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程茫茫困难重重，奋起拼搏还是就此沉沦？现实期望反差巨大，锲而不舍还是随缘自适？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命运、理解苦难、面对机遇、把握自己？本期，三位教授娓娓讲述了自己1977年的高考以及他们的知青岁月，激发我们尤其是正为求职、学业、情感等问题困扰的年轻人，对人生对理想的深入思考。
黄庆宏：上不了技校上西安交大
1976年冬，贵州汽油机厂锻造车间。一个又瘦又矮的19岁男孩，弯着腰，喘着粗气，缓缓搬起刚刚锻造好的毛坯配件，再缓缓地放到铁筐里，准备送到另一个车间。此时，传来一阵读书声，楼上的工厂技校正在上课。工人师傅望了望满脸汗水的男孩，叹了口气说：“你上不了技校，做搬运工太可惜了。”男孩低下了头，紧闭上了眼睛，可眼泪还是涌了出来，他连忙背过身，用布满老茧的手悄悄擦掉泪水。
“委屈啊！”12月27日，现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黄庆宏副教授，提起这段知青生活，仍感慨不已。
1967年，父母带着10岁的黄庆宏，举家从江西来到贵州息烽县的柴汽油机厂工作，支援“三线建设”。黄庆宏1975年从厂区子弟学校高中毕业，尽管很爱学习，几乎每次考试老师总要说“黄庆宏考得很好”，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选择下乡。
黄庆宏下放到离厂区约8公里远的洪马知青点，这里是原属父母工厂所有的农场。按照要求，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在厂里再做搬运工一个月，依次交替。在厂区做搬运工仍属知青身份，只能挣点工分，没有工资。与黄庆宏同时毕业的一批人，有关系的，参军的参军，进厂的进厂。
“凭什么他们（指进厂的同龄人）可以拿工资”，不需要下乡？虽然心理很不平衡，但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能被推荐上厂区的技校，毕业后做个厂里的技术员，有份稳定的工作。在厂里做后勤工作的父亲，也盼望儿子今后能上技校或做“工农兵学员”。不过，上学的前提是“表现突出，被组织推荐”。黄庆宏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飞出这里，干出一点名堂来”。于是他事事冲在前，脏活累活抢着做，后来在知青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威信，担任了知青点的大组长和团支部委员。
黄庆宏还把高中时用过的数理化课本带在身边，时常在休息的时候翻一翻，他考虑在推荐上技校的文化考试中，兴许能考得好一些。即使这种考试只是种形式，黄庆宏也不想让人说闲话。家门口的技校老师评价黄庆宏成绩不错。一次搬运配件休息时，黄庆宏无意间走进技校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和几位技校学生正围着数学考卷讨论其中的一道难题，黄庆宏挤到桌前，很轻松地解出了答案，老师说：“这张卷子许多人只得了七八分。”
1976年，农场洪马知青点有10个上技校的推荐名额，每人都掂量着自己入选的可能性，黄庆宏觉得自己被推荐是十拿九稳的事。然而，后来公布的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黄庆宏跑去询问，负责推荐工作的带队干部解释说，你工作很积极，组织把你留下来做骨干，要重点培养。当时黄庆宏并不知道，带队干部早已吃了人家的酒席，不知道这与自己曾为工作上的事顶撞过带队干部有关。黄庆宏曾和这位干部辩论，“我们知青是知青点的主人，不是工分的奴隶”“知青点的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
眼巴巴地看着10位知青乐呵呵地进了技校，黄庆宏还得继续搬配件、干农活。9月份，太阳正毒，晒得人脱皮，黄庆宏光着膀子，在玉米地里薅草，锄掉杂草再把玉米根部的土培好。长长的玉米叶子划到身上，留下一道道口子，汗不停地流到伤口上，火辣辣地疼。每天黄庆宏都盼望下雨，因为一下雨就不用出工了，“此时的舒坦只有神仙才有。”可是失望的折磨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他无数次地追问：“这种生活何时是尽头？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修理地球？”
生活终于出现了转机。1977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在家休息的黄庆宏被母亲从梦中摇醒，“广播里说可以考大学了，快听！”黄庆宏赶紧跑到窗前，拴在不远处楼上的大喇叭，正播送着12月底要进行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通知。
原先觉得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都是奢望，没想到竟然可以参加全省统考（1977年高考是各省命题）按分录取上大学了。没有人督促，黄庆宏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每天晚上就在小房间里埋头苦读。路过窗口的车间师傅或是技校老师看见了，总会由衷地说上一句“他会考上的”。
果然，黄庆宏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专业，完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在知青回忆性文章《寻旧感想》里这样写道：“只要有机会，我会努力去争取，我不信命。”
武枫林：苦等4年迎来命运转机
同样不信命的还有武枫林，在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想方设法创造机会。为了获得上大学的推荐机会，他毅然主动下放农村。
1955年，武枫林出生在江苏徐州。按当时江苏省的要求，作为家中长子，完全不用下乡。而且读高中时，武枫林成绩名列前茅，特别爱学习一门心思想上大学。但武枫林18岁时，听到号召后，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国家有规定，在下乡2年后，综合表现优异的可以通过组织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到高校学习，这是当时上大学的惟一途径。武枫林下了狠心，“再苦也要上大学！”
1973年，武枫林下放去了安徽蚌埠固镇农村。下田劳动10个月后，开始做民办教师。“主要工作就是为生产队刷宣传标语”，一做就是4年，却一直没有等到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1977年10月份，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后，武枫林立刻赶回徐州老家复习，“哪怕不做民办教师也要考大学，一年考不上，就再考一年！”
1977年的11月份，徐州已经很冷了。早晨8点，往黄书包里塞几个当午饭吃的馒头，22岁的武枫林哈口气，搓搓手，冲出屋门，跨上自行车一阵猛踩。2小时后赶到了市里的礼堂，礼堂里开设了高考复习辅导班，辅导课下午2点开始，有几位老教师为准备参加高考的知青讲解数学物理化学知识。武枫林早早地占好讲台前排的黄金位置，这里听的清楚，没有干扰，来迟一点，肯定就抢不到了。辅导课下午5点结束后，再骑2个小时的车回家。到家划几口饭，嘴一抹，立刻打开书本，这一看就要到凌晨3点多，每天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连上厕所时都在记公式”，武枫林说，“那可真是争分夺秒”。 12月份就要开考，时间很紧，而且没有全套教材。仅有的三本“文革”前版本的数理化教材，还是上海的亲戚托了一圈人找来的。武枫林与三个妹妹就守着这三本教材。四个人都要看，怎么办？他受古人头悬梁锥刺股读书的启发，想出了“书悬梁”的办法。在房梁系牢一根麻绳然后垂下来，长度控制正好可以接触到翻起来的书页，绳子的末端拴着一个大夹子，就把书中间部分夹起来。妹妹看前面，自己看后面。不管谁看了一页，翻一页后，就用夹子把翻起来的书页夹住。这样，四个人可以同时看，互不影响，提高了时间利用效率，就这样直到高考。
高考成绩让武枫林很失望，辅导课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上辅导班还耽误了很多时间，“很多时间花在了路上，其实是完全可以用来自己看书的”“20天的辅导班实际只多得了4分”。高考时，做数学遇上一道解高斯方程的题目，抓耳挠腮半天就是不知从哪下手，忽然他想起了上辅导课时在那块小黑板的拐角写的“代入法”三个字，顿时来了灵感，顺利完成了这道计算题，于是多得了4分。
数学考得不好，不过化学感觉考得还可以，“幸亏化学底子厚，高中时经常从老师那拿钥匙一个人到实验室做实验”。“外语也不错，曾经在班里拔尖”，武枫林终于通过了高考。但在了解到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南开大学擦肩而过后，武枫林狠狠地将安徽农业大学畜牧与兽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揉成了一团。在当时，很多人对畜牧与兽医系有严重的偏见。
1978年的春天，武枫林肩膀上扛着被子，左手拎着水壶等生活用品，右手提着书，揣着差点扔掉的通知书，来到安徽农业大学报到。“凉水泡茶慢慢浓”，他渐渐喜爱上了畜牧兽医这个行当。武枫林现在南京农业大学动医学院讲授5个班的《解剖学》课程，乐此不疲。
张敏：偶像成了激发考学的动力
与黄庆宏、武枫林不同，说起1977年的高考，张敏更多地谈到了心中偶像对自己的影响，谈到了在追逐理想道路上偶像激发的前进动力。
陈景润1977年论证世界数学难题“歌德巴赫猜想”获得重大成果。新华社大力宣传陈景润的事迹，特别是迟群的文章激发了国人对于科学的热情。陈景润迅速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张敏也把为科学奉献一生当作自己的奋斗方向。
1977年7月份，两年前高中毕业即下放到辽宁旅大市大田公社矫屯大队的张敏，忽然收到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亲寄来的挂号信和一些中学课本。信中说，中央可能在年内恢复高考，并且将按分数高低择优录取。得到消息后，张敏工也不上了，背上书包，跑到山上开始温习丢掉多年的功课。
由于多年没碰书本，想要坐下来读书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通过高考上大学是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唯一途径，但张敏一时却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备考当中。尽管当时他回城的意愿极其强烈，“只要回城，扫大街都愿意”。
知青点有一位负责管理知青的干部，为了激励大家，根据知青们对陈景润的景仰，在食堂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向陈大哥学习”，下联是“向景润兄致敬”，横批是“1+1=？”。陈景润成功论证“1+2”，这被称为“陈氏定理”，但“歌德巴赫猜想”中的“1+1”仍没有人破证。这位干部就借此鼓励大家，要敢于挑战自己，学习陈景润的毅力，向科学进军。而生产队里的村民并不知情，看了直发笑，“1+1=？”不知道，小学生都会算，真是群发傻的知识青年。
迎考受到了陈景润的鼓励，高考之前填志愿也受到他的影响。当时很多人除了陈景润的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北大，其他学校知道的人并不多。知青们对科大、对数学兴趣很浓。张敏的四个志愿当中，第一志愿便是科大，前三个志愿的专业全是数学系，唯一与数学无关的志愿是第四志愿服从分配。意外的是，最终录取张敏的是一所电力学院的动力系。在留美归国后，张敏现在南京理工大学从事《控制工程基础》的教学。据他的一位学生说，学好这门课需要良好的数学基础。
（摘自《江南时报》）
黄庆宏：上不了技校上西安交大
1976年冬，贵州汽油机厂锻造车间。一个又瘦又矮的19岁男孩，弯着腰，喘着粗气，缓缓搬起刚刚锻造好的毛坯配件，再缓缓地放到铁筐里，准备送到另一个车间。此时，传来一阵读书声，楼上的工厂技校正在上课。工人师傅望了望满脸汗水的男孩，叹了口气说：“你上不了技校，做搬运工太可惜了。”男孩低下了头，紧闭上了眼睛，可眼泪还是涌了出来，他连忙背过身，用布满老茧的手悄悄擦掉泪水。
“委屈啊！”12月27日，现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黄庆宏副教授，提起这段知青生活，仍感慨不已。
1967年，父母带着10岁的黄庆宏，举家从江西来到贵州息烽县的柴汽油机厂工作，支援“三线建设”。黄庆宏1975年从厂区子弟学校高中毕业，尽管很爱学习，几乎每次考试老师总要说“黄庆宏考得很好”，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选择下乡。
黄庆宏下放到离厂区约8公里远的洪马知青点，这里是原属父母工厂所有的农场。按照要求，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在厂里再做搬运工一个月，依次交替。在厂区做搬运工仍属知青身份，只能挣点工分，没有工资。与黄庆宏同时毕业的一批人，有关系的，参军的参军，进厂的进厂。
“凭什么他们（指进厂的同龄人）可以拿工资”，不需要下乡？虽然心理很不平衡，但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能被推荐上厂区的技校，毕业后做个厂里的技术员，有份稳定的工作。在厂里做后勤工作的父亲，也盼望儿子今后能上技校或做“工农兵学员”。不过，上学的前提是“表现突出，被组织推荐”。黄庆宏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飞出这里，干出一点名堂来”。于是他事事冲在前，脏活累活抢着做，后来在知青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威信，担任了知青点的大组长和团支部委员。
黄庆宏还把高中时用过的数理化课本带在身边，时常在休息的时候翻一翻，他考虑在推荐上技校的文化考试中，兴许能考得好一些。即使这种考试只是种形式，黄庆宏也不想让人说闲话。家门口的技校老师评价黄庆宏成绩不错。一次搬运配件休息时，黄庆宏无意间走进技校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和几位技校学生正围着数学考卷讨论其中的一道难题，黄庆宏挤到桌前，很轻松地解出了答案，老师说：“这张卷子许多人只得了七八分。”
1976年，农场洪马知青点有10个上技校的推荐名额，每人都掂量着自己入选的可能性，黄庆宏觉得自己被推荐是十拿九稳的事。然而，后来公布的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黄庆宏跑去询问，负责推荐工作的带队干部解释说，你工作很积极，组织把你留下来做骨干，要重点培养。当时黄庆宏并不知道，带队干部早已吃了人家的酒席，不知道这与自己曾为工作上的事顶撞过带队干部有关。黄庆宏曾和这位干部辩论，“我们知青是知青点的主人，不是工分的奴隶”“知青点的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
眼巴巴地看着10位知青乐呵呵地进了技校，黄庆宏还得继续搬配件、干农活。9月份，太阳正毒，晒得人脱皮，黄庆宏光着膀子，在玉米地里薅草，锄掉杂草再把玉米根部的土培好。长长的玉米叶子划到身上，留下一道道口子，汗不停地流到伤口上，火辣辣地疼。每天黄庆宏都盼望下雨，因为一下雨就不用出工了，“此时的舒坦只有神仙才有。”可是失望的折磨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他无数次地追问：“这种生活何时是尽头？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修理地球？”
生活终于出现了转机。1977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在家休息的黄庆宏被母亲从梦中摇醒，“广播里说可以考大学了，快听！”黄庆宏赶紧跑到窗前，拴在不远处楼上的大喇叭，正播送着12月底要进行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通知。
原先觉得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都是奢望，没想到竟然可以参加全省统考（1977年高考是各省命题）按分录取上大学了。没有人督促，黄庆宏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每天晚上就在小房间里埋头苦读。路过窗口的车间师傅或是技校老师看见了，总会由衷地说上一句“他会考上的”。
果然，黄庆宏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专业，完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在知青回忆性文章《寻旧感想》里这样写道：“只要有机会，我会努力去争取，我不信命。”
武枫林：苦等4年迎来命运转机
同样不信命的还有武枫林，在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想方设法创造机会。为了获得上大学的推荐机会，他毅然主动下放农村。
1955年，武枫林出生在江苏徐州。按当时江苏省的要求，作为家中长子，完全不用下乡。而且读高中时，武枫林成绩名列前茅，特别爱学习一门心思想上大学。但武枫林18岁时，听到号召后，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国家有规定，在下乡2年后，综合表现优异的可以通过组织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到高校学习，这是当时上大学的惟一途径。武枫林下了狠心，“再苦也要上大学！”
1973年，武枫林下放去了安徽蚌埠固镇农村。下田劳动10个月后，开始做民办教师。“主要工作就是为生产队刷宣传标语”，一做就是4年，却一直没有等到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1977年10月份，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后，武枫林立刻赶回徐州老家复习，“哪怕不做民办教师也要考大学，一年考不上，就再考一年！”
1977年的11月份，徐州已经很冷了。早晨8点，往黄书包里塞几个当午饭吃的馒头，22岁的武枫林哈口气，搓搓手，冲出屋门，跨上自行车一阵猛踩。2小时后赶到了市里的礼堂，礼堂里开设了高考复习辅导班，辅导课下午2点开始，有几位老教师为准备参加高考的知青讲解数学物理化学知识。武枫林早早地占好讲台前排的黄金位置，这里听的清楚，没有干扰，来迟一点，肯定就抢不到了。辅导课下午5点结束后，再骑2个小时的车回家。到家划几口饭，嘴一抹，立刻打开书本，这一看就要到凌晨3点多，每天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连上厕所时都在记公式”，武枫林说，“那可真是争分夺秒”。 12月份就要开考，时间很紧，而且没有全套教材。仅有的三本“文革”前版本的数理化教材，还是上海的亲戚托了一圈人找来的。武枫林与三个妹妹就守着这三本教材。四个人都要看，怎么办？他受古人头悬梁锥刺股读书的启发，想出了“书悬梁”的办法。在房梁系牢一根麻绳然后垂下来，长度控制正好可以接触到翻起来的书页，绳子的末端拴着一个大夹子，就把书中间部分夹起来。妹妹看前面，自己看后面。不管谁看了一页，翻一页后，就用夹子把翻起来的书页夹住。这样，四个人可以同时看，互不影响，提高了时间利用效率，就这样直到高考。
高考成绩让武枫林很失望，辅导课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上辅导班还耽误了很多时间，“很多时间花在了路上，其实是完全可以用来自己看书的”“20天的辅导班实际只多得了4分”。高考时，做数学遇上一道解高斯方程的题目，抓耳挠腮半天就是不知从哪下手，忽然他想起了上辅导课时在那块小黑板的拐角写的“代入法”三个字，顿时来了灵感，顺利完成了这道计算题，于是多得了4分。
数学考得不好，不过化学感觉考得还可以，“幸亏化学底子厚，高中时经常从老师那拿钥匙一个人到实验室做实验”。“外语也不错，曾经在班里拔尖”，武枫林终于通过了高考。但在了解到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南开大学擦肩而过后，武枫林狠狠地将安徽农业大学畜牧与兽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揉成了一团。在当时，很多人对畜牧与兽医系有严重的偏见。
1978年的春天，武枫林肩膀上扛着被子，左手拎着水壶等生活用品，右手提着书，揣着差点扔掉的通知书，来到安徽农业大学报到。“凉水泡茶慢慢浓”，他渐渐喜爱上了畜牧兽医这个行当。武枫林现在南京农业大学动医学院讲授5个班的《解剖学》课程，乐此不疲。
张敏：偶像成了激发考学的动力
与黄庆宏、武枫林不同，说起1977年的高考，张敏更多地谈到了心中偶像对自己的影响，谈到了在追逐理想道路上偶像激发的前进动力。
陈景润1977年论证世界数学难题“歌德巴赫猜想”获得重大成果。新华社大力宣传陈景润的事迹，特别是迟群的文章激发了国人对于科学的热情。陈景润迅速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张敏也把为科学奉献一生当作自己的奋斗方向。
1977年7月份，两年前高中毕业即下放到辽宁旅大市大田公社矫屯大队的张敏，忽然收到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亲寄来的挂号信和一些中学课本。信中说，中央可能在年内恢复高考，并且将按分数高低择优录取。得到消息后，张敏工也不上了，背上书包，跑到山上开始温习丢掉多年的功课。
由于多年没碰书本，想要坐下来读书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通过高考上大学是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唯一途径，但张敏一时却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备考当中。尽管当时他回城的意愿极其强烈，“只要回城，扫大街都愿意”。
知青点有一位负责管理知青的干部，为了激励大家，根据知青们对陈景润的景仰，在食堂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向陈大哥学习”，下联是“向景润兄致敬”，横批是“1+1=？”。陈景润成功论证“1+2”，这被称为“陈氏定理”，但“歌德巴赫猜想”中的“1+1”仍没有人破证。这位干部就借此鼓励大家，要敢于挑战自己，学习陈景润的毅力，向科学进军。而生产队里的村民并不知情，看了直发笑，“1+1=？”不知道，小学生都会算，真是群发傻的知识青年。
迎考受到了陈景润的鼓励，高考之前填志愿也受到他的影响。当时很多人除了陈景润的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北大，其他学校知道的人并不多。知青们对科大、对数学兴趣很浓。张敏的四个志愿当中，第一志愿便是科大，前三个志愿的专业全是数学系，唯一与数学无关的志愿是第四志愿服从分配。意外的是，最终录取张敏的是一所电力学院的动力系。在留美归国后，张敏现在南京理工大学从事《控制工程基础》的教学。据他的一位学生说，学好这门课需要良好的数学基础。
（摘自《江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