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提出：扯淡来自于对真相的漠视。现在将这个定义与米勒关于“真相并不总是我们谈话的主要目标”这一洞见放在一起，结论是我们日常生活很大一部分的言说都是扯淡。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改变吗？并非完全如此。这并不完全是我们在容忍扯淡，实际上我们经常把这些扯淡看作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举个例子，米勒对于道歉的社会意义做过一个很有力度的分析。我们教会孩子学会说抱歉，但是这种教学方式是迫使孩子们说那些他们未必真心想说的话语来完成的。就此而言，真相是我们最后才想要的东西。我儿子打了他妹妹的真正心理状态可能是这样的：“我伤害她就是因为我想这么做。”我们当然不会把这种可能为真的描述说出来，而是会告诉他要说抱歉。米勒解释了这种动态过程：
　　问题：对于犯错者，即使他并未真心感觉到需要道歉但还是在表面上做了，我们对这种表面道歉感到满足，这本质上是为什么？
　　答案：我们满足于这种道歉给道歉者造成的痛苦……道歉本身就是一种表征着羞辱的纯粹而简单的仪式。
　　把道歉表征为一种羞辱的仪式，米勒绝不是反对道歉。相反，他把这种伤害看作是做错事必要的惩罚，否则他们不会懂得克制伤害别人的行为。就像众多其他道德教育的情况一样，道歉的教育牺牲了真相来寻求更为有价值的目标，比如和平以及性格的构建。
　　受害者通常也必须说出他接受道歉，虽然他也未必是真心愿意接受道歉。但是这种交易的信息是明显的：敌意就此结束了，不容许有进一步的冲突升级。
　　如果没有那些装模作样的道歉，婚姻中的小摩擦更可能经常会升级到离婚。那些作出“冒犯性”言论的公共人物必须学会道歉，这表示对被冒犯方的观点即使不完全拥护的话也会承认其视角的合法性。
　　礼貌并不需要借口，伪装也被公开认可处于美德的中心。礼貌免于许多形式的伪善，因为某种善意的伪善恰恰是一种美德……用相对较小的代价，它就能减免人们社会交往中的痛苦。
　　减免人们的痛苦通常比关注真相更重要。如果我们严格运用法兰克福关于扯淡的定义，根据扯淡展现出对真相的漠视，那么显然我们的礼仪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扯淡。
　　并非所有的扯淡都是出于优雅态度的需要，广告就是例外。我们倾向于容忍广告扯淡，并不是出于礼貌。我们接受广告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给我们提供娱乐价值。比如，著名的超级杯赛期间很多广告就像比赛本身一样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然而，就像礼貌一样，娱乐并不能充分解释我们对扯淡的宽容。公共关系往往运用跟广告雷同的小伎俩。但是这通常没有娱乐价值。我们为什么会对广告和公共关系中的扯淡表现得如此宽容？一个更深层的解释是我们尊重它们所服务的目的。我们理解赚钱的重要性，而且并不嫉妒最有效赚钱的职业人士。当公共关系的顾问把埃克森公司刻画成一个保护环境的先行者，或者一个政治仆从把一次立法失败杜撰成一次成功的妥协，他们是在做他們的工作。
　　无论我们多么尊重后果，我们并不会支持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无论这个后果被一致认为是多么的有价值。我们排除那些纯粹撒谎的行为，即使在广告中也如此。我们如何区分这些呢？为什么我们同情撒谎中的受害者，而不会同情扯淡的受害者呢？我们要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既同情扯淡者，也同情扯淡的受害者。扯淡者的工作就是扯淡，而且要娴熟地运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完成扯淡。受害者则是允许自己精神上慵懒以及用欲望来蒙蔽自己。他们都是没有主见的人。我们同情他们，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尊重他们。我们对他们的蔑视说明任何被扯淡欺骗的人都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