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教育是人才培养与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学校则为教育提供了具体施行的阵地，而教科书正是传播文化与知识等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1917年，由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李石曾教授以及沈尹默先生等共同创办的孔德学校应运而生，它的新式不只体现在它开明的办学宗旨、一流而博学的教员等软实力上，还体现在它走在时代前沿的教科书改革上，它自编的学校教科书对开阔学生的眼界，增加学生的学识，发扬孔德学校的精神，弘扬新时代的思想等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北京孔德学校；教科书
北京孔德学校的成立既是一種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其偶然成因在于1917年，北京大学几位教授遇到了自己孩子入学的问题。当时京城的学校不多，且教育方式陈旧，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办学。年底，蔡元培、李石曾、钱玄同等人，创办了孔德学校。而所谓历史的必然，主要是当时正时值新文化运动前后，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日益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学校也成为打响这场新旧文化之战的主阵地，旧式学校已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新式人才，于是孔德学校在特殊的时段而成立。
一、北京孔德学校之概况
北京孔德学校实行的就是尊重个性的道尔顿教育法的学校。孔德学校的学制是十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四年，共十年。关于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校长蔡元培在孔德学校两周年纪念會上，曾致演讲词：我们这个学校用“孔德”的姓做校名，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子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筋觉。从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上，课程设置上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蔡元培早年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倡导，及其五育并举教育思想，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科书是传播文化与知识等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对一个学校来说不可或缺，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德学校的新式不只体现在它开明的办学宗旨、一流而博学的教员等软实力上，还体现在它走在时代前沿的教科书改革上。为改进孔德学校教务，该校还设有教务评议会，其中选定教科书作为其重要的会务之一，1918年春，蔡元培召集胡适、徐悲鸿、钱玄同等十几人举行教育研究会，来讨论有关修改教科书的问题。会议上大家提出了教科书所存在的问题等，他们并就各科教科书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并萌生改编教科书，自行编订教科书的计划。
二、孔德学校教科书的特色
（一）用白话文自编国语，首用注音字母
孔德学校的一些举措常走在时代前列，比如孔德小学国文课的改革。当时，钱玄同先生向蔡校长和沈尹默主任建议，用白话文编写小学国文课本，而且从小学一年级起即教注音字母。接着，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以“新教育研究会”的名义编写出了孔德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课本。1919年暑假后，孔德小学各年级国语课本，就都由陈大齐、钱玄同等编写。他们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为蓝本，从中挑选课文，加以审订，并用白话重写，加标点注音，然后油印成活页讲义发给学生用。孔德学校自编国语教材有着近二十年的历史，这些举措在当时都一种新的试验，白话文较文言文来说更容易理解，降低了难度，而儿童在学会注音后再学会拼读汉字，提高了自学能力，从而为学生的阅读与理解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教科书编写者的审慎态度
教科书编写对语言的要求极高，文字应求精求美，而不可太粗太俗太陋。为此，当时的教科书十分注意语音、语法、文法的规范化。句子和文章的规范也是教科书编写者特别强调的。胡适就曾经说过：我从前编纂孔德学校教科书，往往因一句话，斟酌半天。如“我在火炉边坐”，“我坐在火炉边”这两句话，都可以说得通。“在火炉边”这分句到底是搁在动词的前面或后面呢？要是说在动词的后面为好，那么，“我在操场上拍球”说做“我拍球在操场上”就不顺口哩。由此可见编写者的严谨与认真斟酌的态度，对文字的追求，因为教科书编写者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因为它面向的是众多受教育者，好的教科书要经得起考验。
（三）教科书选文的合理选用
教科书所选的内容与材料更是重中之重，它的材料应该是有益于儿童的生活，更是有益于社会的，孔德学校教科书编写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趋势，它格外注意选材的思想性和实用性，有“六大不选”—凡是文意与现代思潮相违者不选，思想消极足以窒碍青年进取者不选，作无病呻吟者不选，绮靡之文不选，带帖括气之文不选，矫揉造作之文不选。同时，选文也强调时代性，紧跟时代的潮流，如1926年北京孔德学校编写的《初中国文选读》第五册的选文内容，全部都与当时流行的“新诗”相关。除周作人、徐志摩、冰心的诗作外，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散文诗、胡适的《谈新诗》也在入选之列。如此选文意在使学生能接触到社会中前沿的新思潮，养成现代的思想。
（四）适用于儿童需求
教科书是为儿童服务的，因此以儿童的眼光才是衡量教科书质量的关键，要以满足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满足他们的需求为重。顾颉刚先生曾说过“要拣取历史上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最精彩部分，作最亲切之描写，使学生对各时代的特色有真确的了解。”于是他于1924至1925年间为北京孔德学校作了历史讲演稿《国史讲话》，全书不长，却如同讲故事一般，用通俗的笔墨普及历史知识，顾先生采取的是平铺直叙、通俗易懂的平民讲史方式，将这个时期的历史框架勾勒得很有条理，这种轻松的氛围实在是引人入胜，它不像专业学术那样刻板，却又不失严谨之风，符合学生的需要，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既能掌握历史发展的逻辑，又能在字里行间探索历史的趣味性。
三、孔德学校教科书的启发
（一）重视教科书的力量
教科书对于学校对于社会都不容小觑，孔德学校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挖掘其无形的强大力量，使它对开阔学生的眼界，增加学生的学识，发扬孔德学校的精神，弘扬新时代的思想等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孔德学校教科书锐意改革，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推行白话文教育之前就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不失为一种创举。其次，教科书成为点燃并传递现代新思潮的火炬。它在内容上积极宣扬新思想新文化，开启了人们的心智，陶冶了儿童的高尚情操。此外，教科书在积极唤醒民众觉醒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在《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中讲到戊戌變法的原因，作者写道：“清朝自成同以来，外交一回一回的失败，竟弄到上面所说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刺激！一般有心的人受到这样的刺激，把当前的切身问题设法求得一个解决的。”总之，教科书如一把火炬，使新思想以燎原之势燃起。
（二）教科书是具有时代性的
时代是进步与发展的，随着新事物的涌进，因此教科书也要紧跟时代步伐，没有永不改写的教科书，孔德学校的教育者对教科书有深刻的认识与见解，由此改编了适合自己学校、适合新时代發展需要的教科书，从而培养了一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周予同先生曾说“教材对于学生的影响，量的关系比较少，质的关系比较大”，教科书的质量关系着受教育对象的发展，教科书内容是落后还是进步，是消极还是积极，都需谨慎选择。随着社会上运动的开展，西方教育思潮的广泛传播，使教科书的编辑方针进一步朝着合乎时代潮流和实用这一方向发展。教科书不仅要关注社会动态，注重观点内容的更新，还要注意编排体例、文体等发展。
（三）教科书要真正做到为学生服务
教科书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它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活力的儿童，因此教科书绝不是知识内容的简单堆砌与叠加，它所呈现的内容不仅要与儿童特定心理阶段相契合，还要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钱秣陵先生也说过，教科书以养成“眼光”为要旨。蔡元培在选地理教科书时曾说到“现行之教科书均不合用。愿介绍较宜之教科书，上海地学研究会所出之高等小学及中国[学]教科书，较适宜于养成眼光。讲本国地理，必以外国地理为对照，始能养成世界眼光。”不仅是地理科目需要选择适合学生的版本，其他诸科也是如此。因此，首先，教科书编写应注重结构的合理化、科学化，注意各阶段之间的衔接。其次，教科书内容要加强与儿童生活、社会的联系，使教科书应充当起与外部社会沟通联系的桥梁；再者，好的教科书少不了一定的趣味性，才能成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教科书，并富有感染力。
（四）于不足之处寻进步
孔德学校作为一所优秀的学校，至今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它的教科书颇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多创新之举，教科书编写队伍也非常优秀，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值得后人研习。但对任何一本教科书来说，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对其他事物来说也大致如此。孔德学校的教科书系列也确存有不完满之处，比如它在国语编排体例上需要从右向左翻看，课文内容也是竖式排版；内容上某处可能过度注意儿童的趣味性而过于简单而无必要等等。我们要在借鉴孔德学校教科书的一些优点及其宝贵精神的基础上，再借鉴它一些细微不足，不断完善教科书的各项事业，使学生通过教科书的使用来获得更多的思考，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53，249.
[2]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精选[M].东城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207.
[3]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291.
[4]顾颉刚.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关键词：民国；北京孔德学校；教科书
北京孔德学校的成立既是一種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其偶然成因在于1917年，北京大学几位教授遇到了自己孩子入学的问题。当时京城的学校不多，且教育方式陈旧，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办学。年底，蔡元培、李石曾、钱玄同等人，创办了孔德学校。而所谓历史的必然，主要是当时正时值新文化运动前后，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日益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学校也成为打响这场新旧文化之战的主阵地，旧式学校已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新式人才，于是孔德学校在特殊的时段而成立。
一、北京孔德学校之概况
北京孔德学校实行的就是尊重个性的道尔顿教育法的学校。孔德学校的学制是十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四年，共十年。关于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校长蔡元培在孔德学校两周年纪念會上，曾致演讲词：我们这个学校用“孔德”的姓做校名，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子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筋觉。从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上，课程设置上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蔡元培早年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倡导，及其五育并举教育思想，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科书是传播文化与知识等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对一个学校来说不可或缺，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德学校的新式不只体现在它开明的办学宗旨、一流而博学的教员等软实力上，还体现在它走在时代前沿的教科书改革上。为改进孔德学校教务，该校还设有教务评议会，其中选定教科书作为其重要的会务之一，1918年春，蔡元培召集胡适、徐悲鸿、钱玄同等十几人举行教育研究会，来讨论有关修改教科书的问题。会议上大家提出了教科书所存在的问题等，他们并就各科教科书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并萌生改编教科书，自行编订教科书的计划。
二、孔德学校教科书的特色
（一）用白话文自编国语，首用注音字母
孔德学校的一些举措常走在时代前列，比如孔德小学国文课的改革。当时，钱玄同先生向蔡校长和沈尹默主任建议，用白话文编写小学国文课本，而且从小学一年级起即教注音字母。接着，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以“新教育研究会”的名义编写出了孔德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课本。1919年暑假后，孔德小学各年级国语课本，就都由陈大齐、钱玄同等编写。他们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为蓝本，从中挑选课文，加以审订，并用白话重写，加标点注音，然后油印成活页讲义发给学生用。孔德学校自编国语教材有着近二十年的历史，这些举措在当时都一种新的试验，白话文较文言文来说更容易理解，降低了难度，而儿童在学会注音后再学会拼读汉字，提高了自学能力，从而为学生的阅读与理解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教科书编写者的审慎态度
教科书编写对语言的要求极高，文字应求精求美，而不可太粗太俗太陋。为此，当时的教科书十分注意语音、语法、文法的规范化。句子和文章的规范也是教科书编写者特别强调的。胡适就曾经说过：我从前编纂孔德学校教科书，往往因一句话，斟酌半天。如“我在火炉边坐”，“我坐在火炉边”这两句话，都可以说得通。“在火炉边”这分句到底是搁在动词的前面或后面呢？要是说在动词的后面为好，那么，“我在操场上拍球”说做“我拍球在操场上”就不顺口哩。由此可见编写者的严谨与认真斟酌的态度，对文字的追求，因为教科书编写者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因为它面向的是众多受教育者，好的教科书要经得起考验。
（三）教科书选文的合理选用
教科书所选的内容与材料更是重中之重，它的材料应该是有益于儿童的生活，更是有益于社会的，孔德学校教科书编写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趋势，它格外注意选材的思想性和实用性，有“六大不选”—凡是文意与现代思潮相违者不选，思想消极足以窒碍青年进取者不选，作无病呻吟者不选，绮靡之文不选，带帖括气之文不选，矫揉造作之文不选。同时，选文也强调时代性，紧跟时代的潮流，如1926年北京孔德学校编写的《初中国文选读》第五册的选文内容，全部都与当时流行的“新诗”相关。除周作人、徐志摩、冰心的诗作外，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散文诗、胡适的《谈新诗》也在入选之列。如此选文意在使学生能接触到社会中前沿的新思潮，养成现代的思想。
（四）适用于儿童需求
教科书是为儿童服务的，因此以儿童的眼光才是衡量教科书质量的关键，要以满足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满足他们的需求为重。顾颉刚先生曾说过“要拣取历史上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最精彩部分，作最亲切之描写，使学生对各时代的特色有真确的了解。”于是他于1924至1925年间为北京孔德学校作了历史讲演稿《国史讲话》，全书不长，却如同讲故事一般，用通俗的笔墨普及历史知识，顾先生采取的是平铺直叙、通俗易懂的平民讲史方式，将这个时期的历史框架勾勒得很有条理，这种轻松的氛围实在是引人入胜，它不像专业学术那样刻板，却又不失严谨之风，符合学生的需要，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既能掌握历史发展的逻辑，又能在字里行间探索历史的趣味性。
三、孔德学校教科书的启发
（一）重视教科书的力量
教科书对于学校对于社会都不容小觑，孔德学校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挖掘其无形的强大力量，使它对开阔学生的眼界，增加学生的学识，发扬孔德学校的精神，弘扬新时代的思想等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孔德学校教科书锐意改革，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推行白话文教育之前就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不失为一种创举。其次，教科书成为点燃并传递现代新思潮的火炬。它在内容上积极宣扬新思想新文化，开启了人们的心智，陶冶了儿童的高尚情操。此外，教科书在积极唤醒民众觉醒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在《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中讲到戊戌變法的原因，作者写道：“清朝自成同以来，外交一回一回的失败，竟弄到上面所说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刺激！一般有心的人受到这样的刺激，把当前的切身问题设法求得一个解决的。”总之，教科书如一把火炬，使新思想以燎原之势燃起。
（二）教科书是具有时代性的
时代是进步与发展的，随着新事物的涌进，因此教科书也要紧跟时代步伐，没有永不改写的教科书，孔德学校的教育者对教科书有深刻的认识与见解，由此改编了适合自己学校、适合新时代發展需要的教科书，从而培养了一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周予同先生曾说“教材对于学生的影响，量的关系比较少，质的关系比较大”，教科书的质量关系着受教育对象的发展，教科书内容是落后还是进步，是消极还是积极，都需谨慎选择。随着社会上运动的开展，西方教育思潮的广泛传播，使教科书的编辑方针进一步朝着合乎时代潮流和实用这一方向发展。教科书不仅要关注社会动态，注重观点内容的更新，还要注意编排体例、文体等发展。
（三）教科书要真正做到为学生服务
教科书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它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活力的儿童，因此教科书绝不是知识内容的简单堆砌与叠加，它所呈现的内容不仅要与儿童特定心理阶段相契合，还要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钱秣陵先生也说过，教科书以养成“眼光”为要旨。蔡元培在选地理教科书时曾说到“现行之教科书均不合用。愿介绍较宜之教科书，上海地学研究会所出之高等小学及中国[学]教科书，较适宜于养成眼光。讲本国地理，必以外国地理为对照，始能养成世界眼光。”不仅是地理科目需要选择适合学生的版本，其他诸科也是如此。因此，首先，教科书编写应注重结构的合理化、科学化，注意各阶段之间的衔接。其次，教科书内容要加强与儿童生活、社会的联系，使教科书应充当起与外部社会沟通联系的桥梁；再者，好的教科书少不了一定的趣味性，才能成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教科书，并富有感染力。
（四）于不足之处寻进步
孔德学校作为一所优秀的学校，至今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它的教科书颇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多创新之举，教科书编写队伍也非常优秀，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值得后人研习。但对任何一本教科书来说，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对其他事物来说也大致如此。孔德学校的教科书系列也确存有不完满之处，比如它在国语编排体例上需要从右向左翻看，课文内容也是竖式排版；内容上某处可能过度注意儿童的趣味性而过于简单而无必要等等。我们要在借鉴孔德学校教科书的一些优点及其宝贵精神的基础上，再借鉴它一些细微不足，不断完善教科书的各项事业，使学生通过教科书的使用来获得更多的思考，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53，249.
[2]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精选[M].东城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207.
[3]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291.
[4]顾颉刚.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