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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民皆媒的数字时代成为信息的蓄洪池和聚集地，在信息爆炸的同时伴随着信息匮乏，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能够帮助受众在碎片化阅读中获取更加精准的信息。随着日常生活中移动支付的常态化、软件付费意愿的逐渐增长，直接催生了以知乎、果壳和分答为代表的知识付费平台和网络问答社区，使受众从单纯的围观者转变为内容的分享者和生产者，并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中乐此不疲。分享经济也好，知识经济也罢，这些现象都是互联网产业依靠网民的“参与”，将其转化为数字资本的一个缩影[1]。在愈发隐蔽的数字资本和附有娱乐性质的资本增值形式的操控下，网络用户逐步成为互联网商业逻辑的“劳工”。
关键词：受众商品论;“劳工化”;知识付费;“数字劳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与技术厘革的碰撞：“数字劳工”的演变逻辑
20世纪40年代，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看成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最终产品则是社会关系及其具体表现，而受众商品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鼻祖，加拿大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的“盲点”之争。1977年，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表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媒介内容和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上，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是一种“唯心”的行为[1]。因此，大众传媒的研究必须要解决传媒的经济功能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角色问题。随即，斯麦兹第一次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用以揭示资本主义在传媒生产中的内在逻辑，他认为“受众、媒介和广告商”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大众传媒的真正产品并非是传媒内容和电视节目等信息，这些只不过是带有“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对于广告商来说，真正的商品其实是受众及其注意力。“受众商品论”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媒行业的具体运用，从而开启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受众研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性劳动是一种对剩余价值和资本增值的服务过程，这种劳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奴役性行为。进入互联网时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信息时代的生产性劳动还包括了精神资料的生产，即网络中的生产性劳动服务与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增值。在此背景下“受众商品论”也不断发展，蒂兹纳·特拉诺瓦是较早关注“数字劳工”的意大利学者，她辩证地提出了“免费劳工”的概念，她认为正是由网民组成的免费劳动力在维持着互联网的运营，但这些免费劳工并没有被资本平台剥削，即便没有经济补偿，但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自身满足。随后，尤里安·库克里奇发现，技术的发展让生产与消费没有了清晰的分野，碎片化影响下使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不断融合，这一现象在游戏爱好者身上体现为，“玩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沉迷其中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为商家吸引了许多免费的客户，创造了更多内容，甚至改善了服务”。即所谓的“玩工”，至此，受众的“劳工化”理念逻辑得到进一步发展。
分工、工业机械化是加剧社会内在分裂的原因之一，劳动的异化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数字劳工”正是劳动异化的典型代表。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受众研究的方向转变为数字资本主义中受众地位的变化。2014年，英国学者福克斯在《数字劳工與卡尔·马克思》中对“数字劳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数字劳工也称数字化劳动力，是一种在资本主义模式下进行数字内容生产的集体劳动力，但这并非一个特定的职业，而是一种受资本剥削、为电子媒介产业服务的劳动力，在这个产业中，他们不断地进行信息生产和服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
二、生产消费变现与数字资本隐显：“劳工化”的典型表征
知乎APP是一款以网络问答为主，附有熟悉的社交应用，并且运营具有“免费论坛”属性的公开网络问答社区，用户只要注册账号即可发表问题等待其他用户来解答，同时自己也可以作为其他问题的回答者。与贴吧、论坛不同，知乎APP是一个“问题信息收集池”，没有固定的讨论主题，每个具体的话题下都有不同的问题，通过关键词进行索引呈现。知乎APP的经营理念是把垂直领域的权威人士或专家账号引入，带有“共享”的意味，以促使内容生产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此外，在知乎APP上也可以进行类似微博等平台的社交活动，和“知友”进行互相关注，甚至邀请回答者，在个人主页中可以看到回答问题的领域以及被认同的帖数，这一社交属性使得知乎APP中的意见领袖权威性高于其它社交平台，在生态圈中的“权力”也更具有隐形性。早期知乎APP的使用者大多以提出专业问题为主，呈现出整体学术化的氛围，但随着知乎APP热搜榜及算法的启用，知乎社区的诞生使其步入了娱乐化的后尘，被娱乐和商业资本裹挟的网络用户逐步“劳工化”，成为典型的“数字劳工”，甚至于“免费劳工”。
作为网络问答社区，知乎APP把用户的问题收集成专门的话题并在话题中集结答案。2011年知乎APP上市时通过“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的口号与新浪微博等纯社交软件区分不同，知乎APP用户并不分享生活，而是作为专业领域的“内容生产者”深耕垂直领域，在用户注册时进行兴趣分类，在每个问题和话题下，用户都能提供答案，每条答案都设有评论区，用户可以随心点击“喜欢、收藏、评论”，每条答案下还设有“赞同”功能，赞同数越高答案的排名越靠前，浏览量就越大。此外，优质高赞的答案还可以加入知乎日报成为付费答案，有趣的问题和答案甚至被知乎APP放在地铁站、公交站牌上为自己打广告，网络用户在知乎APP中的“问答”甚至成为网民使用的备用搜索引擎。由此可见，知乎APP用户在使用与满足中一边乐此不疲地生产内容，一边却浑然不知自己分享的内容和经验已然成为了知乎平台进行流量消费变现的“手段”，社交平台的部分营销号甚至通常直接“伸手拿走”部分高赞答案或者“抖机灵”的答案，对原创作者的版权视而不见。知乎APP对UGC内容的直接商用、收集用户隐私数据进行年度盘点生成精准的用户画像以及商用开发信息，正是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也是网络用户作为数字劳动生产者被商业资本剥削的表现。 2018年6月，知乎APP开设“知乎大学”平台，提供15 000个知识服务产品，生产者达到5 000名，付费用户人数达到600万。知识共享方兴未艾，知识付费悄然兴起，知乎APP顺势转型成为UGC社区平台，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年中国知识营销白皮书显示，2017年知乎月度有效时长从5 366万小时增加到11 354万小时，知识付费的兴起、碎片化生活节奏的利用、逐步消融的用户娱乐与工作时间的边界，“知乎大学”的开设增强了用户黏性，Live讲座、算法推送，都是把消费者流量变现的过程。除了在APP内获取内容，新浪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同样热衷于把有意思的知乎问答放在平台上吸引受众以获取较高的流量。例如，话题“有哪些动漫正派比反派还让人讨厌？”在知乎上的讨论热度高达1 221万，微博中的部分营销号紧跟着把高赞排名较前的截图作为微博内容发送在平台，形成“二次引流”，甚至逐渐诞生了“知乎体”，即似“谢邀，人在美国，刚下飞机”的内容使平台轻松拥有海量数据流。最直接的变现方式除了知识付费外还有投放的广告，知乎APP的内置算法通过收集用户的浏览内容与时长等相关数据，在首页的答案推荐中加入信息流广告，甚至是具有高原生度的“答案类广告”，给用户推荐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故事性答案的同时，需要用户开通知乎会员方可获取完整答案，用户在这种浏览时的“劳动时间”中不仅贡献了个人流量与数据，同时也为平台推出的知识付费内容及会员等服务进行了实质上的消费，使“劳工化”方式更加隐蔽，也更加富有技巧。
三、网络技术的驯化与阶级固化加剧：过度“劳工化”的出现
2010年，福克斯在《信息资本主义以及互联网中的劳动》中指出，包括内容创造者及其生产的内容，互联网中的阶级都是资本的剥削对象。他认为，产销者商品并不意味着媒体的民主化走向了参与式或者民主制度，而意味着人类活动的整體商品化。数字资本主义在网络空间中以受众为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受众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以及知乎、网易云音乐等社交与付费融合平台中“自产自乐”，不仅没有意识到资本的隐形剥削，而且在越来越长的屏幕时间中成为了被驯化的“数字劳工”。我国学者对网络平台中的“数字劳工”进行了分类，其中“游戏产业链中的廉价‘玩工’”正是过度劳工化的典型表现，游戏的娱乐时间也成为了无休止的劳动时间，所有的网络行为都成为了蕴含资本逻辑的要素。2018年，网络资本平台开始出现“头部效应”，资本大佬将产业布局伸向互联网世界，在受众劳工的助力下，网络社会中的阶级性愈发固化，“网络工厂”甚至开始从社会走向“家庭”，过度劳工化造成的不止是资本平台更加肆无忌惮的剥削和网络空间权力的失衡，更是“土豆人”“沙发人”等媒介依存症患者的大量增长。
2021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2]。在信息社会中，数字资本成功地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将网络用户纳入“劳工化”的过程中，因此，处于“Z世代”，人人皆为网络“原住民”，面对新型的资本剥削，应该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重塑媒介素养，重视媒介伦理，在赋权的同时能够保持自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以期能够警醒过度劳工化情况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6）.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1-02-03.
[3] 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J].国际新闻界，2018（3）.
[4] 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
[5] 李彩霞，李霞飞.从“用户”到“数字劳工”：社交媒体用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2）.
[6] 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J].新闻与写作，2019（5）.
[7]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
[8] 文森特·莫斯柯，曹晋，杨保达.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J].新闻大学，2009（1）.
[9] Christian Fuchs.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0（3）.
[责任编辑：杨楚珺]
关键词：受众商品论;“劳工化”;知识付费;“数字劳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与技术厘革的碰撞：“数字劳工”的演变逻辑
20世纪40年代，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看成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最终产品则是社会关系及其具体表现，而受众商品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鼻祖，加拿大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的“盲点”之争。1977年，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中表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媒介内容和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上，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是一种“唯心”的行为[1]。因此，大众传媒的研究必须要解决传媒的经济功能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角色问题。随即，斯麦兹第一次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用以揭示资本主义在传媒生产中的内在逻辑，他认为“受众、媒介和广告商”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大众传媒的真正产品并非是传媒内容和电视节目等信息，这些只不过是带有“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对于广告商来说，真正的商品其实是受众及其注意力。“受众商品论”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媒行业的具体运用，从而开启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受众研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性劳动是一种对剩余价值和资本增值的服务过程，这种劳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奴役性行为。进入互联网时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拓展，信息时代的生产性劳动还包括了精神资料的生产，即网络中的生产性劳动服务与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增值。在此背景下“受众商品论”也不断发展，蒂兹纳·特拉诺瓦是较早关注“数字劳工”的意大利学者，她辩证地提出了“免费劳工”的概念，她认为正是由网民组成的免费劳动力在维持着互联网的运营，但这些免费劳工并没有被资本平台剥削，即便没有经济补偿，但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自身满足。随后，尤里安·库克里奇发现，技术的发展让生产与消费没有了清晰的分野，碎片化影响下使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不断融合，这一现象在游戏爱好者身上体现为，“玩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沉迷其中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为商家吸引了许多免费的客户，创造了更多内容，甚至改善了服务”。即所谓的“玩工”，至此，受众的“劳工化”理念逻辑得到进一步发展。
分工、工业机械化是加剧社会内在分裂的原因之一，劳动的异化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数字劳工”正是劳动异化的典型代表。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受众研究的方向转变为数字资本主义中受众地位的变化。2014年，英国学者福克斯在《数字劳工與卡尔·马克思》中对“数字劳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数字劳工也称数字化劳动力，是一种在资本主义模式下进行数字内容生产的集体劳动力，但这并非一个特定的职业，而是一种受资本剥削、为电子媒介产业服务的劳动力，在这个产业中，他们不断地进行信息生产和服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
二、生产消费变现与数字资本隐显：“劳工化”的典型表征
知乎APP是一款以网络问答为主，附有熟悉的社交应用，并且运营具有“免费论坛”属性的公开网络问答社区，用户只要注册账号即可发表问题等待其他用户来解答，同时自己也可以作为其他问题的回答者。与贴吧、论坛不同，知乎APP是一个“问题信息收集池”，没有固定的讨论主题，每个具体的话题下都有不同的问题，通过关键词进行索引呈现。知乎APP的经营理念是把垂直领域的权威人士或专家账号引入，带有“共享”的意味，以促使内容生产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此外，在知乎APP上也可以进行类似微博等平台的社交活动，和“知友”进行互相关注，甚至邀请回答者，在个人主页中可以看到回答问题的领域以及被认同的帖数，这一社交属性使得知乎APP中的意见领袖权威性高于其它社交平台，在生态圈中的“权力”也更具有隐形性。早期知乎APP的使用者大多以提出专业问题为主，呈现出整体学术化的氛围，但随着知乎APP热搜榜及算法的启用，知乎社区的诞生使其步入了娱乐化的后尘，被娱乐和商业资本裹挟的网络用户逐步“劳工化”，成为典型的“数字劳工”，甚至于“免费劳工”。
作为网络问答社区，知乎APP把用户的问题收集成专门的话题并在话题中集结答案。2011年知乎APP上市时通过“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的口号与新浪微博等纯社交软件区分不同，知乎APP用户并不分享生活，而是作为专业领域的“内容生产者”深耕垂直领域，在用户注册时进行兴趣分类，在每个问题和话题下，用户都能提供答案，每条答案都设有评论区，用户可以随心点击“喜欢、收藏、评论”，每条答案下还设有“赞同”功能，赞同数越高答案的排名越靠前，浏览量就越大。此外，优质高赞的答案还可以加入知乎日报成为付费答案，有趣的问题和答案甚至被知乎APP放在地铁站、公交站牌上为自己打广告，网络用户在知乎APP中的“问答”甚至成为网民使用的备用搜索引擎。由此可见，知乎APP用户在使用与满足中一边乐此不疲地生产内容，一边却浑然不知自己分享的内容和经验已然成为了知乎平台进行流量消费变现的“手段”，社交平台的部分营销号甚至通常直接“伸手拿走”部分高赞答案或者“抖机灵”的答案，对原创作者的版权视而不见。知乎APP对UGC内容的直接商用、收集用户隐私数据进行年度盘点生成精准的用户画像以及商用开发信息，正是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也是网络用户作为数字劳动生产者被商业资本剥削的表现。 2018年6月，知乎APP开设“知乎大学”平台，提供15 000个知识服务产品，生产者达到5 000名，付费用户人数达到600万。知识共享方兴未艾，知识付费悄然兴起，知乎APP顺势转型成为UGC社区平台，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年中国知识营销白皮书显示，2017年知乎月度有效时长从5 366万小时增加到11 354万小时，知识付费的兴起、碎片化生活节奏的利用、逐步消融的用户娱乐与工作时间的边界，“知乎大学”的开设增强了用户黏性，Live讲座、算法推送，都是把消费者流量变现的过程。除了在APP内获取内容，新浪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同样热衷于把有意思的知乎问答放在平台上吸引受众以获取较高的流量。例如，话题“有哪些动漫正派比反派还让人讨厌？”在知乎上的讨论热度高达1 221万，微博中的部分营销号紧跟着把高赞排名较前的截图作为微博内容发送在平台，形成“二次引流”，甚至逐渐诞生了“知乎体”，即似“谢邀，人在美国，刚下飞机”的内容使平台轻松拥有海量数据流。最直接的变现方式除了知识付费外还有投放的广告，知乎APP的内置算法通过收集用户的浏览内容与时长等相关数据，在首页的答案推荐中加入信息流广告，甚至是具有高原生度的“答案类广告”，给用户推荐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故事性答案的同时，需要用户开通知乎会员方可获取完整答案，用户在这种浏览时的“劳动时间”中不仅贡献了个人流量与数据，同时也为平台推出的知识付费内容及会员等服务进行了实质上的消费，使“劳工化”方式更加隐蔽，也更加富有技巧。
三、网络技术的驯化与阶级固化加剧：过度“劳工化”的出现
2010年，福克斯在《信息资本主义以及互联网中的劳动》中指出，包括内容创造者及其生产的内容，互联网中的阶级都是资本的剥削对象。他认为，产销者商品并不意味着媒体的民主化走向了参与式或者民主制度，而意味着人类活动的整體商品化。数字资本主义在网络空间中以受众为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受众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以及知乎、网易云音乐等社交与付费融合平台中“自产自乐”，不仅没有意识到资本的隐形剥削，而且在越来越长的屏幕时间中成为了被驯化的“数字劳工”。我国学者对网络平台中的“数字劳工”进行了分类，其中“游戏产业链中的廉价‘玩工’”正是过度劳工化的典型表现，游戏的娱乐时间也成为了无休止的劳动时间，所有的网络行为都成为了蕴含资本逻辑的要素。2018年，网络资本平台开始出现“头部效应”，资本大佬将产业布局伸向互联网世界，在受众劳工的助力下，网络社会中的阶级性愈发固化，“网络工厂”甚至开始从社会走向“家庭”，过度劳工化造成的不止是资本平台更加肆无忌惮的剥削和网络空间权力的失衡，更是“土豆人”“沙发人”等媒介依存症患者的大量增长。
2021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2]。在信息社会中，数字资本成功地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将网络用户纳入“劳工化”的过程中，因此，处于“Z世代”，人人皆为网络“原住民”，面对新型的资本剥削，应该更加保持清醒的头脑，重塑媒介素养，重视媒介伦理，在赋权的同时能够保持自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以期能够警醒过度劳工化情况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6）.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1-02-03.
[3] 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J].国际新闻界，2018（3）.
[4] 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
[5] 李彩霞，李霞飞.从“用户”到“数字劳工”：社交媒体用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2）.
[6] 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J].新闻与写作，2019（5）.
[7] 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
[8] 文森特·莫斯柯，曹晋，杨保达.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J].新闻大学，2009（1）.
[9] Christian Fuchs.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0（3）.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