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徐运北同志是一位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一位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成长为战功卓著的二野兵团级高级政工领导者。不论是任冀鲁豫边区书记，或任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还是担任新中国贵州省委副书记期间。这位鲁西南故土的济大才子，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把这位贵州省禁毒大吏——共和国“林则徐”，星夜兼程调任国家卫生部，出党组书记乃副部长。正是这位建国初期被誉为，点燃振兴中医卫生第一簇蓬勃火焰的新卫生运动火炬者，主持江西等省血吸虫防治工作，以及救治六十一位阶级弟兄的“外行”部长。至今，离开卫生事业已经四十二年之久，至今仍还健在。中医药卫生事业如何？在徐老当年主政卫生事业工作中有十一年的辉煌业绩，对今天有何意义与影响呢？尤其对中医药卫生事业又有何举足轻重的作用呢？带着一连串好奇心，本刊主编段向群（中医教授）与中华国医国药网王宏伟同志（记者），共同登门造访老卫生部长徐运北及夫人王庆淑同志，聆听并录述徐老深刻而又清晰的珍贵访谈纪要。值此共和国新中医振兴事业五十五周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五十五周年。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共同指示：“中医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巨大宝库”讲话发表五十三周年，特以此文以供奉读者。
　　——编者按语
　　
　　毛主席與周总理是共和国中医事业奠基人
　　徐老开诚布公如是说。在北海后街东官房胡同，一处幽静的小四合院内，朴素而敞亮的徐老家客厅。此刻，已年近93岁的髦耋老人徐运北前辈，他背不躬、腿不僵，而且精神馊烁、思维敏捷地对我们晚辈后生造访者掩卷长谈起来。
　　徐老拿出了不少手头资料，如《中共党史人物》、《红军人物考略》以及《卫生工作大事记》。老人家在许多事前做好笔录，把记号位置轻轻翻开，他认真总结说：我调卫生部是阴错阳差，我应该是调交通部当副部长，因为卫生部技术专业性太强。没有几位懂行的，都不敢外行领导内行。毛主席指定我是有点急时乱投医。我是真正的医盲！自己与家人没有从医的半点经验。我从“九一八”开始参加学运，后来领导地方抗战工作，很少跟医务界打交道，五二年走马上任，与其说是肥差倒不如是临危受命。当时，卫生部前任部长与副部长犯了不支持祖国传统医学的错误，还有领导带头写反中医的书。当时，抗美援朝后期，美国随时要跟我国打细菌战，而且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针对国内浮渣泛起的反对中医、消灭中医势力的不良社会影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制定了“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宝库！”以及坚决大力扶助中医的国家大计方针。徐老深切回忆：“我被调来卫生部工作，第一件头等大事就是狠抓中医工作，就是不让中医事业从我们的国计民生中流失！我是军旅生涯、戎马半生。”徐老主持设立卫生部中医司，调江苏省政协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吕炳魁任第一任司长。开始决策“南医北调”工程，在首都建立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以及数十家中医医院。周总理曾经对我与吕炳魁开玩笑谈：“徐运北是夜郎国的林则徐，吕炳魁同志是中医司令嘛！中医工作我可要高枕无忧了！”主席与总理是中医事业的奠基人、捍卫者和解放者。今天的中医事业发展与进步，是离不开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与关心的。
　　
　　文革前十七年，中医卫生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中医卫生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的两件头等大事，一个是科研；一个是教育。关键是如何找到办教育与抓科研的经费。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什么都是平地而起。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有国家项目都需要钱，卫生部也不例外，中医司就更竹篮打水、水中捞月。吕炳魁走马上任，也是位清水衙门的空头支票大吏，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中医学院要钱；建中医研究院也要要钱，诸名老中医高薪坐堂，建中医医院更是烧钱。为了解决中医事业基础工程经费，周总理找来陈云、李篙春，以及邓小平同志，从抗美援朝军费中挤出了200亿元（当时10000元＝1元人民币），200万元钱开始了共和国新中医事业的长征。我也是老红军干部，从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就跟共产党走了一辈子。抗战时，我任冀鲁豫边区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段君毅同志都在身边一起工作过。我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笔者加注）。那时，条件和环境比解放初艰苦一万倍，不是坚持下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军队；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老百姓当家作主了！建设中医事业也不可怕，也不是老大难，而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事业中的一项。
　　的确，中医工作并不一帆风顺，更存在不少矫妄过正的过激行为。比如，一九六三年保定卫生工作会议，过度吹捧中医，把中医问题老毛病给勾引发作了。我任卫生部党组书记，没能及时制止中医浮垮风，受到主席与总理的批评，邓小平同志当时也找我谈过几次话，希望纠正此风。我当时也有些思想抵触情绪，没考虑中西医结合，中医科技良性发展大局。如今，觉得还是主席与总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我这位卫生工兵，还应该活到老学到老！
　　
　　抓江西血吸虫防治工作是中西医结合典范
　　解放初，民间社会有四大害：吸毒、妓女、恶霸、臌胀病。这个挺大肚子病就是血吸虫病，是我们南方插秧田农民中的常见病，传播面积广、危害大。当然还有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央制定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为什么要把爱国与卫生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要放在一起呢？主要是突出群防群治，打大仗，打有准备的仗。毛泽东主席很会看问题，往往一两句话就切中要害，卫生无小事。那时候，我们卫生工作真的缺医少药，更缺乏有经验的一线大夫，光靠西医。靠我们从部队的军医是打不了天下的，所以，要依靠中医的力量。主要是民间中医的可靠疗效与方法，而真正打败血吸虫是依靠什么呢？是中西医第一次合作取得的成功。当时，不要说什么结合不结合的问题，中医与西医两家根本就不学习，你用你的“施触叩听”，他用他的“望闻问切”。结果，对一些疾病治疗越合作越合不来，越理不断，理还乱。我们拿不准，弄不好就成了外行给内行的绊脚石。但是，后来双方都放下架子，一起虚心的互相取经，研究对策。结果，集思广益，中西医还真有了主心骨。大概用了十年功夫，南方血吸虫病才被真正的控制，这种疾病危害到如今，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听说过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打爱国卫生运动的旗帜；搞中西医结合科研；搞群防群治运动，这都是被逼无奈，置之死地而后生嘛！是让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无耻之举美梦难圆。我当时有幸参加了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的部分全国卫生工作，亲身经历过，亲身目睹过。的确，深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是没有白说的。
　　
　　中医工作要尊重国情和民族文化情绪
　　“中医当然是个宝！而且是国之瑰宝。千百年来，中医自己形成了一种严谨而行之有效的浅规则科学方法。运用东方文明的精辟理解力，对危害与影响人类的疾病采取完全适合人类自身的医理规律，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徐老的敏捷思维与流畅谈吐，根本不似93岁的高龄老人。他对自己的记忆以及回忆，仍然保存着一种旺盛的精力。这一点，得到了徐老非常肯定的解释：我能长寿健康就是坚持中医“精神内守、恬淡虚无”原则，西药我几乎一片不吃，中西结合的保健品也很少吃，中药我是需要吃就一定吃，因为有效！
　　在75年的革命历程中，徐运北老人从1933年开始由学运领袖，到一名顽强的地方红军领导干部。后来，在山东以及冀鲁豫抗战边区担任主要领导者，他始终孜孜好学、坚定不移以及实事求是的奋斗精神。对中医事业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客观地指出：“中医学是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的结晶产物，这门不朽的文明发现与发明，就像人体中的脉搏一样息息相关、蓬勃向前。这可是我们文明和文化的命根子呀！千万不要在我们手中丧失高举这面文明大旗的珍贵机遇，要珍视中医；要珍惜中医！要珍爱中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