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岳飞传记的撰著，早在四十年代，就撰写了《岳飞》一书，五十年代经作者改写为《岳飞传》。近年来，他又历时五年，对《岳飞传》作了大幅度的增订改写，并付梓印行。在增订版《岳飞传》中，作者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大量考证，纠正了许多虚谬不真的说法，真实地记录了岳飞一生的行状，并对这一历史人物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岳飞，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当时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和宋金战争的性质。作者认为，女真贵族灭辽以后，在没有受到宋王朝的统治阶层的压迫和剥削下，无端寻衅，发动了南侵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其次，女真贵族的军事实力虽然发展得很快，而它的生产方式，较之汉族地区则远为落后。女真贵族占领了华北以后，使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女真贵族们的侵宋战争，完全是一种破坏性落后性的战争。作者认为，中华民族各族间互相斗争时，总有一方较强而另一方较弱、一方是正义的而另一方是非正义的。岳飞起而武装抵御女真铁骑南下，是为了维护汉族地区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文明，以求避免整个社会的倒退和浩劫，因此，岳飞不只是属于汉族的民族英雄，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岳飞英勇抗金所立下的战功和赢得的荣誉，正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
　　“憎不溢恶，爱不溢美”，评价历史人物采取科学的历史态度，这是该书的又一特色。作者注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揭示和评述岳飞的功过。南宋初年，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岳飞忠实地执行了南宋王朝交给他的征战任务，包括对农民起义军进行的所谓“耀武”。这是他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使然，也是岳飞一生中无法涤除的一个污点。但是，在瓦解了杨幺起义军后的五、六年之内，他更英勇地担负起了抗击女真铁骑的任务，而这是关涉到中华民族(包括女真族在内)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事件。因此，必须从他毕生从事的抗金事业这一主要方面着眼，方能对岳飞作出公正的评价。
　　作者不同意史学界一直流行的一种看法：岳飞的忠君只表现为对赵构的一味顺从和愚忠。他指出，岳飞面对当时秦桧、赵构之流的屈膝投降活动，是竭尽全力进行抵制和反抗的。正是岳飞的这种坚持抗金、反“和议”的凛凛正气，才招致了秦检与赵构对他的切齿痛恨，以致最终使岳飞为此献出了生命。
　　对绍兴十年岳飞第三次北伐旋即班师一事，通常被认为是岳飞愚忠的一个证据。作者对此也是否定的。作者认为，绍兴九年间的北伐，岳家军出发后即接到赵构的“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诏令。岳飞坚决不接受赵构的这一“乱命”，指挥部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颖昌府大战后，赵构、秦桧施行了阴谋，撤退了防守淮河一线的部队，使岳家军陷于孤军无援、如不班师就要丧师的危险境地。接着，南宋王朝又以金字牌急急送来了要岳飞“措置班师”的命令，岳飞再不班师，那就是违抗朝命，整个岳家军便会有灭顶之灾。因此，班师不是岳飞对赵构的唯命是从，而是为了保存岳家军这支抗金力量，这与愚忠是并不相干的。
　　作者对于有关岳飞生平史实的资料，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辨析考正。如对见于岳珂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已被传诵了八百年之久的所谓《良马对》及岳飞墨迹“还我河山”四字，经作者对其他文献的钩沉考索后断定前者并非出于岳飞之口，而是由他的文孙岳珂创作出来的；后者的出现，则是“五四”以前不久的事。
　　当然，对于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学术界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它毕竟把对岳飞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岳飞传》(增订版)，邓广铭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1.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