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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伊拉克举行了议会选举,这是该国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也是2003年战争后的第四次正式议会选举。尽管少量选票已被宣布作废,同时存在对部分乃至全部选票重新计票的可能,但新一届议会的大体格局已浮出水面。由于排名第一的政党所获议席远未达半数,政府组阁之路不太可能平坦。此外,此次选举从投票率到结果都有出人意料之处,反映出伊拉克选举政治的弊端与民众对现状的深度失望。
伊拉克议会有329个议席,此次有近7000名候选人代表超80个集团(含政党与政党联盟)参选。选前最被看好的是总理阿巴迪和什叶派民兵领导人阿米里,前者有打赢反恐战争、遏制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政绩加持,后者则因在反击“伊斯兰国”中保护什叶派平民而赢得拥护。然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第一集团中,什叶派教士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盟”赢得54个议席,以黑马姿态排名第一;阿米里率领的“法塔赫联盟”以47席排名第二;阿巴迪赢了战争却“输”了选举,其率领的“胜利联盟”以42席居第三。在第二集团中,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党团“法治国家联盟”与库尔德民主党均获25席,亲逊尼派的世俗主义集团“国家联盟”获21席。此外,其他集团均未超过20席。
从结果来看,本次选举有几点值得一提。一是,领先者优势不足。这次选举最大赢家无疑是萨德尔阵营,所获议席比上次选举增加了20个,但尚不足半数议席的三分之一,也只比第二和第三名分别多7席和12席。相比之下,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排名第一的“法治国家联盟”获得了92席,相比第二和第三名的优势也较大,因此在组阁时的地位就有利得多。而萨德尔阵营是典型的“首者不强”,甚至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伊拉克名单”(逊尼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名单”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议席,但因优势不大,反被其他政党联手排除在政府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加之萨德尔本人没有参选,不能成为议员,也没有担任总理或部长的资格,有分析指出他或许会愿意与阿巴迪联手组阁,由在国际上颇有声望的阿巴迪连任总理。
二是,阵营界线有松动但没有消失。伊拉克政党传统上依据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教派民族属性站队,但近年来三大阵营内斗均在激化。例如在什叶派中,此次选举“法治国家联盟”所获议席从上次的92席跳水到25席,主要就是因为原重要成员阿巴迪与党首马利基不和,出走另立新党。在库尔德人中,库尔德民主党强行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中央政府军事报复,而库尔德爱国联盟未作抵抗就将其守卫的要地基尔库克拱手让与中央政府,被库尔德民主党斥为叛徒。在逊尼派中,也同样充斥着反目成仇与党内分裂。三大阵营内部分化、碎片化加剧,催生了此次选举中一些跨教派和意识形态的合作,像萨德尔就选择与伊拉克共产党联合参选,但这种联合本身就颇为脆弱:萨德尔家族作为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的代表,曾长期将共产主义和伊共视为重大威胁。事实上,如果将本次选举后的议席按亲什叶派、逊尼派(含部分亲逊尼派的世俗主义者)和库尔德人的标准分类,三方占比大概是59%、21%和18%,与其在伊拉克人口中的占比相当接近,可见不管三方内斗如何演进,各阵营间的界线仍然存在。
三是,亲美国和亲伊朗的势力暂时难分高下。美国和伊朗是对伊拉克内政影响最大的国家。传统上,伊拉克什叶派因为共同的教派联系而亲近伊朗,而库尔德人是美国长期的铁杆盟友,逊尼派则有的亲美有的亲伊朗。但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更加复杂,例如仅在什叶派内部,就至少存在三種立场。阿米里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相对与伊朗亲厚。阿巴迪一直主张在美国与伊朗间保持平衡,但在反恐和经济方面更依赖美国,他本人也是美国和西方最中意的伊拉克下届总理人选。萨德尔尽管以2003年后组织什叶派民兵武装反美成名,也曾在伊朗学习宗教,但近年来屡屡批评伊朗干预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内政,去年还曾出访沙特、阿联酋,遂被伊朗视为眼中钉。此次萨德尔阵营胜出,对他曾血战美军记忆犹新的西方媒体担忧他反美,而据传伊朗则在幕后联络各党,试图把萨德尔的势力排除在政府之外。可以说,包括“行走者联盟”在内的伊拉克多数大党很难完全倒向美国或伊朗,特别是在近年来伊拉克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对外来干涉日益反感的背景下。
此次选举也反映出当前伊拉克政治的若干突出特征。一是,民众对现状不满加剧,部分人转而寄希望于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坛新面孔。2003年后伊拉克尽管建立了民主政治,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得到迅速开发,但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升,国家在地区与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与其说是伊拉克困境的原因,不如说是其教派对立、政府失能、外国干涉等痼疾的结果。2015年8月,就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如火如荼之际,伊拉克却因缺电引爆了大规模游行,阿巴迪政府在压力之下宣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但喧嚣一时的政改最终基本上未走出纸面,民众对变革也从期待转向失望。这突出表现为此次选举创下了历史新低的投票率。在选举前,由于全国安全形势整体良好,又正值反恐战争胜利与战后重建开局的关键节点,舆论曾对投票率有较乐观的估计,然而最终只有44.5%的选民参加投票,远低于上次的62%,与超70%的历史峰值更是无法相比。伊拉克政府官员将其归咎于民众不熟悉新的身份识别与电子投票系统,但分析普遍认为多数人缺席是因为不相信选举能改善国家腐败盛行、经济凋敝的现状,也就是说多数民众对2003年后体制产生了不满与怀疑。
这种幻灭或许是萨德尔阵营能够胜出的最重要动因。萨德尔靠武装反美和街头政治起家,在投票率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他却能凭借在草根和基层的超强号召力发动更多支持者前去投票。同时,萨德尔的政党也有着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善于把握和利用选民情绪。尽管在上次选举后,萨德尔麾下的政党联盟是议会第二大党,且成员中有包括副总理在内的高官卷入贪腐丑闻,但萨德尔在2016年以推动改革和反腐为旗帜,鼓动支持者闯入巴格达绿区,冲击议会大厦甚至追打议员,进行了一波身在庙堂反庙堂的权谋操作。与全球所有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类似,有伊拉克人觉得既然其他人都失败了,那就不如让“捣乱者”萨德尔来试试看。此外,萨德尔的激进选战策略也收到效果,他禁止麾下所有34名现任议员争取连任,全部代之以新的候选人,最大程度上克服了选民的审美疲劳。
二是,伊拉克选举政治的一些弊病日益突出。2003年后伊拉克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全部议席按人口数量分配到全国18个省,其中四分之一议席必须由女性获得,九个议席分配给基督徒、雅兹迪人等少数族群,各政党则依据在各省的得票数量分配议席。这种大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本身就有利于小党,而且伊拉克又没有像土耳其那样设置政党必须在全国得票超过10%才能进入议会的门槛,这样一来,任何政党只要在单一省份获得很少的选票,都有可能进入全国议会,这就给大量小党提供了生存空间。党派林立又造成议会立法和议事效率低下,既无法带来急需的变革,又无法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约束,导致资源分配等权力向政府高度集中。伊拉克每次选举结束后的组阁之所以耗时长久,部分原因就是各党都希望挤进政府、掌控具体政府部门,而不是做影响力有限的反对党。此外,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深入、充分的政策辩论,各个政党联盟基本都只有口号而无纲领,有目标而无落实,结果选民在投票时即便想运用理智,但最终也只能靠情绪“盲投”。
选举政治对伊拉克而言,是从外部引种的娇贵植物,短时间内开花不易,扎根就更难了。而照猫画虎、只会形式不仅很难解决问题,有时反而会成为问题本身。此次伊拉克议会选举无论谁是最后的赢家,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本身只怕并不在其列。
(成稿于6月6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值得一提的几个特点
伊拉克议会有329个议席,此次有近7000名候选人代表超80个集团(含政党与政党联盟)参选。选前最被看好的是总理阿巴迪和什叶派民兵领导人阿米里,前者有打赢反恐战争、遏制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政绩加持,后者则因在反击“伊斯兰国”中保护什叶派平民而赢得拥护。然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第一集团中,什叶派教士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盟”赢得54个议席,以黑马姿态排名第一;阿米里率领的“法塔赫联盟”以47席排名第二;阿巴迪赢了战争却“输”了选举,其率领的“胜利联盟”以42席居第三。在第二集团中,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党团“法治国家联盟”与库尔德民主党均获25席,亲逊尼派的世俗主义集团“国家联盟”获21席。此外,其他集团均未超过20席。
从结果来看,本次选举有几点值得一提。一是,领先者优势不足。这次选举最大赢家无疑是萨德尔阵营,所获议席比上次选举增加了20个,但尚不足半数议席的三分之一,也只比第二和第三名分别多7席和12席。相比之下,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排名第一的“法治国家联盟”获得了92席,相比第二和第三名的优势也较大,因此在组阁时的地位就有利得多。而萨德尔阵营是典型的“首者不强”,甚至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伊拉克名单”(逊尼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名单”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议席,但因优势不大,反被其他政党联手排除在政府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加之萨德尔本人没有参选,不能成为议员,也没有担任总理或部长的资格,有分析指出他或许会愿意与阿巴迪联手组阁,由在国际上颇有声望的阿巴迪连任总理。
二是,阵营界线有松动但没有消失。伊拉克政党传统上依据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教派民族属性站队,但近年来三大阵营内斗均在激化。例如在什叶派中,此次选举“法治国家联盟”所获议席从上次的92席跳水到25席,主要就是因为原重要成员阿巴迪与党首马利基不和,出走另立新党。在库尔德人中,库尔德民主党强行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中央政府军事报复,而库尔德爱国联盟未作抵抗就将其守卫的要地基尔库克拱手让与中央政府,被库尔德民主党斥为叛徒。在逊尼派中,也同样充斥着反目成仇与党内分裂。三大阵营内部分化、碎片化加剧,催生了此次选举中一些跨教派和意识形态的合作,像萨德尔就选择与伊拉克共产党联合参选,但这种联合本身就颇为脆弱:萨德尔家族作为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的代表,曾长期将共产主义和伊共视为重大威胁。事实上,如果将本次选举后的议席按亲什叶派、逊尼派(含部分亲逊尼派的世俗主义者)和库尔德人的标准分类,三方占比大概是59%、21%和18%,与其在伊拉克人口中的占比相当接近,可见不管三方内斗如何演进,各阵营间的界线仍然存在。
三是,亲美国和亲伊朗的势力暂时难分高下。美国和伊朗是对伊拉克内政影响最大的国家。传统上,伊拉克什叶派因为共同的教派联系而亲近伊朗,而库尔德人是美国长期的铁杆盟友,逊尼派则有的亲美有的亲伊朗。但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更加复杂,例如仅在什叶派内部,就至少存在三種立场。阿米里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相对与伊朗亲厚。阿巴迪一直主张在美国与伊朗间保持平衡,但在反恐和经济方面更依赖美国,他本人也是美国和西方最中意的伊拉克下届总理人选。萨德尔尽管以2003年后组织什叶派民兵武装反美成名,也曾在伊朗学习宗教,但近年来屡屡批评伊朗干预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内政,去年还曾出访沙特、阿联酋,遂被伊朗视为眼中钉。此次萨德尔阵营胜出,对他曾血战美军记忆犹新的西方媒体担忧他反美,而据传伊朗则在幕后联络各党,试图把萨德尔的势力排除在政府之外。可以说,包括“行走者联盟”在内的伊拉克多数大党很难完全倒向美国或伊朗,特别是在近年来伊拉克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对外来干涉日益反感的背景下。
民意不满与制度困境
此次选举也反映出当前伊拉克政治的若干突出特征。一是,民众对现状不满加剧,部分人转而寄希望于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坛新面孔。2003年后伊拉克尽管建立了民主政治,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得到迅速开发,但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升,国家在地区与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与其说是伊拉克困境的原因,不如说是其教派对立、政府失能、外国干涉等痼疾的结果。2015年8月,就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如火如荼之际,伊拉克却因缺电引爆了大规模游行,阿巴迪政府在压力之下宣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但喧嚣一时的政改最终基本上未走出纸面,民众对变革也从期待转向失望。这突出表现为此次选举创下了历史新低的投票率。在选举前,由于全国安全形势整体良好,又正值反恐战争胜利与战后重建开局的关键节点,舆论曾对投票率有较乐观的估计,然而最终只有44.5%的选民参加投票,远低于上次的62%,与超70%的历史峰值更是无法相比。伊拉克政府官员将其归咎于民众不熟悉新的身份识别与电子投票系统,但分析普遍认为多数人缺席是因为不相信选举能改善国家腐败盛行、经济凋敝的现状,也就是说多数民众对2003年后体制产生了不满与怀疑。
这种幻灭或许是萨德尔阵营能够胜出的最重要动因。萨德尔靠武装反美和街头政治起家,在投票率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他却能凭借在草根和基层的超强号召力发动更多支持者前去投票。同时,萨德尔的政党也有着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善于把握和利用选民情绪。尽管在上次选举后,萨德尔麾下的政党联盟是议会第二大党,且成员中有包括副总理在内的高官卷入贪腐丑闻,但萨德尔在2016年以推动改革和反腐为旗帜,鼓动支持者闯入巴格达绿区,冲击议会大厦甚至追打议员,进行了一波身在庙堂反庙堂的权谋操作。与全球所有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类似,有伊拉克人觉得既然其他人都失败了,那就不如让“捣乱者”萨德尔来试试看。此外,萨德尔的激进选战策略也收到效果,他禁止麾下所有34名现任议员争取连任,全部代之以新的候选人,最大程度上克服了选民的审美疲劳。
二是,伊拉克选举政治的一些弊病日益突出。2003年后伊拉克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全部议席按人口数量分配到全国18个省,其中四分之一议席必须由女性获得,九个议席分配给基督徒、雅兹迪人等少数族群,各政党则依据在各省的得票数量分配议席。这种大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本身就有利于小党,而且伊拉克又没有像土耳其那样设置政党必须在全国得票超过10%才能进入议会的门槛,这样一来,任何政党只要在单一省份获得很少的选票,都有可能进入全国议会,这就给大量小党提供了生存空间。党派林立又造成议会立法和议事效率低下,既无法带来急需的变革,又无法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约束,导致资源分配等权力向政府高度集中。伊拉克每次选举结束后的组阁之所以耗时长久,部分原因就是各党都希望挤进政府、掌控具体政府部门,而不是做影响力有限的反对党。此外,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深入、充分的政策辩论,各个政党联盟基本都只有口号而无纲领,有目标而无落实,结果选民在投票时即便想运用理智,但最终也只能靠情绪“盲投”。
选举政治对伊拉克而言,是从外部引种的娇贵植物,短时间内开花不易,扎根就更难了。而照猫画虎、只会形式不仅很难解决问题,有时反而会成为问题本身。此次伊拉克议会选举无论谁是最后的赢家,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本身只怕并不在其列。
(成稿于6月6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