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目前，我国大学行政化严重，浓郁的官本位思想违背了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理念，阻碍了大学的发展和创新。本文主要从大学发展史的视角下分析我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原因，希望这一视角的分析能对去行政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关键词】：我国大学;大学发展史;行政化;去行政化
新知识的创造和人才的培养，需要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大学严重的行政化阻碍了大学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现状与大学发展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找到我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历史渊源，更有利于去行政化问题的解决。
一、清末时期的中国大学
现代大学源于中世纪，最早产生于意大利、英等欧洲国家，其产生初期并不是普及性的社会教育机构，而只是一部分知识者的“共同体”或“行业协会”，是一些对知识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们的“自治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学者们自由地探讨学问和知识，那些有威望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了领导者和决策者。可以说“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中世纪各国大学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也被许多的现代大学所继承。
相较于世界大学的起源和历史，中国的大学则出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见识了外国列强的船坚利炮之后，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呼吁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移植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开始了模仿西方教育的艰辛历程。我国早期的大学，可以说都是由国家创办的，并在政府的资助下逐步发展，它们在外部制度力量的催生下，迫使清末政府被动地调整自己的制度，其办学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实用工具。可见中国现代大学并非西方那样自然演进，并非像西方大学萌芽时纯粹的追求“学术自由”，它们的产生与时局以及政府的政策导向息息相关。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
民国前期，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观念，通过蔡元培等教育家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热潮，使大学从封建官僚机构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在当时的大学办学者中，许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极力推崇德国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及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第一批庚款赴美国留学的梅贻琦于1928年任清华大学代校长，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思想，并在办学中付之实施。
我国早期大学虽然有过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那并非是因为当时政府的开明，而是由于处于动荡时期的政府没有能力或者顾不上管控大学，因而使大学有了进步和发展的机会。虽然个别有识之士提出了先进的观念，但他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要争取大学的独立地位，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少管或者不管，因而“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没能成为主流的教育思想。
民国后期，国共两党秉承不同的振兴理念、争夺政治权力资源。这个时期的主线是战争，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服务于战争，这决定了该时期的中国大学也只能是在党化国家政治制度笼罩之下的大学，垄断性地占据权力资源的独大政党直接左右大学的运作。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中国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借鉴和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高度统一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地统率着大学的一切。国内所有的大学都收归国有，成为国立大学，统一隶属国家部委。教育部作为国家管理大学的统一机构，既负责提供大学活动所需要的设备及经费，又领导和控制着大学中的招生、分配、干部任免、职称等一系列的活动内容，特别是对大学的办学思想、办学方向、领导人任命等活动的控制，使大学成为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机构名副其实的“下级”和附属机构。新中国成立后的全能政府意识，将国家、社会、政府视为一体，“统一”着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使任何机构都无法独立于政府的管辖，大学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的下属，完全服从政府的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其矛头指向了打击和压制对现行大学制度和政策不满的内容，发表此类意见的氛围和条件几乎没有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根本不敢在公开场所提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概念。而政府对大学的直接控制模式，成了兼具合法、合理、合情理由的唯一及必然选择，成为人们思想及精神上完全信赖的制度和方式，人们几乎不会去想在政府直接管理模式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方式。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大学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纠错改革，包括提高教师地位、营造真正的学术自由氛围，为大学里遭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等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市场手段的优点不断刺激着大学，使其适应经济和社会的新状况，使大学更加贴近社会、引领社会。竞争、效率等市场经济理念给许多的中国的大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利用市场机制不断的改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的效益，实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尽管如此，中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却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而有所消退。
2010年，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的“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这份纲要里，对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方面作了方向性的描述，比如政校分离，管办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探索建立学术委员会、理事会等等，但具体改革路径却不甚清晰。
关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被称为“改革校长”的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要时刻牢记大学的根本使命，牢记学校的管理是要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行政化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要改变过去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有些人却持相反的观点，有些校长认为高校放弃行政化是贬低教育，这样会导致学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行政级别提供了高校与政府对话的渠道与平台，否则高校将陷入尴尬的境地。
五、结语
中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原因与中国大学发展史息息相关。它在清末时期摇摇欲坠的政治环境中产生，从一开始就缺乏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理念，虽然民国时期先进的教育家们曾呐喊过，无奈受到当时中国支离破碎大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体制把大学牢牢的管控在政府之下，改革开放后，大学的行政化有所变化，但仍然存在许多的弊端。国家受到“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影响，形成了“官办官管”的大学管理逻辑和传统。但乐观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尽管改革的过程很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是只要政府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学就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
【关键词】：我国大学;大学发展史;行政化;去行政化
新知识的创造和人才的培养，需要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大学严重的行政化阻碍了大学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现状与大学发展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找到我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历史渊源，更有利于去行政化问题的解决。
一、清末时期的中国大学
现代大学源于中世纪，最早产生于意大利、英等欧洲国家，其产生初期并不是普及性的社会教育机构，而只是一部分知识者的“共同体”或“行业协会”，是一些对知识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们的“自治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学者们自由地探讨学问和知识，那些有威望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了领导者和决策者。可以说“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中世纪各国大学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也被许多的现代大学所继承。
相较于世界大学的起源和历史，中国的大学则出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见识了外国列强的船坚利炮之后，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呼吁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移植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开始了模仿西方教育的艰辛历程。我国早期的大学，可以说都是由国家创办的，并在政府的资助下逐步发展，它们在外部制度力量的催生下，迫使清末政府被动地调整自己的制度，其办学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实用工具。可见中国现代大学并非西方那样自然演进，并非像西方大学萌芽时纯粹的追求“学术自由”，它们的产生与时局以及政府的政策导向息息相关。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
民国前期，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观念，通过蔡元培等教育家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热潮，使大学从封建官僚机构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在当时的大学办学者中，许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极力推崇德国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及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第一批庚款赴美国留学的梅贻琦于1928年任清华大学代校长，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思想，并在办学中付之实施。
我国早期大学虽然有过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那并非是因为当时政府的开明，而是由于处于动荡时期的政府没有能力或者顾不上管控大学，因而使大学有了进步和发展的机会。虽然个别有识之士提出了先进的观念，但他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要争取大学的独立地位，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少管或者不管，因而“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没能成为主流的教育思想。
民国后期，国共两党秉承不同的振兴理念、争夺政治权力资源。这个时期的主线是战争，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服务于战争，这决定了该时期的中国大学也只能是在党化国家政治制度笼罩之下的大学，垄断性地占据权力资源的独大政党直接左右大学的运作。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中国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借鉴和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高度统一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地统率着大学的一切。国内所有的大学都收归国有，成为国立大学，统一隶属国家部委。教育部作为国家管理大学的统一机构，既负责提供大学活动所需要的设备及经费，又领导和控制着大学中的招生、分配、干部任免、职称等一系列的活动内容，特别是对大学的办学思想、办学方向、领导人任命等活动的控制，使大学成为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机构名副其实的“下级”和附属机构。新中国成立后的全能政府意识，将国家、社会、政府视为一体，“统一”着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使任何机构都无法独立于政府的管辖，大学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的下属，完全服从政府的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其矛头指向了打击和压制对现行大学制度和政策不满的内容，发表此类意见的氛围和条件几乎没有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根本不敢在公开场所提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概念。而政府对大学的直接控制模式，成了兼具合法、合理、合情理由的唯一及必然选择，成为人们思想及精神上完全信赖的制度和方式，人们几乎不会去想在政府直接管理模式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方式。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大学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纠错改革，包括提高教师地位、营造真正的学术自由氛围，为大学里遭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等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市场手段的优点不断刺激着大学，使其适应经济和社会的新状况，使大学更加贴近社会、引领社会。竞争、效率等市场经济理念给许多的中国的大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利用市场机制不断的改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的效益，实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尽管如此，中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却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而有所消退。
2010年，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的“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这份纲要里，对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方面作了方向性的描述，比如政校分离，管办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探索建立学术委员会、理事会等等，但具体改革路径却不甚清晰。
关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被称为“改革校长”的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要时刻牢记大学的根本使命，牢记学校的管理是要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行政化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高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要改变过去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有些人却持相反的观点，有些校长认为高校放弃行政化是贬低教育，这样会导致学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行政级别提供了高校与政府对话的渠道与平台，否则高校将陷入尴尬的境地。
五、结语
中国大学行政化严重的原因与中国大学发展史息息相关。它在清末时期摇摇欲坠的政治环境中产生，从一开始就缺乏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理念，虽然民国时期先进的教育家们曾呐喊过，无奈受到当时中国支离破碎大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体制把大学牢牢的管控在政府之下，改革开放后，大学的行政化有所变化，但仍然存在许多的弊端。国家受到“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影响，形成了“官办官管”的大学管理逻辑和传统。但乐观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尽管改革的过程很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是只要政府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学就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