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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发展的三个要素是大学、创新文化和风险投资，推动中国创新发展的三个要素应该是产学研和创新的人才资源、创新文化、创业投资。
从1999年开始以“中国?中关村”的形象参加科博会的中关村，已然成为科博会的一个“符号”。2011年，72家列入“十百千工程”“瞪羚计划”以及创投投资的企业，90%以上拥有一项或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的参展产品，60%以上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重点新产品等荣誉，以及参与科技攻关、863、973、火炬计划等重大项目研发的成果参展第14届科博会，中关村阵容堪称华丽。
本届科博会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转型”为主题，无论是展览、推介还是论坛、演讲，无不彰显出浓厚的“中国创造”气息。3D、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低碳经济等新产品、新技术、新概念，国家未来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新医药、信息通信、节能环保、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项目，点亮了本届科博会。
6月底，铭刻着中关村辉煌的太平洋数码大厦即将关闭，然而，成千上万的“水货大军”每天依然奔波在去村里“淘货”的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硅谷”的创新源地，但目前还仅仅是“硅谷电脑城”。
如果想看到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创新之路上的飞跃，或者其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中关村或许都是最好的样本。
高度与差距
如果说中国改革第一村是安徽小岗村的话，北京的中关村便是中国科技创新第一村。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历经20多年的洗礼，已经成长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的中关村已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引擎。
20多年间，中关村飞速发展，6年成就“百度”，10年成就“新浪”，20年造就“联想”。在《福布斯》杂志最新公布的“2011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成为中国内地首富。此外，联想的柳传志、搜狐的张朝阳均来自中关村，在中关村演绎的创富神话比比皆是。截止到目前，中关村汇聚了2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上市融资方面，中关村创富的神话更是高潮迭起，中关村管委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新增上市公司24家，2010年新增39家，目前，中关村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84家，其中，境内111家、境外73家，IPO融资额合计超过1600亿元，在境内创业板形成了“中关村板块”。
另外，中关村已有新东方、优酷网、当当网、易车网、学而思、学大教育、安博教育、软通动力、奇虎360等16家企业在纽交所上市，占到中国内地在纽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的40%。
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关村软件园，在其成立短短两年间，包括国际巨头甲骨文、IBM，国内大腕东软、中关村科技软件、汉王科技、方舟科技，以及六七十家中小企业纷至沓来，人们无不感到惊奇。
业内专家将中关村的专利状况和美国硅谷的情况进行了比较：2009年，硅谷专利占到全美专利总数的7.9%，占加州专利总数69%；中关村企业同期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和北京市的比重分别为3.92%和28.03%，从专利在区域的比重来看，中关村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基地存在不小差距。此外，中关村还在研发投入产出比、专利申请的绝对数量等方面与硅谷存在明显差距。
事实上，硅谷的很多特质，中关村确实复制到了。硅谷有两所著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而中关村有北大和清华；硅谷是工程师的乐园，中关村也是工程师的聚集地；硅谷有英特尔、惠普、思科等美国知名的高科技企业，中关村有联想和方正等。
硅谷模式难以复制，中关村学得皮毛，却难得精髓。
较之硅谷，联想、方正每年的营销收入和利润以及市值与硅谷的知名企业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硅谷有一整套研发系统，可中关村还主要是一个信息产品的集散地，一个信息产品的贸易中心、销售中心、市场中心。
中关村充其量只是形成产业集聚而非产业集群，这是中关村发展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区内企业集聚存在脆弱性，集聚效果不明显。中关村区内的企业和机构彼此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关联性不强，又缺少与区内产业配套的外商投资。
中关村汇集了9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73所高校，以中科院为龙头的232个科研机构，约50万科技大军，比硅谷还多20万人，更高于新竹的8万人，智力密集在全球首屈一指，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合作氛围，致使这些大学或科研机构并未较好地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创新的重要外溢来源和科技创新始发性资源的重要供应源，没有发挥产学研的合作机制。
创新之源
我国确定了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十二五”期间，科技进步与创新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创新的源泉来自哪里，科技部部长万钢在科博会开幕发言时指出，“科技支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骨骼’要强，一在战略，二在企业，三在人才，四在服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有五个字——政、产、学、研、用，这五方面紧密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力量也是创新不可缺少的营养，但营养更来源于市场。
硅谷发展的三个要素就是大学、创新文化和风险投资，推动中国创新发展的三个要素应该是产学研和创新的人才资源、创新的文化、创业投资（风险投资）。
新近发布的2011年《北京人才蓝皮书》指出，中关村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数量不足，自主创业的意愿较低，再加上体制机制障碍也不少，要想实现“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聚集区”的愿景，仍须下大力气，在创新创业人才开发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突出表现在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数量不足上。截至2009年，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中共有从业者106万余人；其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者41万余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39%；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9万余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9%；拥有博士以上学历者1万余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1%。而据统计，硅谷于2006年时拥有人口近250万，其中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43%拥有学士学位。目前，中关村园区拥有200多位两院院士；而硅谷目前有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上千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才自主创业的意愿也不高。中关村IT行业专业人士协会发布的《2008年度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各类人才中，研发人员的创业意愿相对较低，特别是2008年，研发人员的创业意愿为54%，明显低于营销人员（77%）、售后服务人员（76%）、项目实施人员（63%）、战略策划人员（63%）。这是全国范围内创新人才缺乏的缩影。
我国缺乏“鼓励冒险、鼓励成功、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和“自我设计、自我经营、自由竞争”的创业氛围，更缺乏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社团文化。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的特点，要创新就会有失败，而且失败率远高于成功率.这一方面要求创业者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也要求社会上有一种较好的文化氛围，能够容纳失败者。
“硅谷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它的创业文化，但这正是中关村所缺少的。”李开复曾如此表示：“我认为中关村可以成为下一个硅谷，而中关村也不必处处模仿硅谷，我们必须理解的是，硅谷是一个奇迹，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迹，想重复奇迹，必须深入理解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这点做到了，我们才有自信把中关村做成一个有特色的硅谷。”
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具有敏锐的嗅觉，不仅是孕育新技术浪潮的沃土，也是新兴产业变革的风向标。目前，全球投向中国的风险投资中有三分之一聚集在中关村，其重点投资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关村管委会及时启动对创业投资机构的风险补偿机制，当年累计为20多家创业投资机构的超过50个项目提供了风险补贴资金数千万元，获得风险补贴的项目累计对中关村企业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元，帮助了一大批创业企业获得重生，提升了中关村集聚风投的号召力。2010年4月，刚刚完成研发的国智恒电力公司，得到代表北京市政府进行股权投资的中关村发展集团2000万元注资，迅速扭转了在资本市场的地位，自主研发了北斗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监控系统，大大提高了中国电网安全的自控能力。
制度创新之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在科博会论坛上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制度重于技术。自主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环境创新。中关村更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1+6”新政策是中关村实现创新的制度突破。“1”是指搭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这个平台是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和示范区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所构建的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这样的平台，这个平台目前下设6个办事机构，其中有19个国家部委有关同志和北京市的31个部门的工作同志常驻办公，这有效整合了中央和地方创新资源，为中关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尤其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所构建的部市会商机制，在全国是一个突破和创新，这也是在全国其他地方不可复制的，这也成为“1+6”政策最大的亮点，也就是说北京市有任何的事，中关村有任何事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和各有关部委进行协商。
“6”是指中央同意在中关村推行6项先行先试改革的新政策，包括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制定中央单位的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实施细则和开展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改革试点以及加快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和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
多位专家在对比硅谷和中关村的发展时，往往都会在“政府在创新区域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交锋。博客中国首席执行官方兴东曾在2004年的《中关村失落》一书中痛陈中关村已经失去了中国高科技的“中心”地位，日前，方兴东仍坚持“中关村失落”的观点，他表示必须看到政府部门的成绩，但同时强调，“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投向中小企业，以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
对于政府部门在中关村发展节点上的作用，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赵慕兰进行了概括：在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前，政府对中关村的支持主要是非制度性的，思想开明的相关领导以前瞻的眼光，给中关村发展培育了环境；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出台，将税收优惠等政策制度化，海淀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专门落实条例内容；1999年，《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有关问题的批复》印发，使得当时滞后于企业发展10多年的硬环境建设得到改善，包括轨道交通、四环路打通、五环路修建甚至软件园、生命园的建设等，政府和开发公司都进行了巨大投入……
“中关村的发展一直都是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也从未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从不存在政府干预导致企业窒息的情况。”赵慕兰强调，政府的支持也是在企业做了选择之后。当前，中关村要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政府部门也提出必须加强原创性技术成果的转化并发挥带动作用，而原创技术的巨大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也需要政府来承担，例如，当美国的半导体落后日本时，是美国政府带领大企业进行联合研发攻关。
“毫无疑问，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措施的出发点都非常好，在一些高新技术区域，政府往往会以奖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创新，但‘激励有余，约束不足’很可能为虚假创新、盲目创新、重复创新、荣誉创新提供空间。所以，中关村乃至我国其他创新基地的当务之急是要形成具有‘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创新机制，有鼓励，但更需要有监督。”赵慕兰指出，高新区迫切需要加强创新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创意体系，强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财税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
从1999年开始以“中国?中关村”的形象参加科博会的中关村，已然成为科博会的一个“符号”。2011年，72家列入“十百千工程”“瞪羚计划”以及创投投资的企业，90%以上拥有一项或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的参展产品，60%以上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重点新产品等荣誉，以及参与科技攻关、863、973、火炬计划等重大项目研发的成果参展第14届科博会，中关村阵容堪称华丽。
本届科博会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转型”为主题，无论是展览、推介还是论坛、演讲，无不彰显出浓厚的“中国创造”气息。3D、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低碳经济等新产品、新技术、新概念，国家未来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新医药、信息通信、节能环保、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项目，点亮了本届科博会。
6月底，铭刻着中关村辉煌的太平洋数码大厦即将关闭，然而，成千上万的“水货大军”每天依然奔波在去村里“淘货”的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硅谷”的创新源地，但目前还仅仅是“硅谷电脑城”。
如果想看到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创新之路上的飞跃，或者其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中关村或许都是最好的样本。
高度与差距
如果说中国改革第一村是安徽小岗村的话，北京的中关村便是中国科技创新第一村。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历经20多年的洗礼，已经成长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的中关村已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引擎。
20多年间，中关村飞速发展，6年成就“百度”，10年成就“新浪”，20年造就“联想”。在《福布斯》杂志最新公布的“2011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成为中国内地首富。此外，联想的柳传志、搜狐的张朝阳均来自中关村，在中关村演绎的创富神话比比皆是。截止到目前，中关村汇聚了2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上市融资方面，中关村创富的神话更是高潮迭起，中关村管委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新增上市公司24家，2010年新增39家，目前，中关村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84家，其中，境内111家、境外73家，IPO融资额合计超过1600亿元，在境内创业板形成了“中关村板块”。
另外，中关村已有新东方、优酷网、当当网、易车网、学而思、学大教育、安博教育、软通动力、奇虎360等16家企业在纽交所上市，占到中国内地在纽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的40%。
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关村软件园，在其成立短短两年间，包括国际巨头甲骨文、IBM，国内大腕东软、中关村科技软件、汉王科技、方舟科技，以及六七十家中小企业纷至沓来，人们无不感到惊奇。
业内专家将中关村的专利状况和美国硅谷的情况进行了比较：2009年，硅谷专利占到全美专利总数的7.9%，占加州专利总数69%；中关村企业同期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和北京市的比重分别为3.92%和28.03%，从专利在区域的比重来看，中关村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基地存在不小差距。此外，中关村还在研发投入产出比、专利申请的绝对数量等方面与硅谷存在明显差距。
事实上，硅谷的很多特质，中关村确实复制到了。硅谷有两所著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而中关村有北大和清华；硅谷是工程师的乐园，中关村也是工程师的聚集地；硅谷有英特尔、惠普、思科等美国知名的高科技企业，中关村有联想和方正等。
硅谷模式难以复制，中关村学得皮毛，却难得精髓。
较之硅谷，联想、方正每年的营销收入和利润以及市值与硅谷的知名企业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硅谷有一整套研发系统，可中关村还主要是一个信息产品的集散地，一个信息产品的贸易中心、销售中心、市场中心。
中关村充其量只是形成产业集聚而非产业集群，这是中关村发展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区内企业集聚存在脆弱性，集聚效果不明显。中关村区内的企业和机构彼此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关联性不强，又缺少与区内产业配套的外商投资。
中关村汇集了9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73所高校，以中科院为龙头的232个科研机构，约50万科技大军，比硅谷还多20万人，更高于新竹的8万人，智力密集在全球首屈一指，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合作氛围，致使这些大学或科研机构并未较好地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创新的重要外溢来源和科技创新始发性资源的重要供应源，没有发挥产学研的合作机制。
创新之源
我国确定了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十二五”期间，科技进步与创新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创新的源泉来自哪里，科技部部长万钢在科博会开幕发言时指出，“科技支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骨骼’要强，一在战略，二在企业，三在人才，四在服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有五个字——政、产、学、研、用，这五方面紧密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力量也是创新不可缺少的营养，但营养更来源于市场。
硅谷发展的三个要素就是大学、创新文化和风险投资，推动中国创新发展的三个要素应该是产学研和创新的人才资源、创新的文化、创业投资（风险投资）。
新近发布的2011年《北京人才蓝皮书》指出，中关村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数量不足，自主创业的意愿较低，再加上体制机制障碍也不少，要想实现“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聚集区”的愿景，仍须下大力气，在创新创业人才开发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突出表现在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数量不足上。截至2009年，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中共有从业者106万余人；其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者41万余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39%；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9万余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9%；拥有博士以上学历者1万余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1%。而据统计，硅谷于2006年时拥有人口近250万，其中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43%拥有学士学位。目前，中关村园区拥有200多位两院院士；而硅谷目前有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上千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才自主创业的意愿也不高。中关村IT行业专业人士协会发布的《2008年度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各类人才中，研发人员的创业意愿相对较低，特别是2008年，研发人员的创业意愿为54%，明显低于营销人员（77%）、售后服务人员（76%）、项目实施人员（63%）、战略策划人员（63%）。这是全国范围内创新人才缺乏的缩影。
我国缺乏“鼓励冒险、鼓励成功、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和“自我设计、自我经营、自由竞争”的创业氛围，更缺乏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社团文化。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的特点，要创新就会有失败，而且失败率远高于成功率.这一方面要求创业者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也要求社会上有一种较好的文化氛围，能够容纳失败者。
“硅谷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它的创业文化，但这正是中关村所缺少的。”李开复曾如此表示：“我认为中关村可以成为下一个硅谷，而中关村也不必处处模仿硅谷，我们必须理解的是，硅谷是一个奇迹，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迹，想重复奇迹，必须深入理解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这点做到了，我们才有自信把中关村做成一个有特色的硅谷。”
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具有敏锐的嗅觉，不仅是孕育新技术浪潮的沃土，也是新兴产业变革的风向标。目前，全球投向中国的风险投资中有三分之一聚集在中关村，其重点投资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关村管委会及时启动对创业投资机构的风险补偿机制，当年累计为20多家创业投资机构的超过50个项目提供了风险补贴资金数千万元，获得风险补贴的项目累计对中关村企业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元，帮助了一大批创业企业获得重生，提升了中关村集聚风投的号召力。2010年4月，刚刚完成研发的国智恒电力公司，得到代表北京市政府进行股权投资的中关村发展集团2000万元注资，迅速扭转了在资本市场的地位，自主研发了北斗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监控系统，大大提高了中国电网安全的自控能力。
制度创新之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在科博会论坛上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制度重于技术。自主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环境创新。中关村更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1+6”新政策是中关村实现创新的制度突破。“1”是指搭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这个平台是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和示范区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所构建的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这样的平台，这个平台目前下设6个办事机构，其中有19个国家部委有关同志和北京市的31个部门的工作同志常驻办公，这有效整合了中央和地方创新资源，为中关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尤其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所构建的部市会商机制，在全国是一个突破和创新，这也是在全国其他地方不可复制的，这也成为“1+6”政策最大的亮点，也就是说北京市有任何的事，中关村有任何事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和各有关部委进行协商。
“6”是指中央同意在中关村推行6项先行先试改革的新政策，包括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制定中央单位的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实施细则和开展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改革试点以及加快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和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
多位专家在对比硅谷和中关村的发展时，往往都会在“政府在创新区域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交锋。博客中国首席执行官方兴东曾在2004年的《中关村失落》一书中痛陈中关村已经失去了中国高科技的“中心”地位，日前，方兴东仍坚持“中关村失落”的观点，他表示必须看到政府部门的成绩，但同时强调，“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投向中小企业，以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
对于政府部门在中关村发展节点上的作用，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赵慕兰进行了概括：在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前，政府对中关村的支持主要是非制度性的，思想开明的相关领导以前瞻的眼光，给中关村发展培育了环境；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出台，将税收优惠等政策制度化，海淀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专门落实条例内容；1999年，《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有关问题的批复》印发，使得当时滞后于企业发展10多年的硬环境建设得到改善，包括轨道交通、四环路打通、五环路修建甚至软件园、生命园的建设等，政府和开发公司都进行了巨大投入……
“中关村的发展一直都是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也从未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从不存在政府干预导致企业窒息的情况。”赵慕兰强调，政府的支持也是在企业做了选择之后。当前，中关村要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政府部门也提出必须加强原创性技术成果的转化并发挥带动作用，而原创技术的巨大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也需要政府来承担，例如，当美国的半导体落后日本时，是美国政府带领大企业进行联合研发攻关。
“毫无疑问，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措施的出发点都非常好，在一些高新技术区域，政府往往会以奖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创新，但‘激励有余，约束不足’很可能为虚假创新、盲目创新、重复创新、荣誉创新提供空间。所以，中关村乃至我国其他创新基地的当务之急是要形成具有‘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创新机制，有鼓励，但更需要有监督。”赵慕兰指出，高新区迫切需要加强创新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创意体系，强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财税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