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钟友循《20世纪中国文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感觉耳目一新。此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收入作者多年来对当代军旅诗派、归来诗派、七月诗派、九月诗派、朦胧诗派及艾青、穆旦、绿原、北岛和后期自由诗派以及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的研究论文数十篇。作者视野开阔，文笔流畅，论文多从文化学、社会学角度审视问题，从纷纭万状的文学现象中滤漏出自我独到之见。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娓娓而谈，收放自如，显现出一个思想活跃、知识广博、善于洞幽烛微、秉性刚正不阿的文人学者之文学涵养、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
　　钟友循在《论稿》中表示，“在近年来对湖湘文化现实的关注与湖湘文化传统的审视中”，“说实话这十年来我在关注和审察湖南文学今天的每一个步履”。确实如此，在湖南的批评家群体中，钟友循也许是最为关心湖湘文化和湖南文学发展的批评家之一。他总是以热切深邃的目光，反思湖南文学的过去，正视湖南文学的现在，而且常常畅想湖南文学的未来。在对湖南文学的审视中，他的文化忧患意识鲜明地体现在《论稿》的字里行间。如在《(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一文中，作者认为《沧浪之水》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要么讲邪理，要么不讲理，是湘人行为中最突出的文化特征，讲邪理成了一门最新的“学问”，作者称之为“湖湘厚黑学”。“‘厚黑学’业已实实在在地社会化、民间化了，它决不再仅仅只是书市中触目可见的罂粟花，或极少数品行不端床头枕边的教科书，而是已经相当深入地普及到了属于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群当中。”这与其说是作者的骤然猛醒，更不如说是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引发出的对人性普遍沉沦的忧虑!在《(沧浪之水)及其接受效应》一文中，面对市场一片叫好的《沧浪之水》，作者也发出了不同的忧虑之声。他认为《沧浪之水》的创作主体在观念上存在某些“不经意”的误区，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要性；二是给放弃操守的“官场知识分子”以无限多的“同情的理解”，是不是很对头?三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性的同化力量过于极端化、绝对化，是不是很科学?指出这些问题“假如认识不清或表述不周的话，就容易给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读’留下相对消极操作的运行空间，从而反过来遮蔽或削弱自己创作意图与人文立场的表达及其所应有的力度”。此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沧浪之水》面市后，主人公池大为立即成为现在年轻一代湖湘人的“典型性格”的活标本，被引为榜样和楷模的原因了。作者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在这种深深忧虑中我们看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智慧一脉相承下来的精神火花。
　　对湖南文学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作者往往是先从历史或现象的最初形成状态去溯源，作“文化寻根”式挖掘和探寻，这是作者在探讨湖湘文学问题时一个突出的特点。如在《新时期湖南小说的乡土情结(二)》一文中，作者论及小说创作的乡土眷恋时，把“文学湘军”的第一代、第二代作了纵向审视，找寻出“文学湘军”第一代的小说创作最为可贵的文化品格——上承湖湘文化历史传统的精神血脉，真切表现湖湘人在“当代”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而其艺术运作本身，又喷发出清新可人的人文气息和瑰丽浪漫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态度和艺术情调在“文学湘军”的第二代那里作为其精神主脉得以继承，而其乡土眷恋的情感和精神表现，又较第一代具有沉潜和复杂的特质与内涵。这种文化考古使我们能够清晰辨析出乡土文学的精神线索和文化母题。又如在《文学的缺失还是文化的缺失》一文中，作者从湖湘文化已有的耀人的精神成果归纳出“湖湘人”共同的精神文化特征后，找寻湖湘人没有出现文化巨人的原因，结果作者在文化的纵横审视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其在三方面的缺失：一是湖湘人的某些精神文化特征雷同；二是其创作中缺乏一种本应属于作家本人艺术家品格之要素的内在的、强烈的内心激动；三是湖南小说的乡土情感，“惊人地和谐统一完整鲜明的美学气氛”中，缺乏思想深刻性、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高境界大眼光史诗品格等大气的东西。作者的眼光是十分犀利的，而他之所以深入和执着地发掘湖湘文化中的缺失和负面因素，也是为了告诫三湘子弟不要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绩，他所期待的是湖湘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璀灿的未来。
　　钟友循的文学批评能在众声称好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这自然与他广博、深厚的知识积淀分不开，更主要的是他的感性牢守着耿直的底线，抱执着对精神、文化、社会、生活高度负责的态度，褒贬时事，陈述利害，以期“恶性”不再循环，“良性”更良性地发展。如《周立波论》中，作者充分肯定了周立波作为革命文学代表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纵向比较他的《山乡巨变》比前期的《暴风骤雨》在创作美学理想上的明显进步，同时毫不讳言地指出其艺术上的“美”大大高过它应有的思想价值，他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有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受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也有其本人创作艺术上的弱点和短处。在《论新时期湖南小说的乡土情结(二)》中，钟友循针对90年代乡土文学面对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选择用众声喧哗来取代百家争鸣的文化策略，以“湖湘人”的痛心严肃地批评道：“我们失落了不该失落的东西，那就是文化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人文精神、终极关怀，或日文化关怀与社会关怀”。在《湖湘文化与湖南文艺：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作者谈到省会长沙表现出来的所谓“引导文化新潮流”的典型都市文化，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利用其牢牢掌握的最有威力的现代大众传媒——电视，无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和尖锐谴责，一意孤行，狂轰滥炸，愚化民众，煽起非理性、无文化的观众层的狂热，已到了无节制的为所欲为的地步”。其负面的影响是“几乎已以压倒的优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销蚀着精英文化、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主流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在《(沧浪之水)及其接受效应》文中，作者对他一直关注和首肯的精英学者作家阎真的力作《沧浪之水》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话语虽较委婉，却仍不失批评的锋芒。他大段引用阎真在其创作自述中的内心剖白，与外界评论中对小说主人公池大为放弃“操守”的几种辩护相对照，指出阎真创作与接受之间在思想底蕴和精神倾向上已产生了非期望的微妙反差——比如阎真主张坚守，解读者却主张放弃；阎真说自己“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凉”，解读者却分明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等。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显示出了《论稿》厚重的思想价值。
　　文学评论要坚持自己的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固持己见，或褒或贬应有理有据，更应有节——这就是要一分为二站在一定高度辩证地看问题。钟友循《论稿》中的辩证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逻辑力量的。如《论新时期湖南小说的乡土情结(二)》一文中陈述20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在其小说创作中产生的精神惆怅、文化困惑是感性的、诗意的、情绪性的，其艺术运作较注重对“楚文化”的单向度的挖掘和探寻，与当时炽热的现实生活 保持较大的审美距离。而90年代的“文学湘军”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偏向”有所调整和“矫正”，作者认为“是值得给予肯定的。但我现在当然还不能说，第二代‘文学湘军’已经在‘纯艺术’的层面上，达到了第一代‘文学湘军’所业已达到了的那种成熟和较完美的水准”。作者在肯定中把握分寸，在批评中又予以鼓励，使其价值判断极为清楚。又如在《湖湘文化与湖南文艺：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作者严厉批评“都市俗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后，又冷静地评判其兴风作浪“也不无其‘正当’理由……至少它能不断地向人们提供新鲜的东西，以满足现代市民的特殊的求‘知’欲”，又说“不能不承认，它完全可以为我们从事积极、健康的湖湘文化与湖南文艺建设，提供正面的启示”。在《姜贻斌论(二)》中，作者对姜贻斌的小说创作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如对元八生存环境的表现与挖掘更深入、全面些，作品的实际意蕴就可能是变表现美为表现丑，作者说“或许反会使姜贻斌的小说在思想分量上显得更为厚重”。在《<沧浪之水>与湖湘社区人格》一文中，作者说《沧浪之水》中所有湖湘人，仍保留着儒家文化的某些核心观念，如“仁者爱人”，但他们是首先爱己，在不妨害、阻碍爱己的情况下，他们的确还是或可能是爱人的。如今的湖湘人，是不再肯“灭人欲”了，但一定要“存天理”。之后作者说明道：“不能说上述种种，就是湖湘社区人格的全部。严格地看，它们充其量只是其中的或一侧面。”作者不因小说中的典型性而否认生活中存在的非典型的类群，也可见其能坚持科学辩证地看待人事。这种深邃的洞察力无疑是建立在科学、辩证的思维基础上，而一分为二、知人论世恰恰是一位批评家的十分重要的素质。
　　作者在批评中很擅长适时根据评论对象的不同文格变换笔调，或叙述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疏密相间，急缓有致，有时是温情脉脉地缓缓描述，有时是慷慨激昂地冷峻陈，使得《论稿》篇篇都有看点，似苏州园林，每处皆景，皆不雷同。《论稿》多处流淌着一种诗意，成为一种美的存在，使读者快乐地享受着作者艺术与审美再造带给心灵的欢愉。如写建国初期军旅诗派一章，作者从文学角度阐明诗的艺术品格和美学风采，写得诗情画意、生动感性。文中写到：“当代军旅诗歌，是一个奇葩争妍、五彩缤纷的百花园……捧读这些作品，我们不但会立即被诗人们热爱军旅生活、忠于祖国人民的纯洁美好心地所感动，而且将深深地受到它美丽诗情的濡染，久久地沉醉在其庄严、和谐、优美的艺术气氛之中。”然后分庄严、和谐、优美三种艺术气氛解读军旅诗有如琴瑟齐鸣，箫笛流韵般具时代特色但又新鲜独异的艺术风范。通过采撷代表诗人李瑛、公刘、白桦诗歌园里最鲜嫩欲滴的花朵来赏评军旅诗歌的明媚春光，又对诗人们的抒情个性差异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在写军旅诗人笔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主题时，作者引用了李瑛的《雨》，便因“诗”生情地评述起来：“以飘飘洒洒的细雨作为主要意象，从雨中景物引出昧、视、听觉的印象，然后在雨声滴答中进入回忆、联想、缅念、猜测、幻觉，最后抽出理性意念，强化幻觉的逼真感，表达主题思想。在想象与联想的纷纭中，构筑起特定的精神心理情境，无限制地加大诗作原有的时空感……这首小诗，虽然命意单纯，但仍然能借助构思的新颖与巧妙，意境的优美与清新，笔调的细腻与轻盈，使心象与物象的叠合天衣无缝，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水乳无间，人与自然，心与物达到空前和谐的默契，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当作者侧重从抒情主体人格状态角度来阐明归来诗派诗歌的美质与价值，以及九叶诗派“感伤的诗”的独特情怀时，这种美学气氛同样存在。这种注重诗意美的文笔与格调，使得我们在阅读钟友循的《论稿》时，享受着一种心灵的充盈。作者思辨的魅力、纵横捭阖的手笔，为湖南学术界贡献了一本难得的学术理性与文学感性相结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