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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创新性地引进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采用2014年全国1 63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研究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排除影响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其他因素后，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企业践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以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以获得更好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政府质量奖制度； 每股收益；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4-0049-05
一、引言
作为与科技奖励制度并列的政府质量奖，在中国多的有十几年，短的则刚开始（项润，2013）[ 1 ]。政府质量奖是由国家政府成立，为了表彰在质量管理、创新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政府财政为依托，对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张兵，2012）[ 2 ]。
2001年中国质量协会开评“全国质量管理奖”；2013年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质检总局、统计局等负责，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开展了首届国家层面的政府质量奖“中国质量奖”的评审，被称为“中国质量奖领域的最高荣誉”。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全国的政府质量奖分四个层次：国家级政府质量奖、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质量奖、市（州、盟、区）级政府质量奖、县（市、区、旗）级政府质量奖。据初步测算，不计入围绕政府质量奖评审所发生的宣传、培训、评审、督导等费用，单奖金一项，全国财政投入政府质量奖的奖金近5亿元。
运用政府质量奖引导企业或组织追求卓越绩效是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世界上已经有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质量奖[ 3 ]，蜚声世界的有日本的戴明质量奖、美国的波多里奇质量奖和欧洲质量奖，这些奖项对企业经营质量的提升和国家（地区）产业竞争力增强具有公认的巨大贡献。而我国政府质量奖制度是否实现其在企业中的激励作用，目前学者还没有较深的相关研究，因此政府质量奖制度运行绩效如何，值得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和研究。
二、文献述评
在国外，对政府质量奖制度运行绩效评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以美国的波多里奇质量奖为例，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负责美国质量奖评审的机构）在2000年对波多里奇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与标准普尔指数500企业的股票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波奖获奖企业的收益同标准普尔500企业收益的比值是6：1（NIST，2000）[ 4 ]。2001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委托Akbert和John对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波多里奇政府质量奖的贡献每年是240.65亿美元，成本与收益比率保守估计为1：207（Akbert和John，2001）[ 5 ]。Wrolstad和Krueger（2001）[ 6 ]等研究指出，从1988年到1996年美国25个州质量奖获奖组织相比较于相同规模及相同SIC代码的企业，质量奖获奖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为18.73%，高出比较企业5.91%；资产回报率为10.28%，高出比较企业5.5%。Wisner和Eakins（1994）等的研究结果是，1988年到1992年的获奖企业，在客户服务成本、产品可靠性、不合格率、生产周期缩短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销售额平均增长75%，员工工作满意度提高57%，资产回报率提高50%[ 7 ]。
在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介绍、追踪国外质量奖，如黄进（2004）的《国家质量奖概述》[ 8 ]，李钊等（2010）的《欧洲质量奖励制度及其案例分析》[ 9 ]。只有少数学者探究了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山东大学质量研究中心于2013年开展的《安徽省政府质量奖推动企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效益评价》课题研究，采用反事实法测算政府质量奖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及各市自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制度以来，为企业带来的产出投入比为730：57，其中省政府质量奖制度为企业带来的产出投入比为906.64：1[ 10 ]。
综上所述，政府质量奖制度运行的绩效已经得到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国外学者已经开展政府质量奖制度对股票价格、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但其研究方法只是将样本企业与对照企业进行简单统计比较，而我国学者大部分只是停留于对国内外政府质量奖的介绍，即便是安徽省政府质量奖的研究，也只是建立在对企业管理者等主观问答基础上的探究，缺少基于本国国情下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数理模型研究。所以，本文在构建我国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数理模型中，从两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控制样本的选择偏误，即样本企业和对照企业是否有可比性；二是将政府质量奖这一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单独抽取出来研究，即排除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其他影响因素，探究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这样将有助于研究结论更科学。
三、研究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由Rosenbaum和Rubin于1983年提出，最早应用于医疗卫生学科验证某种药物或治疗方法对接受者是否有效[ 11 ]。后来，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该方法与传统配对方法的不同在于，将多维度的协变量缩减为一个一维得分——倾向值（Propensity Score），从多维度将样本企业与特征相似的对照企业进行匹配，然后比较样本企业与对照组企业，得出相关结论[ 12 ]。
相应地，也可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考察上市公司中获得政府质量奖（以下简称获奖）的企业较未获得政府质量奖（以下简称未获奖）的企业是否有更好的经营绩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
为研究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本文选取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干预组（treated）”，未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控制组（control）”，但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观测企业在获奖和未获奖的两种结果，为解决由于研究对象“异质性”造成的实验结果偏差，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以未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代替获奖企业在没有获奖情况下的每股收益，以此实现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影响效果的研究。 对于企业（i），获奖企业中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平均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简称ATT）表示为：
式中Y0和Y1分别表示获奖与未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Di=1为获奖企业，Di=0为未获奖企业；Xi为一系列影响企业获奖和每股收益的协变量；P（Xi）为企业获奖的概率，本文采用Logit模型：
四、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的财务微观数据来自Choice数据库，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数据来自对2002—2014年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官方网站的统计。考虑到获奖的388家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制造业企业，其他行业仅有8.81%，为保证其与总体样本同行业之间的匹配，只选取获奖企业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干预组，共计345家。选取未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控制组，共1 496家。针对一些指标存在数据缺失、异常和明显测量误差的情况，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数据缺失样本；（2）剔除ST、PT开头的公司；（3）对异常值进行1%的缩尾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后，干预组样本数为327家，占总样本的20.05%；控制组样本数为1 304家，占总样本的79.95%，总样本为1 631家。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七大评价准则为依据，结合丁华（2012）[ 13 ]和李书锋（2008）[ 14 ]对每股收益的相关研究，将七维度量化为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总额（pay）、公司规模（size）、销售净利率（netprfrt）、营业利润率（profit）、生产人员占比（production）、技术人员占比（technician）、员工人均年薪（salaries）、总资产周转率（asset）、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at）、存货周转率（inventory）、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速动比率（quick）、每股净资产（naps）、基本每股收益（eps）、虚拟变量（prize）15个指标，作为倾向得分匹配的变量，详见表1。
五、实证分析
（一）共同支撑假设
在运用倾向得分方法对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之前，需要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即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倾向得分的重叠区域应该足够大。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匹配前后获奖企业和未获奖企业倾向得分值概率分布对比如图1所示。匹配前，获奖企业的倾向概率在[0.031，0.948]，未获奖企业的倾向概率在[0.000，0.721]，基于共同支撑假设，小于0.031和大于0.948的企业将会被剔除，共同区域为[0.031，0.721]。匹配之后未获奖企业发生明显改变，密度分布曲线向右偏移，基本与获奖企业的密度曲线重合，整体匹配效果较好。
（二）匹配平衡性假设检验
匹配之后需要验证干预组和控制组匹配变量之间的平衡性，即匹配之后，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特征变量不应该存在显著性差异。以最近邻匹配法的平衡性假设检验为例，如表2所示，匹配之前，干预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偏误比例都在8.2%以上，最高达到45.2%，并且匹配前P值检验统计量大部分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匹配前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各特征变量存在显著差异。匹配之后，除了员工人均年薪（salaries）、每股净资产（naps）外，其他特征变量的偏误比例都在10%以下，匹配后P值检验统计值显示，无法拒绝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为零的假设，而且匹配后的偏误降低比例均在30.8%以上，最高达到97%，这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
（三）政府质量奖对每股收益的PSM估计结果
为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运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测算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结果见表3。表3中列出匹配前后干预组和控制组的企业每股收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其中ATT代表政府质量奖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效果。
匹配前，干预组企业和控制组企业每股收益（eps）的平均值分别为0.4460和0.3123，两者的差异为0.1337，表明匹配前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比未获奖企业高出0.1337元。运用最近邻匹配法匹配之后，干预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每股收益差异为0.0830，表明在排除影响企业每股收益的其他因素后，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高出未获奖企业0.0830元，即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效应为0.0830，占匹配前差异的62.08%。如表3所示，运用三种匹配方法后，ATT的评估结果都相差不大，说明本文模型的稳健性比较好。
为了检验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分别对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匹配前后的数据做了T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前的T值检验均为3.48，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匹配前政府质量奖对干预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每股收益具有显著性影响效果。匹配后，控制了企业获得政府质量奖的内生性，即排除了影响企业每股收益的其他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T值检验分别为1.79、1.99和2.17，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质量奖制度对干预组和控制组企业每股收益的差异影响效果仍然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排除影响企业每股收益的其他因素后，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效果。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14年327家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和1 304家未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了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每股收益有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具有显著性正向效应影响，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结果显示，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高于未获奖企业0.0830元以上，即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0830、0.0936、0.0860，且都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
【关键词】 政府质量奖制度； 每股收益；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4-0049-05
一、引言
作为与科技奖励制度并列的政府质量奖，在中国多的有十几年，短的则刚开始（项润，2013）[ 1 ]。政府质量奖是由国家政府成立，为了表彰在质量管理、创新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政府财政为依托，对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张兵，2012）[ 2 ]。
2001年中国质量协会开评“全国质量管理奖”；2013年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质检总局、统计局等负责，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开展了首届国家层面的政府质量奖“中国质量奖”的评审，被称为“中国质量奖领域的最高荣誉”。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全国的政府质量奖分四个层次：国家级政府质量奖、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质量奖、市（州、盟、区）级政府质量奖、县（市、区、旗）级政府质量奖。据初步测算，不计入围绕政府质量奖评审所发生的宣传、培训、评审、督导等费用，单奖金一项，全国财政投入政府质量奖的奖金近5亿元。
运用政府质量奖引导企业或组织追求卓越绩效是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世界上已经有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质量奖[ 3 ]，蜚声世界的有日本的戴明质量奖、美国的波多里奇质量奖和欧洲质量奖，这些奖项对企业经营质量的提升和国家（地区）产业竞争力增强具有公认的巨大贡献。而我国政府质量奖制度是否实现其在企业中的激励作用，目前学者还没有较深的相关研究，因此政府质量奖制度运行绩效如何，值得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和研究。
二、文献述评
在国外，对政府质量奖制度运行绩效评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以美国的波多里奇质量奖为例，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负责美国质量奖评审的机构）在2000年对波多里奇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与标准普尔指数500企业的股票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波奖获奖企业的收益同标准普尔500企业收益的比值是6：1（NIST，2000）[ 4 ]。2001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委托Akbert和John对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波多里奇政府质量奖的贡献每年是240.65亿美元，成本与收益比率保守估计为1：207（Akbert和John，2001）[ 5 ]。Wrolstad和Krueger（2001）[ 6 ]等研究指出，从1988年到1996年美国25个州质量奖获奖组织相比较于相同规模及相同SIC代码的企业，质量奖获奖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为18.73%，高出比较企业5.91%；资产回报率为10.28%，高出比较企业5.5%。Wisner和Eakins（1994）等的研究结果是，1988年到1992年的获奖企业，在客户服务成本、产品可靠性、不合格率、生产周期缩短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销售额平均增长75%，员工工作满意度提高57%，资产回报率提高50%[ 7 ]。
在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介绍、追踪国外质量奖，如黄进（2004）的《国家质量奖概述》[ 8 ]，李钊等（2010）的《欧洲质量奖励制度及其案例分析》[ 9 ]。只有少数学者探究了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山东大学质量研究中心于2013年开展的《安徽省政府质量奖推动企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效益评价》课题研究，采用反事实法测算政府质量奖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及各市自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制度以来，为企业带来的产出投入比为730：57，其中省政府质量奖制度为企业带来的产出投入比为906.64：1[ 10 ]。
综上所述，政府质量奖制度运行的绩效已经得到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国外学者已经开展政府质量奖制度对股票价格、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但其研究方法只是将样本企业与对照企业进行简单统计比较，而我国学者大部分只是停留于对国内外政府质量奖的介绍，即便是安徽省政府质量奖的研究，也只是建立在对企业管理者等主观问答基础上的探究，缺少基于本国国情下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数理模型研究。所以，本文在构建我国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数理模型中，从两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控制样本的选择偏误，即样本企业和对照企业是否有可比性；二是将政府质量奖这一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单独抽取出来研究，即排除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其他影响因素，探究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这样将有助于研究结论更科学。
三、研究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由Rosenbaum和Rubin于1983年提出，最早应用于医疗卫生学科验证某种药物或治疗方法对接受者是否有效[ 11 ]。后来，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该方法与传统配对方法的不同在于，将多维度的协变量缩减为一个一维得分——倾向值（Propensity Score），从多维度将样本企业与特征相似的对照企业进行匹配，然后比较样本企业与对照组企业，得出相关结论[ 12 ]。
相应地，也可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考察上市公司中获得政府质量奖（以下简称获奖）的企业较未获得政府质量奖（以下简称未获奖）的企业是否有更好的经营绩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
为研究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本文选取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干预组（treated）”，未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控制组（control）”，但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观测企业在获奖和未获奖的两种结果，为解决由于研究对象“异质性”造成的实验结果偏差，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以未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代替获奖企业在没有获奖情况下的每股收益，以此实现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影响效果的研究。 对于企业（i），获奖企业中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平均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简称ATT）表示为：
式中Y0和Y1分别表示获奖与未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Di=1为获奖企业，Di=0为未获奖企业；Xi为一系列影响企业获奖和每股收益的协变量；P（Xi）为企业获奖的概率，本文采用Logit模型：
四、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的财务微观数据来自Choice数据库，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数据来自对2002—2014年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官方网站的统计。考虑到获奖的388家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制造业企业，其他行业仅有8.81%，为保证其与总体样本同行业之间的匹配，只选取获奖企业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干预组，共计345家。选取未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控制组，共1 496家。针对一些指标存在数据缺失、异常和明显测量误差的情况，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数据缺失样本；（2）剔除ST、PT开头的公司；（3）对异常值进行1%的缩尾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后，干预组样本数为327家，占总样本的20.05%；控制组样本数为1 304家，占总样本的79.95%，总样本为1 631家。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七大评价准则为依据，结合丁华（2012）[ 13 ]和李书锋（2008）[ 14 ]对每股收益的相关研究，将七维度量化为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总额（pay）、公司规模（size）、销售净利率（netprfrt）、营业利润率（profit）、生产人员占比（production）、技术人员占比（technician）、员工人均年薪（salaries）、总资产周转率（asset）、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at）、存货周转率（inventory）、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速动比率（quick）、每股净资产（naps）、基本每股收益（eps）、虚拟变量（prize）15个指标，作为倾向得分匹配的变量，详见表1。
五、实证分析
（一）共同支撑假设
在运用倾向得分方法对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之前，需要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即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倾向得分的重叠区域应该足够大。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匹配前后获奖企业和未获奖企业倾向得分值概率分布对比如图1所示。匹配前，获奖企业的倾向概率在[0.031，0.948]，未获奖企业的倾向概率在[0.000，0.721]，基于共同支撑假设，小于0.031和大于0.948的企业将会被剔除，共同区域为[0.031，0.721]。匹配之后未获奖企业发生明显改变，密度分布曲线向右偏移，基本与获奖企业的密度曲线重合，整体匹配效果较好。
（二）匹配平衡性假设检验
匹配之后需要验证干预组和控制组匹配变量之间的平衡性，即匹配之后，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特征变量不应该存在显著性差异。以最近邻匹配法的平衡性假设检验为例，如表2所示，匹配之前，干预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偏误比例都在8.2%以上，最高达到45.2%，并且匹配前P值检验统计量大部分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匹配前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各特征变量存在显著差异。匹配之后，除了员工人均年薪（salaries）、每股净资产（naps）外，其他特征变量的偏误比例都在10%以下，匹配后P值检验统计值显示，无法拒绝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为零的假设，而且匹配后的偏误降低比例均在30.8%以上，最高达到97%，这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
（三）政府质量奖对每股收益的PSM估计结果
为验证模型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运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测算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结果见表3。表3中列出匹配前后干预组和控制组的企业每股收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其中ATT代表政府质量奖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效果。
匹配前，干预组企业和控制组企业每股收益（eps）的平均值分别为0.4460和0.3123，两者的差异为0.1337，表明匹配前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比未获奖企业高出0.1337元。运用最近邻匹配法匹配之后，干预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每股收益差异为0.0830，表明在排除影响企业每股收益的其他因素后，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高出未获奖企业0.0830元，即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效应为0.0830，占匹配前差异的62.08%。如表3所示，运用三种匹配方法后，ATT的评估结果都相差不大，说明本文模型的稳健性比较好。
为了检验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分别对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匹配前后的数据做了T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前的T值检验均为3.48，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匹配前政府质量奖对干预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每股收益具有显著性影响效果。匹配后，控制了企业获得政府质量奖的内生性，即排除了影响企业每股收益的其他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T值检验分别为1.79、1.99和2.17，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质量奖制度对干预组和控制组企业每股收益的差异影响效果仍然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排除影响企业每股收益的其他因素后，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效果。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14年327家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和1 304家未获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了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每股收益有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具有显著性正向效应影响，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结果显示，获奖企业的每股收益高于未获奖企业0.0830元以上，即政府质量奖制度对企业每股收益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0830、0.0936、0.0860，且都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