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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赴刑场的前一天，刘伯坚给兄嫂写下一封托孤信。战友宋任穷深有感触地说：“快上刑场了，他还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真称得上是一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他被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一生虽短，却用尽全力发热发光。
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一生信念坚定、爱党爱国、家国情深、人格高尚，1938年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此外，他还是聂荣臻的入党介绍人，给邓小平安排过工作。这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一生虽短，却用尽全力发热发光。
初时：坚定信仰干革命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巴州府（巴中市）江口镇（平昌县）一个商人家庭，原名刘永福。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内心受到强烈冲击，把名字改为刘伯坚，鞭策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济世救国的好男儿。
1920年，刘伯坚赴欧洲勤工俭学。一年后，他与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比（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
1922年，刘伯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介绍聂荣臻、蔡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前往苏联寻求支援，刘伯坚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派负责接待冯玉祥。冯玉祥在考察期间，对刘伯坚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干颇为赞许和认可，便想拉拢“收为己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想争取冯玉祥，遂安排刘伯坚等一批骨干到西北军协助工作。
1926年9月，刘伯坚随冯玉祥回国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刘伯坚等人的推动下，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政府，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并在此后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决裂，在军中进行“清党”，刘伯坚被迫离开冯玉祥部隊。
1928年，刘伯坚重返苏联学习军事，前往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还出席了中共六大。学习结束后，刘伯坚回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
回响：危难当头铸英雄
1931年，刘伯坚承担起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刘伯坚与叶剑英这两位红军高级干部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伯坚由于受到王明集团的打击，未能参加长征，留守在赣南坚持革命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和红军主力出发时，刘伯坚特意到“红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的面前，两位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热烈拥抱后，又相互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刘伯坚热泪纵横，哑咽着说：“老叶，此地一别，关山阻隔，战火纷飞，多多珍重，你我今日就此永诀！”岂料，这一次诀别真的成了永诀。
刘伯坚留守赣南期间，积极为主力部队做好架桥等后勤保障工作，护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河长征。
1935年2月中旬，坚守根据地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与部队，被敌人压缩围困在狭小的雩都（今于都）县南部山区，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项英、陈毅决定分五路突围，刘伯坚奉命率部断后。
完成任务后，3月3日的午后，刘伯坚率领机关和部队，准备突围到粤赣边境游击区。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最终率部分队伍冲出五倍于红军的粤军包围圈。4日上午，刘伯坚率部冲杀到牛岭附近，为掩护政治部的一些小战士，不幸左腿负伤，昏倒在地。几个人连夜冒雨把刘伯坚抬到信丰塘镇附近的山冈树林中隐蔽起来。第二天拂晓时分，突然枪声大震，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刘伯坚翻身下担架，拔出手枪，一步一颠向敌人逼近。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刘伯坚不幸落入敌手。
终曲：狱中遗信托孤
当年离开西北军之后，刘伯坚与妻子王叔振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军人出身的他用虎生、豹生给孩子们起了名字。
战争始终伴随着这个家庭。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坚和王叔振前往中央苏区参加反抗国民党军“围剿”的战斗，战争是生活的主题。为了让孩子跟着大人少受打仗之苦，夫妻二人不得不送走了大儿子。
乱世的小别离，可能就是一世的难相见。即使是夫妻二人，也是聚少离多，刘伯坚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会抽空给妻子寄上一封书信，嘱托她照顾好孩子。
1931年4月，刚生完三儿子的王叔振接到临时中央任命她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的调令。此时，刘伯坚正在闽赣前线指挥战斗。看完调令的王叔振必须尽快解决一个问题，三儿子太小无法离开母亲，那二儿子怎么办？情况紧急，她最后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孩子寄养在当地一户人家中。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突围，并开始了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守，苏区干部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于是将三儿子也不得已送人养育。
1935年3月5日，刘伯坚被押送至粤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敌人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暂时办个脱党手续，就可获得“重用”，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3月20日，被押赴刑场的前一天，刘伯坚想到了无缘再见的孩子，便在狱中给兄嫂写下一封托孤信：“……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托付给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早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于说弟这一生穷苦，没有用处……”
老战友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上刑场了，还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画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有变，真称得上是一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一生信念坚定、爱党爱国、家国情深、人格高尚，1938年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此外，他还是聂荣臻的入党介绍人，给邓小平安排过工作。这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一生虽短，却用尽全力发热发光。
初时：坚定信仰干革命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巴州府（巴中市）江口镇（平昌县）一个商人家庭，原名刘永福。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内心受到强烈冲击，把名字改为刘伯坚，鞭策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济世救国的好男儿。
1920年，刘伯坚赴欧洲勤工俭学。一年后，他与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比（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
1922年，刘伯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介绍聂荣臻、蔡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前往苏联寻求支援，刘伯坚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派负责接待冯玉祥。冯玉祥在考察期间，对刘伯坚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干颇为赞许和认可，便想拉拢“收为己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想争取冯玉祥，遂安排刘伯坚等一批骨干到西北军协助工作。
1926年9月，刘伯坚随冯玉祥回国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刘伯坚等人的推动下，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政府，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并在此后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决裂，在军中进行“清党”，刘伯坚被迫离开冯玉祥部隊。
1928年，刘伯坚重返苏联学习军事，前往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还出席了中共六大。学习结束后，刘伯坚回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
回响：危难当头铸英雄
1931年，刘伯坚承担起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刘伯坚与叶剑英这两位红军高级干部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伯坚由于受到王明集团的打击，未能参加长征，留守在赣南坚持革命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和红军主力出发时，刘伯坚特意到“红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的面前，两位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热烈拥抱后，又相互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刘伯坚热泪纵横，哑咽着说：“老叶，此地一别，关山阻隔，战火纷飞，多多珍重，你我今日就此永诀！”岂料，这一次诀别真的成了永诀。
刘伯坚留守赣南期间，积极为主力部队做好架桥等后勤保障工作，护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河长征。
1935年2月中旬，坚守根据地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与部队，被敌人压缩围困在狭小的雩都（今于都）县南部山区，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项英、陈毅决定分五路突围，刘伯坚奉命率部断后。
完成任务后，3月3日的午后，刘伯坚率领机关和部队，准备突围到粤赣边境游击区。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最终率部分队伍冲出五倍于红军的粤军包围圈。4日上午，刘伯坚率部冲杀到牛岭附近，为掩护政治部的一些小战士，不幸左腿负伤，昏倒在地。几个人连夜冒雨把刘伯坚抬到信丰塘镇附近的山冈树林中隐蔽起来。第二天拂晓时分，突然枪声大震，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刘伯坚翻身下担架，拔出手枪，一步一颠向敌人逼近。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刘伯坚不幸落入敌手。
终曲：狱中遗信托孤
当年离开西北军之后，刘伯坚与妻子王叔振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军人出身的他用虎生、豹生给孩子们起了名字。
战争始终伴随着这个家庭。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坚和王叔振前往中央苏区参加反抗国民党军“围剿”的战斗，战争是生活的主题。为了让孩子跟着大人少受打仗之苦，夫妻二人不得不送走了大儿子。
乱世的小别离，可能就是一世的难相见。即使是夫妻二人，也是聚少离多，刘伯坚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会抽空给妻子寄上一封书信，嘱托她照顾好孩子。
1931年4月，刚生完三儿子的王叔振接到临时中央任命她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的调令。此时，刘伯坚正在闽赣前线指挥战斗。看完调令的王叔振必须尽快解决一个问题，三儿子太小无法离开母亲，那二儿子怎么办？情况紧急，她最后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孩子寄养在当地一户人家中。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突围，并开始了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守，苏区干部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于是将三儿子也不得已送人养育。
1935年3月5日，刘伯坚被押送至粤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敌人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暂时办个脱党手续，就可获得“重用”，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3月20日，被押赴刑场的前一天，刘伯坚想到了无缘再见的孩子，便在狱中给兄嫂写下一封托孤信：“……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托付给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早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于说弟这一生穷苦，没有用处……”
老战友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上刑场了，还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画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有变，真称得上是一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