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浙江义乌人，生于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病逝。
陈望道在参与早期的建党活动的同时，就开始积极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1920年他接受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邵力子的聘请，在该系任教。1927年他开始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1929年——1930年期间，他又兼任了复旦实验中学主任。
早在1924年他在复旦中文系任教时就开设了“新闻学讲座”，他是这个系的奠基人。并先后担任了八年系主任，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任新闻系主任时，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亲自募捐筹款兴建了一座“新闻馆”。以后这里便成为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活动的场所。他还主张民主办系，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民主办系的一个政治纲领。在教学中，他特别强调要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并把这四个字作为该系的系铭。
他还提出撰写新闻评论必须具备“有胆有识”两个条一件，曾被同学们辑为新闻语录。当时新闻系在他的主持下，办得生气勃勃，师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使新闻系由原来不著名的小系，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大系，前来报考的学生与日俱增。
为庆贺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暨59岁诞辰，复旦新闻系师生特于1949年4月上旬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庆祝会上，许多师生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贺词，高度赞颂了他三十年来为革命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所作的贡献。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发言最具特色，语惊四座。他热情盛赞陈先生享有三个第一，即《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的著者；我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复旦八婺同学向他赠送的锦旗上，写着“青年导师”四个大字，反映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心愿与祝颂。在上海临近解放时，复旦新闻系师生为陈望道举行了这么隆重的庆祝活动，实际上也是学校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一次示威。
陈望道在民主革命运动及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并作出一定的贡献。为此，国民党又将他列入黑名单，妄图再一次对他进行迫害，只是由于上海迅速解放，反动派的阴谋才未得逞。
陈望道自1952年就任新中国第一任复旦大学的校长以后，就致力于把这所学校改造建设成为远东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他的办学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建立起共产党必胜的信念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深深懂得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建设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在他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的长期岁月里，和党组织始终保持着亲密融洽的关系。尊重党的领导，依靠党组织的支持，这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一个很大特点。建国以来，复旦大学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同他当年尊重和依靠党的领导，同他与学校党委领导的紧密合作有关的。
2.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严格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院系调整后的复旦大学是一所包括文理两院多科性的综合大学。在这里云集了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上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校的民主党派组织有六个之多，成员不下百余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并且都学有专长，要建设好复旦，民主党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陈望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经常深入基层，同他们亲切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所以许多老教授都愿意同他谈心，交换意见。他十分爱才，只要谁有一技之长，就很尊重他们，动员他们出来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为了动员某系一位教授出来任系主任，他竟一连三次登门造访。对于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备至，给他们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得到培养和提高，后又大胆提拔他们。在人事安排上，常见他破格录用提升一些中青年骨干，赞扬他们是后起之秀，及时把他们安排在一定岗位上，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建国以来，他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3.重视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陈望道在办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发展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一所学校如果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甚至还说“一所学校如不发展科学研究就必然会滚到教条主义和学究主义的泥坑里去。”为此，他一再号召“教师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应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一再要求大家要努力去摆脱教书匠的称号。
陈望道不仅积极提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学术研究活动。1952年以来，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二十多年来，他为革新语文科学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为继续促进和实践语文改革运动不辞辛劳，多次出席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1956年，他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言研究室，并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先后发表了《漫谈<马氏文通>》、《对于主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以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等文章。
六十年代初，针对当时我国一般语言学研究不注重汉语实际这一偏向，他在语言学界提出了“语言学研究必须革命化”这一带有方向性的口号。这一口号提出后，曾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赞赏。为团结更多的语言学界的同行们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又不顾年迈与事务繁忙，先后于1963年、1964年赴南京、杭州、北京等地进行讲学。1961年，他接任《辞海》总主编的任务，改变了先前人海战术的编写方针，确定了分科主编的责任制度。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出版了。成书时，他还为书名题字。
文革时期，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1971年，语言研究室部分恢复以后，他就接连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并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一书。1975年以后，他又坚持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的革命精神。
4.建立革命性和
科学性相统一的学风
陈望道在办学过程中，历来十分重视优良学风的建树，建国以来，他曾在各种会议上，就有关学风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培养学风要做的事很多，但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去努力：一要思想先行，也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思想不先行，不以正确的思想来启发、指导，就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也就不可能形成优良的学风。二要行动上实践，也就是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专心致志向科学技术作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实践使好的思想成为力量。”他强调说：“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十分广泛又十分繁复的问题之一，因而发扬学风不是一朝一夕，一人两人之事，而是要大家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才能形成一致奉行的风气。”陈望道有关学风问题的论述，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复旦大学优良学风的发扬。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不但带头倡议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是个积极的行动实践者。他竭力反对那种标签式的学习方式。常说，提倡运用马列主义作指导，关键是看他是否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看他引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他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大话，办事是这样，写文章也是这样。他还经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一些什么。坚决反对写长而空的文章。他治学严谨，作风朴素，在学术研究中，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认为只有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来。他还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创造性的，而决不应是人云亦云地重复别人的劳动。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他都不愧是后学者的楷模。
陈望道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是人民教育家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他所建树的功勋。■
陈望道在参与早期的建党活动的同时，就开始积极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1920年他接受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邵力子的聘请，在该系任教。1927年他开始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1929年——1930年期间，他又兼任了复旦实验中学主任。
早在1924年他在复旦中文系任教时就开设了“新闻学讲座”，他是这个系的奠基人。并先后担任了八年系主任，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任新闻系主任时，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亲自募捐筹款兴建了一座“新闻馆”。以后这里便成为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活动的场所。他还主张民主办系，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民主办系的一个政治纲领。在教学中，他特别强调要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并把这四个字作为该系的系铭。
他还提出撰写新闻评论必须具备“有胆有识”两个条一件，曾被同学们辑为新闻语录。当时新闻系在他的主持下，办得生气勃勃，师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使新闻系由原来不著名的小系，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大系，前来报考的学生与日俱增。
为庆贺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暨59岁诞辰，复旦新闻系师生特于1949年4月上旬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庆祝会上，许多师生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贺词，高度赞颂了他三十年来为革命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所作的贡献。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发言最具特色，语惊四座。他热情盛赞陈先生享有三个第一，即《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的著者；我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复旦八婺同学向他赠送的锦旗上，写着“青年导师”四个大字，反映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心愿与祝颂。在上海临近解放时，复旦新闻系师生为陈望道举行了这么隆重的庆祝活动，实际上也是学校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一次示威。
陈望道在民主革命运动及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并作出一定的贡献。为此，国民党又将他列入黑名单，妄图再一次对他进行迫害，只是由于上海迅速解放，反动派的阴谋才未得逞。
陈望道自1952年就任新中国第一任复旦大学的校长以后，就致力于把这所学校改造建设成为远东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他的办学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建立起共产党必胜的信念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深深懂得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建设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在他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的长期岁月里，和党组织始终保持着亲密融洽的关系。尊重党的领导，依靠党组织的支持，这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一个很大特点。建国以来，复旦大学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同他当年尊重和依靠党的领导，同他与学校党委领导的紧密合作有关的。
2.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严格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院系调整后的复旦大学是一所包括文理两院多科性的综合大学。在这里云集了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上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校的民主党派组织有六个之多，成员不下百余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并且都学有专长，要建设好复旦，民主党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陈望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经常深入基层，同他们亲切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所以许多老教授都愿意同他谈心，交换意见。他十分爱才，只要谁有一技之长，就很尊重他们，动员他们出来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为了动员某系一位教授出来任系主任，他竟一连三次登门造访。对于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备至，给他们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得到培养和提高，后又大胆提拔他们。在人事安排上，常见他破格录用提升一些中青年骨干，赞扬他们是后起之秀，及时把他们安排在一定岗位上，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建国以来，他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3.重视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陈望道在办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发展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一所学校如果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甚至还说“一所学校如不发展科学研究就必然会滚到教条主义和学究主义的泥坑里去。”为此，他一再号召“教师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应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一再要求大家要努力去摆脱教书匠的称号。
陈望道不仅积极提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学术研究活动。1952年以来，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二十多年来，他为革新语文科学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为继续促进和实践语文改革运动不辞辛劳，多次出席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1956年，他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言研究室，并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先后发表了《漫谈<马氏文通>》、《对于主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以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等文章。
六十年代初，针对当时我国一般语言学研究不注重汉语实际这一偏向，他在语言学界提出了“语言学研究必须革命化”这一带有方向性的口号。这一口号提出后，曾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赞赏。为团结更多的语言学界的同行们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又不顾年迈与事务繁忙，先后于1963年、1964年赴南京、杭州、北京等地进行讲学。1961年，他接任《辞海》总主编的任务，改变了先前人海战术的编写方针，确定了分科主编的责任制度。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出版了。成书时，他还为书名题字。
文革时期，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1971年，语言研究室部分恢复以后，他就接连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并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一书。1975年以后，他又坚持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的革命精神。
4.建立革命性和
科学性相统一的学风
陈望道在办学过程中，历来十分重视优良学风的建树，建国以来，他曾在各种会议上，就有关学风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培养学风要做的事很多，但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去努力：一要思想先行，也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思想不先行，不以正确的思想来启发、指导，就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也就不可能形成优良的学风。二要行动上实践，也就是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专心致志向科学技术作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实践使好的思想成为力量。”他强调说：“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十分广泛又十分繁复的问题之一，因而发扬学风不是一朝一夕，一人两人之事，而是要大家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才能形成一致奉行的风气。”陈望道有关学风问题的论述，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复旦大学优良学风的发扬。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不但带头倡议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是个积极的行动实践者。他竭力反对那种标签式的学习方式。常说，提倡运用马列主义作指导，关键是看他是否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看他引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他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大话，办事是这样，写文章也是这样。他还经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一些什么。坚决反对写长而空的文章。他治学严谨，作风朴素，在学术研究中，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认为只有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来。他还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创造性的，而决不应是人云亦云地重复别人的劳动。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他都不愧是后学者的楷模。
陈望道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是人民教育家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他所建树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