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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称为我国戏剧艺术长廊“双璧”的《西厢记》与《牡丹亭》都反映了封建社会背景下青年男女反对封建专制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两剧的女主人公崔莺莺、杜丽娘的性格特征有所区别,而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本文将从剧中所处的故事背景、女主角的性格特征及其爱情分析两人的异同。
关键词:《西厢记》;《牡丹亭》;崔莺莺;杜丽娘;比较
作为我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王实甫《西厢记》和汤显祖《牡丹亭》成功塑造了两位璀璨夺目而又具奇情异彩的女性形象。在《西厢记》中,上京应考的书生张生在普救寺遇见了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两人倾慕于彼此,在经历诸如老夫人的阻挠、强盗强抢崔莺莺等困难后,终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牡丹亭》讲述的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主角柳梦梅和女主角杜丽娘梦中在牡丹亭幽会,而当杜丽娘醒来再也找不到柳梦梅后便一病不起,抑郁而终。最后结局是得知真相的柳梦梅掘开杜丽娘的坟墓使她得以还魂。两位女主人公各自她们以“情”反理,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剧坛不断掀起波澜,引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
一、崔莺莺、杜丽娘所处环境之比较
崔莺莺和杜丽娘两女性身上具有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特点,但两人在个性上也有所差别,而两人所处的成长环境和时代思想氛围的不同则是使她们形成不同性格的重要原因。
《西厢记》来源于唐传奇《莺莺传》的故事,故事背景为唐代,而从其精神内涵来看,实则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反映。元代宗教盛行,程朱留学所构建的宋人社会已经瓦解,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封建礼教更是进一步的推崇。因此,封建时代的传统观念和伦理纲常依然体现于《西厢记》之中,女主人公崔莺莺的生活环境仍然为封建礼教所束缚。《西厢记》一开始便交代了崔相国生前出于“家世利益”,将女儿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当崔相国死后,老夫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封建家长的代表,同样是为了维护家世利益,用封建礼教对崔莺莺严加管束,使崔莺莺的真实天性一直被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若崔莺莺对陌生男子心生爱慕之情,这就既触犯了家规,也违背了妇道。而正是这双重枷锁的压迫下,崔莺莺虽然会哀怨,会苦痛,但同时也会更加渴望自由爱情。在普救寺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境中,老夫人会吩咐红娘:“你看啊佛殿没人烧香呵,和小姐散心耍一回去来。”老夫人这句话透露出崔莺莺正处于在佛堂“净地”居丧,有出去散心游玩的自由。果不其然,崔莺莺在佛殿偶遇了张生,两人一见钟情。在初次见面,崔莺莺就对一陌生男子一步一回头,把封建礼教抛之脑后。之后,两人更是墙角联吟,暗送情意,传书递简,私下幽会。可见,崔莺莺步步主动,追求自由爱情,已经走上了违背封建纲常的叛逆之路。
《牡丹亭》所处的是明代,程朱理学体系在明代发展到了极致,而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有利于提高人的自觉意识。杜丽娘形象透视出正是明代王学左派进步思潮的特征,是明代社会思潮在剧中的艺术折射,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与封建社会更为严苛的束缚都《牡丹亭》中得到了体现。与崔莺莺相比,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明显更冷漠严酷,更令人窒息。杜丽娘同样出身名门,长于深闺,四堵高墙将其与现实隔离。常在她身旁的只有父母和丫鬟,而她的活动场所也只局限在绣坊与书房。相比崔莺莺,她所能见到的男性只有父亲与自己的老师,而崔莺莺至少还能活动于普救寺,在此遇上张生。像杜丽娘这样一位家境良好、聪慧美丽的女子,内心也充满了和寻常女子一样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她走不出那个处处受制的家庭,接触不到陌生男子,她没有崔莺莺那么幸运有张生向她求爱,身边也没有像红娘那样的人给予她冲破封建枷锁以追求自由爱情的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不得不步入虚幻的梦境,在梦中自由抒发情感,享受情欲的美好。这梦境并非杜丽娘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直以来对生命理想执著追求的凝聚。为此,她不惜用生命来对抗所处的环境。她的死不是因为自己爱而不得,而是死于对爱情的渴望。对于杜丽娘而言,死是她理想的升华,是她超脱现实寻到的实现理想的道路。杜丽娘的死揭示的是封建礼教的冷酷,她所呈现出来的是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青年女性被摧残的历史。
二、崔莺莺、杜丽娘性格特征之比较
《西厢记》和《牡丹亭》中兩位女主人公都是大胆追求爱情、具有封建叛逆色彩的贵族少女,但两人在性格上不完全相同,崔莺莺的言行举止上较为“口是心非”,而杜丽娘则显得较为“真性情”。
崔莺莺的性格是矛盾而复杂的,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既急切主动又忐忑不安。崔莺莺作为相国小姐,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言行举止符合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和张生的爱情在老夫人赖婚前都是秘密进行,“发乎情,止于礼”。但从剧中事件可见崔莺莺面对张生时的表现是和寻常女子一样得,陷入爱情的她举止和以往不同,说话也不自然。当红娘把张生写的“小纸条”给她时,她的心里又惊又喜,可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和她头脑中所固有的道德观念,迫使她表现出“厌的早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瘟的呵改变了朱颜”,并且还做出要告诉老夫人“心口不一”的举动。面对红娘,崔莺莺假装骂张生,但其实她心中却是羞涩、欣喜的,这些都体现了崔莺莺的“假性格”。这一种略显“虚假”的言行举止自然是由于从小受到的封建道德观念所影响,而她的性格中这矛盾的一面也充分体现了她反封建礼教的艰难历程。
虽同为名门闺秀,杜丽娘所展现出的性格特征则与崔莹莹截然不同,她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并能够为此而死,甚至死而复生,极具个性解放色彩。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相比,杜丽娘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她能够毫不羞涩、甚至骄傲地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春香。她从始至终都是率真的,当所处的环境不能提供实现爱情的条件时,她就到梦中去寻求。她对着象征自己爱人的梅树发出生则恋、死则葬的内心倾诉,大胆袒露了自己的心声。进入鬼域后,她毫不顾忌,与阴间的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冥判”后,她也无需媒灼之言,而是自己深夜敲开情人的房门去表白,结下“生同室,死同穴,永做夫妻”的誓言。复生后,她为了维护与柳梦梅的婚姻敢于在金銮殿上与皇帝相争,让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与社会的承认。由此可见,杜丽娘这一系列行为都极具反抗个性,她的言行都是畅透明朗的。所以,从这一层面而言,她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抗可以说是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和果敢的。 三、崔莺莺、杜丽娘爱情之比较
崔莺莺与杜丽娘所处的故事背景与其自身的性格特征上的差异,造就了两种不一样的爱情。
从爱情的萌发来看,崔莺莺的爱情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而杜丽娘的爱情则是源于自己的梦境。崔莺莺是在圣堂与张生相遇,并且两人互为对方的外貌所吸引,从而一见钟情。他们的爱情是在欣赏对方“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两人的情感并不如杜丽娘与柳梦梅那样,有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热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崔莺莺与张生二人是在外在力量的驱使下坠入情网的,受到现实环境的重重局限。反观之,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人的爱恋则是源自一场春梦,既然是梦,那就少了许多现实的羁绊,具有自我萌发和自我觉醒的意味。杜丽娘的爱情是以她意识的觉醒为内驱力的,是由内而外萌生的,从而导致她为实现这理想中的爱情而展开出生入死的斗争。可见,张生是崔莺莺在大佛殿遇到的真实存在的對象,而柳梦梅则完全是从杜丽娘内心情感深处自行设计成长起来的意中人。
从二人爱情的发展及结局来看,两人的爱情显然也存在着差异。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环境之上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礼教信条、门第婚姻观念等等难以调和的问题。在经过多次的犹豫和徘徊以及艰难的自我超越后,崔莺莺最终得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羁绊和心理上的障碍。但是,除了崔莺莺个人的挣脱和超越,二人爱情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尤其是红娘。她与张生的幽会等都是在红娘的帮助下进行的。若失去红娘,崔莺莺和张生二人爱情的进展和结局未必能如此顺利和圆满。可见,崔莺莺和张生的美好爱情实际上相对被动的,他们的爱情受制于较多外界因素。而《牡丹亭》中杜丽娘对于爱情的把控和主动性则大大提高。“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杜丽娘对于爱情的认识更为清晰明确的,其对爱情的追求也更为大胆和坚决。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也未曾动摇她的信念,她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爱情。无论是面对封建家长还是皇帝,她都不曾放弃过自己得追求,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崔莺莺和杜丽娘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有所区别的,崔莺莺是“睹人起情”,杜丽娘是“情不知所起”;崔莺莺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踌躇而动摇并且缺乏信心,而杜丽娘则对爱情有着“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执着追求,十分自信。
综上所述,《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这也影响着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变化,而她们不同的性格也反映出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从而折射出两部作品对于封建礼教的不同批判力度。《西厢记》中崔莺莺的爱情是以反对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的,旨在“以情抗礼”,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爱情则以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为基础,旨在“以情格理”。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牡丹亭》更能体现时代进步与个性解放的诉求,其反封建礼教的意识强于《西厢记》。
参考文献
[1]简铭池.《西厢记》和《牡丹亭》之爱情比较[J].戏剧之家,2016(09):60.
[2]甘华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对比《牡丹亭》与《西厢记》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J].大众文艺,2011(10):154-155.
[3]庄平.《牡丹亭》与《西厢记》女主角形象之比较[J].文学教育(上),2010(10):85.
[4]谢倩.《西厢记》与《牡丹亭》爱情描写差异之我见[J].大众文艺,2010(04):69.
[5]梁素芳.《西厢记》、《牡丹亭》爱情描写之比较[J].河南农业,2008(20):55+60.
[6]王万鹏.《西厢记》与《牡丹亭》爱情描写之比较[J].社科纵横,2006(12):97-98.
[7]耿光华.“至情”超逸传统意识的叛逆女性——《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比较[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3(02):30-36.
关键词:《西厢记》;《牡丹亭》;崔莺莺;杜丽娘;比较
作为我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王实甫《西厢记》和汤显祖《牡丹亭》成功塑造了两位璀璨夺目而又具奇情异彩的女性形象。在《西厢记》中,上京应考的书生张生在普救寺遇见了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两人倾慕于彼此,在经历诸如老夫人的阻挠、强盗强抢崔莺莺等困难后,终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牡丹亭》讲述的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主角柳梦梅和女主角杜丽娘梦中在牡丹亭幽会,而当杜丽娘醒来再也找不到柳梦梅后便一病不起,抑郁而终。最后结局是得知真相的柳梦梅掘开杜丽娘的坟墓使她得以还魂。两位女主人公各自她们以“情”反理,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剧坛不断掀起波澜,引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
一、崔莺莺、杜丽娘所处环境之比较
崔莺莺和杜丽娘两女性身上具有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特点,但两人在个性上也有所差别,而两人所处的成长环境和时代思想氛围的不同则是使她们形成不同性格的重要原因。
《西厢记》来源于唐传奇《莺莺传》的故事,故事背景为唐代,而从其精神内涵来看,实则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反映。元代宗教盛行,程朱留学所构建的宋人社会已经瓦解,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封建礼教更是进一步的推崇。因此,封建时代的传统观念和伦理纲常依然体现于《西厢记》之中,女主人公崔莺莺的生活环境仍然为封建礼教所束缚。《西厢记》一开始便交代了崔相国生前出于“家世利益”,将女儿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当崔相国死后,老夫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封建家长的代表,同样是为了维护家世利益,用封建礼教对崔莺莺严加管束,使崔莺莺的真实天性一直被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若崔莺莺对陌生男子心生爱慕之情,这就既触犯了家规,也违背了妇道。而正是这双重枷锁的压迫下,崔莺莺虽然会哀怨,会苦痛,但同时也会更加渴望自由爱情。在普救寺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境中,老夫人会吩咐红娘:“你看啊佛殿没人烧香呵,和小姐散心耍一回去来。”老夫人这句话透露出崔莺莺正处于在佛堂“净地”居丧,有出去散心游玩的自由。果不其然,崔莺莺在佛殿偶遇了张生,两人一见钟情。在初次见面,崔莺莺就对一陌生男子一步一回头,把封建礼教抛之脑后。之后,两人更是墙角联吟,暗送情意,传书递简,私下幽会。可见,崔莺莺步步主动,追求自由爱情,已经走上了违背封建纲常的叛逆之路。
《牡丹亭》所处的是明代,程朱理学体系在明代发展到了极致,而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有利于提高人的自觉意识。杜丽娘形象透视出正是明代王学左派进步思潮的特征,是明代社会思潮在剧中的艺术折射,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与封建社会更为严苛的束缚都《牡丹亭》中得到了体现。与崔莺莺相比,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明显更冷漠严酷,更令人窒息。杜丽娘同样出身名门,长于深闺,四堵高墙将其与现实隔离。常在她身旁的只有父母和丫鬟,而她的活动场所也只局限在绣坊与书房。相比崔莺莺,她所能见到的男性只有父亲与自己的老师,而崔莺莺至少还能活动于普救寺,在此遇上张生。像杜丽娘这样一位家境良好、聪慧美丽的女子,内心也充满了和寻常女子一样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她走不出那个处处受制的家庭,接触不到陌生男子,她没有崔莺莺那么幸运有张生向她求爱,身边也没有像红娘那样的人给予她冲破封建枷锁以追求自由爱情的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不得不步入虚幻的梦境,在梦中自由抒发情感,享受情欲的美好。这梦境并非杜丽娘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直以来对生命理想执著追求的凝聚。为此,她不惜用生命来对抗所处的环境。她的死不是因为自己爱而不得,而是死于对爱情的渴望。对于杜丽娘而言,死是她理想的升华,是她超脱现实寻到的实现理想的道路。杜丽娘的死揭示的是封建礼教的冷酷,她所呈现出来的是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青年女性被摧残的历史。
二、崔莺莺、杜丽娘性格特征之比较
《西厢记》和《牡丹亭》中兩位女主人公都是大胆追求爱情、具有封建叛逆色彩的贵族少女,但两人在性格上不完全相同,崔莺莺的言行举止上较为“口是心非”,而杜丽娘则显得较为“真性情”。
崔莺莺的性格是矛盾而复杂的,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既急切主动又忐忑不安。崔莺莺作为相国小姐,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言行举止符合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和张生的爱情在老夫人赖婚前都是秘密进行,“发乎情,止于礼”。但从剧中事件可见崔莺莺面对张生时的表现是和寻常女子一样得,陷入爱情的她举止和以往不同,说话也不自然。当红娘把张生写的“小纸条”给她时,她的心里又惊又喜,可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和她头脑中所固有的道德观念,迫使她表现出“厌的早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瘟的呵改变了朱颜”,并且还做出要告诉老夫人“心口不一”的举动。面对红娘,崔莺莺假装骂张生,但其实她心中却是羞涩、欣喜的,这些都体现了崔莺莺的“假性格”。这一种略显“虚假”的言行举止自然是由于从小受到的封建道德观念所影响,而她的性格中这矛盾的一面也充分体现了她反封建礼教的艰难历程。
虽同为名门闺秀,杜丽娘所展现出的性格特征则与崔莹莹截然不同,她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并能够为此而死,甚至死而复生,极具个性解放色彩。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相比,杜丽娘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她能够毫不羞涩、甚至骄傲地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春香。她从始至终都是率真的,当所处的环境不能提供实现爱情的条件时,她就到梦中去寻求。她对着象征自己爱人的梅树发出生则恋、死则葬的内心倾诉,大胆袒露了自己的心声。进入鬼域后,她毫不顾忌,与阴间的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冥判”后,她也无需媒灼之言,而是自己深夜敲开情人的房门去表白,结下“生同室,死同穴,永做夫妻”的誓言。复生后,她为了维护与柳梦梅的婚姻敢于在金銮殿上与皇帝相争,让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与社会的承认。由此可见,杜丽娘这一系列行为都极具反抗个性,她的言行都是畅透明朗的。所以,从这一层面而言,她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抗可以说是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和果敢的。 三、崔莺莺、杜丽娘爱情之比较
崔莺莺与杜丽娘所处的故事背景与其自身的性格特征上的差异,造就了两种不一样的爱情。
从爱情的萌发来看,崔莺莺的爱情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而杜丽娘的爱情则是源于自己的梦境。崔莺莺是在圣堂与张生相遇,并且两人互为对方的外貌所吸引,从而一见钟情。他们的爱情是在欣赏对方“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两人的情感并不如杜丽娘与柳梦梅那样,有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热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崔莺莺与张生二人是在外在力量的驱使下坠入情网的,受到现实环境的重重局限。反观之,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人的爱恋则是源自一场春梦,既然是梦,那就少了许多现实的羁绊,具有自我萌发和自我觉醒的意味。杜丽娘的爱情是以她意识的觉醒为内驱力的,是由内而外萌生的,从而导致她为实现这理想中的爱情而展开出生入死的斗争。可见,张生是崔莺莺在大佛殿遇到的真实存在的對象,而柳梦梅则完全是从杜丽娘内心情感深处自行设计成长起来的意中人。
从二人爱情的发展及结局来看,两人的爱情显然也存在着差异。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环境之上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礼教信条、门第婚姻观念等等难以调和的问题。在经过多次的犹豫和徘徊以及艰难的自我超越后,崔莺莺最终得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羁绊和心理上的障碍。但是,除了崔莺莺个人的挣脱和超越,二人爱情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尤其是红娘。她与张生的幽会等都是在红娘的帮助下进行的。若失去红娘,崔莺莺和张生二人爱情的进展和结局未必能如此顺利和圆满。可见,崔莺莺和张生的美好爱情实际上相对被动的,他们的爱情受制于较多外界因素。而《牡丹亭》中杜丽娘对于爱情的把控和主动性则大大提高。“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杜丽娘对于爱情的认识更为清晰明确的,其对爱情的追求也更为大胆和坚决。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也未曾动摇她的信念,她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爱情。无论是面对封建家长还是皇帝,她都不曾放弃过自己得追求,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崔莺莺和杜丽娘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有所区别的,崔莺莺是“睹人起情”,杜丽娘是“情不知所起”;崔莺莺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踌躇而动摇并且缺乏信心,而杜丽娘则对爱情有着“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执着追求,十分自信。
综上所述,《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这也影响着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变化,而她们不同的性格也反映出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从而折射出两部作品对于封建礼教的不同批判力度。《西厢记》中崔莺莺的爱情是以反对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础的,旨在“以情抗礼”,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爱情则以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为基础,旨在“以情格理”。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牡丹亭》更能体现时代进步与个性解放的诉求,其反封建礼教的意识强于《西厢记》。
参考文献
[1]简铭池.《西厢记》和《牡丹亭》之爱情比较[J].戏剧之家,2016(09):60.
[2]甘华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对比《牡丹亭》与《西厢记》中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J].大众文艺,2011(10):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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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素芳.《西厢记》、《牡丹亭》爱情描写之比较[J].河南农业,2008(20):55+60.
[6]王万鹏.《西厢记》与《牡丹亭》爱情描写之比较[J].社科纵横,2006(12):97-98.
[7]耿光华.“至情”超逸传统意识的叛逆女性——《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比较[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3(02):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