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经济形势最直观反映的经济数据是中国经济新闻对外报道的重要内容,这同样也是境外媒体经常拿来做文章的话题。笔者在对外报道实践中发现,对于这一话题,境外媒体时常会通过片面放大问题来引导读者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有时可能是出于“无知”,有时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别有用心。这不仅不利于外界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时还会在受众眼中留下中国喜欢“造假”、诚信缺失的不良形象。下面结合实际案例来剖析境外媒体是如何“忽悠”受众的,并探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
境外媒体片面报道中国经济数据的背后
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数据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最受关注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作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GDP数据的受关注度还在上升。或许是出于“眼红”,几乎每次中国发布GDP数据时,都会有一批境外媒体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数据造假。
最近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是《南华早报》7月20日刊发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虚假》一文,其“硬伤”随处可见,甚至没有像其他一些“黑”中国的境外媒体稿件那样至少从形式上考虑一下“客观平衡”。
文章充满主观臆想,缺乏证据支撑,特别是戴着“有色眼镜”乱贴“标签”。在读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就给报道对象贴上某种标签也是境外媒体歪曲报道的重要手段。以这篇稿子为例,文章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虚假”为标题,让读者先入为主,一开始就给中国经济贴上了一个“造假”的标签。报道贴的一个最明显的标签就是在谈到“工业产值和价格水平被高估”时,称中国2002年以前的经济政策为“苏联式计划经济”。要知道,苏联这个词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是一个极具贬义的标签,象征着一切与透明、开放相对的印象。
此外,文章还以少数二流或不入流的机构或经济学家的一家之言以偏概全。被采访对象的选择决定着报道的倾向,采访新闻当事人并展示正反两方的声音,是保证报道客观平衡的关键。然而,《南华早报》这篇报道采访了5个经济学家和两家机构,竟然没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也没有一家中国的机构,甚至连经济数据的发布者国家统计局都没有任何声音,也就是说根本没给新闻当事人任何“申辩”“解释”的机会,这样就妄下“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虚假”的结论。
另外,记者查阅了该文中出现的所谓专家的背景,发现大都是唱空中国的主力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在市场或学界有相当知名度或者权威的中国经济专家,尤其是支撑文章相当篇幅的伍晓鹰,更不算是一个有分量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对于机构来说也是一样,文中提到的两家都是在中国经济方面不太有发言权的机构。
《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作为专业媒体,在大部分问题的报道上都是有质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境外媒体总是会在某些涉及中国的话题上,耍点小花招,拉低自己的格调。以经济统计数据的报道来说,这些媒体为什么要挖空心思片面报道呢?
首先,我们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让人家有文章可做。毋庸讳言,市场经济才起步30多年的中国,在统计数据的科学性上跟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肯定有不小的差距。以GDP统计为例,我国各省自己统计的GDP之和总是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几万亿的差距,外界就此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中国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在不断改进,但在这一过程中肯定少不了境外媒体的“风凉话”。
第二,有些境外媒体无视中国复杂的国情,没做足调研就妄下结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中国特色的数据统计工作对于一些平时甚至都没来过中国的境外记者来说,理解起来肯定有些困难。比如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国家统计局“登记失业率”和发改委“调查失业率”之间相差一个百分点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致。其实中国是为了更好地与全球接轨才开始尝试着发布“调查失业率”,但是由于“十二五”规划是按照“登记失业率”所做的,所以一时又不可能完全取消“登记失业率”,所以就造成了两个失业率的问题。而全球范围内,由于统计的渠道和标本不同,两个数据相差一个百分点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很多境外记者并不了解这些,由此就得出了中国就业市场“不明晰”的结论。
第三,有些境外媒体将复杂的问题标签化,达到唱衰中国的目的。西方一些人借助其媒體唱衰中国经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夸大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鼓吹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论”是主要表现。通过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来误导西方投资者,并打击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是一方面。而且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也是一国经济透明度、开放度、市场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夸大中国经济数据的误差,也能达到更广意义上唱空中国的目的。另外,针对中国这样一个西方受众本来就抱有很大偏见的国家,他们就更有夸大问题的冲动了,因为让中国“难堪”的新闻是很多西方人“喜闻乐见”的。
如何做好中国经济数据的对外传播
针对境外媒体频频以中国经济数据造假为由头来唱空中国经济的做法,我们如果坐视不管,遗患无穷。笔者结合自己今年初采写的一篇题为《新华视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之谜》的报道,来探讨一下如何做好中国经济数据的对外传播。
首先,尊重事实,敢于承认自己的问题,显示出自信,让报道更客观,这比起针锋相对的反驳更容易被西方受众接受。以新华社的这篇稿子为例,文章一开始就承认中国数据有时会失真,并以“1加1等于2。但这并不总是事实,尤其是当你在讨论中国的地方和全国GDP的计算时”来开头。这样摆低姿态,不仅符合西方受众偏爱“批评性”报道的阅读习惯,还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后来稿子鲜明地指出中国经济数据统计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为了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记者不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大学教授,还采访了对中国现有统计方法持批评态度的退休省级统计官员。
事实证明,承认问题不仅不会给自己抹黑,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这篇稿子就被《纽约时报》和《美国商业周刊》转载,他们都提到了“新华社承认经济数据失真,同时指出背后有多重原因,并非国家统计部门有意为之。”对于西方媒体容易炒作的其他涉华话题,我们在报道中也应把握这一点,护短只能起到反作用,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娓娓道来,则传播效果更佳。
第二,做足功课,提高报道的专业性,让报道更有说服力。经济报道专业性较强,尤其是涉及经济数据的新闻,记者必须先自己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摸清自己的家底,才能跟人家讲清楚。否则,只知皮毛,隔靴搔痒,甚至说出一些外行话,稿子不仅没有说服力,甚至会贻笑大方,反而强化西方舆论的偏见。以这篇稿子为例,记者写稿前采访了大量专家,让他们就中国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打开天窗说亮话”。通过两三天的调研,记者清楚了重复计算和价格差异对数据失真的影响,这使得稿子中没有硬伤,说服力也更强。提高专业性,对于其他话题的对外报道来说同样具有意义。
此外,稿子还提到了如何改进中国经济数据统计的专业性建议。这也不同于外电注重揭露问题而忽视解决问题的写作思路。这样不仅能让读者把问题看得更透,还可以借官员和权威专家之口表明中国各方正在为此所做的努力。
第三,把立场巧妙地穿插在事实和数据中间,让中国声音“润物细无声”。任何新闻都是有立场的,关键是要避免“灌输”、“说教”,将它们巧妙地融入稿子中。一些境外媒体很少撰写评论,但是它们总是能够让自己的立场跃然纸上。如上述《南华早报》的文章,如果不细看,发现不了文中有那么多记者自己的评论。在新华社的这篇稿子中,记者也以隐蔽的方式将我方立场自然呈现,如在提到中国政府正在为改进数据统计所做的努力时指出,“如果地方和中央的GDP统计数据的偏差长期存在,整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正在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虽然中国经济数据的对外报道只是其中一个专业领域,但是境外媒体围绕这一话题所做的“文章”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对于整个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来说都有普遍意义。面对境外媒体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报道,我们必须以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巧妙的立场宣示来提升报道的传播力和有效性。
境外媒体片面报道中国经济数据的背后
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数据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最受关注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作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GDP数据的受关注度还在上升。或许是出于“眼红”,几乎每次中国发布GDP数据时,都会有一批境外媒体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数据造假。
最近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是《南华早报》7月20日刊发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虚假》一文,其“硬伤”随处可见,甚至没有像其他一些“黑”中国的境外媒体稿件那样至少从形式上考虑一下“客观平衡”。
文章充满主观臆想,缺乏证据支撑,特别是戴着“有色眼镜”乱贴“标签”。在读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就给报道对象贴上某种标签也是境外媒体歪曲报道的重要手段。以这篇稿子为例,文章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虚假”为标题,让读者先入为主,一开始就给中国经济贴上了一个“造假”的标签。报道贴的一个最明显的标签就是在谈到“工业产值和价格水平被高估”时,称中国2002年以前的经济政策为“苏联式计划经济”。要知道,苏联这个词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是一个极具贬义的标签,象征着一切与透明、开放相对的印象。
此外,文章还以少数二流或不入流的机构或经济学家的一家之言以偏概全。被采访对象的选择决定着报道的倾向,采访新闻当事人并展示正反两方的声音,是保证报道客观平衡的关键。然而,《南华早报》这篇报道采访了5个经济学家和两家机构,竟然没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也没有一家中国的机构,甚至连经济数据的发布者国家统计局都没有任何声音,也就是说根本没给新闻当事人任何“申辩”“解释”的机会,这样就妄下“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虚假”的结论。
另外,记者查阅了该文中出现的所谓专家的背景,发现大都是唱空中国的主力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在市场或学界有相当知名度或者权威的中国经济专家,尤其是支撑文章相当篇幅的伍晓鹰,更不算是一个有分量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对于机构来说也是一样,文中提到的两家都是在中国经济方面不太有发言权的机构。
《南华早报》等境外媒体作为专业媒体,在大部分问题的报道上都是有质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境外媒体总是会在某些涉及中国的话题上,耍点小花招,拉低自己的格调。以经济统计数据的报道来说,这些媒体为什么要挖空心思片面报道呢?
首先,我们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让人家有文章可做。毋庸讳言,市场经济才起步30多年的中国,在统计数据的科学性上跟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肯定有不小的差距。以GDP统计为例,我国各省自己统计的GDP之和总是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几万亿的差距,外界就此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中国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在不断改进,但在这一过程中肯定少不了境外媒体的“风凉话”。
第二,有些境外媒体无视中国复杂的国情,没做足调研就妄下结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中国特色的数据统计工作对于一些平时甚至都没来过中国的境外记者来说,理解起来肯定有些困难。比如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国家统计局“登记失业率”和发改委“调查失业率”之间相差一个百分点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致。其实中国是为了更好地与全球接轨才开始尝试着发布“调查失业率”,但是由于“十二五”规划是按照“登记失业率”所做的,所以一时又不可能完全取消“登记失业率”,所以就造成了两个失业率的问题。而全球范围内,由于统计的渠道和标本不同,两个数据相差一个百分点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很多境外记者并不了解这些,由此就得出了中国就业市场“不明晰”的结论。
第三,有些境外媒体将复杂的问题标签化,达到唱衰中国的目的。西方一些人借助其媒體唱衰中国经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夸大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鼓吹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论”是主要表现。通过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来误导西方投资者,并打击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是一方面。而且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也是一国经济透明度、开放度、市场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夸大中国经济数据的误差,也能达到更广意义上唱空中国的目的。另外,针对中国这样一个西方受众本来就抱有很大偏见的国家,他们就更有夸大问题的冲动了,因为让中国“难堪”的新闻是很多西方人“喜闻乐见”的。
如何做好中国经济数据的对外传播
针对境外媒体频频以中国经济数据造假为由头来唱空中国经济的做法,我们如果坐视不管,遗患无穷。笔者结合自己今年初采写的一篇题为《新华视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之谜》的报道,来探讨一下如何做好中国经济数据的对外传播。
首先,尊重事实,敢于承认自己的问题,显示出自信,让报道更客观,这比起针锋相对的反驳更容易被西方受众接受。以新华社的这篇稿子为例,文章一开始就承认中国数据有时会失真,并以“1加1等于2。但这并不总是事实,尤其是当你在讨论中国的地方和全国GDP的计算时”来开头。这样摆低姿态,不仅符合西方受众偏爱“批评性”报道的阅读习惯,还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后来稿子鲜明地指出中国经济数据统计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为了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记者不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大学教授,还采访了对中国现有统计方法持批评态度的退休省级统计官员。
事实证明,承认问题不仅不会给自己抹黑,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这篇稿子就被《纽约时报》和《美国商业周刊》转载,他们都提到了“新华社承认经济数据失真,同时指出背后有多重原因,并非国家统计部门有意为之。”对于西方媒体容易炒作的其他涉华话题,我们在报道中也应把握这一点,护短只能起到反作用,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娓娓道来,则传播效果更佳。
第二,做足功课,提高报道的专业性,让报道更有说服力。经济报道专业性较强,尤其是涉及经济数据的新闻,记者必须先自己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摸清自己的家底,才能跟人家讲清楚。否则,只知皮毛,隔靴搔痒,甚至说出一些外行话,稿子不仅没有说服力,甚至会贻笑大方,反而强化西方舆论的偏见。以这篇稿子为例,记者写稿前采访了大量专家,让他们就中国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打开天窗说亮话”。通过两三天的调研,记者清楚了重复计算和价格差异对数据失真的影响,这使得稿子中没有硬伤,说服力也更强。提高专业性,对于其他话题的对外报道来说同样具有意义。
此外,稿子还提到了如何改进中国经济数据统计的专业性建议。这也不同于外电注重揭露问题而忽视解决问题的写作思路。这样不仅能让读者把问题看得更透,还可以借官员和权威专家之口表明中国各方正在为此所做的努力。
第三,把立场巧妙地穿插在事实和数据中间,让中国声音“润物细无声”。任何新闻都是有立场的,关键是要避免“灌输”、“说教”,将它们巧妙地融入稿子中。一些境外媒体很少撰写评论,但是它们总是能够让自己的立场跃然纸上。如上述《南华早报》的文章,如果不细看,发现不了文中有那么多记者自己的评论。在新华社的这篇稿子中,记者也以隐蔽的方式将我方立场自然呈现,如在提到中国政府正在为改进数据统计所做的努力时指出,“如果地方和中央的GDP统计数据的偏差长期存在,整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正在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虽然中国经济数据的对外报道只是其中一个专业领域,但是境外媒体围绕这一话题所做的“文章”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对于整个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来说都有普遍意义。面对境外媒体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报道,我们必须以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巧妙的立场宣示来提升报道的传播力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