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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中,中国对外金融发展的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一是从一个外汇短缺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二是从一个吸引外资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三是从对外债务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这些变化一方面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却面临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如何重新审视和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调整对外金融资产结构,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扭转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已经刻不容缓。
一、中国作为债权大国参与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中美经济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中美经济不平衡”被指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与中国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而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国际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2009年共购入美国国债约2000亿美元。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正面临着官方债权国、负财富效应、货币错配等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
(一)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
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可称为“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则称之为“官方债权国”。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项目的平衡关系,对外金融净资产恒等于经常项目差额,也恒等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包括误差、遗漏和储备资产)的差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出现了持续的顺差。1990—2008年中,经常项目仅1993年出现了逆差。经过计算,1990—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总额为15223.33亿美元。与此同时,海外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其结果体现为,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也出现了顺差。1990—2008年中,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仅1992年和1998年出现了小额逆差。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和储备资产的大幅增长必然促使中国的对外金融净资产不断增加,从而不断累积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在对外金融资产增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96亿美元,证券投资增加2428亿美元,其他投资增加5365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51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7%、16%和71%。
(二)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
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见表1)。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说明我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国*。
(三)外汇储备资产存在货币错配和负财富效应
此外,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中国人均外汇储备从130美元上升到1772美元,人均外汇储备占人均GDP比重从13.7%一路攀升到48.8%,外汇储备已经构成中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
一般而言,衡量外汇储备资产对一国的福利效应,不仅要看外汇资产本身的外币资产收益率,还要考虑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即留在国内的资产收益。如果留在国内的边际收益率大于将这些资本置换成外汇资产带来的收益率,就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外汇资产的福利损益为:
当年外汇资产的损益=(外汇资产收益率-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中国外汇资产的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在3.5%左右。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除了央票收益率外,还参照中国资本回报率、工业资金利润率、工业资金利税率以及其它资本收益率等。这里以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央行公布的数据为基础,测算了2005—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福利损益。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央票收益率为正外,其它均为负值,这一福利损失就是外汇资产积累过度下的机会成本。如果外汇储备使用错配每年就会损失上万亿的机会收益,中国作为债权国却产生了负财富效应。因此,调整对外金融资产构成,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提升国际债权大国的国民财富效应意义重大。
二、美元体系和美国金融霸权是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根源
全球主要国家形成了依托实体经济的贸易分工和依托虚拟经济的金融分工的新型分工形态。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
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项目账户高度对称。美元国际循环依赖于两个“交换”:即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第一个交换是,美国用不断增长的货币收入可以在境外购买其需要的产品、资源和服务,以维系其低成本、高质量的生活,其表现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的迅速增加,并以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的向世界输出美元;第二个“交换”是,境外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元金融资产回流美国,美国借此为其对外贸易逆差或经常项目赤字进行融资,从而确保了对外支付,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经验表明,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本流入进行债务融资。从历年美国资本流入情况看,美国三分之一的对外不平衡是通过“金融调整渠道”来弥补的,从1993—2005年间,美国累积了4.4万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但是美国对外净资产负债在这一时期只上升了2.4万亿美元,而另外2万亿美元赤字则是通过美元资本回流得到了对冲。
从货币构成看,美国的外国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负债则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其主权信用风险的发展还可能会以隐性违约方式出现,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平均3.5%左右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借贷成本)相比,海外投资(FDI)形成了高利润回报(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对外资产负债回报率统计)。
从表3以看到,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收益较大,而且各项风险值相差也很大,这表明,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而对外债务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性好的低收益资产。美国依托于美元这一国际中心货币和全球金融分工的战略优势获得了全球化财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
由于有了这种美国债务的国际循环,美国债务型经济变本加厉。最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都出现预算赤字,只有5年盈余。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约为1.47万亿,赤字规模占GDP的9.9%,分别是2008年和2007年的2.16倍和7.84倍,为1945年以来美国赤字的顶峰。美国正面临明显持续上升的债务增长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两倍,到那时美国“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把美国送上绝路,面临不可挽回的债务崩溃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仍不断增持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报告(TIC),4月份中国增持227亿美国国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9002亿美元,是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持有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9000亿美元关口,仍位居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地位。美国严重透支国家信用,对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而言风险越来越大,中国如何保护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维护国际债权国权益已经刻不容缓。
三、“十二五”期间提升中国债权大国地位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中国应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金融话语权,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和博弈能力。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包括产业分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使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资本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摆脱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通过资本竞争力形成的制度优势和投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一)采取三步走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要采取“三步走”战略,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成为储备货币。依笔者看来,近期中国应该积极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以本币金融资本扩张引导产业资本扩张,逐步扩大人民币的境外计价、结算、流通范围,从根本上提升国际债权大国地位:一是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开放境内一部分人民币市场给境外合作的主体。二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尽快扩大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建设规模,进一步丰富本币境外投资、融资、储备各项职能,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满足境外机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形成境内、外人民币良性循环机制。三是积极发展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等,真正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可以说都可能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四是适时、渐进、稳步地开放资本项目、推进金融深化,在国内外金融一体化进程中把握本币资产的最终定价权,切实防范金融开放的各种风险。
(二)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推进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
中国不成熟债权国地位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密切关系。我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较大差距。从国家外汇资产思路出发,藏汇于民。国家外汇资产由政府外汇资产、企业外汇资产和家庭外汇资产等构成,将外汇资金集中于政府外汇储备的思路和政策,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向多渠道地使用外汇资金,也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式多路径地将外汇资金输出,因此需要对此做出调整。要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
(三)要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和生产型投资
继续推进“从金融投资到产业投资”的债权结构变化,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根据2009年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296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而2007年、2008年的占比分别为4.8%和6.2%,债权减少股权增加,说明我国对外资产结构有了积极变化,这将是未来的长期趋势。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为此,可以考虑成立国家战略基金,将部分外汇储备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提升中国整体竞争力。
提升国家竞争力是“十二五”时期的战略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国外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和关键技术的能力;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加大了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但目前储备管理尚无整体规划,也缺乏系统性的战略安排。要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考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并购方面成立能源战略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以及支持企业发展的海外并购基金等,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
注:*依据债务周期理论,投资收益由逆差转为顺差是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国标志。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资本流动)
一、中国作为债权大国参与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中美经济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中美经济不平衡”被指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与中国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而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国际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2009年共购入美国国债约2000亿美元。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正面临着官方债权国、负财富效应、货币错配等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
(一)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
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可称为“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则称之为“官方债权国”。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项目的平衡关系,对外金融净资产恒等于经常项目差额,也恒等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包括误差、遗漏和储备资产)的差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出现了持续的顺差。1990—2008年中,经常项目仅1993年出现了逆差。经过计算,1990—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总额为15223.33亿美元。与此同时,海外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其结果体现为,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也出现了顺差。1990—2008年中,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仅1992年和1998年出现了小额逆差。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和储备资产的大幅增长必然促使中国的对外金融净资产不断增加,从而不断累积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在对外金融资产增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96亿美元,证券投资增加2428亿美元,其他投资增加5365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51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7%、16%和71%。
(二)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
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见表1)。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说明我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国*。
(三)外汇储备资产存在货币错配和负财富效应
此外,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中国人均外汇储备从130美元上升到1772美元,人均外汇储备占人均GDP比重从13.7%一路攀升到48.8%,外汇储备已经构成中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
一般而言,衡量外汇储备资产对一国的福利效应,不仅要看外汇资产本身的外币资产收益率,还要考虑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即留在国内的资产收益。如果留在国内的边际收益率大于将这些资本置换成外汇资产带来的收益率,就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外汇资产的福利损益为:
当年外汇资产的损益=(外汇资产收益率-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中国外汇资产的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在3.5%左右。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除了央票收益率外,还参照中国资本回报率、工业资金利润率、工业资金利税率以及其它资本收益率等。这里以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央行公布的数据为基础,测算了2005—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福利损益。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央票收益率为正外,其它均为负值,这一福利损失就是外汇资产积累过度下的机会成本。如果外汇储备使用错配每年就会损失上万亿的机会收益,中国作为债权国却产生了负财富效应。因此,调整对外金融资产构成,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提升国际债权大国的国民财富效应意义重大。
二、美元体系和美国金融霸权是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根源
全球主要国家形成了依托实体经济的贸易分工和依托虚拟经济的金融分工的新型分工形态。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
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项目账户高度对称。美元国际循环依赖于两个“交换”:即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第一个交换是,美国用不断增长的货币收入可以在境外购买其需要的产品、资源和服务,以维系其低成本、高质量的生活,其表现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的迅速增加,并以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的向世界输出美元;第二个“交换”是,境外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元金融资产回流美国,美国借此为其对外贸易逆差或经常项目赤字进行融资,从而确保了对外支付,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经验表明,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本流入进行债务融资。从历年美国资本流入情况看,美国三分之一的对外不平衡是通过“金融调整渠道”来弥补的,从1993—2005年间,美国累积了4.4万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但是美国对外净资产负债在这一时期只上升了2.4万亿美元,而另外2万亿美元赤字则是通过美元资本回流得到了对冲。
从货币构成看,美国的外国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负债则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其主权信用风险的发展还可能会以隐性违约方式出现,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平均3.5%左右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借贷成本)相比,海外投资(FDI)形成了高利润回报(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对外资产负债回报率统计)。
从表3以看到,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收益较大,而且各项风险值相差也很大,这表明,美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风险资产,而对外债务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性好的低收益资产。美国依托于美元这一国际中心货币和全球金融分工的战略优势获得了全球化财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
由于有了这种美国债务的国际循环,美国债务型经济变本加厉。最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都出现预算赤字,只有5年盈余。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约为1.47万亿,赤字规模占GDP的9.9%,分别是2008年和2007年的2.16倍和7.84倍,为1945年以来美国赤字的顶峰。美国正面临明显持续上升的债务增长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两倍,到那时美国“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把美国送上绝路,面临不可挽回的债务崩溃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仍不断增持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报告(TIC),4月份中国增持227亿美国国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9002亿美元,是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持有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9000亿美元关口,仍位居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地位。美国严重透支国家信用,对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而言风险越来越大,中国如何保护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维护国际债权国权益已经刻不容缓。
三、“十二五”期间提升中国债权大国地位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中国应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金融话语权,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和博弈能力。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包括产业分工、贸易分工、金融分工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使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资本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摆脱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通过资本竞争力形成的制度优势和投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一)采取三步走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要采取“三步走”战略,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成为储备货币。依笔者看来,近期中国应该积极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以本币金融资本扩张引导产业资本扩张,逐步扩大人民币的境外计价、结算、流通范围,从根本上提升国际债权大国地位:一是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开放境内一部分人民币市场给境外合作的主体。二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尽快扩大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建设规模,进一步丰富本币境外投资、融资、储备各项职能,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满足境外机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形成境内、外人民币良性循环机制。三是积极发展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等,真正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可以说都可能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四是适时、渐进、稳步地开放资本项目、推进金融深化,在国内外金融一体化进程中把握本币资产的最终定价权,切实防范金融开放的各种风险。
(二)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推进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
中国不成熟债权国地位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密切关系。我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较大差距。从国家外汇资产思路出发,藏汇于民。国家外汇资产由政府外汇资产、企业外汇资产和家庭外汇资产等构成,将外汇资金集中于政府外汇储备的思路和政策,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向多渠道地使用外汇资金,也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式多路径地将外汇资金输出,因此需要对此做出调整。要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
(三)要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和生产型投资
继续推进“从金融投资到产业投资”的债权结构变化,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根据2009年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296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而2007年、2008年的占比分别为4.8%和6.2%,债权减少股权增加,说明我国对外资产结构有了积极变化,这将是未来的长期趋势。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为此,可以考虑成立国家战略基金,将部分外汇储备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提升中国整体竞争力。
提升国家竞争力是“十二五”时期的战略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国外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和关键技术的能力;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加大了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但目前储备管理尚无整体规划,也缺乏系统性的战略安排。要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考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并购方面成立能源战略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以及支持企业发展的海外并购基金等,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
注:*依据债务周期理论,投资收益由逆差转为顺差是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国标志。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