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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闿运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学术与政治人物，他一生研习经学，关注政治，表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面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无情揭露，希望统治阶级自身采取一些修复措施修明内政；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运动，他则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坚决镇压；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他则主张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来化导外夷，以期达到中外相安、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从中可以看出，在晚清社会转型期文人王闿运既对政局不满，但又寄予希望，希望自己的政治见解能够得到现实应用的复杂心态。
关键词：王闿运；政治思想；《湘绮楼日记》
王闿运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面对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帝王之术的王闿运对政局始终给予了较为密切的观察。疏理王闿运眼中的晚清政局，对我们了解晚清社会转型期文人的思想状态有直接参考价值，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政局的真实状况。文章拟以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为基本材料，疏理王闿运对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农民反抗以及西方“夷务”的看法，并进而总结王闿运的政治思想，揭示其在晚清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
1 对清王朝统治的看法
晚清统治阶级腐朽无能，整个社会弊病丛生，尤其是吏治十分腐败，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读书人，王闿运对此认识颇深。根据《湘绮楼日记》可以总结出，王闿运认为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官者多贪腐，素质低下。同治十年七月廿八日记载：“问药店一马姓，云此县一赋税，官取浮余者，除用度，岁可得六千，而甚訾县令，云进士不顾声名耳。”[1]揭露为官者不思为百姓做事，一心只为敛财，不顾声名，道德沦丧。
第二，揭露晚清翰林学士为谋利益编织关系网，私相授受，互相利用的不正之风。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日记记载“明制翰林未甚重，今其署有一仪注手卷，甚自尊大，而尤重前后辈。衣钵相传，入翰林者，必奉为金科。谬称奏定章程，盖始于乾隆时。道光时尤重此官，几至亡国。今翰林益轻矣，而故习私相授受，入其署者，遂无能自拔，亦可悲也。使清议如陋规，岂不少助风俗乎？”[1]翰林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职官制度，能入翰林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尤其是明清以后，翰林基本上都是进士高科之人，当之无愧是知识阶层的精英，同时翰林社会地位优越，清代翰林主要是为皇帝讲经解史，充当科举考官。兼具社会地位与知识素养的翰林在晚清时期尚且私相授受，可见晚清官场追名逐利、腐败之严重。
第三，为官者多以面具示人，作风虚伪。同治八年二月三十日记载：“得春甫书，言申夫竟为少荃所劾，补其私人矣。少荃一至而抱怨，犹贤于近世大吏暗挤而外容者夫。”[1]王闿运针对李鸿章刚上任就报私怨之事，认为李的行为比其他官员表面相容、暗中相斗的卑鄙作风要光明磊落得多，从侧面揭示晚清官员虚伪狡诈的不正之风。
针对此种状况，王闿运对统治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统治阶级要整顿吏治，认为吏治清明而人才自出；其次，统治阶级要放下身段、礼贤下士。同治九年十月八日记载：“汤子惠言王舍人逢年穷死不能葬，天之畏权势而厌贫贱也如此。余昨与文心言：‘巡抚始至，及牧令到官皆宜先礼贫士之有守者，以示薄俗。’有味乎，其言也。”[1]认为为官者不应恃权势而厌贫贱，应尊重有知识、有操守的人，做到礼贤下士。
2 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王闿运虽然对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弊端多所揭露，对百姓疾苦寄予同情，但他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批判统治者，只是反对封建弊政，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相反，他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力图对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进行修补，在《湘绮楼日记》中也记载有其为统治阶级着想，为如何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建言献策。因此他十分敌视农民运动，《湘绮楼日记》中每每提及农民运动的军队及首领便称之为“寇”，如称太平军首领洪秀全为“洪寇”，捻军为“捻寇”，他主张积极镇压农民运动。
1854年，太平军攻陷湘潭，王闿运曾建议曾国藩“全军救湘潭，败则退保衡州”，但曾却并未采纳王的建议，改攻靖港，结果湘军大败。后来塔齐布采纳王的建议，率官军攻湘潭，大败太平军，才稳住湘军根基。王闿运在《夜雪集》中曾谈及此段经历“智亭（塔齐布）陆军既移湘潭，曾涤公（国藩）躬率水军败于靖港。时左季公（宗棠）参巡抚（骆秉章）军谋。余闻败，飞书告左，以为城中无辨，巡抚宜急出镇抚，且问策焉。使者还报曰‘今无可为计，且须湘潭捷音’，余知死矣。俄而捷报果至，余亦生矣。”[2]可见其对此战的关心以及此战的重要性。湘潭一战关系重大，太平军自此战被迫撤出湖南，西征战事转入战略防御，湘军经此战才得以保持根本。李鼎芳对此也予以肯定“湘潭之役，亦湘军初出之主要战争，湘军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即自此役始，先是国藩遇败即欲死而不知图久远之计，盖亦盛年意气方刚，有以致之。幸用陈士杰、王闿运之言，使湘军得以保其根本。以后大事，系于此也。”[3]同年湘军攻占武昌、汉阳后准备攻打九江，王闿运认为不妥，遂“作书曾侍郎，陈‘五利’、‘五害’谓宜回屯武汉，厚积其陈，始可东下，无根本之虞。”但曾国藩仍未采纳其建议，“遂不用其计，请刘公霞仙作书报府君，其后水师被袭，曾公始服其见。”[4]
王闿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敌视农民运动，为镇压农民运动建言献策，在镇压之后，但他也清晰的认识到清廷之所以能够成功，实则兵民配合、坚壁清野之效。王闿运更大胆断言，若太平军稍与民合，则必能成功，颇有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得民心者得天下之意，强调统治者要懂得收揽民心，善于驾驭民众。
3 对“夷务”的看法
王闿运是宗公羊学的经学大师，他充分继承了孔子及《公羊传》中关于夷夏之辩的思想，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压迫时，他毫无疑问地将英、法、俄等国归结为与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无异的“夷”。他认为：一方面，英、法、俄等西方列强是缺乏礼教的野蛮之邦，另一方面他们确确实实做出了夷的行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中凡与西方列强有关的人和物前面皆被冠以“夷”字，“夷务”“夷人”“夷商”“夷船”等词汇经常出现。其实，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外交涉增多，西方人对中国称之为夷的做法多次表示过抗议，后来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5]自此之后，普遍以“洋”字代替“夷”字指代西方人及西方事物。但王闿运却照书不误，坚持己见，充分表现了其对西方列强深深的厌恶与鄙夷。 3.1 对基督教的态度
王闿运对西方基督教持排斥态度，甚至认为基督教与魔道无异。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记载：“袄教之与佛教，具为异俗，先王之所必禁也。中土教衰而他教始入。佛之来也，中土自迎之。袄教来也，外夷强致之。魔道之分若此。”[1]表达了其对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后强制传教的排斥。面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民教纷争，王闿运对晚清官员的处理方式十分不满。以上林寺事为例，王闿运在光绪二年九月卅日记载：“樾岑来，言恭王为筠仙移书王抚问上林寺事。余云三者具失之矣。筠仙托于和夷，以挟制地方官，王大臣不问民事而惧毁教堂，王抚畏势而不敢言其非，体纪安在乎。此事王抚当捕乱民，筠仙宜置不论，恭亲王等若移书当令奏明情形，治郭、王曲直，今以三细民至惊动朝廷，乱之甚矣。”[1]认为若官员一味地畏惧西方势力袒教抑民，则国家体纪会荡然无存，乱更甚矣。王闿运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举措也甚为不满，在日记中曾发牢骚，“余以涤公在天津，使雪公当之，则必出见夷酋，见则不示弱。涤公不以气胜，故不辨此。”[1]（其中涤公是指曾国藩，雪公是指彭玉麟）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查明事实后认为洋教实为行善，愚民因受谣言蛊惑，故焚毁教堂。而王闿运则认为曾国藩的举措实际上是一种托于和夷的软弱行为，洋教无论如何行善也不应该行于中国，正如他所说的“袄教之行，教堂之立，但当问其可行不可行，不当问其教善不善”，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持坚决反对态度。
3.2 对西方器物的看法
王闿运自幼接受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虽身处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但仍坚持生活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深深地文化自负情怀，认为中国是文化大国，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要远远优于西方文化，再加上对西方国家情形不甚了解，他甚至认为西方近代出现的一些先进器物文化中国古已有之。
火车轨道与解剖学乃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下的产物，而王闿运却认为中国古已有之。对西方近代天文研究成果亦不屑一顾。面对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王闿运则如是评价：“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1]因此，他并不支持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认为“洋炮轮船不足学造”。[1]
3.3 对如何应对外来侵略的看法
近代中国不断面临外来入侵，一步一步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对于列强侵华的危害，王闿运身在其中，深有感触。《湘绮楼日记》民国三年九月晦日写道“所谓夷狄之行，浸淫中国，甚于洪水猛兽也。”[1]认为外来入侵对中国冲击危害很大。作为一名对中国有着至深感情的爱国知识分子，王闿运受传统华夷观的影响主张“攘夷”，认为“主战公私之利也”。[1]
王闿运虽主张“攘夷”，抗击外来侵略，但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夷狄来犯的问题，关键是要搞好自己的内政，内政修明，则夷狄自然不会来侵犯。
作为传统封建文人，王闿运对西方“夷务”基本上持轻蔑、敌视态度，他反对向西方学习，反映了其思想上的保守性。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他则主张坚决抵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此同时，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修明内政、化导外夷，修明内政则夷狄自不来犯，化导外夷则中外相安、天下太平。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并没有给中国太多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封建制度的落后亦不合时宜，使得王闿运修明内政、化导外夷的主张不可能被应用。
4 结语
王闿运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他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大胆揭露，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仍然希望清朝统治阶级能够觉悟，主动采取修补措施整治内政，以使内政修明。从根本上讲，他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运动，并积极为镇压农民运动出谋划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自负情怀，他对西方的文化、器物基本上持轻蔑态度，认为西方列强是与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无异的蛮夷，因此，他不主张向西方学习，反而天真地希望能够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来化导外夷，以达到中外相安、天下太平的境地。反映出晚清中国社会转型期文人既对统治失望，但又寄予希望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
参考文献：
[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岳麓书社，1997：245，379，24，136，243，521-523，357-358，44，194，3343，569.
[2]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岳麓书社，1996：1720.
[3]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M].岳麓书社，1985：81-82.
[4] 王代功.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27.
[5] 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三联书店，1957：102.
作者简介：刘雪丽（1990—），女，河南人，上海大学近代史方向硕士。
关键词：王闿运；政治思想；《湘绮楼日记》
王闿运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面对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帝王之术的王闿运对政局始终给予了较为密切的观察。疏理王闿运眼中的晚清政局，对我们了解晚清社会转型期文人的思想状态有直接参考价值，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政局的真实状况。文章拟以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为基本材料，疏理王闿运对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农民反抗以及西方“夷务”的看法，并进而总结王闿运的政治思想，揭示其在晚清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
1 对清王朝统治的看法
晚清统治阶级腐朽无能，整个社会弊病丛生，尤其是吏治十分腐败，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读书人，王闿运对此认识颇深。根据《湘绮楼日记》可以总结出，王闿运认为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官者多贪腐，素质低下。同治十年七月廿八日记载：“问药店一马姓，云此县一赋税，官取浮余者，除用度，岁可得六千，而甚訾县令，云进士不顾声名耳。”[1]揭露为官者不思为百姓做事，一心只为敛财，不顾声名，道德沦丧。
第二，揭露晚清翰林学士为谋利益编织关系网，私相授受，互相利用的不正之风。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日记记载“明制翰林未甚重，今其署有一仪注手卷，甚自尊大，而尤重前后辈。衣钵相传，入翰林者，必奉为金科。谬称奏定章程，盖始于乾隆时。道光时尤重此官，几至亡国。今翰林益轻矣，而故习私相授受，入其署者，遂无能自拔，亦可悲也。使清议如陋规，岂不少助风俗乎？”[1]翰林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职官制度，能入翰林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尤其是明清以后，翰林基本上都是进士高科之人，当之无愧是知识阶层的精英，同时翰林社会地位优越，清代翰林主要是为皇帝讲经解史，充当科举考官。兼具社会地位与知识素养的翰林在晚清时期尚且私相授受，可见晚清官场追名逐利、腐败之严重。
第三，为官者多以面具示人，作风虚伪。同治八年二月三十日记载：“得春甫书，言申夫竟为少荃所劾，补其私人矣。少荃一至而抱怨，犹贤于近世大吏暗挤而外容者夫。”[1]王闿运针对李鸿章刚上任就报私怨之事，认为李的行为比其他官员表面相容、暗中相斗的卑鄙作风要光明磊落得多，从侧面揭示晚清官员虚伪狡诈的不正之风。
针对此种状况，王闿运对统治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统治阶级要整顿吏治，认为吏治清明而人才自出；其次，统治阶级要放下身段、礼贤下士。同治九年十月八日记载：“汤子惠言王舍人逢年穷死不能葬，天之畏权势而厌贫贱也如此。余昨与文心言：‘巡抚始至，及牧令到官皆宜先礼贫士之有守者，以示薄俗。’有味乎，其言也。”[1]认为为官者不应恃权势而厌贫贱，应尊重有知识、有操守的人，做到礼贤下士。
2 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王闿运虽然对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弊端多所揭露，对百姓疾苦寄予同情，但他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批判统治者，只是反对封建弊政，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相反，他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力图对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进行修补，在《湘绮楼日记》中也记载有其为统治阶级着想，为如何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建言献策。因此他十分敌视农民运动，《湘绮楼日记》中每每提及农民运动的军队及首领便称之为“寇”，如称太平军首领洪秀全为“洪寇”，捻军为“捻寇”，他主张积极镇压农民运动。
1854年，太平军攻陷湘潭，王闿运曾建议曾国藩“全军救湘潭，败则退保衡州”，但曾却并未采纳王的建议，改攻靖港，结果湘军大败。后来塔齐布采纳王的建议，率官军攻湘潭，大败太平军，才稳住湘军根基。王闿运在《夜雪集》中曾谈及此段经历“智亭（塔齐布）陆军既移湘潭，曾涤公（国藩）躬率水军败于靖港。时左季公（宗棠）参巡抚（骆秉章）军谋。余闻败，飞书告左，以为城中无辨，巡抚宜急出镇抚，且问策焉。使者还报曰‘今无可为计，且须湘潭捷音’，余知死矣。俄而捷报果至，余亦生矣。”[2]可见其对此战的关心以及此战的重要性。湘潭一战关系重大，太平军自此战被迫撤出湖南，西征战事转入战略防御，湘军经此战才得以保持根本。李鼎芳对此也予以肯定“湘潭之役，亦湘军初出之主要战争，湘军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即自此役始，先是国藩遇败即欲死而不知图久远之计，盖亦盛年意气方刚，有以致之。幸用陈士杰、王闿运之言，使湘军得以保其根本。以后大事，系于此也。”[3]同年湘军攻占武昌、汉阳后准备攻打九江，王闿运认为不妥，遂“作书曾侍郎，陈‘五利’、‘五害’谓宜回屯武汉，厚积其陈，始可东下，无根本之虞。”但曾国藩仍未采纳其建议，“遂不用其计，请刘公霞仙作书报府君，其后水师被袭，曾公始服其见。”[4]
王闿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敌视农民运动，为镇压农民运动建言献策，在镇压之后，但他也清晰的认识到清廷之所以能够成功，实则兵民配合、坚壁清野之效。王闿运更大胆断言，若太平军稍与民合，则必能成功，颇有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得民心者得天下之意，强调统治者要懂得收揽民心，善于驾驭民众。
3 对“夷务”的看法
王闿运是宗公羊学的经学大师，他充分继承了孔子及《公羊传》中关于夷夏之辩的思想，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压迫时，他毫无疑问地将英、法、俄等国归结为与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无异的“夷”。他认为：一方面，英、法、俄等西方列强是缺乏礼教的野蛮之邦，另一方面他们确确实实做出了夷的行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中凡与西方列强有关的人和物前面皆被冠以“夷”字，“夷务”“夷人”“夷商”“夷船”等词汇经常出现。其实，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外交涉增多，西方人对中国称之为夷的做法多次表示过抗议，后来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5]自此之后，普遍以“洋”字代替“夷”字指代西方人及西方事物。但王闿运却照书不误，坚持己见，充分表现了其对西方列强深深的厌恶与鄙夷。 3.1 对基督教的态度
王闿运对西方基督教持排斥态度，甚至认为基督教与魔道无异。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记载：“袄教之与佛教，具为异俗，先王之所必禁也。中土教衰而他教始入。佛之来也，中土自迎之。袄教来也，外夷强致之。魔道之分若此。”[1]表达了其对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后强制传教的排斥。面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民教纷争，王闿运对晚清官员的处理方式十分不满。以上林寺事为例，王闿运在光绪二年九月卅日记载：“樾岑来，言恭王为筠仙移书王抚问上林寺事。余云三者具失之矣。筠仙托于和夷，以挟制地方官，王大臣不问民事而惧毁教堂，王抚畏势而不敢言其非，体纪安在乎。此事王抚当捕乱民，筠仙宜置不论，恭亲王等若移书当令奏明情形，治郭、王曲直，今以三细民至惊动朝廷，乱之甚矣。”[1]认为若官员一味地畏惧西方势力袒教抑民，则国家体纪会荡然无存，乱更甚矣。王闿运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举措也甚为不满，在日记中曾发牢骚，“余以涤公在天津，使雪公当之，则必出见夷酋，见则不示弱。涤公不以气胜，故不辨此。”[1]（其中涤公是指曾国藩，雪公是指彭玉麟）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查明事实后认为洋教实为行善，愚民因受谣言蛊惑，故焚毁教堂。而王闿运则认为曾国藩的举措实际上是一种托于和夷的软弱行为，洋教无论如何行善也不应该行于中国，正如他所说的“袄教之行，教堂之立，但当问其可行不可行，不当问其教善不善”，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持坚决反对态度。
3.2 对西方器物的看法
王闿运自幼接受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虽身处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但仍坚持生活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深深地文化自负情怀，认为中国是文化大国，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要远远优于西方文化，再加上对西方国家情形不甚了解，他甚至认为西方近代出现的一些先进器物文化中国古已有之。
火车轨道与解剖学乃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下的产物，而王闿运却认为中国古已有之。对西方近代天文研究成果亦不屑一顾。面对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王闿运则如是评价：“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1]因此，他并不支持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认为“洋炮轮船不足学造”。[1]
3.3 对如何应对外来侵略的看法
近代中国不断面临外来入侵，一步一步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对于列强侵华的危害，王闿运身在其中，深有感触。《湘绮楼日记》民国三年九月晦日写道“所谓夷狄之行，浸淫中国，甚于洪水猛兽也。”[1]认为外来入侵对中国冲击危害很大。作为一名对中国有着至深感情的爱国知识分子，王闿运受传统华夷观的影响主张“攘夷”，认为“主战公私之利也”。[1]
王闿运虽主张“攘夷”，抗击外来侵略，但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夷狄来犯的问题，关键是要搞好自己的内政，内政修明，则夷狄自然不会来侵犯。
作为传统封建文人，王闿运对西方“夷务”基本上持轻蔑、敌视态度，他反对向西方学习，反映了其思想上的保守性。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他则主张坚决抵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此同时，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修明内政、化导外夷，修明内政则夷狄自不来犯，化导外夷则中外相安、天下太平。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并没有给中国太多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封建制度的落后亦不合时宜，使得王闿运修明内政、化导外夷的主张不可能被应用。
4 结语
王闿运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他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大胆揭露，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仍然希望清朝统治阶级能够觉悟，主动采取修补措施整治内政，以使内政修明。从根本上讲，他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运动，并积极为镇压农民运动出谋划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自负情怀，他对西方的文化、器物基本上持轻蔑态度，认为西方列强是与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无异的蛮夷，因此，他不主张向西方学习，反而天真地希望能够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来化导外夷，以达到中外相安、天下太平的境地。反映出晚清中国社会转型期文人既对统治失望，但又寄予希望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
参考文献：
[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岳麓书社，1997：245，379，24，136，243，521-523，357-358，44，194，3343，569.
[2]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岳麓书社，1996：1720.
[3]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M].岳麓书社，1985：81-82.
[4] 王代功.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27.
[5] 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三联书店，1957：102.
作者简介：刘雪丽（1990—），女，河南人，上海大学近代史方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