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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境遇可谓是尴尬的。自他们出场以来，就遭遇了中国电影界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逐步确立，这一时期，影视作品不再单纯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是一种商品，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渐意识到文化产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并逐渐加大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力度。
在这样一个浮躁而又混乱的背景下，第六代导演运用自己的电影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质疑，他们将镜头对准那些社会的黑暗面，运用个性化的表现形式揭露社会的弊端和不公，从而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第六代的这种发言方式显然不能取悦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的影片大都没有在中国公开发行和放映，而是以盗版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所以影片大多是不盈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将影片送到国外参展，以期望得到认同和赞许。渐渐他们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认可他们的电影，并不在电影本身。于是，他们开始转型和回归，除了表达自我和个性之外，他们更加注重和主流意识形态、受众以及市场接轨，以期通过主流的、体制内的拍摄一放映模式得到认可。
二、尴尬与艰难：第六代导演转型的必然性
不得不说第六代导演是“生不逢时”的一代。无论是第五代导演给他们的压力，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限制，好莱坞等西方电影对他们的冲击还是受众的观影要求，都让他们举步维艰。因此，第六代导演的转型是必然的。
当第六代导演刚刚从步入社会的时候，第五代导演已经功成名就了。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的。无论是在艺术成就、商业成就还是社会影响力来看，第六代导演都是远远不能与第五代导演相提并论的。因此，第六代导演要想突出重围，转型是势在必行的。
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是影响他们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第六代导演的大部分作品都也没能得到公开发行权，而只能以一种地下的、盗版的途径传播。而由于题材和风格的限制，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往往不能得到国家的投资和扶持。只能以一种地下电影的形式存在，为了转变这种地下的、手工坊式的运作模式。第六代导演逐渐选择回归和转型。
除此之外，好莱坞等国外电影的冲击也使得第六代导演不得不选择回归。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影视作品是展现和传达自己国家思想的最佳工具，并对影视生产机制投入经济和技术支持，从而不断生产出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传人其他国家，对中国也不例外。当这些国外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后，第六代导演的小成本电影就更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因此，第六代导演只能选择回归和转型，从而提升自己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竞争力。
此外，受众的观影要求也是他们决定转型的因素之一。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观影来释放自身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而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往往是带有批判性的、沉重的，使受众在观影时处于一种压抑和疲惫的状态，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不能被受众所接受，从而使得影片没有票房和市场可言。鉴于这种形势，第六代导演不得不选择回归，以迎合观众的观影爱好。
三、迷茫与痛楚：第六代转型存在的问题
尽管第六代导演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转型和回归是必然的，但由于他们本身极端而偏执的风格，使得他们的转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在经历了审讯、被禁、解禁和解禁后的冷落之后，第六代导演开始意识到市场和票房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了受众的重要性。随着这种意识，他们逐渐减少电影中的自我性与艺术性，迎合受众的观影喜好。然而，回归和转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证明。回归到体制内的第六代导演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化语境中的“水土不服”症状十分明显。
首先，首先，为了回归体制内，回归国内市场，第六代导演首先在影片中大量启用国内一线明星，意图吸引受众。提高影片知名度，从而增加影片票房：为了“增加票房收入”，张元在他的《绿茶》选取了赵薇和姜文作为男女主角；陆川的《南京！南京！》中，刘烨、高圆圆、范伟、秦岚等众多明星夺人眼球；张扬的《无人驾驶》中高圆圆、刘烨、林心如、李小冉、陈建斌、王珞丹等人极具票房号召力；王小帅的《日照重庆》中也采用了王学圻、范冰冰、张嘉译、李菲儿等诸多明星……凭借着这些明星。第六代导演的确提高了他们影片的知名度，然而有时由于过于关注演员的知名度，导演往往忽略了演员和角色的契合度，从而造成演员无法很好地诠释角色、影片质量下降的后果。
其次，为了迎合受众的观影喜好，第六代导演逐渐减少影片中的自我性与批判性，意图通过讲述受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来达到迎合受众的目的。例如《绿茶》、《无人驾驶》等均选取了当下最具卖点的爱情作为影片题材，无奈第六代导演并不擅长此道。于是这些故事情节线不清晰、没有开端高潮结局、影片主题混乱而又略显矫情的影片既没有得到受众的认可，也降低了自身的格调。
除了迎合受众却得不到认可这一问题。第六代导演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他们失去了原本的特色。找不到自身的定位。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困境，第六代导演无奈地磨平了他们自身的棱角，收起了他们的叛逆和桀骜不驯，变得成熟而圆滑，并最终向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妥协。为了回归体制内，第六代导演不断推出商业片，这些影片均选取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为题材，并采用华丽的布景和制作精良的画面，以求达到满足受众的目的。然而，这些改变却让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失去了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批判性、边缘化和小众性。当失去这些特色之后，第六代导演似乎就不能被称作“第六代导演”了。因为经过转型，他们失去了他们最突出也最重要的特性。
在各种资金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今天，“大片”和合拍片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国有资金对电影投资扶持越来越有限度——往往只有主旋律题材才能拿到国家的投资。因此。这些很难获得大投资的导演，即使开始转型拍摄商业电影，往往也是中小成本的。这些中小成本的电影面对高投入、大规模的影片时，是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再加上盗版和网络资源的影响，走进电影院为第六代导演们的中小成本的商业电影捧场的观众可谓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即使第六代导演向商业电影投诚，他们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获得成功也是十分艰难的。
尽管第六代导演的转型和回归尚有许多的困难和问题，然而总有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对他们充满期待。2011年，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在精心筹备下，获得了7.24亿的票房，并成为了内地的票房冠军，切实做到了“站着，也把钱给挣了！”因此，尽管第六代导演现在仍在夹缝中艰辛地摸索和挣扎，我们也应当对他们充满信心，给予他们时间、机会和支持。只有给予电影工作者更多的包容、支持和发展空间，才能使我国的电影以多种姿态呈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才能提高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才能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参考文献：
[1]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7月
[2]张英.试论新生代导演的底层电影[J].电影评介》，2008年第22期
[3]郑向红.独立影人在行动——所谓北京“地下电影”真相[J].电影故事，1993年第11期
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境遇可谓是尴尬的。自他们出场以来，就遭遇了中国电影界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逐步确立，这一时期，影视作品不再单纯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是一种商品，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渐意识到文化产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并逐渐加大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力度。
在这样一个浮躁而又混乱的背景下，第六代导演运用自己的电影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质疑，他们将镜头对准那些社会的黑暗面，运用个性化的表现形式揭露社会的弊端和不公，从而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第六代的这种发言方式显然不能取悦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他们的影片大都没有在中国公开发行和放映，而是以盗版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所以影片大多是不盈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将影片送到国外参展，以期望得到认同和赞许。渐渐他们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认可他们的电影，并不在电影本身。于是，他们开始转型和回归，除了表达自我和个性之外，他们更加注重和主流意识形态、受众以及市场接轨，以期通过主流的、体制内的拍摄一放映模式得到认可。
二、尴尬与艰难：第六代导演转型的必然性
不得不说第六代导演是“生不逢时”的一代。无论是第五代导演给他们的压力，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限制，好莱坞等西方电影对他们的冲击还是受众的观影要求，都让他们举步维艰。因此，第六代导演的转型是必然的。
当第六代导演刚刚从步入社会的时候，第五代导演已经功成名就了。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的。无论是在艺术成就、商业成就还是社会影响力来看，第六代导演都是远远不能与第五代导演相提并论的。因此，第六代导演要想突出重围，转型是势在必行的。
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是影响他们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第六代导演的大部分作品都也没能得到公开发行权，而只能以一种地下的、盗版的途径传播。而由于题材和风格的限制，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往往不能得到国家的投资和扶持。只能以一种地下电影的形式存在，为了转变这种地下的、手工坊式的运作模式。第六代导演逐渐选择回归和转型。
除此之外，好莱坞等国外电影的冲击也使得第六代导演不得不选择回归。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影视作品是展现和传达自己国家思想的最佳工具，并对影视生产机制投入经济和技术支持，从而不断生产出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传人其他国家，对中国也不例外。当这些国外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后，第六代导演的小成本电影就更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因此，第六代导演只能选择回归和转型，从而提升自己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竞争力。
此外，受众的观影要求也是他们决定转型的因素之一。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观影来释放自身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而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往往是带有批判性的、沉重的，使受众在观影时处于一种压抑和疲惫的状态，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不能被受众所接受，从而使得影片没有票房和市场可言。鉴于这种形势，第六代导演不得不选择回归，以迎合观众的观影爱好。
三、迷茫与痛楚：第六代转型存在的问题
尽管第六代导演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转型和回归是必然的，但由于他们本身极端而偏执的风格，使得他们的转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在经历了审讯、被禁、解禁和解禁后的冷落之后，第六代导演开始意识到市场和票房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了受众的重要性。随着这种意识，他们逐渐减少电影中的自我性与艺术性，迎合受众的观影喜好。然而，回归和转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证明。回归到体制内的第六代导演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化语境中的“水土不服”症状十分明显。
首先，首先，为了回归体制内，回归国内市场，第六代导演首先在影片中大量启用国内一线明星，意图吸引受众。提高影片知名度，从而增加影片票房：为了“增加票房收入”，张元在他的《绿茶》选取了赵薇和姜文作为男女主角；陆川的《南京！南京！》中，刘烨、高圆圆、范伟、秦岚等众多明星夺人眼球；张扬的《无人驾驶》中高圆圆、刘烨、林心如、李小冉、陈建斌、王珞丹等人极具票房号召力；王小帅的《日照重庆》中也采用了王学圻、范冰冰、张嘉译、李菲儿等诸多明星……凭借着这些明星。第六代导演的确提高了他们影片的知名度，然而有时由于过于关注演员的知名度，导演往往忽略了演员和角色的契合度，从而造成演员无法很好地诠释角色、影片质量下降的后果。
其次，为了迎合受众的观影喜好，第六代导演逐渐减少影片中的自我性与批判性，意图通过讲述受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来达到迎合受众的目的。例如《绿茶》、《无人驾驶》等均选取了当下最具卖点的爱情作为影片题材，无奈第六代导演并不擅长此道。于是这些故事情节线不清晰、没有开端高潮结局、影片主题混乱而又略显矫情的影片既没有得到受众的认可，也降低了自身的格调。
除了迎合受众却得不到认可这一问题。第六代导演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他们失去了原本的特色。找不到自身的定位。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困境，第六代导演无奈地磨平了他们自身的棱角，收起了他们的叛逆和桀骜不驯，变得成熟而圆滑，并最终向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妥协。为了回归体制内，第六代导演不断推出商业片，这些影片均选取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为题材，并采用华丽的布景和制作精良的画面，以求达到满足受众的目的。然而，这些改变却让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失去了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批判性、边缘化和小众性。当失去这些特色之后，第六代导演似乎就不能被称作“第六代导演”了。因为经过转型，他们失去了他们最突出也最重要的特性。
在各种资金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今天，“大片”和合拍片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国有资金对电影投资扶持越来越有限度——往往只有主旋律题材才能拿到国家的投资。因此。这些很难获得大投资的导演，即使开始转型拍摄商业电影，往往也是中小成本的。这些中小成本的电影面对高投入、大规模的影片时，是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再加上盗版和网络资源的影响，走进电影院为第六代导演们的中小成本的商业电影捧场的观众可谓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即使第六代导演向商业电影投诚，他们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获得成功也是十分艰难的。
尽管第六代导演的转型和回归尚有许多的困难和问题，然而总有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对他们充满期待。2011年，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在精心筹备下，获得了7.24亿的票房，并成为了内地的票房冠军，切实做到了“站着，也把钱给挣了！”因此，尽管第六代导演现在仍在夹缝中艰辛地摸索和挣扎，我们也应当对他们充满信心，给予他们时间、机会和支持。只有给予电影工作者更多的包容、支持和发展空间，才能使我国的电影以多种姿态呈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才能提高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才能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参考文献：
[1]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7月
[2]张英.试论新生代导演的底层电影[J].电影评介》，2008年第22期
[3]郑向红.独立影人在行动——所谓北京“地下电影”真相[J].电影故事，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