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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疆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明冲撞、沟通、融汇、传播的中心，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些人习惯把新疆称作西域，实际上古时所称的西域，远比今天新疆的版图大得多，中亚的诸多国家，包括帕米尔高原东、西部地区，都在古西域的范围。今天的新疆，不过是古西域的一部分。
古西域国家众多，大大小小号称三十六国。在古丝绸之路北道中，曾经雄踞着一个“城郭诸国”中的大国——龟兹国。龟兹国的故都就在今天新疆南部的库车县一带，汉、唐时期的中央政权在龟兹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各国实施监护和管辖，使龟兹成为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向中原内地散播的过程中，龟兹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佛教沿丝绸之路自和田地区传入龟兹，再传至高昌，然后东跨玉门关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内地。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龟兹涌现出不少卓有贡献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大师一鸠摩罗什。这位有着印度血统的龟兹人7岁即出家为僧，十几岁时便因精通佛典而“道流西域，名被东川”。鸠摩罗什通晓梵、汉等多种语言，曾在长安主持八百多人的翻译机构，十一年间译出佛学典籍35部，计300余卷。在译著工作中，鸠摩罗什培养出一大批造诣深厚的汉族僧人，门徒达五千余众。他与真谛、玄奘、不空大师，并称中国历史上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直接沟通了东方梵、汉两大语言文化体系，同时又通过佛教典籍中蕴含的西方其他文化成分，间接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融汇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龟兹的音乐对中原内地曾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乐曲将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所指“西凉乐”，不过是龟兹乐的一个分支。有位活跃在长安乐坛的琵琶演奏大师、音乐理论家叫苏祗婆，其高超的琵琶弹奏和“五旦七声”的龟兹音乐理论，倾倒了当时的隋朝音乐家郑译。郑译频频向苏祗婆求教，探讨龟兹乐律的奥妙，并创造性地把“五旦七声”理论演变成“旋宫八十四调”，也称“苏祗婆八十四调”，后来又演绎成“燕乐二十八调”。其中最受人们喜爱的“五宫四调”一直流传至今，被乐人称作“九宫调”。当时长安还有个叫白明达的龟兹音乐家，曾任隋朝乐正和唐朝内廷供奉。白明达陪伴唐高宗在御花园散步时听到黄莺的啼叫声，据此创作了名曲《春莺啭》，唐高宗大呼“奇才”。龟兹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对中原内地音乐产生的巨大影响，在《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中都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记述。龟兹乐舞的传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内地的音乐文化，而且远传日本、印度、朝鲜、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对周边国家、民族的音乐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让世界感到震惊的是，龟兹古国创造了大量珍贵无比的文化艺术瑰宝一龟兹石窟壁画。自19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德国、瑞典、俄国、日本、法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来此盗宝，盗掘最甚的是德国探险队，除一小部分在二战时期毁于盟军的轰炸外，大部分被盗的壁画文物现仍存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德国探险队队长冯·勒柯克当年在这些壁画前感慨无比：“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够找到的最为精美的艺术品，它包括传统佛教绘画的各种形态和场景，而且又几乎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特征。”
真是太玄妙了，迷失了几个世纪的古希腊艺术，竟然在龟兹石窟中找到了踪迹。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这就是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是古印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南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入侵过这个地区，后来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至今还在此发掘出数量众多的古希腊钱币)。公元前二世纪，犍陀罗地区的希腊人信奉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且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文化保护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为原型，塑造了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自然在创作风格上也继承了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诸多传统特点。冯·勒柯克曾作过这样的论断：“新疆西南部出土的大量文物使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和田及其周围地区也属于这种犍陀罗文化圈。”有趣的是，犍陀罗创造的阿波罗式的佛像风格，在传入龟兹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原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形象特征，开始逐渐变为亚洲人所具有的特征了。
龟兹石窟是十大石窟的总称，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赫石窟、阿艾石窟、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石窟分布于今拜城、库车、新和县境内数百公里范围。由于所建年代不同，这些石窟反映的文化理念、艺术风格各有独自特点。凿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也称克孜尔千佛洞)，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但克孜尔石窟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00多年。克孜尔石窟绵延3公里，现存壁画1万多平方米，可见窟形的洞窟339个，壁画种类大致有佛教人物图、佛典故事图、天相图、佛塔法器图、乐舞伎乐图、山水图、动物图、图案纹样图、供养人图等。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无论从历史跨度的久远、艺术风格形式的多元、绘画技艺的精湛、保存数量的众多及蕴含社会人文信息的深邃广泛等诸多方面，都堪称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之精品。
克孜尔石窟素有“故事画的海洋”之美誉。数百个形象生动、情节感人的佛典故事，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虽然这些故事出自佛经典籍，但溯其源头，绝大部分都来自古印度、尼泊尔等国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折射着民间大众的善良、诚实、助人、正义的品质。如《萨缚燃臂救众商》中，一个叫萨缚的人在暗夜中点燃双臂引导迷路的众客商走出深山老林；《猴王舍己救众猴》，讲猴王在众猴们被国王的卫兵追杀时，用自己的身体搭桥让众猴逃向对岸；《鹦鹉感恩救山火》中，一只曾受林中飞禽走兽款待的鹦鹉，看到朋友们困于山火之中，忙用双翅蘸透水一趟趟扑救大火……不可否认，不少故事宣扬来生转世、因缘轮回、避世修行、逆来顺受的宗教思想，我们不妨把它们当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作些常识性了解。
关于龟兹古国、龟兹文化、龟兹石窟，众多的龟兹学专家、学者们正在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着。本人虽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但作为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新疆人，耳濡目染，对新疆历史文化有感情上和感性上的优势，总想着操持自己尚能驾驭的工具向世人宣扬我的故乡——她灿烂的过去、辉煌的今天、似锦的明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升华对她的了解和热爱。由于这个初衷，在新疆文物局、龟兹石窟研究所领导、专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本人和著名摄影家范书财先生合作编著了《龟兹造像》一书(中、英文版2007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日文版2008年9月由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我们从克孜尔石窟中选取了117个壁画故事，图文对照加以介绍，另配十余幅外景图片，希望读者对龟兹石窟的环境也有所了解。我们尤其想让读者对新疆在历史上与祖国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及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增加一些鲜活的认识。虽然稚嫩和肤浅，但我们觉得专家有专家的责任、公民有公民的义务，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都是需要的和有益的。
一些人习惯把新疆称作西域，实际上古时所称的西域，远比今天新疆的版图大得多，中亚的诸多国家，包括帕米尔高原东、西部地区，都在古西域的范围。今天的新疆，不过是古西域的一部分。
古西域国家众多，大大小小号称三十六国。在古丝绸之路北道中，曾经雄踞着一个“城郭诸国”中的大国——龟兹国。龟兹国的故都就在今天新疆南部的库车县一带，汉、唐时期的中央政权在龟兹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各国实施监护和管辖，使龟兹成为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向中原内地散播的过程中，龟兹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佛教沿丝绸之路自和田地区传入龟兹，再传至高昌，然后东跨玉门关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内地。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龟兹涌现出不少卓有贡献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大师一鸠摩罗什。这位有着印度血统的龟兹人7岁即出家为僧，十几岁时便因精通佛典而“道流西域，名被东川”。鸠摩罗什通晓梵、汉等多种语言，曾在长安主持八百多人的翻译机构，十一年间译出佛学典籍35部，计300余卷。在译著工作中，鸠摩罗什培养出一大批造诣深厚的汉族僧人，门徒达五千余众。他与真谛、玄奘、不空大师，并称中国历史上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直接沟通了东方梵、汉两大语言文化体系，同时又通过佛教典籍中蕴含的西方其他文化成分，间接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融汇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龟兹的音乐对中原内地曾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乐曲将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所指“西凉乐”，不过是龟兹乐的一个分支。有位活跃在长安乐坛的琵琶演奏大师、音乐理论家叫苏祗婆，其高超的琵琶弹奏和“五旦七声”的龟兹音乐理论，倾倒了当时的隋朝音乐家郑译。郑译频频向苏祗婆求教，探讨龟兹乐律的奥妙，并创造性地把“五旦七声”理论演变成“旋宫八十四调”，也称“苏祗婆八十四调”，后来又演绎成“燕乐二十八调”。其中最受人们喜爱的“五宫四调”一直流传至今，被乐人称作“九宫调”。当时长安还有个叫白明达的龟兹音乐家，曾任隋朝乐正和唐朝内廷供奉。白明达陪伴唐高宗在御花园散步时听到黄莺的啼叫声，据此创作了名曲《春莺啭》，唐高宗大呼“奇才”。龟兹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对中原内地音乐产生的巨大影响，在《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中都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记述。龟兹乐舞的传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内地的音乐文化，而且远传日本、印度、朝鲜、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对周边国家、民族的音乐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让世界感到震惊的是，龟兹古国创造了大量珍贵无比的文化艺术瑰宝一龟兹石窟壁画。自19世纪末叶以来，英国、德国、瑞典、俄国、日本、法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来此盗宝，盗掘最甚的是德国探险队，除一小部分在二战时期毁于盟军的轰炸外，大部分被盗的壁画文物现仍存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德国探险队队长冯·勒柯克当年在这些壁画前感慨无比：“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够找到的最为精美的艺术品，它包括传统佛教绘画的各种形态和场景，而且又几乎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特征。”
真是太玄妙了，迷失了几个世纪的古希腊艺术，竟然在龟兹石窟中找到了踪迹。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这就是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是古印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南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入侵过这个地区，后来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至今还在此发掘出数量众多的古希腊钱币)。公元前二世纪，犍陀罗地区的希腊人信奉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且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文化保护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为原型，塑造了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自然在创作风格上也继承了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诸多传统特点。冯·勒柯克曾作过这样的论断：“新疆西南部出土的大量文物使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和田及其周围地区也属于这种犍陀罗文化圈。”有趣的是，犍陀罗创造的阿波罗式的佛像风格，在传入龟兹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原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形象特征，开始逐渐变为亚洲人所具有的特征了。
龟兹石窟是十大石窟的总称，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赫石窟、阿艾石窟、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石窟分布于今拜城、库车、新和县境内数百公里范围。由于所建年代不同，这些石窟反映的文化理念、艺术风格各有独自特点。凿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也称克孜尔千佛洞)，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但克孜尔石窟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00多年。克孜尔石窟绵延3公里，现存壁画1万多平方米，可见窟形的洞窟339个，壁画种类大致有佛教人物图、佛典故事图、天相图、佛塔法器图、乐舞伎乐图、山水图、动物图、图案纹样图、供养人图等。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无论从历史跨度的久远、艺术风格形式的多元、绘画技艺的精湛、保存数量的众多及蕴含社会人文信息的深邃广泛等诸多方面，都堪称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之精品。
克孜尔石窟素有“故事画的海洋”之美誉。数百个形象生动、情节感人的佛典故事，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虽然这些故事出自佛经典籍，但溯其源头，绝大部分都来自古印度、尼泊尔等国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折射着民间大众的善良、诚实、助人、正义的品质。如《萨缚燃臂救众商》中，一个叫萨缚的人在暗夜中点燃双臂引导迷路的众客商走出深山老林；《猴王舍己救众猴》，讲猴王在众猴们被国王的卫兵追杀时，用自己的身体搭桥让众猴逃向对岸；《鹦鹉感恩救山火》中，一只曾受林中飞禽走兽款待的鹦鹉，看到朋友们困于山火之中，忙用双翅蘸透水一趟趟扑救大火……不可否认，不少故事宣扬来生转世、因缘轮回、避世修行、逆来顺受的宗教思想，我们不妨把它们当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作些常识性了解。
关于龟兹古国、龟兹文化、龟兹石窟，众多的龟兹学专家、学者们正在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着。本人虽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但作为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新疆人，耳濡目染，对新疆历史文化有感情上和感性上的优势，总想着操持自己尚能驾驭的工具向世人宣扬我的故乡——她灿烂的过去、辉煌的今天、似锦的明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升华对她的了解和热爱。由于这个初衷，在新疆文物局、龟兹石窟研究所领导、专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本人和著名摄影家范书财先生合作编著了《龟兹造像》一书(中、英文版2007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日文版2008年9月由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我们从克孜尔石窟中选取了117个壁画故事，图文对照加以介绍，另配十余幅外景图片，希望读者对龟兹石窟的环境也有所了解。我们尤其想让读者对新疆在历史上与祖国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及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增加一些鲜活的认识。虽然稚嫩和肤浅，但我们觉得专家有专家的责任、公民有公民的义务，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都是需要的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