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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尘随宝马香车而去，明月逐玉人狡童而来。暮色遍染江南岸，涛声依旧惊飞鸟，又一个夜晚，霓虹明灭，昨天和今天在燃烧，希望和欲望在燃烧，我们的笑，在别人的眼底燃烧。
近乡情更怯，上海人论上海，或许欲说还休；这座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大都会，如果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作评判，答案反倒直接多了：
“我爱上海，她清洁、高效，许多地方还使我想起欧洲。我即将毕业，并会留校工作。相信三年过后，此处将是我的第二故乡。”李安风，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助理。意大利帅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流露出对上海的明显好感。
下图：老外们热爱上海老城厢。
“和这里的人们打交道更轻松，这里的生活很便捷。”记者在与某总部设于英国的跨国公司高管Shawn聊天时，他耸耸肩，不无幽默地开玩笑：“所以，一定要出差的话，多来几次上海，我能接受。”
“上海的浪漫和法国不同，上海是有回味的。一开始觉得上海节奏快，生活久了，发现上海像黑巧克力，先苦后甜；巴黎的感觉则像布丁，舒适慵懒也适合生活。”Leo，法国人，妻子是上海姑娘。他高兴地对本地媒体表示，“非常喜欢上海的风土人情。”
国际化的表象与里象
经济、文化、建筑、景观、美食，倾斜的资源……有太多的调研、报道、资料、小说、影视可资证明，外国人选择上海的理由，是因为这座城市足够优秀、足够国际化。魔都既像是一个精明、淡然、彬彬有礼、老而弥辣的绅士，永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又像是一个历百年沧桑仍芳华不败的绝世佳人，朱唇轻启，微笑着下达不容拒绝的命令：“爱我。”如今，罪恶的资本与血红的潮汐，早化作了滚滚东逝水；太太小姐眼角眉梢深藏的一缕春风，亦被时光吹散。梧桐叶转了几个圈，飘过万国建筑群，飘过弄堂石库门，飘过工人新村，落成了故纸堆里的章节。而比“大世界”更大的大世界，比“新天地”更新的新天地，正冉冉升起——此间轮回往复，倒颇似静安寺的涌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包亚明研究员向《新民周刊》分析上海的城市气质时，提出“要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的指標，首先看人口的多元性。开埠以来，魔都对异域冒险家们的“诱惑”，是否持续不断，有增无减？2017年上海的总面积，为1930年代的近10倍，那么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口同样翻倍了么？第二看语言使用的多元性。我们通用的日常语言，本地语言占多少，外语又覆盖了多少？我们的英文使用率如何？第三看文化的多元性。谈上海的国际化，不能只看表面的光鲜，要深入肌理，分析多元化的各项组成，包括城市生活、消费场所、价值取向等等具有特征性的东西。
“世界上很多国际大都市，其一开始表现出的特征，亦为对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一种回应。度过文化交融的第一阶段后，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城市又返回到对本土人文的重视。本土与国际的‘融合价值’，可以输送世界各地。”包亚明以香港为例，“大家都很熟悉的茶餐厅，其前身是冰室。所谓冰室，代表了最早西方生活方式的介入。尔后，本土经济体发展，冰室衰微、茶餐厅崛起，从意粉、菠萝包到云吞面，其餐点的供应，也在提炼本土元素，不是么。如今，茶餐厅不仅仅是香港的茶餐厅，全中国都有。”
包亚明指出，之所以我们一讲再讲1930年代，是因为城市需要支撑，而寻找“支撑”，必须回头看一看，“把屋里厢的家底盘一盘”，找一找国际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1930年代是一段特别丰厚的时期，把它翻出来，不为怀旧，只为将以往成果投射到未来发展。就整个中国来说，上海确实是特殊的。外国人为什么觉得上海‘惬意’？暂且先用一句做生意圈子里不甚妥当、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概括：得上海者失全国，得北京者得天下。上海有着‘非中国化’的一面，其日常生活、社会运作、经营规则、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其他城市大不一样。这是一座更重工商伦理的城市，非熟人社会，不是建立在农村基础上辉煌起来的。”
与农业文明传统大异其趣的工业文明，让上海既像天堂，又像地狱。“比如沈从文，心之所念，唯湘西耳。北京的电车太吵，鸡叫得也不够活泼。忒可怕的是上海，住处塌、霉、塞，房东锱铢必较，出版商假装亲热却存鄙视之意；‘100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中，没有5个够格，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每个人好像都是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而‘七十二家房客’呢，则侧面反映了怎样在局促的环境、有限的资源下理性共存。这是需要一定智慧的，难不成天天对骂干架？里面蕴含着的、值得细细梳理的东西有很多。”
上图：2016年11月3日，法国籍卓尔清（Joaquim NASSAR）拿到上海市新版《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成为上海市11月1日正式试行“两证整合”以来，首位拿到该证的外籍人士。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养活了当时的许多文人。上海发达的印刷业、出版业，让包括鲁迅在内的笔杆子们，得以维系较为顺遂的生活，不至于动辄为五斗米折腰。“资本主义尚未蓬勃兴起时，古典艺术家们常陷困窘之境；但资本主义也导致了‘向钱看齐’，财富取代出身，决定消费。文化市场如此，其余市场同样如此。其他人会觉得和上海人谈判‘蛮吃力的’，因为上海人恪守契约精神——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是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有赚钱的前景，就有人去尝试，资本驱动一切。” 包亚明说。
硬指标与软实力都要
近乡情更怯，上海人论上海，或许欲说还休；这座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大都会，如果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作评判，答案反倒直接多了：
“我爱上海，她清洁、高效，许多地方还使我想起欧洲。我即将毕业，并会留校工作。相信三年过后，此处将是我的第二故乡。”李安风，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助理。意大利帅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流露出对上海的明显好感。
“和这里的人们打交道更轻松，这里的生活很便捷。”记者在与某总部设于英国的跨国公司高管Shawn聊天时，他耸耸肩，不无幽默地开玩笑：“所以，一定要出差的话，多来几次上海，我能接受。”
“上海的浪漫和法国不同，上海是有回味的。一开始觉得上海节奏快，生活久了，发现上海像黑巧克力，先苦后甜；巴黎的感觉则像布丁，舒适慵懒也适合生活。”Leo，法国人，妻子是上海姑娘。他高兴地对本地媒体表示，“非常喜欢上海的风土人情。”
国际化的表象与里象
经济、文化、建筑、景观、美食，倾斜的资源……有太多的调研、报道、资料、小说、影视可资证明，外国人选择上海的理由，是因为这座城市足够优秀、足够国际化。魔都既像是一个精明、淡然、彬彬有礼、老而弥辣的绅士，永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又像是一个历百年沧桑仍芳华不败的绝世佳人，朱唇轻启，微笑着下达不容拒绝的命令：“爱我。”如今，罪恶的资本与血红的潮汐，早化作了滚滚东逝水；太太小姐眼角眉梢深藏的一缕春风，亦被时光吹散。梧桐叶转了几个圈，飘过万国建筑群，飘过弄堂石库门，飘过工人新村，落成了故纸堆里的章节。而比“大世界”更大的大世界，比“新天地”更新的新天地，正冉冉升起——此间轮回往复，倒颇似静安寺的涌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包亚明研究员向《新民周刊》分析上海的城市气质时，提出“要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的指標，首先看人口的多元性。开埠以来，魔都对异域冒险家们的“诱惑”，是否持续不断，有增无减？2017年上海的总面积，为1930年代的近10倍，那么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口同样翻倍了么？第二看语言使用的多元性。我们通用的日常语言，本地语言占多少，外语又覆盖了多少？我们的英文使用率如何？第三看文化的多元性。谈上海的国际化，不能只看表面的光鲜，要深入肌理，分析多元化的各项组成，包括城市生活、消费场所、价值取向等等具有特征性的东西。
“世界上很多国际大都市，其一开始表现出的特征，亦为对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一种回应。度过文化交融的第一阶段后，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城市又返回到对本土人文的重视。本土与国际的‘融合价值’，可以输送世界各地。”包亚明以香港为例，“大家都很熟悉的茶餐厅，其前身是冰室。所谓冰室，代表了最早西方生活方式的介入。尔后，本土经济体发展，冰室衰微、茶餐厅崛起，从意粉、菠萝包到云吞面，其餐点的供应，也在提炼本土元素，不是么。如今，茶餐厅不仅仅是香港的茶餐厅，全中国都有。”
包亚明指出，之所以我们一讲再讲1930年代，是因为城市需要支撑，而寻找“支撑”，必须回头看一看，“把屋里厢的家底盘一盘”，找一找国际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1930年代是一段特别丰厚的时期，把它翻出来，不为怀旧，只为将以往成果投射到未来发展。就整个中国来说，上海确实是特殊的。外国人为什么觉得上海‘惬意’？暂且先用一句做生意圈子里不甚妥当、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概括：得上海者失全国，得北京者得天下。上海有着‘非中国化’的一面，其日常生活、社会运作、经营规则、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其他城市大不一样。这是一座更重工商伦理的城市，非熟人社会，不是建立在农村基础上辉煌起来的。”
与农业文明传统大异其趣的工业文明，让上海既像天堂，又像地狱。“比如沈从文，心之所念，唯湘西耳。北京的电车太吵，鸡叫得也不够活泼。忒可怕的是上海，住处塌、霉、塞，房东锱铢必较，出版商假装亲热却存鄙视之意；‘100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中，没有5个够格，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每个人好像都是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而‘七十二家房客’呢，则侧面反映了怎样在局促的环境、有限的资源下理性共存。这是需要一定智慧的，难不成天天对骂干架？里面蕴含着的、值得细细梳理的东西有很多。”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养活了当时的许多文人。上海发达的印刷业、出版业，让包括鲁迅在内的笔杆子们，得以维系较为顺遂的生活，不至于动辄为五斗米折腰。“资本主义尚未蓬勃兴起时，古典艺术家们常陷困窘之境；但资本主义也导致了‘向钱看齐’，财富取代出身，决定消费。文化市场如此，其余市场同样如此。其他人会觉得和上海人谈判‘蛮吃力的’，因为上海人恪守契约精神——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是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有赚钱的前景，就有人去尝试，资本驱动一切。” 包亚明说。
硬指标与软实力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