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后殖民文学作家维·苏·奈保尔的小说《米格尔街》中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后殖民主义造成的影响，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人人都是伤痕累累。殖民地人民面对无望的境况，狂欢成了他们逃避现实最好的方法，但当狂欢停止时，一切还是毫无出路。国内外学者大都聚焦于其作品的后殖民主义分析，文化身份解读和边缘性主题研究，却忽略了《米格尔街》人物中的狂欢色彩，国内只有一篇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简单提到了该作品的狂欢化，但不够细致、系统。本文拟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视角透析其中疯癫人物的狂欢仪式，广场式话语，以及狂欢结束后的绝望，以期从新的视角了解后殖民时期，宗主国对第三世界造成的破坏，以及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和难以实现的融合。
【关键词】：狂欢化;《米格尔街》;狂欢仪式;广场式话语
《米格尔大街》是维·苏·奈保尔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由17个平行展开的短篇小说精心编织而成，小说以少年的视角，勾勒了一幅殖民地人民生活的风景画。《米格尔街》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故事叙述者“我”原本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特里尼达一个叫查瓜那斯的乡村，父亲死后跟随母亲迁移到首都西班牙港的一条米格尔街上居住。当时“我”还是个对世事懵懂无知的少年，智力和学业都很一般：离开学校后在海关部门谋了一份差使。之后便整天跟街头的那帮哥们混在一起。故事结束时，“我”通过已故父亲的关系，在一位官员的帮助下，争取到了一个英国留学的机会，于是告别了米格尔街。书中描写了一群生活在底层世界的小人物：流浪汉、木匠、清洁车夫、疯子、幻想家、民间的戏剧艺术家、马车夫、胆小鬼、“教育家”、“机械天才”、时髦青年、浪女人、母亲、穷孩子、理发师、酒鬼等，小说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典型的特里尼达下层人民，他们是扭曲的或者可以说是疯癫的，行走在社会的边缘，不知所措。
一、研究综述
国外对奈保尔的研究很多，且多样，专著、硕博论文、期刊文章均硕果累累。对于奈保尔的处女作《米格尔街》，也受到了国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的青睐，从后殖民、文化批评、小说艺术、流亡等多个视角赏析，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专著，但是在很多著作中都有独立章节进行分析，例如提摩西卫斯的《在边缘上：奈保尔的流亡艺术》中，第一章就是对其叙事策略的分析，作者认为正是奈保尔的流亡作家身份决定了作品的双重叙事视角，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小说中的“身份”话题。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维·苏·奈保尔的作品进行了解读，但对于其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国内只有数篇硕博论文简单提及这个短篇小说，大部分是解读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研究，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周文萍的《V.S.奈保尔：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周慧的《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在这些篇幅中，只谈及身份危机但并未详细分析人物形象。此外评论界多从小说叙事视角，飞散文学，后现代，以及边缘性来研究，国内只有一篇硕士和一篇期刊论文谈及狂欢化视角。
二、狂欢仪式
狂欢节仪式移植到文学中，表现为加冕与脱冕、化妆、讽刺模拟、滑稽改编等形式，巴赫金认为：“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加冕脱冕的仪式”（巴赫金 128）。米格尔街上的人们选择了他们居住的大街作为狂欢场所，举行着属于他们的狂欢仪式。如《懦弱》中，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的“大脚”，他的目光凶狠冷酷，很少有人与他说话，人人见其避之，米格尔街上的哥们儿都以“大脚”为荣，听到他名字的人都退避三舍，不敢胡作非为，因此“大脚”的名字成了伙伴们的“保护神”。他还帮“我”吓跑了美国大兵，后来他开始学打拳，并击败了很多对手，名噪一时，“米格尔街上的人更加害怕他，也更加为他感到骄傲”（奈保尔 67），就这样“大脚”顺理成章地被加冕为“英雄”。当他挑战所谓的皇家拳击手时，却以失败告终，他像孩子一样地哭了，于是“大脚”被脱冕成了小丑似的人物。“大脚”为自己建立的狂欢时空中，加冕是虚无的，它背后的实质是胆小和软弱。此外模仿也是狂欢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尔根就比较擅长戏仿。
《焰火师》中，有十个孩子和一个人高马大老婆的墨尔根，咆哮起来像头牛一样，他喜欢制作烟火，但却无人使用。“他每次露面时都要出点洋相给人逗乐”（奈保尔 75），但渐渐地人们并不觉得好笑，墨尔根使出了最后一招，以供“我们”取乐。他邀请邻居们到家里，把自己家的起居室装扮成了“法庭”，他要像法官一样审判自己的孩子，“犯人”是安德鲁·墨尔根，他“被指控用石头砸多罗西小姐家院里的罗望子树”并且“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换子弹”（奈保尔 78），不仅如此，他还和多罗·墨尔根打架，偷吃了两个油饼和三个糖饼。之后，安德鲁·墨尔根认罪，“法官”依法办事，处罚十二鞭，并宣布在当天下午执行。然而，墨尔根的这一闹剧失败了，“我们”并不觉得好笑，“法官”地位何等高贵，“法庭”又是何等严肃，整天一事无成的墨尔根却成了“法官”，破旧的起居室成了“法庭”，这一切都成了他戏谑的工具，他希望这种戏仿能达到逗乐的目的。
三、广场式话语
狂欢节中非现实的时空感，怪诞躯体的张扬等等，都在吁求着为这样一种感受和身体语言赋形的话语表达，于是广场式话语便应运而生。这种话语中大都是粗鄙，亵渎，冒犯，辱骂，笑骂，污言秽语，插科打诨之词，巴赫金反复指出了广场式话语的双声效果。
广场式话语因素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达颠覆等级制度，主张平等、民主的对话精神。《米格尔街》中的人物就是通过这种语言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狂欢，如在《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中，留着一撮灰胡子，挺着大肚子的乔治，经常嘟嘟哝哝地骂大街，整天无所事事的他，还常常对妻子和儿女打骂。“我”从他身旁经过时总是听到他低声骂人，总是嘟哝说“马脸”、“这里的人好像长了张马脸”、“小屁股”、“世上的人干吗都没长屁股”（奈保尔 20-21）。乔治的话看似可恨，其实也是可以原谅的，他没受过什么教育，面对宗主国的殖民和难以实现的民主，他不知所以，只能用言语来发泄。又如在《母亲的天性》一篇中，有着八个孩子的母亲劳拉，她的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劳拉经常对自己的孩子吼叫，辱骂。诸如此类“你这个大嘴巴畜生”、“你要不赶快回来，我就让你屁滚尿流”、“劳娜，你这个罗圈腿黑母狗，就不能睁着眼睛好好干活？”（奈保尔 101-102）的话有时能响彻整条街。劳拉的辱骂中也蕴含着对自己的孩子的疼爱，但是生活的艰难已让她顾不上太多。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粗鄙语言正是这些疯癫人物颠覆的一种手段，他们不是真的在辱骂，更多的只是一种戏谑。不想过着奴役的生活的米格尔街上的人民，希望寻找一种方式麻痹自己，所以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狂欢世界里，解除语言禁忌，以此来发泄内心的愤懑。
四、结语
在《米格尔街》这部小说黑色幽默的语言背后，我们体会到了没有文化根基，身份摇摆的边缘人物在殖民社会中，以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艰难生存着，寻找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当乌托邦似的狂欢骤然停止时，那些米格尔街上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呢？当狂欢停止，他们必须回到现实中，面对现实，依然无路可走。他们无法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来摆脱贫穷的命运，也无法跻身于上流社会，异质的冲突难以消除，民主和融合更是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Sun Xuan. “An Analysis of the Carnivalism in The Miguel Street.” Qiqihar University， 2014.
[2]Weiss， Timothy F. On the Margin： 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s Fiction. London： Dangaroon Press： Hansib Pub， 1987.
[3]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 李兆林， 夏忠宪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林斌.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7（1）2004： 83-88.
[5]刘红. “维·苏·奈保尔著名短篇《曼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文学界·文学评论. 11（2010）： 81-82.
[6]维·苏·奈保尔. 米格尔大街. 王志勇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7]赵勇. “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外国文学研究. 4 （2002）： 1-8.
[8]郑志华. “矛盾与困境：奈保尔早期小说狂欢化品格初探.” 文艺理论与批评. 4 （2013）： 137-140.
[9]周文萍. “V.S.奈保尔：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10]周慧.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追寻： 奈保尔研究.” 温州大学， 2009.
【关键词】：狂欢化;《米格尔街》;狂欢仪式;广场式话语
《米格尔大街》是维·苏·奈保尔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由17个平行展开的短篇小说精心编织而成，小说以少年的视角，勾勒了一幅殖民地人民生活的风景画。《米格尔街》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故事叙述者“我”原本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特里尼达一个叫查瓜那斯的乡村，父亲死后跟随母亲迁移到首都西班牙港的一条米格尔街上居住。当时“我”还是个对世事懵懂无知的少年，智力和学业都很一般：离开学校后在海关部门谋了一份差使。之后便整天跟街头的那帮哥们混在一起。故事结束时，“我”通过已故父亲的关系，在一位官员的帮助下，争取到了一个英国留学的机会，于是告别了米格尔街。书中描写了一群生活在底层世界的小人物：流浪汉、木匠、清洁车夫、疯子、幻想家、民间的戏剧艺术家、马车夫、胆小鬼、“教育家”、“机械天才”、时髦青年、浪女人、母亲、穷孩子、理发师、酒鬼等，小说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典型的特里尼达下层人民，他们是扭曲的或者可以说是疯癫的，行走在社会的边缘，不知所措。
一、研究综述
国外对奈保尔的研究很多，且多样，专著、硕博论文、期刊文章均硕果累累。对于奈保尔的处女作《米格尔街》，也受到了国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的青睐，从后殖民、文化批评、小说艺术、流亡等多个视角赏析，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专著，但是在很多著作中都有独立章节进行分析，例如提摩西卫斯的《在边缘上：奈保尔的流亡艺术》中，第一章就是对其叙事策略的分析，作者认为正是奈保尔的流亡作家身份决定了作品的双重叙事视角，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小说中的“身份”话题。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维·苏·奈保尔的作品进行了解读，但对于其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国内只有数篇硕博论文简单提及这个短篇小说，大部分是解读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研究，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周文萍的《V.S.奈保尔：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周慧的《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在这些篇幅中，只谈及身份危机但并未详细分析人物形象。此外评论界多从小说叙事视角，飞散文学，后现代，以及边缘性来研究，国内只有一篇硕士和一篇期刊论文谈及狂欢化视角。
二、狂欢仪式
狂欢节仪式移植到文学中，表现为加冕与脱冕、化妆、讽刺模拟、滑稽改编等形式，巴赫金认为：“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加冕脱冕的仪式”（巴赫金 128）。米格尔街上的人们选择了他们居住的大街作为狂欢场所，举行着属于他们的狂欢仪式。如《懦弱》中，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的“大脚”，他的目光凶狠冷酷，很少有人与他说话，人人见其避之，米格尔街上的哥们儿都以“大脚”为荣，听到他名字的人都退避三舍，不敢胡作非为，因此“大脚”的名字成了伙伴们的“保护神”。他还帮“我”吓跑了美国大兵，后来他开始学打拳，并击败了很多对手，名噪一时，“米格尔街上的人更加害怕他，也更加为他感到骄傲”（奈保尔 67），就这样“大脚”顺理成章地被加冕为“英雄”。当他挑战所谓的皇家拳击手时，却以失败告终，他像孩子一样地哭了，于是“大脚”被脱冕成了小丑似的人物。“大脚”为自己建立的狂欢时空中，加冕是虚无的，它背后的实质是胆小和软弱。此外模仿也是狂欢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尔根就比较擅长戏仿。
《焰火师》中，有十个孩子和一个人高马大老婆的墨尔根，咆哮起来像头牛一样，他喜欢制作烟火，但却无人使用。“他每次露面时都要出点洋相给人逗乐”（奈保尔 75），但渐渐地人们并不觉得好笑，墨尔根使出了最后一招，以供“我们”取乐。他邀请邻居们到家里，把自己家的起居室装扮成了“法庭”，他要像法官一样审判自己的孩子，“犯人”是安德鲁·墨尔根，他“被指控用石头砸多罗西小姐家院里的罗望子树”并且“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换子弹”（奈保尔 78），不仅如此，他还和多罗·墨尔根打架，偷吃了两个油饼和三个糖饼。之后，安德鲁·墨尔根认罪，“法官”依法办事，处罚十二鞭，并宣布在当天下午执行。然而，墨尔根的这一闹剧失败了，“我们”并不觉得好笑，“法官”地位何等高贵，“法庭”又是何等严肃，整天一事无成的墨尔根却成了“法官”，破旧的起居室成了“法庭”，这一切都成了他戏谑的工具，他希望这种戏仿能达到逗乐的目的。
三、广场式话语
狂欢节中非现实的时空感，怪诞躯体的张扬等等，都在吁求着为这样一种感受和身体语言赋形的话语表达，于是广场式话语便应运而生。这种话语中大都是粗鄙，亵渎，冒犯，辱骂，笑骂，污言秽语，插科打诨之词，巴赫金反复指出了广场式话语的双声效果。
广场式话语因素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达颠覆等级制度，主张平等、民主的对话精神。《米格尔街》中的人物就是通过这种语言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狂欢，如在《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中，留着一撮灰胡子，挺着大肚子的乔治，经常嘟嘟哝哝地骂大街，整天无所事事的他，还常常对妻子和儿女打骂。“我”从他身旁经过时总是听到他低声骂人，总是嘟哝说“马脸”、“这里的人好像长了张马脸”、“小屁股”、“世上的人干吗都没长屁股”（奈保尔 20-21）。乔治的话看似可恨，其实也是可以原谅的，他没受过什么教育，面对宗主国的殖民和难以实现的民主，他不知所以，只能用言语来发泄。又如在《母亲的天性》一篇中，有着八个孩子的母亲劳拉，她的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劳拉经常对自己的孩子吼叫，辱骂。诸如此类“你这个大嘴巴畜生”、“你要不赶快回来，我就让你屁滚尿流”、“劳娜，你这个罗圈腿黑母狗，就不能睁着眼睛好好干活？”（奈保尔 101-102）的话有时能响彻整条街。劳拉的辱骂中也蕴含着对自己的孩子的疼爱，但是生活的艰难已让她顾不上太多。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粗鄙语言正是这些疯癫人物颠覆的一种手段，他们不是真的在辱骂，更多的只是一种戏谑。不想过着奴役的生活的米格尔街上的人民，希望寻找一种方式麻痹自己，所以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狂欢世界里，解除语言禁忌，以此来发泄内心的愤懑。
四、结语
在《米格尔街》这部小说黑色幽默的语言背后，我们体会到了没有文化根基，身份摇摆的边缘人物在殖民社会中，以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艰难生存着，寻找着自己的存在价值。
当乌托邦似的狂欢骤然停止时，那些米格尔街上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呢？当狂欢停止，他们必须回到现实中，面对现实，依然无路可走。他们无法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来摆脱贫穷的命运，也无法跻身于上流社会，异质的冲突难以消除，民主和融合更是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Sun Xuan. “An Analysis of the Carnivalism in The Miguel Street.” Qiqihar University， 2014.
[2]Weiss， Timothy F. On the Margin： 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s Fiction. London： Dangaroon Press： Hansib Pub， 1987.
[3]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 李兆林， 夏忠宪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林斌.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7（1）2004： 83-88.
[5]刘红. “维·苏·奈保尔著名短篇《曼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文学界·文学评论. 11（2010）： 81-82.
[6]维·苏·奈保尔. 米格尔大街. 王志勇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7]赵勇. “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外国文学研究. 4 （2002）： 1-8.
[8]郑志华. “矛盾与困境：奈保尔早期小说狂欢化品格初探.” 文艺理论与批评. 4 （2013）： 137-140.
[9]周文萍. “V.S.奈保尔：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10]周慧.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追寻： 奈保尔研究.” 温州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