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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两型社会”的环境发展战略，对环境的设计伦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中国倡导的友好型环境设计创新不应理解为形式的争奇斗艳与“炫技”，须针对中国当前所处社会转型期环境建设中，所面临的环境伦理性问题，提出独特的设计策略和设计方法，从而设计出具有独创性文化品质的环境。从设计伦理与环境精神、文化、生态及设计等方面，来找寻设计伦理和友好型环境的有机结合点。
关键词：友好型环境；设计伦理；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生存、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协调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设计活动中，使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困惑空前加大。从包豪斯基于浓厚的社会民主思想的设计哲学、以及路斯的《装饰与罪恶》直接把设计中的形式问题与道德相联系，到当下提倡的可持续环境发展的设计理念，无不彰显出把伦理诉求当作衡量设计价值的重要维度。一是设计的社会公正性。以帕帕纳克（VictorPapanek）的 《为真实世界的设计》、惠特利的《为社会设计》、阿里埃的《环境正义》和迈斯提出的“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概念等为代表，提出设计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认为以刺激消费和营利为目的的当代设计严重背离了设计的本质要求，主张为弱势人群设计，关注由于“环境不公正”设计所造成的某些人群的生活和生存危机。从伦理的角度探讨社会语境中的设计角色问题。二是环境设计的生态性。伴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等名著的出版，国外环境“规划”和“设计”提升到了生态科学的高度，芒福德提倡生态美学对人力的限制和与自然的和谐，舒马赫则研究“中间技术”，主张善用当地资源解决环境问题。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探讨设计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西方在环境友好型材料、技术、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三是设计师的责任与设计的经济价值。设计师需要一种务实的道德理想，使负责任的设计构想能够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相匹配。彼得·迈德森等在《设计管理评论》上讨论了通过设计管理使伦理学在商业设计中的可操控性。约纳斯的《责任律令》提出了“责任伦理”，从职业伦理规范的角度对设计师的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英美学者提出的“精明增长”等，还注重把市场经济行为纳入到可持续的环境设计研究中。
2000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第七届建筑双年展就明确提出“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美国著名的城市学者培根认为：“建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城市的形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始终是文明程度的标志。这种形式是由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所作的决定的多样性来确定的。”不难理解，城市设计面临诸多社会和伦理性问题，涉及到包括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等的各种利益矛盾之间的协调，同时还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公众的参与性与设计的透明化
（一）我国环境实践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
在中国当代城市环境建设中，决策和设计常常成为某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个人行为，较少是经过理性分析做出来的，不少城市的管理者仅凭个人的喜好，轻率地决定城市的面貌，长官意志随意左右城市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环境，专业城市设计师和广大市民的决策权往往是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长官意志、“亲亲原则”下的不公正现象屡见不鲜。“城市形象”成了许多城市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不做科学决策、不顾普通百姓利益打造“城市形象工程”，而这一切则成为城市决策人升迁的奠基。“亲亲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以亲人、熟人为亲近中心和关系中心发展开的社会活动，并以此作为价值及行为的判断和选择依据。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亲亲”道德原则，已丧失规范现代人之间关系道德功能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最需要的道德观念是公正。
（二）城市设计中的公众参与性
作为城市环境的大多数欣赏者和普通市民，在决策中反而没有发言权。不仅城市公共环境设计没有应有的自主权，作为纳税人对于城市建设的资金也没有监督权，是少数权贵对公众权利的剥夺。民主化意味着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操作程序的公开，城市建设的民主化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一个公共伦理的建设问题。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为公众参与城市设计做出尝试性的努力和实践，如东南大学进行的城市设计研究，又如南京“梧桐让路”事件的正确处理与解决，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开工建设，迫使文明南京的600棵梧桐树被据掉、迁移，给地铁线让路。由于这些树木不仅仅是行道树，他们还见证了南京半个世界的荣辱兴衰，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公民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行动中，理性、智慧的行使公民权利。经过南京市民的几番努力之后，“梧桐让路”之争暂时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南京的高官做出让步和妥协并承诺今后涉及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要以保护原有资源为前提，不得乱砍树，不得乱移树。
南京“梧桐让路”之争，表面上是大树之殇，其实本质上还是民意之痛。我国应该提高政府官员的伦理意识及审美素养，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公民在进行友好型城市建设中的参与度。在国外的一些城市，相关政策及手法较为多样化。如在美国的俄勒冈州，负责制定和采纳总体规划的县政府和市政府必须有一项方案让公众反复地参与。俄勒冈州公众参与项目有六个组成部分：1、公众参与2、交流3、公众影响4、技术信息5、反馈机制6、财政支持。Toronto市就利用电脑技术来研讨城市发展方案。我国城市设计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契机，组建合适的信息网络，建立良好的公众参与体制，实现公众参与性的透明化。
生态环境与生态设计
（一）城市建设中环境问题
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的进程及人口和产业化过度集中造成了城市的拥堵、环境的污染等诸多问题，无疑不印证了先哲們的忠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掠夺世界自然资源和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污染物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但是他们却忘了地球是一个整体，“环境无国界”的事实。我们对待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所持有的态度应是通力合作，共同治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成为可以逃脱生态灭绝的诺亚方舟”。[[[]叶平.大自然道德-环境伦理学案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P151)]] 我国正处于城市建设和大规模的生活居住模式变迁的关键时期，务必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是要利用时代的契机，面对汽车时代固有的问题，开拓出新的发展路线。试图以古朴的生态的自然为规划准则，回归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和乡居的生态环境。章海荣认为：“现代化城市现象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危害因归咎于人类自己的行为。因此，要阻止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种种问题，还必须依靠人类科学的理性思维和智慧能力的创造力，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把城市构成与城市建筑看作有机的活性体系，加强系统内部的循环与优化，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从而尽可能节约能源创造优良的、可持续发展的自觉的生态城市”。[[[] 章海荣.编著. 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P391)]]
（二）城市建设中的生态设计创新
面对接踵而来的环境问题，设计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帕帕奈克认为如果设计对生态负责，那么它也将是革命性的。戴维·奥尔认为：“优秀的设计不单是沉溺于依靠高效、节约地使用自然资源，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会恢复能力。优秀的设计应具备适宜、简捷、高效、持久性与恢复力等特点”。[[[] [美]弗雷德里克·斯坦纳.著.生命的景观—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P300)]] 斯图亚特·沃尔克则归纳了经济的、环境的、伦理的及社会的四个可持续设计的原则。
为阐明设计对环境的影响，设计新设施是很有必要的。由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于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一个城市规划概念构想。他认为现代的城市无法适应现代的生活，主张取消那些大城市，在他所描述的“广亩城市”里，每个家庭拥有一英亩土地种植自己所需的食物，居住区之间有超级公路连接，采用一种分散的城市布局，展现了一个有机的、充满活力的城市景象。美国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普遍的“郊迁化”在相当程度上是赖特“广亩城”思想的体现。
除此以外，利用环境方面的知识来丰富社区的规划与设计也成为一些设计师探索的问题。一个由规划师与设计师组成的队伍应用于麦克哈格的叠加方法和参与性规划方法设计了图森太阳村，即“锡瓦诺”。图森太阳村的设计目标是开创一个图森市内的可持续性社区。整个规划方案通过太阳能的保存和高效利用等设计手段节能75%；减少固体垃圾填埋量90%；通过鼓励自行车與步行的环形道路系统，降低空气污染度指数40%，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设计师的努力开拓与创新研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试验中，应适度把握科技运用的尺度，不违背科技手段符合生态发展的趋势。对于生态设计的创新须由传统的征服自然的价值观转变到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价值观，确立科技有限论的基本观念。 “生物圈二号”实验失败体现了生物圈自调节的不可替代。1991年5月，令世人瞩目的一项模拟地球生态过程的“生物圈二号”项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区开展。为期两年，1993年9月26日正式以失败告终。“生物圈二号”主要是一个生态实验工程。这项实验坐落在密封的网格玻璃拱顶包容下的多个连通的实验室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与陆地表面连接起来的封闭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为地再造了一系列栖息地，盐碱滩涂、沙漠、珊瑚礁、亚热带的大草原和密集型的农业，利用了4000多个代表热带雨林的自然物种。实验中还包括8个人，要求他们有效地与外部世界隔离，自给自足地在其中生活两年。此次实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人类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对地球生物圈大尺度生态过程的模拟和控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用科学技术圈代替生物圈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这就是投入这个实验项目的1亿元所换来的一个忠实结论。[[[]叶平.大自然道德-环境伦理学案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P17)]]
自然审美，生命的自由之美
生态城，人类栖居的理想
生态城这个概念是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O.Yanitsky(1981)提出来的一种理想城模式，旨在建设一种理想的人类栖境。从内涵上讲，生态城市是一个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文价值的综合概念，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的环境优美宜人，还是一个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的复合系统。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地球上的人类将有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的生态设计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国的不少城市已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设想，并纷纷将其纳入城市环境设计策略中。例如，长沙、上海、大连、株洲、厦门、青岛、威海等诸多城市加入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大军中，但其中不乏有些城市误读生态设计，将其仅仅作为一句时髦口号或是政绩工程。许多城市的决策者将生态设计单纯的理解为绿化率，进而通过多种手段盲目的提高城市的绿化率，深圳市凭借着从国外引进的绿地成为国际花园城市，但是引进的植物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更有甚者将整个城市刷成绿色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以上的诸多做法都只注重其视觉效果，而忽视了长远利益与环境的实用性，造成了生态破坏和浪费。
生态城市的建设中绿地是其重要的考量标准之一，对调节城市小气候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绿色之都”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用实际行动并印证了“人造城市”的成功。整个城市的绿化率超过城市总面积的一半，得益于当政府的伦理服务意识。政府规定市内在建设建筑时不得建造围墙，每个新建房户主都可得到市政府送出的15棵不同品种的树木和30丛灌木，并由环保志愿者免费为主人栽种。因此，在堪培拉到处可见花草树木形成的绿篱，俯瞰整个城市，仿佛淹没在汪洋绿海中。一抹绿意沁人心肺，时而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时而朦胧而又清晰，粗犷而又细腻，甚是迷人。正如凯文·林奇提到的，一个具有良好形态的城市要有的生命力。而堪培拉城市应该有一个有益健康的、有良好生态功能的环境。
生态栖居的自然审美
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引起人们对重视生态的渴望与呼唤，呼吁人们在城市环境设计中不是力图彻底征服自然，而是寻找到一种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融合。为达到和谐统一的目的，可以选择人类居住环境适应自然，或将自然环境引入城市景观的人工环境之中，达到理想中的和谐。
2002年年度，中国中山岐江公园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大会景观设计的最高奖项—荣誉设计奖。这是一个令众人为之兴奋而又疑惑的消息。中山岐江公园是利用极具中山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象征，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终于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山著名的粤中造船厂进行废旧利用并加入新的设计元素再创造。探究它的设计理念，设计师深刻的伦理自觉；自然生态化的审美方式；遵守场地性的原则；僵持经济原则等特点是公园设计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公园的设计追求时间的美，工业的美，野草的美，落差错愕的美，祭奠那些始于足下的文化，平淡的文化和那些曾经被忽视而将逝去的文化。诸如此类的表达都试图在吸收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同时，以一种城市更新和生态恢复的手法去保留自身的个性的。它是一种对文化和自然的全新的诠释。在自然之中找真美，设计师俞孔坚在歧江公园的设计中，他们大量使用了乡土野草、乡土水生植物，保留原场地中的风景线，让远离自然、久居城市的人们，能有机会欣赏到自然生态和野生植物之美。以期传达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整个设计诠释着设计者对“设计”的理解的同时，表达了设计师良好的伦理责任，肩负起关于产业类历史地段的保护利用并唤起城市的记忆。
世界之美是多样的和谐之美是生态美学带给我们启示，是共生共栖的和合之美。从生态美学角度品评生态设计，达到生态审美之境，是人类最理想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境界。
设计师的伦理责任
在这些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下，设计师是整个社会信息交换系统的“中间人”，具有重要的义务和责任。他们所持的伦理价值观对友好型环境设计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和约束的作用。因此，设计师要具有尊重自然、权衡利益、全局统筹、为大众而设计的高尚素养。设计师应该明白人类的设计行为应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与传承性，在设计中融入人、自然、环境的伦理观并进行深入思考，这正是设计师的真正意义所在。
结语
“两型社会”的战略规划，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于中部崛起的科学发展观，也意味着实现社会与环境发展的协调与统一。在环境设计活动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平衡着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所以，从伦理角度探讨友好型环境的设计问题，符合国家环境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和谐社会创建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设计伦理的研究能促进设计师反思设计意义、为其提供道德原则和活动规范，还能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和提升环境的精神品质，并从理论上为设计学科的发展确立根本目标，以及建构友好型环境的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朱力.中国当代城市环境的伦理批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2] 陈喆.著.建筑伦理学概论. [M].北京：中国电子出版社.2007.
[3] 叶平.大自然道德-环境伦理学案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4] [美]弗雷德里克·斯坦纳.著.生命的景观—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5] 章海荣.编著. 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友好型环境的设计伦理与设计师的社会责任研究”（08YBB033）
作者简介：朱力（1966-），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伦理，环境设计；梅君艳（1986-），女，河北张家口，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关键词：友好型环境；设计伦理；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生存、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协调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设计活动中，使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困惑空前加大。从包豪斯基于浓厚的社会民主思想的设计哲学、以及路斯的《装饰与罪恶》直接把设计中的形式问题与道德相联系，到当下提倡的可持续环境发展的设计理念，无不彰显出把伦理诉求当作衡量设计价值的重要维度。一是设计的社会公正性。以帕帕纳克（VictorPapanek）的 《为真实世界的设计》、惠特利的《为社会设计》、阿里埃的《环境正义》和迈斯提出的“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概念等为代表，提出设计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认为以刺激消费和营利为目的的当代设计严重背离了设计的本质要求，主张为弱势人群设计，关注由于“环境不公正”设计所造成的某些人群的生活和生存危机。从伦理的角度探讨社会语境中的设计角色问题。二是环境设计的生态性。伴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等名著的出版，国外环境“规划”和“设计”提升到了生态科学的高度，芒福德提倡生态美学对人力的限制和与自然的和谐，舒马赫则研究“中间技术”，主张善用当地资源解决环境问题。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探讨设计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西方在环境友好型材料、技术、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三是设计师的责任与设计的经济价值。设计师需要一种务实的道德理想，使负责任的设计构想能够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相匹配。彼得·迈德森等在《设计管理评论》上讨论了通过设计管理使伦理学在商业设计中的可操控性。约纳斯的《责任律令》提出了“责任伦理”，从职业伦理规范的角度对设计师的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英美学者提出的“精明增长”等，还注重把市场经济行为纳入到可持续的环境设计研究中。
2000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第七届建筑双年展就明确提出“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美国著名的城市学者培根认为：“建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城市的形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始终是文明程度的标志。这种形式是由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所作的决定的多样性来确定的。”不难理解，城市设计面临诸多社会和伦理性问题，涉及到包括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等的各种利益矛盾之间的协调，同时还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公众的参与性与设计的透明化
（一）我国环境实践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
在中国当代城市环境建设中，决策和设计常常成为某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个人行为，较少是经过理性分析做出来的，不少城市的管理者仅凭个人的喜好，轻率地决定城市的面貌，长官意志随意左右城市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环境，专业城市设计师和广大市民的决策权往往是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长官意志、“亲亲原则”下的不公正现象屡见不鲜。“城市形象”成了许多城市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不做科学决策、不顾普通百姓利益打造“城市形象工程”，而这一切则成为城市决策人升迁的奠基。“亲亲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以亲人、熟人为亲近中心和关系中心发展开的社会活动，并以此作为价值及行为的判断和选择依据。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亲亲”道德原则，已丧失规范现代人之间关系道德功能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最需要的道德观念是公正。
（二）城市设计中的公众参与性
作为城市环境的大多数欣赏者和普通市民，在决策中反而没有发言权。不仅城市公共环境设计没有应有的自主权，作为纳税人对于城市建设的资金也没有监督权，是少数权贵对公众权利的剥夺。民主化意味着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操作程序的公开，城市建设的民主化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一个公共伦理的建设问题。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为公众参与城市设计做出尝试性的努力和实践，如东南大学进行的城市设计研究，又如南京“梧桐让路”事件的正确处理与解决，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开工建设，迫使文明南京的600棵梧桐树被据掉、迁移，给地铁线让路。由于这些树木不仅仅是行道树，他们还见证了南京半个世界的荣辱兴衰，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公民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行动中，理性、智慧的行使公民权利。经过南京市民的几番努力之后，“梧桐让路”之争暂时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南京的高官做出让步和妥协并承诺今后涉及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要以保护原有资源为前提，不得乱砍树，不得乱移树。
南京“梧桐让路”之争，表面上是大树之殇，其实本质上还是民意之痛。我国应该提高政府官员的伦理意识及审美素养，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公民在进行友好型城市建设中的参与度。在国外的一些城市，相关政策及手法较为多样化。如在美国的俄勒冈州，负责制定和采纳总体规划的县政府和市政府必须有一项方案让公众反复地参与。俄勒冈州公众参与项目有六个组成部分：1、公众参与2、交流3、公众影响4、技术信息5、反馈机制6、财政支持。Toronto市就利用电脑技术来研讨城市发展方案。我国城市设计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契机，组建合适的信息网络，建立良好的公众参与体制，实现公众参与性的透明化。
生态环境与生态设计
（一）城市建设中环境问题
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的进程及人口和产业化过度集中造成了城市的拥堵、环境的污染等诸多问题，无疑不印证了先哲們的忠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掠夺世界自然资源和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污染物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但是他们却忘了地球是一个整体，“环境无国界”的事实。我们对待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所持有的态度应是通力合作，共同治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成为可以逃脱生态灭绝的诺亚方舟”。[[[]叶平.大自然道德-环境伦理学案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P151)]] 我国正处于城市建设和大规模的生活居住模式变迁的关键时期，务必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是要利用时代的契机，面对汽车时代固有的问题，开拓出新的发展路线。试图以古朴的生态的自然为规划准则，回归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和乡居的生态环境。章海荣认为：“现代化城市现象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危害因归咎于人类自己的行为。因此，要阻止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种种问题，还必须依靠人类科学的理性思维和智慧能力的创造力，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把城市构成与城市建筑看作有机的活性体系，加强系统内部的循环与优化，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从而尽可能节约能源创造优良的、可持续发展的自觉的生态城市”。[[[] 章海荣.编著. 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P391)]]
（二）城市建设中的生态设计创新
面对接踵而来的环境问题，设计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帕帕奈克认为如果设计对生态负责，那么它也将是革命性的。戴维·奥尔认为：“优秀的设计不单是沉溺于依靠高效、节约地使用自然资源，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会恢复能力。优秀的设计应具备适宜、简捷、高效、持久性与恢复力等特点”。[[[] [美]弗雷德里克·斯坦纳.著.生命的景观—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P300)]] 斯图亚特·沃尔克则归纳了经济的、环境的、伦理的及社会的四个可持续设计的原则。
为阐明设计对环境的影响，设计新设施是很有必要的。由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于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一个城市规划概念构想。他认为现代的城市无法适应现代的生活，主张取消那些大城市，在他所描述的“广亩城市”里，每个家庭拥有一英亩土地种植自己所需的食物，居住区之间有超级公路连接，采用一种分散的城市布局，展现了一个有机的、充满活力的城市景象。美国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普遍的“郊迁化”在相当程度上是赖特“广亩城”思想的体现。
除此以外，利用环境方面的知识来丰富社区的规划与设计也成为一些设计师探索的问题。一个由规划师与设计师组成的队伍应用于麦克哈格的叠加方法和参与性规划方法设计了图森太阳村，即“锡瓦诺”。图森太阳村的设计目标是开创一个图森市内的可持续性社区。整个规划方案通过太阳能的保存和高效利用等设计手段节能75%；减少固体垃圾填埋量90%；通过鼓励自行车與步行的环形道路系统，降低空气污染度指数40%，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设计师的努力开拓与创新研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试验中，应适度把握科技运用的尺度，不违背科技手段符合生态发展的趋势。对于生态设计的创新须由传统的征服自然的价值观转变到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价值观，确立科技有限论的基本观念。 “生物圈二号”实验失败体现了生物圈自调节的不可替代。1991年5月，令世人瞩目的一项模拟地球生态过程的“生物圈二号”项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区开展。为期两年，1993年9月26日正式以失败告终。“生物圈二号”主要是一个生态实验工程。这项实验坐落在密封的网格玻璃拱顶包容下的多个连通的实验室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与陆地表面连接起来的封闭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为地再造了一系列栖息地，盐碱滩涂、沙漠、珊瑚礁、亚热带的大草原和密集型的农业，利用了4000多个代表热带雨林的自然物种。实验中还包括8个人，要求他们有效地与外部世界隔离，自给自足地在其中生活两年。此次实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人类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对地球生物圈大尺度生态过程的模拟和控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用科学技术圈代替生物圈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这就是投入这个实验项目的1亿元所换来的一个忠实结论。[[[]叶平.大自然道德-环境伦理学案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P17)]]
自然审美，生命的自由之美
生态城，人类栖居的理想
生态城这个概念是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O.Yanitsky(1981)提出来的一种理想城模式，旨在建设一种理想的人类栖境。从内涵上讲，生态城市是一个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文价值的综合概念，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的环境优美宜人，还是一个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的复合系统。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地球上的人类将有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的生态设计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国的不少城市已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设想，并纷纷将其纳入城市环境设计策略中。例如，长沙、上海、大连、株洲、厦门、青岛、威海等诸多城市加入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大军中，但其中不乏有些城市误读生态设计，将其仅仅作为一句时髦口号或是政绩工程。许多城市的决策者将生态设计单纯的理解为绿化率，进而通过多种手段盲目的提高城市的绿化率，深圳市凭借着从国外引进的绿地成为国际花园城市，但是引进的植物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更有甚者将整个城市刷成绿色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以上的诸多做法都只注重其视觉效果，而忽视了长远利益与环境的实用性，造成了生态破坏和浪费。
生态城市的建设中绿地是其重要的考量标准之一，对调节城市小气候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绿色之都”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用实际行动并印证了“人造城市”的成功。整个城市的绿化率超过城市总面积的一半，得益于当政府的伦理服务意识。政府规定市内在建设建筑时不得建造围墙，每个新建房户主都可得到市政府送出的15棵不同品种的树木和30丛灌木，并由环保志愿者免费为主人栽种。因此，在堪培拉到处可见花草树木形成的绿篱，俯瞰整个城市，仿佛淹没在汪洋绿海中。一抹绿意沁人心肺，时而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时而朦胧而又清晰，粗犷而又细腻，甚是迷人。正如凯文·林奇提到的，一个具有良好形态的城市要有的生命力。而堪培拉城市应该有一个有益健康的、有良好生态功能的环境。
生态栖居的自然审美
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引起人们对重视生态的渴望与呼唤，呼吁人们在城市环境设计中不是力图彻底征服自然，而是寻找到一种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融合。为达到和谐统一的目的，可以选择人类居住环境适应自然，或将自然环境引入城市景观的人工环境之中，达到理想中的和谐。
2002年年度，中国中山岐江公园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大会景观设计的最高奖项—荣誉设计奖。这是一个令众人为之兴奋而又疑惑的消息。中山岐江公园是利用极具中山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象征，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终于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山著名的粤中造船厂进行废旧利用并加入新的设计元素再创造。探究它的设计理念，设计师深刻的伦理自觉；自然生态化的审美方式；遵守场地性的原则；僵持经济原则等特点是公园设计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公园的设计追求时间的美，工业的美，野草的美，落差错愕的美，祭奠那些始于足下的文化，平淡的文化和那些曾经被忽视而将逝去的文化。诸如此类的表达都试图在吸收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同时，以一种城市更新和生态恢复的手法去保留自身的个性的。它是一种对文化和自然的全新的诠释。在自然之中找真美，设计师俞孔坚在歧江公园的设计中，他们大量使用了乡土野草、乡土水生植物，保留原场地中的风景线，让远离自然、久居城市的人们，能有机会欣赏到自然生态和野生植物之美。以期传达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整个设计诠释着设计者对“设计”的理解的同时，表达了设计师良好的伦理责任，肩负起关于产业类历史地段的保护利用并唤起城市的记忆。
世界之美是多样的和谐之美是生态美学带给我们启示，是共生共栖的和合之美。从生态美学角度品评生态设计，达到生态审美之境，是人类最理想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境界。
设计师的伦理责任
在这些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下，设计师是整个社会信息交换系统的“中间人”，具有重要的义务和责任。他们所持的伦理价值观对友好型环境设计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和约束的作用。因此，设计师要具有尊重自然、权衡利益、全局统筹、为大众而设计的高尚素养。设计师应该明白人类的设计行为应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与传承性，在设计中融入人、自然、环境的伦理观并进行深入思考，这正是设计师的真正意义所在。
结语
“两型社会”的战略规划，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于中部崛起的科学发展观，也意味着实现社会与环境发展的协调与统一。在环境设计活动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平衡着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所以，从伦理角度探讨友好型环境的设计问题，符合国家环境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和谐社会创建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设计伦理的研究能促进设计师反思设计意义、为其提供道德原则和活动规范，还能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和提升环境的精神品质，并从理论上为设计学科的发展确立根本目标，以及建构友好型环境的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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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友好型环境的设计伦理与设计师的社会责任研究”（08YBB033）
作者简介：朱力（1966-），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伦理，环境设计；梅君艳（1986-），女，河北张家口，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