完成集结，组成“第一空袭部队”，由于当天受台风影响，第一航空战队的两艘轻型航母“凤翔”号和“龙骧”号无法起降战机，只有第一航空战队较大型的“加贺”号航母派出八九式舰上攻击机（简称“八九舰攻”）参战。到了16日，风浪没有那么大，“凤翔”号和“龙骧”号才派出飞机攻击了嘉兴、虹桥、龙华等机场和昆山铁路桥，其后又派飞机攻击了大场、江湾、浦东的中国军队阵地，为上海日军陆战队缓解压力，从“加贺”号起飞的机群也轰炸了苏州机场及南翔、江湾、昆山的中国军队阵地。
在16日的空袭行动中，来自日军“龙骧”号航母上的6架九四式舰上爆击机（实为俯冲轰炸机，简称“九四舰爆”）于当地时间凌晨3时起飞，冒雨飞向嘉兴机场。九四舰爆分为两个“三机中队”，第一中队由吉泽政明大尉率领，由第一小队的双机和第二小队的一架飞机组成，第二中队由关山卫大尉率领，每架九四舰爆翼下挂有所谓“六番”（即60千克）陆用炸弹，但在飞行途中，这两个中队却失散了，其中第二中队没有找到嘉兴机场，于是改为轰炸上海虹桥机场后返舰。
日军之所以选择攻击嘉兴机场，是因为由航校教练机、教官组成的中国空军暂编第32、34、35中队以嘉兴机场为基地，向上海日军阵地发起攻击。而在15日拂晓，“加贺”号的八九舰攻曾轰炸过嘉兴机场，将中方暂编第35中队一架V-92C可塞式侦察机（Vought V-92 Corsair，俗称“可机”）摧毁，到了当天下午，嘉兴机场又发出日机来袭的警报，鉴于形势变化，暂编第35中队奉命疏散到江苏长兴，暂编第34中队的霍克高级战斗教练机调到南京大校场机场，用于拦截多次空袭南京的日军木更津航空队。结果在16日，嘉兴机场只留下暂编第32中队的达格拉斯O-2MC教练机（Douglas O-2MC Trainer，今译道格拉斯O-2MC教练机，当时俗称“达机”）、暂编第34中队一架“老霍克”（机身编号为7）和暂编第35中队的一架“可机”。
此时，嘉兴机场中的暂编第32中队的其它“达机”也陆续起飞。日军第一中队的三号机（来自第二小队）飞行员西胁英男中尉投弹后发现了暂编第32中队分队长黄保珊驾驶的118号“达机”，西胁从后上方用九四舰爆机头的两挺机枪射击，“达机”油箱中弹起火，飞机随即坠毁，前座的黄保珊和后座的李纪权阵亡。除118号“达机”，暂编第32中队其余“达机”全都安全疏散，而日机来袭时未能发动的暂编第35中队那架“可机”也幸运地躲过轰炸，在日机离去后起飞，经南京疏散到安庆机场。
嘉兴之战，日军第一中队的飞机有惊无险地返回“龙骧”号，飞行员声称炸中机场内的机库、厂棚还有地面上的10架中国飞机，于是被日军宣传机器吹捧为“殊勋甲”的重大胜利。虽然日本人有些夸大其辞，不过这次袭击确实导致嘉兴机场一度瘫痪，暂编第34中队飞行员哈虎文在徒步返回机场时，亲眼看见电线杆上挂有尸块和飞机残骸。
被甩出去的后座机枪手
同样在8月16日，日本海军“加贺”号航母在当地时间8时出动飞机攻击江湾附近的中国军队阵地，由于前一天吃了没有战斗机护航而惨遭中国空军“修理”的亏，这一回航母特意派出由五十岚周正大尉率领的6架九○式舰上战斗机（简称“九○舰战”）掩护楠美正大尉领队的九六式舰上攻击机（简称“九六舰攻”）出击。
也是在8月16日，早上6时50分，中国军队第6大队第3中队队长孙省三率领八架“达机”挂载120磅和35磅炸弹从苏州出发，经昆山飞赴上海，准备攻击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和公大纱厂。8架“达机”分成三路，大约在7时40分抵达战区，完成轰炸后，孙省三自率三架“达机”返航，途中与返回“加贺”号航母的日本机群遭遇。日本海军中尉进藤三郎率领的九○舰战小队首先发现中方飞机，他迅速率两个双机小队实施攻击，进藤率僚机从中方机群的后上方攻击，另一个小队则兵分两路，二等航空兵曹（二空曹）重见驾机从左边攻击，三等航空兵曹（三空曹）松场从右边攻击。
中方303号“达机”率先发现日机，飞行员桂运光迅速降低高度躲避。驾驶301号机的孙省三发现日机后，也率领302号僚机下降。“达机”速度慢，遭攻击只有机动规避，间或用后座机枪还击。此时，302号机的后座观察员区辉解开安全带，向后站立在机舱内操作机枪，飞行员韩平元在急降躲避攻击时，区辉被直接抛出机舱，万幸的是，他打开了降落伞，安全降落到地面。日军战报称，看见一架“达机”的后座机枪无人操作，枪架在左右摇晃，当时还以为是机枪手被击中，倒在机舱内了。
日机反复进行了六次攻击，303号机中弹受伤，迫降沪西，飞行员桂运光和观察员黄文模受伤。进藤在后来的战报里写到，他攻击完一架“达机”后，目击该机迫降在田野中，估计就是303号机。日军另一个小队也报告称击落一架“达机”，不过301、302号机分别被击中10多发子弹后摆脱日机追击返
航，特别是孙省三驾驶的301号机在返回苏州基地途中居然还有余力击退一架日军水上侦察机的追击。据日方资料记载，当天早上，日本海军“川内”号轻巡洋舰曾起飞两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攻击孙省三的水上飞机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架。
日本水侦击落之谜
8月16日7时30分，中国空军驻扬州第5大队的15架霍克-Ⅲ战斗机由大队长丁纪徐率领，每架挂载一枚装延迟引信的500磅炸弹，准备轰炸虹口的日军兵营。一小时后，该大队抵达目标区俯冲投弹，命中目标数发，炸毁兵营一角并导致目标四周六处起火。攻击过程中，丁纪徐（座机编号V-4），第24中队队长刘粹刚（2401号机）及队员董庆翔（2407号机）在上空掩护，以防8月14日被日军水上飞机偷袭击落的悲剧重演。8月14日上午9时20分，中国空军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领本大队的19架霍克-Ⅲ，各挂一枚500磅炸弹由扬州经南通顺长江前往上海，轰炸长江口一带日舰。他们在南通江面发现日军约1 300吨的驱逐舰向长江口行进，丁纪徐首先俯冲投弹，各机依次跟进，第24中队副队长梁鸿云的2410号机命中日舰尾部，后由于台风过境，气象恶劣，加之霍克-Ⅲ没有精密导航仪表，因此丁纪徐机群到达长江口后，从1 000米高度穿云下降后没有找到目标，此时各机油料所剩不多，第5大队不得不将剩余炸弹投入江中返航。下午，第5大队由第24中队长刘粹刚率领9机再次出击，轰炸日军陆上目标，不料遭到7架日机偷袭，上午建功的梁鸿云阵亡，这是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战中殉国的首位飞行员。果然，刘粹刚发现一架日军单浮筒水上飞机企图偷袭准备投弹的霍克-Ⅲ，他在另两架飞机的掩护下爬高占位，对这架日军水上飞机实施了攻击。刘粹刚在战报中表示，他先是击毙日机后座机枪手，然后将这架日机击落在上海西北约10千米处。 第24中队队员史昌龄（2409号机）在投弹时也发现有一架日军单浮筒水上飞机企图从后上方偷袭，他立即拉高机头应战。不料，数日前损坏，刚刚修复的上水平翼突然折断，所幸队友袁葆康（2404号机）接过攻击任务，将这架日机击落于杨树浦附近。第5大队机群投弹完毕后开始返航，丁纪徐和第24中队分队长傅啸宇降落到嘉兴加油（此时遭到日本舰载机空袭的嘉兴机场已恢复运转），其余则返回扬州机场。其中，史昌龄的2409号机因为上水平翼损坏，不能飞得太快，所以落在第5大队机群后面一段距离。
关于这段遭遇战，日方档案记录是停泊在黄浦江虹口段的旗舰“出云”号在当地时间7时02分起飞一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简称“九五水侦”）攻击虹桥机场，8时30分遭到一架中国军机攻击，8时55分再遭两架攻击，估计应是中国空军第5大队部分霍克-Ⅲ飞机实施了攻击！不过，日军档案里没有在8月16日损失九五水侦的记录。
句容混战，有惊无险
为了减轻中国空军对上海日军施加的压力，日军加大对位于杭州、南京附近的中国空军二线机场的压制。日本时间8月16日7时40分（中国时间6时40分），鹿屋航空队飞行长新田慎一少佐率领两个小队6架九六陆攻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目标是南京东南的句容机场。8时30分（中国时间7时40分），鹿屋航空队另外一队7架九六陆攻由石川俊平大尉率领，前去轰炸南京东北面的扬州机场，途中石川俊平的座机发生故障折返，只剩下6架负责攻击扬州机场。
由于上海、南京等地仍受台风过境影响，气象条件不佳，云层很低，所以日军继续沿用前两天的战术，每架九六陆攻挂载两枚250千克陆用炸弹，在300～500米低空进行攻击。恶劣气候也令中国军队的防空预警网无法掌握来袭日机行踪，结果新田慎一率领的机群差不多快抵达时，句容机场才收到南京航空站总站长石邦藩的电话，下令驻扎机场的第17、28中队全部战机起飞，正在大家拼命启动发动机时，突然发现日机已经杀到！日军记录称，新田带领的指挥小队是在日本时间10时55分（中国时间9时55分）抵达句容，从300米低空投弹，而第一小队则在10时58分（中国时间9时58分）抵达。台湾出版的《中国空军抗日战史》记载是句容机场于当地时间10时（日本时间11时）才接到飞机起飞的命令，大约10分钟后，飞机正在开车起飞时遭到轰炸。在这里，中日双方在时间记录上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日方记录的是“看见目标、开始攻击”的时间，从看见目标到实际投弹可能还有几分钟，而中国空军可能是因为被轰炸，混乱中把时间记录晚了几分钟。
面对突袭，中国空军第17中队的“波音”（波音-281）战斗机因为是电启动，一按钮，发动机就可以开车了，所以全部6架飞机及时起飞。而第28中队的“老霍克”则需要地勤机械师用力转动把手“摇车”启动，所以日机临空投弹前只有两架顺利起飞。更糟糕的是，句容机场内没有预先准备掩体，四周又有铁丝网围着，躲避轰炸的机械师和来不及起飞的飞行员要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才能逃离轰炸目标区。结果，许多人的衣服都被刮破了，有些走避不及的，只好趴在地上。所幸的是，日机空袭过程中，只有机械师周世宏的左腿被日军炸弹破片击中，受了一点轻伤。
第一个起飞的是第17中队队长黄泮扬，他是美国西雅图华侨，曾在华侨举办的波特兰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同班同学还有日后的中国空军骄子陈瑞钿，毕业后，黄泮扬回国参加广东空军，因为飞行技术好，他和陈瑞钿一起被派到德国接受高级空战训练。黄泮扬驾驶1701号“波音”起飞后，转头就看见日机向句容机场的厂棚投弹。他率队爬高，转到日机后面抵近攻击。他发现日机是“双尾巴”，如果从日机编队左侧同高度逼近，日机左边的垂直尾翼正好妨碍其后座机枪手的射击，黄泮扬正是利用这个“死角”向新田慎一驾驶的领队长机的左翼开火，新田的座机当场中弹起火，坠毁在机场东北面。紧接着，黄泮扬爬高、半滚斜转到日机编队右边，向日本海军中尉渡边一夫驾驶的二号机发起攻击，击中目标的左发动机和油箱，日机中弹后喷出油雾并降低高度，拼命逃往东海。黄泮扬命令第17中队分队长黄新瑞接替自己，继续追击这架亡命的日机，黄新瑞从句容一直打到苏州附近的太湖，并且已经将其打得遍体鳞伤，不想却碰上自己的座机电池停止供电，以致无法继续射击，到手的猎物就这样逃脱了！据说，渡边一夫返回台北松山机场后，在自己的飞机上整整数出了78个弹孔。
就在新田指挥小队被中国空军痛殴的时候，森千代次大尉率领的三架九六陆攻（即第一小队）赶到了句容，他们的航线比新田指挥小队更加偏东，是飞到目标以东的位置后才左转的，从东北方向以300米高度迫近句容机场。这时，大部分起飞的中国战机都在追击新田指挥小队，唯有第17中队飞行员黄子沾（他也是一名美国华侨）发现又来了一队日机，他立即通知大家提防。队长黄泮扬最先反应过来，在完成攻击前文提到的渡边一夫座机后，立即掉头返回句容机场，他发现一架日机在机场上空转弯，不知道是躲避攻击，还是第一次通场时来不及投弹后企图掉头再攻击，黄泮扬把握住机会，从后上方俯冲到日机下面，再拉高机头对准日机机腹就是一通猛射。这种攻击方法能够给飞行员较长的瞄准目标时间，因为爬高射击时，相对速度较低，射击时间也较长，不像从后上方俯冲攻击，一下子就冲过去了，而波音-281只有两挺7.92毫米机枪（绰号“小扣提”），杀伤力有限，如果不尽量争取更长的射击时间，就很难对大型飞机目标造成致命伤。再者，九六陆攻的炸弹是挂在机腹下，从下面攻击也可能会击中炸弹（1938年6月16日，黄泮扬在南雄空战中就是用这种“以下击上”的方法，引爆日军一架九六陆攻机腹下面挂载的60千克陆用炸弹，结果飞机瞬间化为火球）。经过一轮“以下击上”的射击后，黄泮扬击中日机的左发动机和油箱，引起大火，日机坠毁在句容南门西南约300米处，目击者称日机触地后发生两次大爆炸，显然是机上的250千克陆用炸弹爆炸，炸出三米深的大坑。日方记录显示，这架飞机是由一空曹松浦行雄驾驶的二号机。
当第17中队所驾驶的波音-281战斗机大显身手之际，第 28中队的“老霍克”们也拼尽全力教训落单的日机。第28中队副队长陈瑞钿（Arthur TienChin，外号“阿陈”，于1913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1933年和其他11名优秀的华侨青
年一道志愿参加中国空军。1937年，他驾驶落伍的双翼霍克-Ⅱ战斗机击落日本先进的单翼机，人送绰号“双翼打单翼”，一生创下击落8.5架飞机的战绩。他曾一度受伤，康复后又驾驶C-46运输机飞越珠峰的“驼峰航线”，运送抗战物资。直到1997年去世，陈瑞钿才被迎入美国空军名人堂）驾驶的“老霍克”死死咬住日本海军大尉大杉忠一驾驶的九六陆攻（它系新田指挥小队的三号机）。九六陆攻投弹后速度很快，“老霍克”要追上非常吃力，没有速度上的优势，战斗机在攻击时就会很吃亏，因为双方相对速度低，战斗机有充分时间瞄准射击，轰炸机、攻击机上的机枪手也有充分的时间瞄准还击，而战斗机有速度优势，攻击时就可以快速掠过，降低被轰炸机自卫机枪打中的机会。因为“老霍克”速度慢，陈瑞钿只好硬着头皮，冒着对方猛烈的射击慢慢接近目标，使其进入自己两挺7.92毫米机枪的有效射程后才开火射击，这时双方是在近距离火并，看谁能先击中对方要害就算胜利。
混战中，日机发射的两发子弹打中“老霍克”的发动机，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飞机速度大幅下降，不过陈瑞钿是受过德国空军专业空对空射击训练的高手，在座机被击伤、两机距离开始拉开的短暂时间里把握机会，一口气向日机倾泻了58发子弹，日机电报员尾崎才治被打伤，另外机载油箱也中弹6发，严重漏油。鉴于漏油情况异常严重，要穿过南边的积雨云团返回松山基地显然相当冒险，特别是如果在云层中迷航，机上恐怕没有足够的备油可供机组去寻找地物识别位置了，大杉忠一曾一度考虑飞到上海日军占领区迫降，但经过掂量后，他决定改飞日本统治下的济州岛（今属韩国），虽然济州岛比台北近不了多少，但东海北部天气比较好，便于识别。为了降低飞行时的耗油量，大杉命令机组将所有可以拆掉的装备抛弃，以减轻飞机重量，最终在济州岛迫降。
经历了句容空战后，陈瑞钿意识到如果“老霍克”速度赶不上日本轰炸机（攻击机），那就得“跟”在敌人后面玩“火并”，要提高胜算只有加强火力。于是，当“老霍克”进厂翻修时，陈瑞钿请来美籍军械师史密斯（C.B.“Sebie”Smith），帮他在座机上加装一挺“大扣提”（12.7毫米重机枪），代替其中一挺“小扣提”（7.92毫米机枪）。史密斯照办了，不过陈瑞钿因为在9月1日被调派到广东韶关机场，所以没有机会驾驶这架火力加强版的“老霍克”，结果这架飞机随第28中队前往华北太原前线。
据陈瑞钿回忆说，1937年10月1日，暂编第34中队的航校实习生彭周在武汉驾驶第28中队的一架“老霍克”，错误地击落第19中队的He-111轰炸机时就是飞的这架大火力“老霍克”。据记载，出事当天上午，驾驶这架“老霍克”的第28中队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汉口王家墩机场后，自己进城办事去了，中午过后，汉口传来空袭警报，王家墩机场内的飞机紧急起飞，暂编第34中队的航校实习生彭周就驾驶这架“老霍克”起飞，他误将同样在“逃警报”的第19中队He-111轰炸机当作日机击落，机上6名人员（分队长周莲如、飞行员张吉辉、机枪手唐级、钟景城及两名机械师）不幸遇难。这件事在国民党空军内部闹出轩然大波，因为第19中队的骨干是原广东空军，很多人因1936年“两广事变”被并入中央空军后感觉受到歧视和排斥，对中央空军存在很大戒心，而实习生彭周恰恰是跟随广东空军进入中央航校的，事发时才刚刚完成中级训练，没有接受过战斗、空对空射击等高级训练，能够一次攻击就击落一架大型轰炸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幸的是，彭周驾驶的就是陈瑞钿要求改装12.7毫米机枪的大火力“老霍克”，He-111轰炸机在劫难逃了。最后，彭周被军事法庭判决入狱，后来获保释后投靠汪伪空军，抗战胜利后被执行枪决。
扬州空战，你来我往
鹿屋航空队的“句容攻击队”铩羽而归，由该航空队的第二、三小队组成的“扬州攻击队”又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当地时间11时左右，6架九六陆攻接近扬州，这时出击上海虹口的中国空军第5大队机群刚好准备在扬州机场降落，只有史昌龄驾驶的那架上翼受损的2409号机落在后面，最终日军“扬州攻击队”尾随史昌龄座机在11时15分抵达扬州机场上空。中国军队的防空警报网再次因多云、能见度低而且日机跟着返航的中国战机飞行，没能提前发出预警，不过日机也因云层的影响，从东边飞临扬州机场时才发现已经到达目标，这时已经来不及瞄准投弹，只能再兜一个大圈子，从机场北边通场投弹。
日机第一次飞临机场上空时，第5大队机群才刚降落不久，各机又赶忙再次启动升空，所幸的是日机也错过投弹的机会，需要绕弯子才能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第5大队副大队长马庭槐率先驾编号V-5的霍克-Ⅲ飞机迎战。日机返回时，扬州机场就像一个被打翻的蜂窝，10多架霍克-Ⅲ战斗机紧急起飞。 日军第五小队首先发现目标，他们比领队的第二小队转弯更快，率先进入机场上空投弹。中方第5大队起飞的机群来不及拦截第五小队，却和跟在后面的第二小队就撞个满怀！日机在机场内投下12枚250千克陆用炸弹，中方战报称其中7枚爆炸，将场内2508号霍克-Ⅲ飞机炸坏，但其余场内未起飞的战机则安然无恙。
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5中队队长胡庄如驾驶2501号机起飞后，向日军第二小队梅林孝次大尉驾驶的领队长机攻击，发射200多发子弹，将其击伤。第5大队副大队长马庭槐接续向受伤日机攻击，他后来报告日机坠毁在扬州东南20余千米的太华乡附近。日军记录称这架飞机中弹起火，坠毁在扬州和长江以南的位置。
当日军机群被赶走后，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5中队于下午15时15分再次出动6架霍克-Ⅲ战斗机，由副中队长董明德率领从扬州飞赴上海，其中两架负责掩护，一架挂载50千克炸弹4枚，三架挂载18千克炸弹4枚，准备轰炸上海日军兵营。16时25分抵达目标区时，机群遭到日军猛烈高射炮火射击，挂炸弹的霍克-Ⅲ从7 000英尺（约合2 135米）俯冲向日军兵营内一个方形混凝土建筑物投弹，由于能见度低，日军炮火猛烈，所以没有看清楚轰炸的结果。张慕飞驾驶的2503号霍克-Ⅲ油箱被日军炮火击中漏油，返航途中迫降在上海杨浦的远东运动场，其余五架霍克-Ⅲ则在17时30分飞回扬州基地。顺便提一下，2503号机因为严重损坏，所以没有被运回后方修理，日军地面部队在1937年9月13日占领远东运动场时，缴获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当时有外国记者拍摄照片。一个月之后，2503号机被运回东京松坂屋百货公司展示。
“加贺”载机，“中得头彩”
当地时间8月16日14时，日军“加贺”号航母派出九四舰爆和九六舰攻各11架，由4架九○舰战掩护下出击。由龟义行大尉率领的九四舰爆负责攻击苏州机场，由松田秀雄大尉率领的九六舰攻负责攻击昆山铁路桥，而九〇舰战机群则由中岛正大尉率领。
起飞后大约一小时，日军九四舰爆机群飞抵苏州机场，发现地面上停有三架飞机。日军战报称，日机攻击时遭到地面炮火的猛烈射击，其中包括高射速的机关炮，九四舰爆从300米高度俯冲投弹，由原辉光一空曹驾驶、南野安治中尉担任观察员的R-215号机被机关炮击中起火，该机投弹后没能拉起机头，直接栽到苏州机场里。另外，还有一架由三空曹楠元武则驾驶的R-112号九○舰战也被地面炮火击伤，勉强飞到长江口崇明岛西南岸滩迫降，日军曾派出驱逐舰搜救，但没有找到楠元武则。
这里有个细节，一座小小的苏州机场，又没有进驻很多中国军机，为什么日机攻击时会遇到如此密集的高射炮火“迎接”呢？原因是“加贺”号航母机群继8月15日出击时突遇中国军机拦截后，再次“中得头彩”，碰上中国军队游动防空的高炮部队。淞沪战役打响后，中国军队由于防空力量单薄，无法用高射武器保护所有重要设施，因此除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主要机场等重要地点外，其它铁路、公路、桥梁等设施只能用“游动防空”战术来应付，国民政府从炮兵第41团第4营第14连、炮42团第1营第1连、第3营第7连和训练队第2连抽调官兵和瑞士“苏罗通”（Solothurn）20毫米机关炮、7.92毫米高射机枪组成“京沪”、“津浦”、“平汉”、“粤汉”、“丹阳金坛”及“苏州无锡”等铁路、公路防空队，进行机动防空作战。“加贺”号航母的机群很凑巧，它们攻击苏州机场时，“苏州无锡铁公路防空队”正好在苏州，结果遭到20毫米机关炮的“迎头痛击”！
耗尽气血，虽败犹荣
纵观8月16日的激烈空战，日军虽然蒙受严重损失，但依赖源源不断的补充，逐渐取得战场优势，上海前线的中国空军不再能一无牵挂地空袭日军地面部队，还得提防从航母起飞的日机拦截，就连自己在基地起降都得留心日机的攻击，尽管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中国空军的作战效能也大打折扣。
更致命的是，中国军队非但无法补充损失，头三天参战的航校教练机还得撤退到后方训练新飞行员。因此，“8·16”空战过后，日军开始占据飞机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军队损失一架飞机就少一架，一架飞机受伤也需要一段时间修理不能出动。日本则仗着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所以可以很快补充损失，后来日军还陆续派出新式战机参战。结果，中国军队越打越艰苦，到10月22日，中国空军原有的305架飞机仅剩下81架，而日军飞机却增至400架之多。10月26日，在上海大场的中国守军遭到150架日军飞机空袭，伤亡惨重。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大场、江湾、闸北等阵地，退守南翔一线。11月11日，上海市长宣布该市沦陷，日军12日占领上海，中国空军主力也基本消耗殆尽，唯有等待国民政府与苏联签定的援助协定重新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