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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些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新中国的外交行列。如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起义就是一例。
1949年10月9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只见上面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恩来总理兼部长：
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电报是由中共驻巴黎总支部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转发回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
紧接着，周恩来又收到了上述人员发表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宣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示祝贺，并郑重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立志参加新中国建设。《宣言》同时呼吁原国民党驻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一致行动，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斗争。
领导这次驻法“外交使节起义”的带头人，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凌其翰。凌其翰等人的这一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电：
巴黎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钧鉴：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的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的这一举动，对国民党反动残余来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自从三大战役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民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它的驻外机构。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从1949年年中开始，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最后甚至连外交人员的薪水也发不出来。
国民党政府各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中，很多人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此时眼见其大势已去，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不少普通外交官向往祖国，有心回来为新中国效力，但又迫于环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些大使、公使们则多利用手中的权力，一面对下实行压制，一面趁机大肆侵吞公款，为自己寻找后路。
在此形势下，9月19日，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原国民党政府驻欧洲各国大使馆、领事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
凌其翰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到比利时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国内，经黄炎培介绍，出任《申报》总管理秘书兼“申报时评”栏目记者。此后不久，他便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馆”二等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1948年7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
凌其翰等人的函件发出后不久，原国民党政府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即表示愿意响应。
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所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巴黎，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因为这一天即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日，此时起义必然更加引人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凌其翰的主持下，大家起草了《起义宣言》。
凌其翰等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了广州之后，对于早就被世界各地飞来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国民党外交部担心，如果驻法国大使馆和巴黎领事馆宣布起义，很可能会引起各驻外机构的连锁反应，那样的话，整个局势将无法收拾。
为防止连锁反应，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以缓解大使馆内部矛盾。同时，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人回国，“另有重用”。
叶公超还电令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出任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稳住阵脚。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
10月6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董霖又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就在董霖到达巴黎的当天，凌其翰等人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国政府此时对是否承认新中国尚未作出最后决断，因此不愿意对起义之事明确表态，更不想直接出面干预。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原驻中国大使梅里蔼在会晤凌其翰等人时表示，对起义人员的外交待遇保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还可延期。
段茂澜、董霖抵巴黎后，一方面利用补发欠薪及发给回国路费等为诱饵，分化瓦解起义人员，试图阻止他们发表拥护新中国的宣言；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法国政府，以不承认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地位相威胁，来迫使他们屈服。
10月20日，国民党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下，法国政府方面虽然表面上仍作出“在极力避免直接干涉”的姿态，但暗地却派出便衣警察到大使馆，以“使馆雇佣的私人警察”的名义，试图帮助段茂澜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大使馆。
为了不至于因此而引起新中国的反感，法国政府特命留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领事伯亚乐到我外交部拜会西欧非洲司宦乡司长。
伯亚乐向宦乡转达了法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三点立场：极力避免参与中国大使馆内部纠纷；法政府不能阻拦段茂澜雇佣私人警察；维持起义人员的外交权力，给他们完全自由去做于北京政府有益的事。
最后，伯亚乐说：“俗话说‘点火易，灭火难’，法国政府的意思是‘但愿息事宁人，不愿火上浇油。’”
11月4日，段茂澜纠集了30多个在巴黎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以“调解”为名来到大使馆，气势汹汹地威胁起义人员必须马上离馆，并有“动武”之势。
正在这时，40多位爱国华侨闻讯赶来。段茂澜见事不妙，只得假惺惺地招呼大家坐下来商量。待爱国华侨离去后，段茂澜又招来数十名顽固分子，对起义人员大打出手。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后，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也讨论了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但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发表了愿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1月1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越南外长黄明鉴，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愿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一直是他们的殖民地，中越建交使法越关系冻结。出于对中国这一举措的报复，法国方面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
法国方面以维持秩序为名，派出大批警察至大使馆，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却又想利用此事来做文章。
法外交部本来答应保持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待遇，并可延期他们的签证，此时却提出所谓“互惠条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给予留在北京的原法国使馆人员以外交待遇。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决定除留少数人在法继续做有关国民党外交人员的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员即刻回国。
5月5日，凌其翰等遵照国内指示，在马赛登上了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启程回国。5月末抵香港，并由中共驻港联络处安排转赴广州，乘火车北上，6月9日抵达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人员起义对国民党其他驻外人员影响很大。此后不久，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人员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大使馆、领事馆，虽没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
除欧洲外，国民党驻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大使馆、领事馆，也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蒋廷黻对此倍感头痛，告急电报频频飞至外交部。叶公超收到电报后更是惶恐不安，对国民党集团来说，美国是他们“反共复兴”的靠山，驻美国大使馆堪称是其在海外最为坚固的“堡垒”，无论如何是乱不得的。
所以，叶公超赶忙复电，让蒋廷黻通知驻美、加各大使馆、领事馆，外交部马上就会将所欠薪水汇出，让大家静心以待。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驻世界各地大使馆、领事馆中的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认为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接收，开始盗卖大使馆、领事馆的财产，销毁有关文件。当时有传闻，蒋廷黻曾建议国民党当局考虑，设法在美国承认新中国之前，把价值30万美元的国民党驻美大使的官邸变卖掉。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
最近迭据报告，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中，有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竟敢盗卖公产、毁损文件。我现在郑重声明：所有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及国民党反动各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以前，均应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一切资财、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其保护有功者，中央人民政府当给予适当的奖励；其保护有功而又愿意继续服务者，在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其胆敢执行国民党反动残余政权伪命、破坏文件、盗卖公产者，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严予惩处，决不姑宽。
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
周恩来的声明，讲清了人民政府的政策，震慑了顽固分子，同时也使那些向往新中国的旧外交人员看到了希望。
驻法“外交使节起义”人员回国后，外交部首先安排他们进行了学习，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凌其翰等人加入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后，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
1949年10月9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只见上面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恩来总理兼部长：
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电报是由中共驻巴黎总支部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转发回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
紧接着，周恩来又收到了上述人员发表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宣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示祝贺，并郑重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立志参加新中国建设。《宣言》同时呼吁原国民党驻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一致行动，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斗争。
领导这次驻法“外交使节起义”的带头人，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凌其翰。凌其翰等人的这一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电：
巴黎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钧鉴：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的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的这一举动，对国民党反动残余来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自从三大战役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民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它的驻外机构。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从1949年年中开始，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最后甚至连外交人员的薪水也发不出来。
国民党政府各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中，很多人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此时眼见其大势已去，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不少普通外交官向往祖国，有心回来为新中国效力，但又迫于环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些大使、公使们则多利用手中的权力，一面对下实行压制，一面趁机大肆侵吞公款，为自己寻找后路。
在此形势下，9月19日，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原国民党政府驻欧洲各国大使馆、领事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
凌其翰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到比利时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国内，经黄炎培介绍，出任《申报》总管理秘书兼“申报时评”栏目记者。此后不久，他便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馆”二等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1948年7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
凌其翰等人的函件发出后不久，原国民党政府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即表示愿意响应。
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所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巴黎，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因为这一天即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日，此时起义必然更加引人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凌其翰的主持下，大家起草了《起义宣言》。
凌其翰等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了广州之后，对于早就被世界各地飞来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国民党外交部担心，如果驻法国大使馆和巴黎领事馆宣布起义，很可能会引起各驻外机构的连锁反应，那样的话，整个局势将无法收拾。
为防止连锁反应，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以缓解大使馆内部矛盾。同时，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人回国，“另有重用”。
叶公超还电令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出任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稳住阵脚。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
10月6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董霖又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就在董霖到达巴黎的当天，凌其翰等人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国政府此时对是否承认新中国尚未作出最后决断，因此不愿意对起义之事明确表态，更不想直接出面干预。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原驻中国大使梅里蔼在会晤凌其翰等人时表示，对起义人员的外交待遇保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还可延期。
段茂澜、董霖抵巴黎后，一方面利用补发欠薪及发给回国路费等为诱饵，分化瓦解起义人员，试图阻止他们发表拥护新中国的宣言；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法国政府，以不承认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地位相威胁，来迫使他们屈服。
10月20日，国民党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下，法国政府方面虽然表面上仍作出“在极力避免直接干涉”的姿态，但暗地却派出便衣警察到大使馆，以“使馆雇佣的私人警察”的名义，试图帮助段茂澜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大使馆。
为了不至于因此而引起新中国的反感，法国政府特命留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领事伯亚乐到我外交部拜会西欧非洲司宦乡司长。
伯亚乐向宦乡转达了法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三点立场：极力避免参与中国大使馆内部纠纷；法政府不能阻拦段茂澜雇佣私人警察；维持起义人员的外交权力，给他们完全自由去做于北京政府有益的事。
最后，伯亚乐说：“俗话说‘点火易，灭火难’，法国政府的意思是‘但愿息事宁人，不愿火上浇油。’”
11月4日，段茂澜纠集了30多个在巴黎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以“调解”为名来到大使馆，气势汹汹地威胁起义人员必须马上离馆，并有“动武”之势。
正在这时，40多位爱国华侨闻讯赶来。段茂澜见事不妙，只得假惺惺地招呼大家坐下来商量。待爱国华侨离去后，段茂澜又招来数十名顽固分子，对起义人员大打出手。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后，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也讨论了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但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发表了愿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1月1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越南外长黄明鉴，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愿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一直是他们的殖民地，中越建交使法越关系冻结。出于对中国这一举措的报复，法国方面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
法国方面以维持秩序为名，派出大批警察至大使馆，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却又想利用此事来做文章。
法外交部本来答应保持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待遇，并可延期他们的签证，此时却提出所谓“互惠条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给予留在北京的原法国使馆人员以外交待遇。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决定除留少数人在法继续做有关国民党外交人员的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员即刻回国。
5月5日，凌其翰等遵照国内指示，在马赛登上了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启程回国。5月末抵香港，并由中共驻港联络处安排转赴广州，乘火车北上，6月9日抵达北京。
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人员起义对国民党其他驻外人员影响很大。此后不久，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人员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大使馆、领事馆，虽没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
除欧洲外，国民党驻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大使馆、领事馆，也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蒋廷黻对此倍感头痛，告急电报频频飞至外交部。叶公超收到电报后更是惶恐不安，对国民党集团来说，美国是他们“反共复兴”的靠山，驻美国大使馆堪称是其在海外最为坚固的“堡垒”，无论如何是乱不得的。
所以，叶公超赶忙复电，让蒋廷黻通知驻美、加各大使馆、领事馆，外交部马上就会将所欠薪水汇出，让大家静心以待。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驻世界各地大使馆、领事馆中的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认为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接收，开始盗卖大使馆、领事馆的财产，销毁有关文件。当时有传闻，蒋廷黻曾建议国民党当局考虑，设法在美国承认新中国之前，把价值30万美元的国民党驻美大使的官邸变卖掉。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
最近迭据报告，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中，有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竟敢盗卖公产、毁损文件。我现在郑重声明：所有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及国民党反动各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以前，均应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一切资财、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其保护有功者，中央人民政府当给予适当的奖励；其保护有功而又愿意继续服务者，在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其胆敢执行国民党反动残余政权伪命、破坏文件、盗卖公产者，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严予惩处，决不姑宽。
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
周恩来的声明，讲清了人民政府的政策，震慑了顽固分子，同时也使那些向往新中国的旧外交人员看到了希望。
驻法“外交使节起义”人员回国后，外交部首先安排他们进行了学习，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凌其翰等人加入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后，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