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剧热潮，是作家们主动“配合”形势的结果。“配合”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他们的艺术想象与表现，但由戏剧的“写-演-观”的三元生命结构所决定，同时又因为书写对象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的召唤，观念的转化需要经过更复杂的对象化过程，带来了更多的“耗散”或“冲淡”的可能性。一些优秀历史剧的创演，经过艺术对历史“翻案”的再“翻案”，取得了民族化“剧诗”探索的显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