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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像一塊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涌入。但近两年，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综合整治与人口调控凝聚的合力作用下，这座大都市的磁场发生了改变——2017年末，北京的常住人口数量比上一年减少2.2万，这意味着北京结束2000年以来常住人口连续16年持续增长的趋势，首次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
产生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离开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比流入北京的多了13.2万。
来北京的第十年，李美举家离开这座城市。
2008年，李美从湖南岳阳农村老家到北京投奔当时的男友，男友在东五环外的朝阳区东窑村一家老乡开的板材加工厂打工，李美也进入同一家公司做文员。一年后，两人结婚，大儿子豆豆出生在北京的医院。由于没有社保，生孩子几乎花光了这对年轻夫妻的微薄积蓄。坐月子的那一个月是李美夫妻北京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身上只剩68块钱，而年关将近。因为没有路费，那一年两人没有回老家过年。
常住外来人口的减少是北京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李美他们打算干到30岁就回老家，用攒下来的钱做生意。但真正到了30岁，却愈加茫然。虽然两人的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涨到12万元，但手里的积蓄远不够回老家开厂，十年间都在做板材搭建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只能继续现在的生活。同时，孩子上学的事又让他们担忧。
2015年，豆豆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李美夫妻报名公立小学遭拒。这一年，朝阳区幼升小政策规定，除了五证齐全，父母双方需缴纳社保半年以上，这一条成了豆豆上学迈不过去的门槛。于是，豆豆进入家附近的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就读。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入读没有学籍，这意味着小学毕业后，豆豆无法报考北京的初中。
2016年，李美的第二个孩子在朝阳区的一家医院出生。刚出生就因为脐带穿孔住院治疗。因为无法享受医保，几万元的花费又让这个家庭承受一次重创。
每当孩子上学、或是家人去医院看病，这些时刻都在提示李美，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对李美来说，北京只是东五环外那座村庄，十年来他们从没有厕所的大杂院搬到独立厨卫的民房，再到工厂的免费宿舍，但一直没离开过东窑村。上班在这里、住在这里、孩子上学在隔壁村。对李美来说，北京的繁华和便利，就像天安门到东窑村的距离那样远，但她还是觉得北京好。“就拿交通来说，公交车一直通到家门口，随便去哪儿都行。”
2017年春节返工以来，隔三差五有人来检查工厂的环保和消防。李美工作的工厂主要加工板材，以木工和油工为主，主要问题就是粉尘和防火，工厂因此屡屡停工整改。
去年3月的一天，工厂老板通知李美，员工宿舍存在安全隐患，要求他们一天之内搬走。因为周边的不少工厂都有同样遭遇，东窑村的房租一夜间上涨了一倍有余。一个月后，李美所在的工厂被要求搬迁到唐山。待到大儿子放暑假，李美举家搬至唐山。
李美离开的背后是城市功能定位的变化。2017年5月，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相关负责人称，2017年北京加快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存量产业疏解退出步伐，并公布成果：截至2017年5月，北京已停产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制造业企业1624家，其中2017年1月-4月疏解283家。
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告诉《财经》记者，2017年春节过后，学校流失72人，占到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沈金花注意到，皮村的租房市场往年春节过后一房难求，今年多了很多空房。同时，豆豆在唐山的新学校，也转来了十来个来自北京但非京籍的同学。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2万人。北京常住人口中，自然增加人口为8.2万人，比2016年减少7000人。2017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359.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万人。
常住人口负增长并不令人意外，这符合北京人口发展变动的趋势。“十二五”以来，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增量双双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在2017年末终成负值。
要分析北京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一是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减少，二是全市户籍人口减少。
常住人口由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组成。从上述数据看，这三组数据的变化似乎存在矛盾：常住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减少的数量之和远远超过常住人口减少的数量。并且户籍人口的减少让人费解：虽然北京市严控进京指标，但在北京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的前提下，为何户籍人口也出现负增长？
一位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士解释，对户籍人口的统计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数据，之所以出现负值是因为北京市公安局在2017年集中清理了一批多年来积累的应销未销户口，实际上北京市户籍人口是增加的。因此，排除干扰因素，常住外来人口的减少是北京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桂新表示，不同于国内外一些自发性人口负增长的城市，北京的人口负增长可归因于北京控制人口政策取得了成效。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王桂新认为，以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成果来看，只要坚持目前的政策主张，这个目标并非不能实现。
在几年之前，人口学者们对于实现北京人口控制目标还持相反的看法。
按照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2011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为1961万人，即提前十年突破了人口规划天花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曾这样评价北京的人口控制历程。 北京工業大学副教授杨桂宏曾尝试从人口的内部结构视角，分析以往北京人口调控政策失败的原因。
她认为，2011年以来，北京市实施了多项人口控制措施，前期主要以“管控”为主，比如“以证控人、以房管人、以业引人、以学抑人”等政策，无一不是在严格地限制非京籍人口在北京市的社会权利，但这些政策并未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
“以证控人”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因为北京市颁发各种有关流动人口的证件，更多是从政府管控的角度出发，对那些没有社保、没有固定住所、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来讲，他们申请居住证的主观积极性和客观可能性并不高。在“以业引人”政策影响下，传统低端服务业的人数在减少，而新兴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增加。从“以房管人”政策来看，流动人口居住方式近年来受这一政策影响正发生着变化，但受其影响和控制的流动人口数量仍有限。在“拆迁蚁族聚集区”“治理群租房”和“地下室清理”这些“以房管人”政策的影响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中租赁和单位宿舍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在租房市场中，有很多房主房客的租房信息是政府没有掌握的。北京市政府试图通过纳税、准租等制度管理出租房进而间接管理流动人口的做法，遭遇了不少房东的不配合。
近几年，北京控制人口的手段由“管控”为主走向“转移”为主，通过产业转移以及北京市城区拆除违建等措施，控制外来人口的工作机会、提高住房成本，比如治理开墙打洞，关停、转移区域性批发类商品交易市场、治理群租房等。既有的人口数据可以证明，与“管控”相比，“转移”的成效显著。
13.2万人走了，但北京还是那个拥挤的北京。
杨桂宏明显感觉到疏解带来的变化，城市管理规范了，环境和交通变好了，但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比如，家附近的菜市场拆了，买菜要到大超市去，菜价比之前高;快递慢了，也涨价了;学校年轻的女老师生了孩子，难以找到月嫂，只好让父母从老家搬到北京来照顾外孙。
“只要高收入人群不走，服务的刚性需求就在，高收入家庭不会因为快递费、家政费涨了就不继续购买服务。”杨桂宏说。
王桂新认为，北京的人口负增长主要是在行政控制下形成的，暂时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等自发性负增长城市普遍出现的问题，但仍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给北京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某些不便，不利于集聚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还有可能弱化北京的综合竞争力。
王桂新的担忧来自于他对日本东京人口问题的研究。
日本东京都也曾实施过“首都功能分散计划”，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将不少企业、大学等机构往外迁，当时由于这些企业、大学的外迁减少了一部分人口，但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口迁进来，东京都不仅未能因实施“首都功能分散计划”而减少人口，反而越疏散、越控制人口越增长。东京都在1970-2016年间增长了200多万人，2017年1年就增长了27万人。而且事实也证明，东京都的人口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大城市病”，相反却明显增强了竞争力，已发展成为名列前茅的全球城市。
不过，一些观点认为，北京的环境承载力无法和东京相比，从自然资源来看，北京人均水资源仅为东京的二十分之一，从服务资源来看，北京城市规划与治理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王桂新认为，一个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由若干因素综合决定的，水资源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空间则是城市发展最基础、更宝贵的资源。北京辖区面积是东京都的8倍，人口是东京都的1.6倍，因此，可以使北京在人口承载方面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北京会不会重演东京的人口变化曲线，被疏解出京的人会不会回流尚未可知。一个现实问题是，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对河北、天津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李美和丈夫的工厂搬迁到的唐山汉沽管理区类似于一个小镇，李美一家租住在工厂附近的民房，孩子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小学。但如今他们面临着一道新的选择题：虽然取得了学籍，然而政策摆在这里，孩子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上完初三再走，还是现在就走，李美犹豫不决。
无论哪种选择，都意味着她迟早要和丈夫分居生活。而“一家人在一起”，一直是支撑她走过所有难关的动力。
让李美难以抉择的另一个因素也来自于儿子豆豆，孩子并不理解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控人口的政策，只知道自己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原因搬到唐山来的。
刚到唐山时，豆豆听不懂上课老师的口音，看不惯村子里老人随地吐痰的不文明行为，每当向母亲抱怨这些的时候，他便开始想念北京。“我是在北京生的，北京长的，我以后一定要回到北京的。”豆豆时常这样说。
就在李美烦恼之时，2018年3月22日，《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建立优秀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为“千人”“万人”“海聚”“高创”“高聚”等国家和北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专家、重要科技奖项获奖人办理引进手续时，最快五个工作日办理完结。这对李美夫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对他们的下一代呢？
产生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离开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比流入北京的多了13.2万。
城市的磁场
来北京的第十年，李美举家离开这座城市。
2008年，李美从湖南岳阳农村老家到北京投奔当时的男友，男友在东五环外的朝阳区东窑村一家老乡开的板材加工厂打工，李美也进入同一家公司做文员。一年后，两人结婚，大儿子豆豆出生在北京的医院。由于没有社保，生孩子几乎花光了这对年轻夫妻的微薄积蓄。坐月子的那一个月是李美夫妻北京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身上只剩68块钱，而年关将近。因为没有路费，那一年两人没有回老家过年。
李美他们打算干到30岁就回老家，用攒下来的钱做生意。但真正到了30岁，却愈加茫然。虽然两人的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涨到12万元，但手里的积蓄远不够回老家开厂，十年间都在做板材搭建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只能继续现在的生活。同时，孩子上学的事又让他们担忧。
2015年，豆豆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李美夫妻报名公立小学遭拒。这一年，朝阳区幼升小政策规定，除了五证齐全，父母双方需缴纳社保半年以上，这一条成了豆豆上学迈不过去的门槛。于是，豆豆进入家附近的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就读。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入读没有学籍，这意味着小学毕业后，豆豆无法报考北京的初中。
2016年，李美的第二个孩子在朝阳区的一家医院出生。刚出生就因为脐带穿孔住院治疗。因为无法享受医保，几万元的花费又让这个家庭承受一次重创。
每当孩子上学、或是家人去医院看病，这些时刻都在提示李美，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对李美来说，北京只是东五环外那座村庄，十年来他们从没有厕所的大杂院搬到独立厨卫的民房，再到工厂的免费宿舍，但一直没离开过东窑村。上班在这里、住在这里、孩子上学在隔壁村。对李美来说，北京的繁华和便利，就像天安门到东窑村的距离那样远，但她还是觉得北京好。“就拿交通来说，公交车一直通到家门口，随便去哪儿都行。”
2017年春节返工以来，隔三差五有人来检查工厂的环保和消防。李美工作的工厂主要加工板材，以木工和油工为主，主要问题就是粉尘和防火，工厂因此屡屡停工整改。
去年3月的一天，工厂老板通知李美，员工宿舍存在安全隐患，要求他们一天之内搬走。因为周边的不少工厂都有同样遭遇，东窑村的房租一夜间上涨了一倍有余。一个月后，李美所在的工厂被要求搬迁到唐山。待到大儿子放暑假，李美举家搬至唐山。
李美离开的背后是城市功能定位的变化。2017年5月，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相关负责人称，2017年北京加快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存量产业疏解退出步伐，并公布成果：截至2017年5月，北京已停产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制造业企业1624家，其中2017年1月-4月疏解283家。
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告诉《财经》记者，2017年春节过后，学校流失72人，占到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沈金花注意到，皮村的租房市场往年春节过后一房难求，今年多了很多空房。同时，豆豆在唐山的新学校，也转来了十来个来自北京但非京籍的同学。
人口调控作用初显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2万人。北京常住人口中，自然增加人口为8.2万人，比2016年减少7000人。2017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359.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万人。
常住人口负增长并不令人意外，这符合北京人口发展变动的趋势。“十二五”以来，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增量双双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在2017年末终成负值。
要分析北京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一是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减少，二是全市户籍人口减少。
常住人口由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组成。从上述数据看，这三组数据的变化似乎存在矛盾：常住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减少的数量之和远远超过常住人口减少的数量。并且户籍人口的减少让人费解：虽然北京市严控进京指标，但在北京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的前提下，为何户籍人口也出现负增长？
一位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士解释，对户籍人口的统计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数据，之所以出现负值是因为北京市公安局在2017年集中清理了一批多年来积累的应销未销户口，实际上北京市户籍人口是增加的。因此，排除干扰因素，常住外来人口的减少是北京市常住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桂新表示，不同于国内外一些自发性人口负增长的城市，北京的人口负增长可归因于北京控制人口政策取得了成效。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王桂新认为，以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成果来看，只要坚持目前的政策主张，这个目标并非不能实现。
在几年之前，人口学者们对于实现北京人口控制目标还持相反的看法。
按照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2011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为1961万人，即提前十年突破了人口规划天花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曾这样评价北京的人口控制历程。 北京工業大学副教授杨桂宏曾尝试从人口的内部结构视角，分析以往北京人口调控政策失败的原因。
她认为，2011年以来，北京市实施了多项人口控制措施，前期主要以“管控”为主，比如“以证控人、以房管人、以业引人、以学抑人”等政策，无一不是在严格地限制非京籍人口在北京市的社会权利，但这些政策并未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
“以证控人”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因为北京市颁发各种有关流动人口的证件，更多是从政府管控的角度出发，对那些没有社保、没有固定住所、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来讲，他们申请居住证的主观积极性和客观可能性并不高。在“以业引人”政策影响下，传统低端服务业的人数在减少，而新兴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增加。从“以房管人”政策来看，流动人口居住方式近年来受这一政策影响正发生着变化，但受其影响和控制的流动人口数量仍有限。在“拆迁蚁族聚集区”“治理群租房”和“地下室清理”这些“以房管人”政策的影响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中租赁和单位宿舍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在租房市场中，有很多房主房客的租房信息是政府没有掌握的。北京市政府试图通过纳税、准租等制度管理出租房进而间接管理流动人口的做法，遭遇了不少房东的不配合。
近几年，北京控制人口的手段由“管控”为主走向“转移”为主，通过产业转移以及北京市城区拆除违建等措施，控制外来人口的工作机会、提高住房成本，比如治理开墙打洞，关停、转移区域性批发类商品交易市场、治理群租房等。既有的人口数据可以证明，与“管控”相比，“转移”的成效显著。
不可预知的未来
13.2万人走了，但北京还是那个拥挤的北京。
杨桂宏明显感觉到疏解带来的变化，城市管理规范了，环境和交通变好了，但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比如，家附近的菜市场拆了，买菜要到大超市去，菜价比之前高;快递慢了，也涨价了;学校年轻的女老师生了孩子，难以找到月嫂，只好让父母从老家搬到北京来照顾外孙。
“只要高收入人群不走，服务的刚性需求就在，高收入家庭不会因为快递费、家政费涨了就不继续购买服务。”杨桂宏说。
王桂新认为，北京的人口负增长主要是在行政控制下形成的，暂时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等自发性负增长城市普遍出现的问题，但仍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给北京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某些不便，不利于集聚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还有可能弱化北京的综合竞争力。
王桂新的担忧来自于他对日本东京人口问题的研究。
日本东京都也曾实施过“首都功能分散计划”，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将不少企业、大学等机构往外迁，当时由于这些企业、大学的外迁减少了一部分人口，但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口迁进来，东京都不仅未能因实施“首都功能分散计划”而减少人口，反而越疏散、越控制人口越增长。东京都在1970-2016年间增长了200多万人，2017年1年就增长了27万人。而且事实也证明，东京都的人口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大城市病”，相反却明显增强了竞争力，已发展成为名列前茅的全球城市。
不过，一些观点认为，北京的环境承载力无法和东京相比，从自然资源来看，北京人均水资源仅为东京的二十分之一，从服务资源来看，北京城市规划与治理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王桂新认为，一个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由若干因素综合决定的，水资源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空间则是城市发展最基础、更宝贵的资源。北京辖区面积是东京都的8倍，人口是东京都的1.6倍，因此，可以使北京在人口承载方面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北京会不会重演东京的人口变化曲线，被疏解出京的人会不会回流尚未可知。一个现实问题是，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对河北、天津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李美和丈夫的工厂搬迁到的唐山汉沽管理区类似于一个小镇，李美一家租住在工厂附近的民房，孩子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小学。但如今他们面临着一道新的选择题：虽然取得了学籍，然而政策摆在这里，孩子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上完初三再走，还是现在就走，李美犹豫不决。
无论哪种选择，都意味着她迟早要和丈夫分居生活。而“一家人在一起”，一直是支撑她走过所有难关的动力。
让李美难以抉择的另一个因素也来自于儿子豆豆，孩子并不理解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控人口的政策，只知道自己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原因搬到唐山来的。
刚到唐山时，豆豆听不懂上课老师的口音，看不惯村子里老人随地吐痰的不文明行为，每当向母亲抱怨这些的时候，他便开始想念北京。“我是在北京生的，北京长的，我以后一定要回到北京的。”豆豆时常这样说。
就在李美烦恼之时，2018年3月22日，《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建立优秀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为“千人”“万人”“海聚”“高创”“高聚”等国家和北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专家、重要科技奖项获奖人办理引进手续时，最快五个工作日办理完结。这对李美夫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对他们的下一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