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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邦暴力团》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在情节主题、侠客形象、叙述方式等方面既因袭了经典武侠小说的叙事模式，又有诸多反叛之处，有着鲜明的后现代因素，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学根基上的一次后现代写作试验，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可能。
关键词：张大春 《城邦暴力团》 武侠 后设
张大春是当代台湾文坛最多变的作家之一。他曾说：“我以为文学的类型如果不杂交的话，就产生不出创造性的东西，类型只有通过新的杂交，才有新的变化，产生新品种。” a正是出于这种不拘泥于刻板文体的创新意识，才使得《城邦暴力团》这部武侠巨作，与同类型题材的小说相比，既有对公认的武侠小说的模仿，又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传统武侠小说模式。它无疑是将西方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套路巧妙结合的典范，兼有传奇与反传奇的双重色彩，被倪匡称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后最伟大的发现”。
本文将视线集中于《城邦暴力团》这部小说上，从情节主题的重置、侠客形象的塑造，以及话本叙述的转换入手，来梳理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叙事新特点，细查张大春隐藏在武侠文本背后更厚重的哲学思考。
一、江湖与现实的深度重叠
武侠小说最核心的设定就是关于“江湖世界”的独特想象。一般来说，作家会刻意拉开“江湖”与“现实”的距离，创造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法外世界”。《城邦暴力团》中的“竹林市”，无疑是传统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一个现代变体。在这个小城市中，仍旧充斥着大量的武侠元素：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武功盖世的侠客高手，例如在身中五枪后，还能使出上乘内力的漕帮老大万砚方、通晓奇能异术的神算子赵太初。与之相“配套”的还有飄花门、六合自然门等武林门派，《七海惊雷》《无量寿功》等孤本秘籍，以及六合神掌、八步螳螂拳、大般若掌等等的武功招数。这样的写法也确实像极了传统意义上武侠小说。“文学怪胎”张大春难道会满足于写一本中规中矩的“典型”武侠小说？如若不，可金庸之后，武侠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张大春认为，“我们可以把真正的现实生活放进去，这是金庸从来没有做过的。武侠小说还能再写下去，我认为是把每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世界嵌入江湖”b，《城邦暴力团》由此诞生。他在保留武侠元素的基础之上，背离了“江湖远离现实”的固定武侠模式，用“江湖就是现实”的新构思来设计小说情节的发展。
张大春将大量的民国历史事件编入小说之中，给予“竹林市”真实的历史背景。更有趣的是，张大春利用煞有介事的考证手法，对这些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颠覆 “那些看起来堂而皇之的历史”c。可见，张大春在武侠小说的“外衣”下，依然保持着对种种成规的质疑，探究历史究竟是如何被编纂的。他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个与正史完全不同，却又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并且一本正经地告诉读者，其实这才是历史的 “真相”。这样的创作手法，客观上使得“江湖”与“现实”深度叠合。这样，“江湖”不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必须屈从于现实社会中的秩序，打破了盗亦有道、快意恩仇的武侠美感。
情节背景的颠覆，必然带来主题的改变。《城邦暴力团》的主题从传统的“寻宝”“复仇”转变为了“逃匿”“著书揭秘”。小说的开篇便安排了漕帮老大万砚方在聚会时被枪杀，与其结拜的六位长者离奇失踪的情节。这似乎是传统武侠小说中复仇主题的经典开端，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明确告知了读者真凶是万砚方的义子万熙，整个谋杀事件牵涉到了漕帮内部权力的更迭，以及漕帮与洪帮、“庙堂”之间的争斗。事件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故事的关键就由“寻找凶手”转变为了“揭示真相”。为了向世人揭示事件的真相，无论是身怀绝技的“六老”，还是读书人“张大春”都只得为了保存性命而隐遁逃跑。就连对奇门异技的描述中，出场次数最高的也不是破坏力强的招式，而是有利于藏匿的“遁甲术”。
二、侠客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张大春认为，武侠小说到平江不肖生手里，开始形成一个侠的系谱。那么在平江不肖生看来，人物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被称之为“侠”？他在《江湖奇侠传》中写道：“首先要重仁义，其次是笔舌两兼，第三是勇武向前 。”d大部分武侠小说作家对侠客形象的塑造都遵循着这个系谱。因此，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有着独特的血缘和身份，继承了无法推卸的恩怨情仇，他们大多经历了各种磨难，却始终有情有义、善良勤劳、英勇无畏，并能通过一系列机缘巧合，或遇高人指点，或得绝世武器，或参透武林秘籍，通过修炼最终成为一代武林高手。在除去仇人、坏人，还天下太平之后，便不慕名利，翩然而去，和心爱之人隐居在山林湖海之中，过着不羡鸳鸯不羡仙的平凡生活。
张大春却在《城邦暴力团》中对“侠客”形象进行了颠覆。他在保留侠客外在客观条件的同时，消解了他们内在“侠”的品格。小说中的主人公孙小六不仅内力外功一体双修，而且有着不平凡的身份，他是“竹林七闲”之一的孙孝胥的孙子，更是《奇门遁甲术概要》占卜批文中暗示的“星主”。如此一来，“孙小六”的形象似乎可以定型了，与传统武侠小说套路一样，他接下来就应该去寻找真凶，除恶复仇，成为正义与勇敢的化身。然而，孙小六虽武功盖世，却愚蠢而胆怯，毫无侠德。他一心只想着逃离威胁恐吓，所有的武功不过是为了保命全身。还有包括“六老”以及万德福在内的上一辈的英雄侠客们也都受“庙堂”的压制，庸庸碌碌，疲于奔命，到处躲避特务的追杀。他们对谋杀案的真凶早已了然于心，却从未想过出面主持公道与正义。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复仇办法就是通过著书立说来揭示真相。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将知识分子卷入其中。于是“张大春”要承担起还原真相的使命。但他亦过着隐遁的生活，并且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写出他们口中的真相。
当“江湖”与“现实”重合，无论是武功高强的侠客，还是不问世事的文人，都无法摆脱强权与私欲的束缚，“伟大的同情心”在逃匿的路上被无情丢弃，侠义精神荡然无存。
三、“张大春”身份的双重设定 《城邦暴力团》在讲述模式上继承了传统的说书艺术，以说书人的腔调进行叙述，再现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中对“楔子”“从……说起”“闲话休提，且说这……”“套语”运用自如，这与张大春在电台主持说书节目的经验密不可分。作者将叙述者的身份设定为说书人，一方面，可以为读者铺垫故事背景，以全知全能视角从三条不同的时间线，交叉讲述个人成长、江湖斗争，以及民族秘史，让读者进入更广大的视域范围；另一方面，能够跳脱既定的故事情节，即兴发挥，挟沙跑马。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万得福以为有暗器袭来，待暗器轻轻飞入手中，才发现是道美食，名曰：“素烧黄雀”。紧接着，作者另起一章专门追溯“素烧黄雀”的历史，占了小说八页多篇幅。这种“跑野马”的书场叙事在丰富小说内容的同时，满足了作者想将大量史料典故、现实事件融入小说的创作理想，亦给读者营造出一种跳跃式的阅读感受。
如果张大春只是简单的对传统说书艺术的因袭，完全沿用说书人的口吻，文本似乎没什么新意，而且他的另一部小说《春灯公子》显然形式上模仿的更加到位。但趣味就在于张大春又进一步赋予了“说书人”以具体的身份信息，直接挪用了他自己的真实姓名、眷村成长的背景、辅仁大学任教等一系列真实现实经历，更重要的是“作家”这一身份，这是在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如此一来，使得小说作者张大春与小说人物“张大春”真真假假，混为一谈，难以区分。作者张大春给予小说中的“张大春”双重身份，即说书人和人物角色，并且借“作家”的身份谈论起《城邦暴力团》的创作。在《小说的诞生》这一章专门写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凸显创作的刻意性，巧妙地完成“自我指涉”技法的运用。小说不仅仅凸显了叙事者本身的存在，还着重凸显了读者的角色，例如第四十六章便直接以《理想的读者》为题，力邀读者进入文本。但就在读者被这种虚假的“真实感”欺骗，误以为这是一部非虚构的拟自传体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关于张大春如何完成这部武侠小说的小说时，张大春又借全知视角和离奇情节，提醒读者这只是一个虚构故事。由此，张大春完成了对说书艺术的后现代转换。
综上，《城邦暴力团》与经典的武侠小说相比，存在着既因袭又反叛的复杂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写作范式，保留了个人的创作理想。张大春在武侠小说的“外衣”下，继续表达着对写作屈于某种现实目的性后，意义和乐趣就会消失的焦虑与担忧，并执着于反省“语言”与“真实”的关系。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e
a 李瑞腾：《创造新的类型，提供新的刺激——专访张大春》，《文讯杂志》（革新版） 1993年第60期，第85页。
b 石剑峰：《张大春谈传奇、侠义和武侠写作》，《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8月16日。
ce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第11页。
d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一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版，第119夜。
参考文献：
[1]张大春.城邦暴力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张大春.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J].台港文学选刊，2012 （4）.
[3] 黄幼甦. 现实嵌入江湖——试论《城邦暴力团》[J].世界华文文学论壇，2013 （4）.
作 者： 苗曼桢，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张大春 《城邦暴力团》 武侠 后设
张大春是当代台湾文坛最多变的作家之一。他曾说：“我以为文学的类型如果不杂交的话，就产生不出创造性的东西，类型只有通过新的杂交，才有新的变化，产生新品种。” a正是出于这种不拘泥于刻板文体的创新意识，才使得《城邦暴力团》这部武侠巨作，与同类型题材的小说相比，既有对公认的武侠小说的模仿，又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传统武侠小说模式。它无疑是将西方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套路巧妙结合的典范，兼有传奇与反传奇的双重色彩，被倪匡称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后最伟大的发现”。
本文将视线集中于《城邦暴力团》这部小说上，从情节主题的重置、侠客形象的塑造，以及话本叙述的转换入手，来梳理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叙事新特点，细查张大春隐藏在武侠文本背后更厚重的哲学思考。
一、江湖与现实的深度重叠
武侠小说最核心的设定就是关于“江湖世界”的独特想象。一般来说，作家会刻意拉开“江湖”与“现实”的距离，创造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法外世界”。《城邦暴力团》中的“竹林市”，无疑是传统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一个现代变体。在这个小城市中，仍旧充斥着大量的武侠元素：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武功盖世的侠客高手，例如在身中五枪后，还能使出上乘内力的漕帮老大万砚方、通晓奇能异术的神算子赵太初。与之相“配套”的还有飄花门、六合自然门等武林门派，《七海惊雷》《无量寿功》等孤本秘籍，以及六合神掌、八步螳螂拳、大般若掌等等的武功招数。这样的写法也确实像极了传统意义上武侠小说。“文学怪胎”张大春难道会满足于写一本中规中矩的“典型”武侠小说？如若不，可金庸之后，武侠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张大春认为，“我们可以把真正的现实生活放进去，这是金庸从来没有做过的。武侠小说还能再写下去，我认为是把每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世界嵌入江湖”b，《城邦暴力团》由此诞生。他在保留武侠元素的基础之上，背离了“江湖远离现实”的固定武侠模式，用“江湖就是现实”的新构思来设计小说情节的发展。
张大春将大量的民国历史事件编入小说之中，给予“竹林市”真实的历史背景。更有趣的是，张大春利用煞有介事的考证手法，对这些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颠覆 “那些看起来堂而皇之的历史”c。可见，张大春在武侠小说的“外衣”下，依然保持着对种种成规的质疑，探究历史究竟是如何被编纂的。他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个与正史完全不同，却又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并且一本正经地告诉读者，其实这才是历史的 “真相”。这样的创作手法，客观上使得“江湖”与“现实”深度叠合。这样，“江湖”不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必须屈从于现实社会中的秩序，打破了盗亦有道、快意恩仇的武侠美感。
情节背景的颠覆，必然带来主题的改变。《城邦暴力团》的主题从传统的“寻宝”“复仇”转变为了“逃匿”“著书揭秘”。小说的开篇便安排了漕帮老大万砚方在聚会时被枪杀，与其结拜的六位长者离奇失踪的情节。这似乎是传统武侠小说中复仇主题的经典开端，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明确告知了读者真凶是万砚方的义子万熙，整个谋杀事件牵涉到了漕帮内部权力的更迭，以及漕帮与洪帮、“庙堂”之间的争斗。事件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故事的关键就由“寻找凶手”转变为了“揭示真相”。为了向世人揭示事件的真相，无论是身怀绝技的“六老”，还是读书人“张大春”都只得为了保存性命而隐遁逃跑。就连对奇门异技的描述中，出场次数最高的也不是破坏力强的招式，而是有利于藏匿的“遁甲术”。
二、侠客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张大春认为，武侠小说到平江不肖生手里，开始形成一个侠的系谱。那么在平江不肖生看来，人物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被称之为“侠”？他在《江湖奇侠传》中写道：“首先要重仁义，其次是笔舌两兼，第三是勇武向前 。”d大部分武侠小说作家对侠客形象的塑造都遵循着这个系谱。因此，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有着独特的血缘和身份，继承了无法推卸的恩怨情仇，他们大多经历了各种磨难，却始终有情有义、善良勤劳、英勇无畏，并能通过一系列机缘巧合，或遇高人指点，或得绝世武器，或参透武林秘籍，通过修炼最终成为一代武林高手。在除去仇人、坏人，还天下太平之后，便不慕名利，翩然而去，和心爱之人隐居在山林湖海之中，过着不羡鸳鸯不羡仙的平凡生活。
张大春却在《城邦暴力团》中对“侠客”形象进行了颠覆。他在保留侠客外在客观条件的同时，消解了他们内在“侠”的品格。小说中的主人公孙小六不仅内力外功一体双修，而且有着不平凡的身份，他是“竹林七闲”之一的孙孝胥的孙子，更是《奇门遁甲术概要》占卜批文中暗示的“星主”。如此一来，“孙小六”的形象似乎可以定型了，与传统武侠小说套路一样，他接下来就应该去寻找真凶，除恶复仇，成为正义与勇敢的化身。然而，孙小六虽武功盖世，却愚蠢而胆怯，毫无侠德。他一心只想着逃离威胁恐吓，所有的武功不过是为了保命全身。还有包括“六老”以及万德福在内的上一辈的英雄侠客们也都受“庙堂”的压制，庸庸碌碌，疲于奔命，到处躲避特务的追杀。他们对谋杀案的真凶早已了然于心，却从未想过出面主持公道与正义。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复仇办法就是通过著书立说来揭示真相。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将知识分子卷入其中。于是“张大春”要承担起还原真相的使命。但他亦过着隐遁的生活，并且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写出他们口中的真相。
当“江湖”与“现实”重合，无论是武功高强的侠客，还是不问世事的文人，都无法摆脱强权与私欲的束缚，“伟大的同情心”在逃匿的路上被无情丢弃，侠义精神荡然无存。
三、“张大春”身份的双重设定 《城邦暴力团》在讲述模式上继承了传统的说书艺术，以说书人的腔调进行叙述，再现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中对“楔子”“从……说起”“闲话休提，且说这……”“套语”运用自如，这与张大春在电台主持说书节目的经验密不可分。作者将叙述者的身份设定为说书人，一方面，可以为读者铺垫故事背景，以全知全能视角从三条不同的时间线，交叉讲述个人成长、江湖斗争，以及民族秘史，让读者进入更广大的视域范围；另一方面，能够跳脱既定的故事情节，即兴发挥，挟沙跑马。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万得福以为有暗器袭来，待暗器轻轻飞入手中，才发现是道美食，名曰：“素烧黄雀”。紧接着，作者另起一章专门追溯“素烧黄雀”的历史，占了小说八页多篇幅。这种“跑野马”的书场叙事在丰富小说内容的同时，满足了作者想将大量史料典故、现实事件融入小说的创作理想，亦给读者营造出一种跳跃式的阅读感受。
如果张大春只是简单的对传统说书艺术的因袭，完全沿用说书人的口吻，文本似乎没什么新意，而且他的另一部小说《春灯公子》显然形式上模仿的更加到位。但趣味就在于张大春又进一步赋予了“说书人”以具体的身份信息，直接挪用了他自己的真实姓名、眷村成长的背景、辅仁大学任教等一系列真实现实经历，更重要的是“作家”这一身份，这是在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如此一来，使得小说作者张大春与小说人物“张大春”真真假假，混为一谈，难以区分。作者张大春给予小说中的“张大春”双重身份，即说书人和人物角色，并且借“作家”的身份谈论起《城邦暴力团》的创作。在《小说的诞生》这一章专门写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凸显创作的刻意性，巧妙地完成“自我指涉”技法的运用。小说不仅仅凸显了叙事者本身的存在，还着重凸显了读者的角色，例如第四十六章便直接以《理想的读者》为题，力邀读者进入文本。但就在读者被这种虚假的“真实感”欺骗，误以为这是一部非虚构的拟自传体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关于张大春如何完成这部武侠小说的小说时，张大春又借全知视角和离奇情节，提醒读者这只是一个虚构故事。由此，张大春完成了对说书艺术的后现代转换。
综上，《城邦暴力团》与经典的武侠小说相比，存在着既因袭又反叛的复杂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写作范式，保留了个人的创作理想。张大春在武侠小说的“外衣”下，继续表达着对写作屈于某种现实目的性后，意义和乐趣就会消失的焦虑与担忧，并执着于反省“语言”与“真实”的关系。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e
a 李瑞腾：《创造新的类型，提供新的刺激——专访张大春》，《文讯杂志》（革新版） 1993年第60期，第85页。
b 石剑峰：《张大春谈传奇、侠义和武侠写作》，《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8月16日。
ce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第11页。
d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一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版，第119夜。
参考文献：
[1]张大春.城邦暴力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张大春.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J].台港文学选刊，2012 （4）.
[3] 黄幼甦. 现实嵌入江湖——试论《城邦暴力团》[J].世界华文文学论壇，2013 （4）.
作 者： 苗曼桢，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