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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间学会维吾尔语。1978年调至北京市作协。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是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即便是做了近8年的编辑记者，接触采访过一打的文化艺术界名人，然而能够近距离地与王蒙先生见一见面、聊一聊天，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幸事。
王蒙把见面的地点定在了衡山宾馆，这在我看来真是一个美妙的选择：“永不拓宽”的衡山路上沿途点缀着的各色老式洋楼影影绰绰地掩映于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后，这一切固然是“美”的；但更“妙”的巧合则是，衡山宾馆建于1934年，正好与王蒙同岁。所以，当王蒙先生身着月白色绸缎立领短衫在衡山宾馆古典雅致的会客厅里微笑落座时，那种气度与气氛的契合感让人不能不感慨，岁月的损耗与时间的沉淀，有的时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泄“天机”：非常政治，非常文学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来自王蒙为自己6月推出的新书《中国天机》所写的序。有别于他以往为读者熟知的文学作品，也有别于他近年来解读老子、庄子的“王氏感悟”，王蒙的新书以回忆录的写法，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诠释。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部“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王蒙在文坛的活跃度与他的年龄成正比——越老越活跃。在前不久举行的第22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年近80的王蒙不仅作为形象大使积极地参与宣传，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天机》。在这本书的红封面、白腰封之上赫然有一行黑色的粗体字：“我要跟你讲政治”——这样的高调，简直让人想不侧目都难。新书以“天机”命名，王蒙表示，是因为希望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维，从人性、生活、实实在在老百姓眼光的一维，从世界大势和中国发展大势的一维，这三个维度来解读中国革命、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天机’这个词有暗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今天所起的作用的意味，此前也基本没有人采取这个视角解读这一论题。”王蒙说，“所以我以此为题，既是写政治，也是写我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其实我仍然是把它作为鲜活、实际的文学经验来写的。”
今年78岁的王蒙曾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当过文化部部长，可以说不论在文坛还是政坛，他都表现得游刃有余、人情练达。所以这本《中国天机》，虽然名字取得玄妙精深，但书里讲的“天机”，其实就是王蒙几十年来对国家、政治、文学、人生的一些真诚的体验与思考，“是写政治，也是写我的人生感悟”。书中从旧中国的崩溃写到今天转型的中国，时间跨度之长，很有点“一个人的史诗”的感觉。而纵览全书，几乎就是在检阅王蒙的一生了：他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他躬逢了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喧嚣；他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世事的跌跌撞撞。有时候，形势波谲云诡、令人晕眩；有时候，祸福说变就变，让人以为是进入了荒诞的梦境。他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还有边疆的风云激荡。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他是用“谈政治”来“谈人生”，还是用“谈文学”来“谈人生”，已经几乎没有区别了。
记者：一般我们会觉得，作家们都不太愿意谈政治的，您这次的新作为什么如此高调地选取了政治题材？
王蒙：“作家”只是一种职业，而每个作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有我自己的特点：我年轻时就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扮演一些角色。我少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做过团干部，之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后来又被恢复名誉。我担任过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所以，我是个“非常政治”的人。
但我更是个“非常文学”的人，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实实在在的作家，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我之前很少在作品中涉及政治，于是许多人都对我的政治生活作出了各种猜测。所以后来我想，与其让人猜测，不如我自己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吧，比如我的政治经验、政治感受、政治命运以及我的政见——如果我还算有一点政见的话。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本意，但我与纯粹的政治家不同，书中更多的是我的感受、经验以及生活性的论述和追忆。
记者：那么您能不能简单地概括一下何所谓“中国天机”呢？
王蒙：在我看来，所谓政治生活，有一些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比如口号、比如运动；有一些则是比较潜在的东西，比如经验，比如规律。举例来说，1949年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段时期内中国政治运动频繁，包括很多被事实证明不应该搞的运动，居然也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把这些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发动起来的深层原因找出来——一场政治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这就是“天机”的一种。又比如，马克思主义提出，理论掌握了群众，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话。但我发现，不光是理论掌握群众，群众也能掌握理论，群众掌握理论比理论掌握群众厉害多了——群众掌握理论后会更多地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而不会考虑理论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发现，所以我把它在书中表述了出来，这也算是“天机”一种吧。所以我所谓的“中国天机”，就是把自己发现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规律总结出来——它并不全是现有的共识，所以我想把它提炼出来。
记者：如此说来，《中国天机》书中229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是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这是否也是您总结出的“中国天机”的一部分？
王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某位领导同志总结的。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的悼念谢非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的，大意是“有些事就是要先做但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
忆故人：写作是我忘忧的救赎
此身此世此心中，
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
长吟块垒亦含情。
何惊恶浪同舟渡，
有牵晴晖携手行。
忧患人生八百岁，
朝云唱罢晚钟鸣。
——王蒙（悼亡诗《赠爱妻》之一）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一直以来，写出《青春万岁》的王蒙在读者眼里是一个永远散发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作家，然而今年3月，陪伴了他近60年的妻子崔瑞芳在北京病逝时，王蒙在崔瑞芳的灵柩前失声痛哭到几近瘫软。在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王蒙还写下了长诗数首，泪别 “相伴了一甲子”的妻子。
忆及与妻子的第一次见面，如今78岁的王蒙依然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50年，当时还在北京女二中读书的崔瑞芳因为正值寒假，被临时调至东四十一条39号一个四合院内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而王蒙也正在这个区域做团委的工作——他后来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以这个院子里的生活为原型的。据崔瑞芳后来著书回忆说，报到那天，王蒙和她在同一个食堂打饭， 打饭的人很多，队伍很长，崔瑞芳排在队尾。王蒙已打好饭，正往前院走，看见她时突然停住脚步，特意转过身来笑着和她打招呼。她于是觉得王蒙挺有意思，待人也热情，从那以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由不熟悉到熟悉，成了谈得来的朋友。寒假很短，很快新学期就开始了，崔瑞芳也回到了女二中读书，然而她刚回学校没几天，就收到了王蒙给她的第一封信：“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于是，一个普通团干部和一个女中学生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其实这一年，王蒙也只有18岁。
在王蒙、崔瑞芳相爱6年之后，1957年的1月，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但与他们的婚姻结伴而来的却是王蒙政治生涯的厄运。1957年11月，在七三八厂团委工作的王蒙，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市团委参加“学习”。在那里，他和他的作品（主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遭到了批判，批判会开了整整一天，所有“问题”都猛烈地上纲上线，情势很糟。1958年5月，24岁的王蒙被正式定为“右派”，当年秋天就被发配去了北京郊区门头沟肃堂公社接受劳动改选，后来又去潭柘寺一带养猪、种地、栽树、背石头……1962年，王蒙终于被摘了“帽子”，但仍有人称他为“摘帽右派”。1962年9月，经他过去的一位老领导推荐，王蒙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师院从教工宿舍楼里腾出一间小屋给他们住。结婚几年，他们有了两个爱情结晶——儿子山儿和石儿，一家4口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也是1962年，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这一年他的两个短篇《眼睛》《夜雨》发表了。
几篇作品的发表，使王蒙被硬压下多年的创作欲望又无比强烈地升了起来，写作几乎马上就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当新疆作协负责人在文联会上遇见他并动员他去新疆时，他动了心，他渴望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用笔讴歌新的时代。要知道，在当时，28岁的王蒙能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这对一个“摘帽右派”来说已经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可王蒙却放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过，做出了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首都，到新疆去！对于丈夫的这个决定，崔瑞芳回答得很干脆：“你去哪，我跟到哪！”
1963年12月，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其间因为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王蒙一家在新疆一住就是16年。直到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才终于得到改正，当年6月，崔瑞芳与王蒙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里挂在那里。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大发脾气。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不敢当，因为明白自己并非如此。”崔瑞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女性的一大美好品德就是自谦。事实的情况是，为了照顾越来越忙碌的王蒙，1979年返回北京后的崔瑞芳本可以发展更多的兴趣、爱好、甚至事业，但她仍回到了学校，去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教书，甚至拒绝了接手教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因为她自认没有那份精力：“有时，正批改着作业，忽地想起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崔瑞芳在《我的先生王蒙》中这样写道，“但是我为王蒙多做一些，难道不是在为自己做吗？”可以说，没有崔瑞芳的超脱与奉献，就没有王蒙的乐观与坚强。崔瑞芳曾说过，尽管读者眼中的王蒙才华横溢，尽管后来王蒙地位高了、名气大了，但在自己眼中，他依然是当年那个普普通通的区团委干部：“王蒙在家里是个快乐的大孩子，很乖的小刺猬。”她认定嫁夫随夫，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也写文章揭王蒙的老底：“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
据说王蒙和崔瑞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妙的对话。王蒙问她：“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她答：“有你了。”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她说：“有我了。”“除此之外，是左还是右，是升还是降，是贫还是富，这都和她无关。”王蒙笑着回忆，“于是，这些也就和我无关了。” “所以，三个月前夫人的离世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我问，然而问出口就后悔了，因为我看见王蒙的眼睛马上就垂了下去，脸上的光彩也倏然不见——就好像忽然关上了一扇窗，就好像忽然熄灭了一盏灯——在这突如其来的停顿与静默里，我简直担心他在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然而只有很短的静默，王蒙很快恢复了笑容，他微笑着说，是的，我爱人的辞世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和我爱人相识六十多年，婚姻55年，我们一起度过了各种艰辛。”王蒙回忆道，“她对我人生最大的一个矫正是：希望我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做平常的人，两人做一对平常的夫妇。”王蒙说，在夫人看来，自己个人处境的好坏都是没什么大意义的：处境不好时，如果两人能在一起相互取暖，共同进退，那就是幸福的；而如果个人处境腾达，却不能回到最初那种在一起过平凡生活的日子，那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事情，在世俗的价值观看来，是不好的事情，她却觉得没什么，甚至还觉得挺好的，因为那样我就不会成为一名‘官场上的骁将’了——那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王蒙说，夫人的去世的确让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使他产生了自救的力量——“她肯定也不希望我从此一蹶不振的，我还得活下去，我还得读书和创作。”王蒙坚定的说：“所以，《中国天机》这本书的大部分就创作于去年夏天，那时候我一边陪她治病疗养，一边写作——我不是医生，我没法从医疗上协助她战胜病魔，但至少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向她传达一种力量。我想，这样的写作，既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自救，也算是对我夫人的一种回报，回报她对我一生的支持与恩爱。”
记者：原来《中国天机》对于您还有这样的意义。《中国天机》和您之前的写作很不相同，所以我很好奇这部“自救”的作品会不会就此成为您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
王蒙：你是说我从此开始写政治？不不不，不会。是有读者以为我写了《中国天机》，接下去的作品也会跟着转型，但今年我恰恰要回到我的小说创作上来。我可以在这里透露一下，我在文革后期曾写过一部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名字叫《这边风景》，大约47.5万字。当时由于环境变迁等因素，这个小说写完后就被我在箱底放了34年。现在我把它重新拿了出来，希望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将它修改成一部50万字的小说。这将是一部最原汁原味反映我新疆生活的作品。
记者：说到您的新疆生活，上海与新疆一直有友好关系，近来上海的文艺界也都在积极地进行文化援疆的活动。能和我们聊聊新疆么？
王蒙： 新疆生活给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疆既被人称为“最美好的地方”，又由于自然环境多变，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被看作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因此新疆人民有着特殊的幽默感，他们对生活负面因素的承受能力很强。可以说，在新疆的16年让我告别了青年时代，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段生活经历也让我写出了多部具有现实力量的作品。
记者：似乎现在80后、90后的写作，严重缺乏的正是这种“现实的力量”，除了“现实”以外，“历史”、“政治”题材也很少涉及，您对此有什么建议么？
王蒙：中国这60多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主题和核心都不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前期的青年人，生活在中国政治运动的高潮中，通常都有很高的政治和历史激情，对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关注度。当然我们这一代作家里也有相对疏离政治、不愿意多谈政治的，比如汪曾祺先生。而青年时期在九十年代以后度过的80后、90后们，过的是改革开放后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日子，所以他们对政治不那么亲切。我不太对年轻作家提建议，但我觉得，如果要深度了解生活，要深度挖掘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回避我国的政治和历史。
记者：最后，上海书展就要开幕了，您对当下社会的读书氛围有什么看法么？
王蒙：现代化的手段让我们能非常轻易地获得资讯，但也使阅读变得快速、肤浅、缺乏深层思考。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可能拿一本书坐着连续看两个小时了，因为在电脑上敲击键盘就能轻松阅读，还能配上音乐，而且网络包罗万象，信手拈来。但我要说——当求知和阅读变得十分轻松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提高警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人们已经在缺失追求真心、追求感动、追求思辨的阅读习惯了。人们看似无所不知，事实上却缺乏深入的、系统的、一贯的思考。所以我觉得，现在读书越来越重要，阅读，不能只停留于“浏览”，还要学会沉下心来“细读”；不要只读那些令自己舒服、快乐的，还要读些让自己“费劲”的书。
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间学会维吾尔语。1978年调至北京市作协。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是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即便是做了近8年的编辑记者，接触采访过一打的文化艺术界名人，然而能够近距离地与王蒙先生见一见面、聊一聊天，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幸事。
王蒙把见面的地点定在了衡山宾馆，这在我看来真是一个美妙的选择：“永不拓宽”的衡山路上沿途点缀着的各色老式洋楼影影绰绰地掩映于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后，这一切固然是“美”的；但更“妙”的巧合则是，衡山宾馆建于1934年，正好与王蒙同岁。所以，当王蒙先生身着月白色绸缎立领短衫在衡山宾馆古典雅致的会客厅里微笑落座时，那种气度与气氛的契合感让人不能不感慨，岁月的损耗与时间的沉淀，有的时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泄“天机”：非常政治，非常文学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来自王蒙为自己6月推出的新书《中国天机》所写的序。有别于他以往为读者熟知的文学作品，也有别于他近年来解读老子、庄子的“王氏感悟”，王蒙的新书以回忆录的写法，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诠释。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部“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王蒙在文坛的活跃度与他的年龄成正比——越老越活跃。在前不久举行的第22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年近80的王蒙不仅作为形象大使积极地参与宣传，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天机》。在这本书的红封面、白腰封之上赫然有一行黑色的粗体字：“我要跟你讲政治”——这样的高调，简直让人想不侧目都难。新书以“天机”命名，王蒙表示，是因为希望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维，从人性、生活、实实在在老百姓眼光的一维，从世界大势和中国发展大势的一维，这三个维度来解读中国革命、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天机’这个词有暗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今天所起的作用的意味，此前也基本没有人采取这个视角解读这一论题。”王蒙说，“所以我以此为题，既是写政治，也是写我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其实我仍然是把它作为鲜活、实际的文学经验来写的。”
今年78岁的王蒙曾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当过文化部部长，可以说不论在文坛还是政坛，他都表现得游刃有余、人情练达。所以这本《中国天机》，虽然名字取得玄妙精深，但书里讲的“天机”，其实就是王蒙几十年来对国家、政治、文学、人生的一些真诚的体验与思考，“是写政治，也是写我的人生感悟”。书中从旧中国的崩溃写到今天转型的中国，时间跨度之长，很有点“一个人的史诗”的感觉。而纵览全书，几乎就是在检阅王蒙的一生了：他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他躬逢了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喧嚣；他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世事的跌跌撞撞。有时候，形势波谲云诡、令人晕眩；有时候，祸福说变就变，让人以为是进入了荒诞的梦境。他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还有边疆的风云激荡。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他是用“谈政治”来“谈人生”，还是用“谈文学”来“谈人生”，已经几乎没有区别了。
记者：一般我们会觉得，作家们都不太愿意谈政治的，您这次的新作为什么如此高调地选取了政治题材？
王蒙：“作家”只是一种职业，而每个作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有我自己的特点：我年轻时就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扮演一些角色。我少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做过团干部，之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后来又被恢复名誉。我担任过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所以，我是个“非常政治”的人。
但我更是个“非常文学”的人，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实实在在的作家，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我之前很少在作品中涉及政治，于是许多人都对我的政治生活作出了各种猜测。所以后来我想，与其让人猜测，不如我自己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吧，比如我的政治经验、政治感受、政治命运以及我的政见——如果我还算有一点政见的话。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本意，但我与纯粹的政治家不同，书中更多的是我的感受、经验以及生活性的论述和追忆。
记者：那么您能不能简单地概括一下何所谓“中国天机”呢？
王蒙：在我看来，所谓政治生活，有一些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比如口号、比如运动；有一些则是比较潜在的东西，比如经验，比如规律。举例来说，1949年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段时期内中国政治运动频繁，包括很多被事实证明不应该搞的运动，居然也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把这些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发动起来的深层原因找出来——一场政治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这就是“天机”的一种。又比如，马克思主义提出，理论掌握了群众，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话。但我发现，不光是理论掌握群众，群众也能掌握理论，群众掌握理论比理论掌握群众厉害多了——群众掌握理论后会更多地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而不会考虑理论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发现，所以我把它在书中表述了出来，这也算是“天机”一种吧。所以我所谓的“中国天机”，就是把自己发现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规律总结出来——它并不全是现有的共识，所以我想把它提炼出来。
记者：如此说来，《中国天机》书中229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是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这是否也是您总结出的“中国天机”的一部分？
王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某位领导同志总结的。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的悼念谢非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的，大意是“有些事就是要先做但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
忆故人：写作是我忘忧的救赎
此身此世此心中，
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
长吟块垒亦含情。
何惊恶浪同舟渡，
有牵晴晖携手行。
忧患人生八百岁，
朝云唱罢晚钟鸣。
——王蒙（悼亡诗《赠爱妻》之一）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一直以来，写出《青春万岁》的王蒙在读者眼里是一个永远散发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作家，然而今年3月，陪伴了他近60年的妻子崔瑞芳在北京病逝时，王蒙在崔瑞芳的灵柩前失声痛哭到几近瘫软。在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王蒙还写下了长诗数首，泪别 “相伴了一甲子”的妻子。
忆及与妻子的第一次见面，如今78岁的王蒙依然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50年，当时还在北京女二中读书的崔瑞芳因为正值寒假，被临时调至东四十一条39号一个四合院内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而王蒙也正在这个区域做团委的工作——他后来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以这个院子里的生活为原型的。据崔瑞芳后来著书回忆说，报到那天，王蒙和她在同一个食堂打饭， 打饭的人很多，队伍很长，崔瑞芳排在队尾。王蒙已打好饭，正往前院走，看见她时突然停住脚步，特意转过身来笑着和她打招呼。她于是觉得王蒙挺有意思，待人也热情，从那以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由不熟悉到熟悉，成了谈得来的朋友。寒假很短，很快新学期就开始了，崔瑞芳也回到了女二中读书，然而她刚回学校没几天，就收到了王蒙给她的第一封信：“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于是，一个普通团干部和一个女中学生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其实这一年，王蒙也只有18岁。
在王蒙、崔瑞芳相爱6年之后，1957年的1月，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但与他们的婚姻结伴而来的却是王蒙政治生涯的厄运。1957年11月，在七三八厂团委工作的王蒙，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市团委参加“学习”。在那里，他和他的作品（主要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遭到了批判，批判会开了整整一天，所有“问题”都猛烈地上纲上线，情势很糟。1958年5月，24岁的王蒙被正式定为“右派”，当年秋天就被发配去了北京郊区门头沟肃堂公社接受劳动改选，后来又去潭柘寺一带养猪、种地、栽树、背石头……1962年，王蒙终于被摘了“帽子”，但仍有人称他为“摘帽右派”。1962年9月，经他过去的一位老领导推荐，王蒙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师院从教工宿舍楼里腾出一间小屋给他们住。结婚几年，他们有了两个爱情结晶——儿子山儿和石儿，一家4口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也是1962年，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这一年他的两个短篇《眼睛》《夜雨》发表了。
几篇作品的发表，使王蒙被硬压下多年的创作欲望又无比强烈地升了起来，写作几乎马上就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当新疆作协负责人在文联会上遇见他并动员他去新疆时，他动了心，他渴望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用笔讴歌新的时代。要知道，在当时，28岁的王蒙能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这对一个“摘帽右派”来说已经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可王蒙却放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过，做出了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离开首都，到新疆去！对于丈夫的这个决定，崔瑞芳回答得很干脆：“你去哪，我跟到哪！”
1963年12月，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其间因为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王蒙一家在新疆一住就是16年。直到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才终于得到改正，当年6月，崔瑞芳与王蒙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里挂在那里。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大发脾气。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不敢当，因为明白自己并非如此。”崔瑞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女性的一大美好品德就是自谦。事实的情况是，为了照顾越来越忙碌的王蒙，1979年返回北京后的崔瑞芳本可以发展更多的兴趣、爱好、甚至事业，但她仍回到了学校，去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教书，甚至拒绝了接手教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因为她自认没有那份精力：“有时，正批改着作业，忽地想起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崔瑞芳在《我的先生王蒙》中这样写道，“但是我为王蒙多做一些，难道不是在为自己做吗？”可以说，没有崔瑞芳的超脱与奉献，就没有王蒙的乐观与坚强。崔瑞芳曾说过，尽管读者眼中的王蒙才华横溢，尽管后来王蒙地位高了、名气大了，但在自己眼中，他依然是当年那个普普通通的区团委干部：“王蒙在家里是个快乐的大孩子，很乖的小刺猬。”她认定嫁夫随夫，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也写文章揭王蒙的老底：“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
据说王蒙和崔瑞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妙的对话。王蒙问她：“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她答：“有你了。”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她说：“有我了。”“除此之外，是左还是右，是升还是降，是贫还是富，这都和她无关。”王蒙笑着回忆，“于是，这些也就和我无关了。” “所以，三个月前夫人的离世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我问，然而问出口就后悔了，因为我看见王蒙的眼睛马上就垂了下去，脸上的光彩也倏然不见——就好像忽然关上了一扇窗，就好像忽然熄灭了一盏灯——在这突如其来的停顿与静默里，我简直担心他在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然而只有很短的静默，王蒙很快恢复了笑容，他微笑着说，是的，我爱人的辞世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和我爱人相识六十多年，婚姻55年，我们一起度过了各种艰辛。”王蒙回忆道，“她对我人生最大的一个矫正是：希望我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做平常的人，两人做一对平常的夫妇。”王蒙说，在夫人看来，自己个人处境的好坏都是没什么大意义的：处境不好时，如果两人能在一起相互取暖，共同进退，那就是幸福的；而如果个人处境腾达，却不能回到最初那种在一起过平凡生活的日子，那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事情，在世俗的价值观看来，是不好的事情，她却觉得没什么，甚至还觉得挺好的，因为那样我就不会成为一名‘官场上的骁将’了——那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王蒙说，夫人的去世的确让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使他产生了自救的力量——“她肯定也不希望我从此一蹶不振的，我还得活下去，我还得读书和创作。”王蒙坚定的说：“所以，《中国天机》这本书的大部分就创作于去年夏天，那时候我一边陪她治病疗养，一边写作——我不是医生，我没法从医疗上协助她战胜病魔，但至少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向她传达一种力量。我想，这样的写作，既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自救，也算是对我夫人的一种回报，回报她对我一生的支持与恩爱。”
记者：原来《中国天机》对于您还有这样的意义。《中国天机》和您之前的写作很不相同，所以我很好奇这部“自救”的作品会不会就此成为您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
王蒙：你是说我从此开始写政治？不不不，不会。是有读者以为我写了《中国天机》，接下去的作品也会跟着转型，但今年我恰恰要回到我的小说创作上来。我可以在这里透露一下，我在文革后期曾写过一部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名字叫《这边风景》，大约47.5万字。当时由于环境变迁等因素，这个小说写完后就被我在箱底放了34年。现在我把它重新拿了出来，希望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将它修改成一部50万字的小说。这将是一部最原汁原味反映我新疆生活的作品。
记者：说到您的新疆生活，上海与新疆一直有友好关系，近来上海的文艺界也都在积极地进行文化援疆的活动。能和我们聊聊新疆么？
王蒙： 新疆生活给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疆既被人称为“最美好的地方”，又由于自然环境多变，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被看作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因此新疆人民有着特殊的幽默感，他们对生活负面因素的承受能力很强。可以说，在新疆的16年让我告别了青年时代，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段生活经历也让我写出了多部具有现实力量的作品。
记者：似乎现在80后、90后的写作，严重缺乏的正是这种“现实的力量”，除了“现实”以外，“历史”、“政治”题材也很少涉及，您对此有什么建议么？
王蒙：中国这60多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主题和核心都不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前期的青年人，生活在中国政治运动的高潮中，通常都有很高的政治和历史激情，对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关注度。当然我们这一代作家里也有相对疏离政治、不愿意多谈政治的，比如汪曾祺先生。而青年时期在九十年代以后度过的80后、90后们，过的是改革开放后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日子，所以他们对政治不那么亲切。我不太对年轻作家提建议，但我觉得，如果要深度了解生活，要深度挖掘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回避我国的政治和历史。
记者：最后，上海书展就要开幕了，您对当下社会的读书氛围有什么看法么？
王蒙：现代化的手段让我们能非常轻易地获得资讯，但也使阅读变得快速、肤浅、缺乏深层思考。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可能拿一本书坐着连续看两个小时了，因为在电脑上敲击键盘就能轻松阅读，还能配上音乐，而且网络包罗万象，信手拈来。但我要说——当求知和阅读变得十分轻松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提高警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人们已经在缺失追求真心、追求感动、追求思辨的阅读习惯了。人们看似无所不知，事实上却缺乏深入的、系统的、一贯的思考。所以我觉得，现在读书越来越重要，阅读，不能只停留于“浏览”，还要学会沉下心来“细读”；不要只读那些令自己舒服、快乐的，还要读些让自己“费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