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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和劳斯的实验标准化分析，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技术权力”提供了理论“座架”。社会的技术化程度越高，对技术的依赖性就越强，技术权力的影响力就越大。如何将科技创新进一步转化为技术权力，直接关系到我国和平崛起的伟大事业，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意义重大。
【关键词】实验室空间 技术依赖 技术权力 技术创新 和平崛起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米歇尔·福柯运用谱系学方法阐述了权力—知识关系，即权力和知识直接相互关联，权力创造知识，知识诱导权力效应，因此“‘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①技术在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中自然成为关键要素或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认为，对福柯权力—知识关系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技术社会学的思考，还应基于技术政治哲学维度上的思考，因为福柯从空间视角对现代技术的权力分析，更具技术政治哲学意蕴。在福柯看来，各种规训策略和权力技术最初都源于工厂（监狱、军营、学校和医院）等空间中，并可以溢出到外部世界进入这些空间以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这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事实存在的“技术权力”提供了理论“座架”（海德格尔语）。研究技术权力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意义重大。
实验室空间下的技术权力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组确立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②在他看来，“权力”不仅存在于白宫、皇室、红头文件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中，即现代权力不是把身体当作整体来对待，而是从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等机制上支配和掌握活动的身体，身体不再被遮蔽，而是遭到仔细审查；考问被对身体的规划和训练代替，纯粹劳役为对身体活动进行高效率和生产率重构所取代。这样，人的身体成了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塑造对象，在现代权力的具体策略中总是能够同时找到有关身体的新知识和新的权力技术的运作方式。从福柯著作中可以看到规训策略和权力也适合于描述家庭和社区，他曾将全景敞视建筑比做对人进行规训的实验室，却没有直接把实验室纳入规训机构（或全景敞视空间）。
劳斯（Joseph Rouse）将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同实验室空间做了比较，认为“福柯在现代主体的规训建构的核心之处所发现的监视和检查技术（甚至还有‘规范化’，尽管它运用的手段不同），同样也出现在实验室对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作中”，“源自实验室的权力和知识的扩散，也遵循福柯在规训的隔离区（它们最为福柯所关注）中发现的模式”③。劳斯首先把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空间：建构性实验技术能够揭示更为精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结构而使人对这些结构进行操纵和控制，实验标准化对科学实践起着规范化作用并成为不同科学家和科学群体交往的可靠判断基础，通过这些途径迫使科学研究对象或被“遮蔽的事物”得以自我“告白”，即生产出大量符号或新知识。实验室微观世界的建构和运用与福柯式的权力策略非常相似。在劳斯看来，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是重构世界的强大政治力量，正是特定科学概念和科学发现本身使世界顺从于各种科学创新，即实验室活动的权力关系在其他情景中也能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
在福柯和劳斯关于权力—知识关系的论述中，折射出一种微观层面的权力，即技术权力。我们把基于科学技术的个人和团体拥有较高的技术生存及其运用产生的影响力、强制力，并由此保障个人和团体意志实现的能力称之为技术权力。
当代社会中，技术权力外在表现为先进技术发明者的专利保护、行业标准、国际标准等。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可以经由法律、法规等途径得到明确无疑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潜行性，可以通过文化、价值观等体系得到传播，可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实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技术化程度越高，对技术的依赖性就越强，技术权力的影响力就越大，技术权力成为越来越突出的人类主体性的制约因素。
技术权力的特征
一般而言，政治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技术权力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经济基础领域。在现代，技术权力是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基础，拥有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从而拥有技术权力的群体或者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就能够占主导地位。
近代以来，技术对权力的渗透使技术拥有了权力的性质，获得了权力的影响力；同时权力也对技术进行了渗透，通过对技术的支配和利用，使技术从属于权力，成为权力的工具，并对技术实行控制和垄断，让技术为权力的巩固和扩张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技术权力逐渐凸起，其影响力与日俱增。透过技术权力的特征就可见一斑。
相对的独立性。社会生活中，政治上占优势的主体可以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即使用政治权力，制定有利于或者不利于他人的制度、政策，扶植或者限制技术权力的成长。譬如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令，限制出口或转让某些高新技术，在保持自己技术权力竞争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就遏制了他人技术权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技术权力在成长过程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时，与政治权力就会发生伙伴关系。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④
工具性。技术权力的相对独立性是以充当意识形态巩固和扩张需要的工具为代价的。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⑤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强大的技术权力，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力，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例如美国通过英特网向外输出大量文化产品，从而导致全球娱乐美国化的趋势，并通过这种方式把美国的意识形态扩展到热点地区。这一定层面说明，当代政治权力扩张中借用技术权力这一工具的做法已是常态。
科技创新与技术权力
历史上大国、强国的崛起无不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以及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然而中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任何王朝、大国的崛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只能走和平崛起之路。中国这条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抉择。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准确把握。技术权力在当今世界的现实存在，从根本上影响着地区和世界的演化进程。无论是倡导世界的和谐发展，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技术权力应该是我们的首要选择。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或某个经济体掌握着前沿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即该领域的技术权力，就能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把握着航天、信息、通信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权力，从而处在当今全球经济的霸主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更加普遍，技术权力的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我们正在打造创新型国家，“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同时以技术专利、技术发明为基础的创新，必须是对技术权力发展的创新，无论是技术专利还是技术发明，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不能上升为一种技术权力，创新的成果得不到广泛地为我所用，那么这种创新就是浪费物力、财力和智力，就是瞎折腾。
获得和扩张技术权力的微观路径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形成系列的技术专利；而宏观路径是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安排，把创新精神作为国家意志，作为科研单位、企业主体、政府部门的一致行为。不能简单的把技术权力归结为技术专利，后者只是前者的基础、存续的依据；只有技术专利，没有由此而产生的市场空间，进而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就不能形成现实意义上的技术权力，我国的和平崛起就永远是一种期望。（作者分别为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教授；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GD10CZX03）
注释
①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②丹纳赫：《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③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④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⑤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1971）．
【关键词】实验室空间 技术依赖 技术权力 技术创新 和平崛起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米歇尔·福柯运用谱系学方法阐述了权力—知识关系，即权力和知识直接相互关联，权力创造知识，知识诱导权力效应，因此“‘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①技术在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中自然成为关键要素或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认为，对福柯权力—知识关系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技术社会学的思考，还应基于技术政治哲学维度上的思考，因为福柯从空间视角对现代技术的权力分析，更具技术政治哲学意蕴。在福柯看来，各种规训策略和权力技术最初都源于工厂（监狱、军营、学校和医院）等空间中，并可以溢出到外部世界进入这些空间以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这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事实存在的“技术权力”提供了理论“座架”（海德格尔语）。研究技术权力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意义重大。
实验室空间下的技术权力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组确立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②在他看来，“权力”不仅存在于白宫、皇室、红头文件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中，即现代权力不是把身体当作整体来对待，而是从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等机制上支配和掌握活动的身体，身体不再被遮蔽，而是遭到仔细审查；考问被对身体的规划和训练代替，纯粹劳役为对身体活动进行高效率和生产率重构所取代。这样，人的身体成了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塑造对象，在现代权力的具体策略中总是能够同时找到有关身体的新知识和新的权力技术的运作方式。从福柯著作中可以看到规训策略和权力也适合于描述家庭和社区，他曾将全景敞视建筑比做对人进行规训的实验室，却没有直接把实验室纳入规训机构（或全景敞视空间）。
劳斯（Joseph Rouse）将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同实验室空间做了比较，认为“福柯在现代主体的规训建构的核心之处所发现的监视和检查技术（甚至还有‘规范化’，尽管它运用的手段不同），同样也出现在实验室对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作中”，“源自实验室的权力和知识的扩散，也遵循福柯在规训的隔离区（它们最为福柯所关注）中发现的模式”③。劳斯首先把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空间：建构性实验技术能够揭示更为精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结构而使人对这些结构进行操纵和控制，实验标准化对科学实践起着规范化作用并成为不同科学家和科学群体交往的可靠判断基础，通过这些途径迫使科学研究对象或被“遮蔽的事物”得以自我“告白”，即生产出大量符号或新知识。实验室微观世界的建构和运用与福柯式的权力策略非常相似。在劳斯看来，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是重构世界的强大政治力量，正是特定科学概念和科学发现本身使世界顺从于各种科学创新，即实验室活动的权力关系在其他情景中也能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
在福柯和劳斯关于权力—知识关系的论述中，折射出一种微观层面的权力，即技术权力。我们把基于科学技术的个人和团体拥有较高的技术生存及其运用产生的影响力、强制力，并由此保障个人和团体意志实现的能力称之为技术权力。
当代社会中，技术权力外在表现为先进技术发明者的专利保护、行业标准、国际标准等。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可以经由法律、法规等途径得到明确无疑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潜行性，可以通过文化、价值观等体系得到传播，可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实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技术化程度越高，对技术的依赖性就越强，技术权力的影响力就越大，技术权力成为越来越突出的人类主体性的制约因素。
技术权力的特征
一般而言，政治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技术权力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经济基础领域。在现代，技术权力是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基础，拥有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从而拥有技术权力的群体或者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就能够占主导地位。
近代以来，技术对权力的渗透使技术拥有了权力的性质，获得了权力的影响力；同时权力也对技术进行了渗透，通过对技术的支配和利用，使技术从属于权力，成为权力的工具，并对技术实行控制和垄断，让技术为权力的巩固和扩张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技术权力逐渐凸起，其影响力与日俱增。透过技术权力的特征就可见一斑。
相对的独立性。社会生活中，政治上占优势的主体可以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即使用政治权力，制定有利于或者不利于他人的制度、政策，扶植或者限制技术权力的成长。譬如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令，限制出口或转让某些高新技术，在保持自己技术权力竞争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就遏制了他人技术权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技术权力在成长过程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时，与政治权力就会发生伙伴关系。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④
工具性。技术权力的相对独立性是以充当意识形态巩固和扩张需要的工具为代价的。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⑤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强大的技术权力，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力，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例如美国通过英特网向外输出大量文化产品，从而导致全球娱乐美国化的趋势，并通过这种方式把美国的意识形态扩展到热点地区。这一定层面说明，当代政治权力扩张中借用技术权力这一工具的做法已是常态。
科技创新与技术权力
历史上大国、强国的崛起无不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以及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然而中国的崛起有别于以往任何王朝、大国的崛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只能走和平崛起之路。中国这条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抉择。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准确把握。技术权力在当今世界的现实存在，从根本上影响着地区和世界的演化进程。无论是倡导世界的和谐发展，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技术权力应该是我们的首要选择。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或某个经济体掌握着前沿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即该领域的技术权力，就能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把握着航天、信息、通信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权力，从而处在当今全球经济的霸主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更加普遍，技术权力的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我们正在打造创新型国家，“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同时以技术专利、技术发明为基础的创新，必须是对技术权力发展的创新，无论是技术专利还是技术发明，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不能上升为一种技术权力，创新的成果得不到广泛地为我所用，那么这种创新就是浪费物力、财力和智力，就是瞎折腾。
获得和扩张技术权力的微观路径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形成系列的技术专利；而宏观路径是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安排，把创新精神作为国家意志，作为科研单位、企业主体、政府部门的一致行为。不能简单的把技术权力归结为技术专利，后者只是前者的基础、存续的依据；只有技术专利，没有由此而产生的市场空间，进而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就不能形成现实意义上的技术权力，我国的和平崛起就永远是一种期望。（作者分别为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教授；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GD10CZX03）
注释
①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②丹纳赫：《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③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④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⑤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