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的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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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精神障碍是指大脑的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总称。当今社会,竞争不断加强,社会压力剧增,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精神障碍患者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者服务的重要人群之一。本文从家庭抗逆力视角出发,梳理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与家庭抗逆力相关的理论研究,改变传统的以缺陷为本的观点,重视家庭本身所拥有的力量,从家庭内部及外部探讨如何增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的抗逆力以应对各种挑战。
  关键词:家庭抗逆力;精神障碍;社会工作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研究文章,对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作出了报告。在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1]。根据这个数据估算,到目前为止,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2020年10月9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有近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然而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优质的精神卫生服务;在中低收入国家,患有精神、神经和药物滥用障碍的人中,超过75%的患者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应大规模增加对精神卫生服务的投资。可见,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二大杀手,针对精神疾病开展的探讨与服务研究越发得到广泛关注。
  目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探索如何促进和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融入、再社会化、社会支持、社会地位等。叶倩怡从系统视角出发,主张应建立多系统联动的支持网络来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周全的照顾,多系统包括社区、法律、政策以及思想觀念的转变[2]。相对外部力量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支持作用,增能视角更强调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胡思远、杨锃认为,赋权过程包括对无权状态的省察、获得赋权的动力、从他人处获得支持、获得有效资源的途径以及社区参与[3]。同样是基于赋权视角,张木明、丰行也倡导发挥个体的作用,推行“个体主动”与“外力推动”的模式[4]。与赋权视角相似,优势视角也同样注重个人的力量,强调人是有能量和资源的。蒋美华等人就提出不要再将精神障碍患者置于无能地位,要发现他们的优势和资源[5]。除多视角外,杨晓东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再社会化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多学科合作治疗方法[6]。针对精神障碍患者这一特殊群体,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理论与实务研究,包括针对患者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周围环境的改善,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微观系统——家庭。患者最终是要回归家庭的,家人也是陪伴患者最多的他人。因而,想要很好地帮助患者不仅要关注个人、社会,更要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提升家庭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家庭抗逆力。
  一、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困境
  (一)微观支持系统方面
  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支持普遍单一且不稳定,由于精神障碍患者有时会出现狂躁或情绪失常的问题,亲属的陪伴不可或缺,但长期的消耗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会给照顾者带来严峻的挑战,很多照顾者在这个过程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
  (二)中观支持系统方面
  社区支持缺乏,社区中对精神障碍相关疾病的宣传不到位,社区居民缺乏对精神障碍的认识,将精神障碍认作是“晦气”事,唯恐避之不及。同时,社区支持网络未能及时建立,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得不到社区支持,无法从社区中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三)宏观支持系统方面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够完善。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障、经济支持依旧存在很多漏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2012年才开始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保障,这种保障覆盖面窄、水平低,实际收效有限。其次,缺乏相关社会组织的支持。医院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只能提供病理上的治疗,而在心理、生活方面则需要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的协助。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来明确这类社会组织应如何参与到有关精神障碍患者的服务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服务主要还是一些政府购买服务或是公益性活动。
  二、家庭抗逆力研究
  关于抗逆力的研究最先兴起于美国,当时关于抗逆力的研究焦点在于个人,主要关注个人特质,认为性格、智商等个人特质都会对抗逆力产生影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那些优秀的个人特质能否出现与人际关系具有很大关联。以儿童为例,如果儿童能够在家庭或者社会中遇到一个给予他关爱的人,那么他在面对困境时的抗逆力就会比其他未得到关爱的人更强一些。
  对于家庭抗逆力的研究始于针对儿童抗逆力的家庭影响因素的分析。家庭抗逆力相对于抗逆力而言更强调家庭,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应对与适应的过程[7]。家庭抗逆力理论改变了一贯的以问题视角去看待家庭的方法,将注意力从关注家庭缺陷转向发现家庭存在的优势和资源,试图去理解家庭如何在巨大的困难与压力中继续生存。沃什(Walsh)的家庭抗逆力系统理论模式是经典模式之一,他将信念体系、组织模式、沟通过程总结为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个关键过程,家庭抗逆力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去面对困境的能力[8]。同时,他将这三个关键过程作为临床评估与介入工作的参考,以指导具体实务工作,应用于帮助面临多重压力、创伤性事件等家庭的抗逆力恢复。国内关于抗逆力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冯跃为更好地探究青少年抗逆力的生成,检索了国外近30年有关家庭抗逆力的相关文献,分析了在不同视角下,家庭抗逆力的内涵,并总结了主要的7种研究模式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9]。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到运用家庭抗逆力来创新服务模式。同雪莉根据长期患病家庭的应对模式和适应过程,以提升家庭抗逆力为目的,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服务建议[10]。刘颖等人以听障儿童家庭为对象,以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个关键过程为依据,展现其家庭抗逆力的生成和发展[11]。
  然而,专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抗逆力提升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理论与实务经验还比较匮乏。同时,由于精神障碍患者自身的不足,社会上的“污名化”以及相应社会保障的缺乏,精神障碍患者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位置。一些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由于长期陷入物质与精神上的压力而分崩离析,也有一些家庭因缺乏必要的抗逆力来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而导致患者病情反复。基于这一现状,针对精神障碍患者所提供的服务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医学和心理学,更应创新性地转变思路,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以助人自助为目的,提升患者及其家庭的抗逆力,从而提高家庭面对危机的能力,降低家庭成员面对挑战的无力感。除此之外,还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基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理论构建支持性社会环境,以促进精神障碍患者行为的改变。   三、家庭抗逆力的应用探讨
  与个人抗逆力关注个人特质不同,家庭抗逆力是将家庭看作一个整体来共同应对挑战,家庭是家庭抗逆力形成的关键要素,但同时外界因素也会对家庭抗逆力的形成造成影响。本文主要借鉴沃什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个关键过程,来探索如何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抗逆力,同时兼顾外界因素对家庭抗逆力形成的影响,内外结合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抗逆力。
  (一)家庭内在力量的提升
  1.家庭信念系统的构建
  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要特别重视家庭关系的构建,家庭成员之间要放下对彼此的芥蒂,相信彼此,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挑战。在服务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家庭成员认识到构建家庭抗逆力的意义,使他们正确看待困境,不再将困境单纯归为个人原因或他人原因,而是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将困境作为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挑战。其次,正面的展望也不可或缺,社会工作者要帮助家庭成员对困境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关注家庭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和潜力,不断给予家庭成员鼓励,使其能够运用自身能力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并对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充满信心。
  2.家庭组织模式的调适
  抗逆力通常被认为像是弹簧,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被压弯,但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弹性反弹压力,恢复到最初状态。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该帮助患者家庭保持像弹簧一样的弹性,在面对困难或者重大危机时能够通过及时改变家庭的角色、关系、规则和生活方式以应对突发的挑戰。但在改变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家庭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可以是每天正常的家庭用餐时间、饭后的闲聊,或者是其他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以此帮助一个家庭在混乱中依旧保持一定的秩序,让家庭成员通过这一不曾改变的生活方式在已经发生变化的家庭中找到原本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再次发展形成新的家庭合力。
  在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的关系、凝聚力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力量,只有将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挑战。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而言,患者与家属之间以及家属与家属之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嫌隙,可能是由于长期照顾导致的抱怨或是生活方式的冲突。为此,社会工作者要帮助家庭成员及时化解冲突,明确整个家庭的共同目标,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除内部支持外,家庭外部人际关系的链接也同样重要,社工可以通过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发展邻里或者亲友关系,增强家庭的外部支持,降低家庭面对风险的压力。
  3.家庭沟通过程的促进
  沟通可以用来传递信息,表达内心情感,构建人际网络,等等。良好的沟通对于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患者家庭营造一种和谐、安全的家庭氛围,让家庭成员在这样的氛围中放下内心的警戒,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情感以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合理地宣泄压制在心中的不满和诉求,从而真正实现彼此之间相互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良好的沟通让家庭成员对问题形成清楚且一致的理解,避免因理解的差异而产生分歧。
  (二)家庭外部支持力的构建
  1.加强社区宣传
  无知往往是恐惧的源头,当前,大部分社区往往忽视了对精神障碍疾病相关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导致社区居民对精神障碍缺乏正确认识,对待精神障碍患者往往避之唯恐不及。鉴于这一现实情况,社区应该充分发挥宣传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在社区内张贴海报普及精神障碍疾病的相关知识,揭开精神疾病的神秘面纱,使社区居民减少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恐惧,缩短与精神障碍患者的距离,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邀请医院的相关专家来社区作报告,讲授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发病症状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增进居民对于精神疾病的了解,更好地关注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做好精神疾病的预防工作,降低精神类疾病的发病率。
  2.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沃什认为,我们要拓宽视角,抗逆力的增强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一对一的两个人的组合关系,不能指望仅靠一个导师或者专家就能解决问题。只有当家庭与其他各方面的关爱关系联结成紧密的网络,才能形成有效的支持。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主要是通过家庭这个非正式网络的支持来缓解精神障碍患者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这种方法虽然最为人性化也最为有效和及时,但效果也是有限的。
  有些精神障碍疾病的治疗周期长,患者家庭在长期的输出过程中往往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庭中的照顾者可能长期面临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体力上的持续支出,以及“污名化”之下的心理压力。除此之外,精神障碍患者高昂的治疗费用也是家庭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要聚焦家庭的外部系统,作为资源链接者,帮助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缓解家庭独自面对困境的压力。一方面,可以链接相关基金会、社会捐赠、企业捐赠,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链接医院的资源,保障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为家属提供相关康复技巧的培训,提升家属的照顾技巧。为进一步缓解家属的照顾压力,链接志愿者资源也必不可少,专业志愿者服务可以为照顾者提供支持,减轻照顾者的照顾压力,使其获得更多的喘息时间。
  3.完善相关政策
  相比社区以及社会力量,社会政策的保障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而言才是最强有力的支持。为促进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社会工作者应扮演好政策倡导者角色,充分了解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真实的生活状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未能满足的需求。将收集到的真实信息反映给政策制定者,并提出相关建议,让国家能够及时关注精神障碍患者这一弱势群体,从而帮助国家层面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障政策。
  除医疗方面的社会政策外,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挖掘、整合社会资源,从制度层面为精神障碍患者构建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包括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中心、医院等,相对家庭这类的非正式支持而言,这些正式的社会支持将更加有效且稳定。   四、结论
  本文主要在分析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与需求的基础上,从家庭抗逆力的视角出发,借鉴沃什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个关键过程,综合考虑家庭内在能力的提升以及外部力量的支持,从社会工作者角度提出了更有效地将家庭抗逆力应用于精神障碍患者服务中的策略,包括家庭系统内部,家庭信念系统的构建,家庭组织模式的调适以及家庭沟通过程的促进;家庭系统外部,社区宣传的加强,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及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随着家庭抗逆力理论在实务工作中的进一步运用,相关实务经验也在不断累积,在本土化背景下,家庭抗逆力理论将与中国实际更好地结合,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抗逆力理论。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不断提高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社会地位,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发挥的作用不应仅仅局限于支持与辅助,而应该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专业价值观、专业方法,发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因此,如何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服务的不可替代性与专业性依旧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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