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水雷,是布设在水中,待机打击舰船和限制其行动,以及破坏桥梁、水工建筑的一种水中兵器。自诞生那一刻起,水雷还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有据可查的海战。事实上,几百年的历史风雨非但没有磨灭水雷的印记,反而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使其成为海战中越来越重要的依赖。武器装备的“长寿秘诀”无外乎物美价廉,水雷亦是如此,不过,是物更美、价更廉。
源于中国的“智慧嫁接”
虽说战争的需要是促进武器装备发展的首要因素,但如果没有人为的技术引导,或许长矛与盾牌的低水平之争仍会是当今战场的主旋律。显然,武器装备的冰冷外表下永远都徜徉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而对于水雷来说,则凝结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
水雷最初产生是由于明朝东南沿海军民抗击倭寇海上袭扰的需要,他们从地雷的原理中得到启示,发明了一种人工操纵、手动击发的“水底地雷”,虽称“水底”,但实际是一种漂浮在水中的木制炸药盒子。这种通过“智慧嫁接”而产生的新式兵器在实战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抗日援朝的壬辰战争中,明朝水师用“水底地雷”击沉了日本大型舰船一艘。
明嘉靖28年(公元1549年),“嘉靖三大家”、著名抗倭英雄唐荆川纂辑的《武编》一书的“火器”章详细记载了上述“水底雷”的基本构造:“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大致意思就是用整块的木头做一个箱子,里面塞上火药,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油灰填满,用绳索连接操作人员和木箱,木箱下方用铁锚作衬,以保持在水中平衡。这是世界上关于水雷技术构造的最早书面记载。
鉴于“水底雷”良好的作战效果和抗击倭寇的长期战争需要,一线的明朝水师将领开始对“水底雷”进行研究并改进。明万历18年(公元1590年),由军事家施永图纂辑的《心略》一书的《心略武备火攻卷》中记载了“水底雷”的改进型——“水底龙王炮”的基本构造:用牛尿泡做雷壳,以保持水密,内装黑火药,以香点火作引信。牛尿泡联接在浮于水面的木板和雁翅下面,用雁翅管和羊肠给香火通气,无论木板随波浪上下,水也不能灌入,保证香能正常燃烧。牛尿泡下坠有一定重量的石块,使得它受力平衡并保持重心稳定,以保持漂流时的平稳,不至翻覆失效。九年后,有“天下将才第一”之称的军事家王鸣鹤又发明了以绳索为碰线引信的“水底鸣雷”,并记录于《火攻问答》一书中,1621年又将其改进为触线漂雷。在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中,将这种触线漂雷命名为“混江龙”,是世界上最早的触发漂雷。
不难发现,我国对水雷的研究和使用应该早于1549年,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距今已近500年。可以肯定地说,水雷是饱含中国智慧的古老兵器,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民用“智慧嫁接”的钥匙为全世界开启了一扇全新的海战大门。
“沉睡”的东方漂雷在西方“觉醒”
尽管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就已经研制出了水雷,但当时明朝已进入快速衰败的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水雷主要由作战需求强烈的爱国武将自行研发使用,并未受主政者的重视。随着明朝的覆亡,这种刚刚萌芽并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新式武器在中国军事史上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沉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著名官商潘仕成编撰的《水雷图说》中记载,潘仕成在广州督办战船期间,竟然出资延聘美国军官壬雷斯指导研制水雷。就像最先发明黑火药的我国却在冷热兵器时代的更替中远远落后一样,许多新式兵器和军事技术的发明者往往不是发扬光大者。
西方最早使用水雷作战是在1769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当时俄国工兵初次尝试使用漂雷,炸毁了土耳其通向杜那依的浮桥。但西方水雷成名却是于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美国发明家大卫·布什内尔设计出西方第一颗水雷,并将其命名为“鱼雷”。同年8月他把目标对准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纵帆船——英国的“西勃拉斯”号。出人意料的是,这枚刚从实验室出来的“鱼雷”还没有撞上“西勃拉斯”号,就被船上的英国士兵发现,并派人将这个陌生的东西拖上了一艘小艇。然而,“鱼雷”的突然爆炸不仅炸死了3名英军士兵,而且也让神气的“西勃拉斯”号永远留在了河底。实际上,这种“鱼雷”的基本原理和构造与229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军民发明的“水底地雷”大体相同,只是容器变成了啤酒桶。正是这一独特的外观使2年后的一场普通战役获得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小桶战争”。1778年1月7日,华盛顿率领部队使用上述“鱼雷”攻击停靠在费城特拉瓦河口的英国军舰。然而,由于英国军舰事先为了躲避河水结冰而改变了停靠点,所以顺流而下的小桶水雷并未对英国军舰造成任何伤害,但这种新奇的武器和全新的作战方式却使水雷名声大噪。
1805年,普鲁士人与奥地利人都在战争中小规模的使用了水雷。到了第九次俄土战争,沙皇俄国使用水雷作为主要的港口防御武器,将水雷彻底带入了欧洲。同一时期在北美大陆爆发的南北内战也使用了水雷。其中,南方联邦发明的“歌手”水雷大放异彩,炸沉了包括“海军准将琼斯”号在内的多艘北军战舰。在整个战争期间,南方联邦所布的水雷共造成北方政府军41艘舰艇受损或沉没,而被火炮击沉的舰艇只有9艘。强大的攻击力和诡异的攻击方式使水雷在西方“觉醒”后迅速完成了由内河向海洋的扩散。
小桶引发的海战革命
如果说在“小桶战争”爆发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水雷还是指挥官精打细算的奢侈“杀手锏”,那么在迈入第二十个新世纪的前夜,特别是欧洲大陆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烈性炸药、雷管等多种新技术和新武器的出现使水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粗糙简易的小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流淌着浓厚工业血液的制式水雷,而它们慢慢成为了比肩舰炮的重要海战武器。
日俄战争中,双方共有16艘军舰被水雷炸沉,其中日本11艘,俄国5艘。一战中,交战各方共布设31万枚水雷,炸沉排水量600吨以上的水面舰艇148艘(占水面舰艇失事总数约27%)、潜艇54艘(占失事潜艇总数约20%)、商船586艘,总约122万吨。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项“海战吉尼斯纪录”。1918年5月,为了应对德国海军的威胁,英美联军在宽250海里、水深124~199米的设得兰群岛和挪威西南角之间布设了海战史上最大的水雷阵,史称“北海大障碍”。布设行动耗时半年,使用了7万枚各式水雷,雷阵长度达到令人惊讶的230千米。
水雷在二战时期达到了使用巅峰,交战各方共布设了约100万枚水雷,炸沉各类舰船3 700余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先后制造了“海甲”、“海乙”、“海丙”等14型水雷,全部部署在长江流域。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日军总共被击沉击伤的321艘次舰船中,绝大多数是被水雷所伤。二战后,面对日益现代化的舰艇,水雷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元山登陆战因为清扫港口外的水雷不得不推迟计划8天,越南战争中的“卡德”号轻型航母被水雷炸沉,几乎每一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水雷的身影出现。
如今,尽管海战武器正在发生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水雷已成为海战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谁能想到,当年顺流而下的小小木桶却引发了海战的巨大革命。
无法拒绝的“高性价比”诱惑
从使用者的角度分析,水雷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迅速扩散而成为主要的海战武器之一,并经久不衰地活跃在战争舞台上,除了技术原理简单、易于掌握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其极高的性价比。与技术含量高、价格昂贵的反舰导弹不同,水雷的价格要便宜许多,例如一枚“鱼叉”反舰导弹单价大约120万美元,而一枚最先进的水雷价格只有十几万美元。低廉的价格允许使用国进行高密度的撒布,使攻击成功率大幅提升,从而实现极高的作战交换比。对于这一点,战后经历局部战争最多的美国人拥有绝对的发言权。
1988年4月14日凌晨,美海军新部署的“罗伯茨”号导弹护卫舰(FFG-58)在海湾为油轮护航时被一枚漂浮在昏暗海面下的M-08式水雷“碰瓷”。这型水雷最初是1908年由俄国研制并生产的,在“罗伯茨”号1984年下水时,它的技术原理已经存在了76年。然而就是这枚仅仅价值1 500美元的老古董,却给满身现代化的“罗伯茨”号造成了近1亿美元的损失。当然,美国人的惨痛记忆显然不仅于此。海湾战争中,仅拥有70艘舰船的伊拉克海军在强大的联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几乎全军覆没的伊海军却用几枚不起眼的老式水雷,取得了“飞鱼”反舰导弹等各种先进武器都没能取得的巨大战果。最经典的当属两次“世纪碰撞”:一枚造价仅1万美元的老式意大利制“曼塔”沉底雷给“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开了一张标价2 400万美元的维修单”。而一枚更加古老的LUGM-145触发式锚雷则用二千分之一的效费比给“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好好上了一课。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中,美海军共有18艘舰艇受损,其中14艘是由水雷所造成。据粗略统计,水雷击沉每吨位舰船的成本只有6美元,而潜艇则需要55美元。
几十年来,美国人用无数惨痛的教训向全世界展示了水雷的“高性价比”。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它同化学武器一样喻为“穷国的原子弹”。所以,现实中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拒绝一款如此“高性价比”的武器。无论是美国这样拥有绝对制海权的超级大国,还是巴基斯坦这样海空装备体系尚存缺陷的不发达国家,水雷永远都是国家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战术级能力蕴含战略级价值
“高性价比”的优势让水雷在海战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不过,如果仅仅看到费用这个层面,那么水雷迟早会被更加廉价的装备所淘汰,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实际上,真正能够让水雷地位牢固的是其蕴含的战略价值——通过战术行动创造战略效果。
能够达成战略企图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在敌方港口大范围、高密度布设水雷,形成密集的水雷阵,切断敌方的海上补给,以围困对手的方式达成战略企图。在这点上,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二战后期,由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主持制定的代号为“饥饿战役”的对日作战行动。战役以水雷为主要武器,从1945年3月27日晚开始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结束,历时4个半月。在此期间,美军共出动了B-29“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1 528架次,布设水雷12 135枚,炸沉、炸伤日本各型舰船670艘,损伤总吨位计140万吨,相当于战役开始时日本舰船总吨位的75%。除军事效应外,“饥饿战役”还对日本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与战役开始前相比,战役结束时下关海峡的运输量下降了98%,濑户内海仅能通行帆船之类的小型船只,岛内输入物资量下降了90%,维持战争所需的石油、煤炭、矿石、粮食等战略物资的供应几近中断,各大军工企业真正实践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军在役的飞机、舰艇因为缺乏油料而停飞、停航。250万吨粮食堆积在朝鲜港口却无法运至岛内,日本国民的粮食配给降至底线,以至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流传着日本议员用红薯招待贵客的故事。战争资源的迅速枯竭和萦绕在国民心中的巨大恐慌,意味着日本列岛已被水雷“编织的索命长绳”勒住了咽喉,古老的水雷与新式的战略轰炸机在促使日本投降的战略目标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对此,美海军原研究局长L·M·亨特曾撰文说:“如果布雷战役早在如某些人主张的1945年初开始,那么许多人都会相信,不要轰炸长崎和广岛,战争就可能结束。”
能够形成战略威慑水雷一旦布设就能形成潜在的打击能力。试想,如果在航行中发现了一枚水雷,很可能意味着这片水域的下方都涌动着不安的因素,因为没人能保证这里只有一枚水雷,强烈的警示效应带来的是对继续前行的巨大慑止。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仅在海湾隐蔽布放了约百枚老式锚雷,却声称进行了“播种式”布雷,致使24万平方千米的海湾成了“最危险的海洋”,使船员谈雷色变,称霍尔木兹海峡为“死亡走廊”。海湾战争中,美军因先进军舰受到伊拉克海军水雷打击而造成心理上的巨大震慑,这种心理恐慌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成功地阻止了美军的登陆作战行动,聚集在海湾的近2万名美海军陆战队员不敢越雷池一步。况且,水雷的有效期一般可达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威慑效应是长期存在的。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潜艇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港口外仅布设了8枚水雷,以色列的船只触发了其中的1枚水雷后,其它船只便再也不敢进出该港,港口一直关闭到战争结束。美国国防部认为:“水雷是一种以心理威慑为主,而不是以实际的破坏为基本职能的武器。”“水雷的威胁作用与其说作用在舰船上,不如说作用在人们的心理上。”
能够夺取战略主动在海上作战中,使用水雷对局部作战方向实施封控,以谋求战略主动是常见手段。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于1972年5月9日开始对越南北方沿海港口、河道进行大规模的布雷封锁,到12月底,历时8个月,共布水雷11 000枚,构成43个雷区。在此期间,越南被水雷毁伤的各种舰船70余艘,美军在没有遭受任何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使越南水上交通陷入瘫痪,掌握了战略主动权。1970年和1973年,埃及海军为使本国沿海一带免遭以色列海军的侵扰,在通往塞得港和代米耶塔港的航道上布设了大量水雷障碍,阻断了许多沿岸海区和苏伊士运河的水上交通,使阿拉伯联军在战争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态势。如果不是沙龙的灵光乍现和美国的介入,或许以色列就不是现在的以色列了。另外,从战争法的角度分析,水雷封控比舰艇封控更加有利,特别是一般被封控海域都是国际航运最为繁忙的必经之路,水雷封控可有效避免或减少军事行动中的涉外事件,有利于保持政治、外交上的主动。对水雷的战略价值有充分认识并且实践经验丰富的美军,把“在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峡和港口布放水雷”列为其海军9项战略任务之一,足见水雷在夺取战略主动权上的重要作用。
奇迹背后是孤寂与高冷
凭借区区战术级能力却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创造战略奇迹,这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同为水下重要武器的鱼雷和深水炸弹。实际上,水雷这种以小博大的“非对称”优势并非偶然,而是与自身的战术特点紧密相关。
与鱼雷和深水炸弹相比,一方面,水雷的作战形式与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水雷是在作战海域预置,通过敌方舰艇触发进行攻击,而鱼雷和深水炸弹则是在发现并确定目标后实时发射。那么,水雷这种在海下常年“孤寂”待机的作战形式决定了其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从历史上看,战场上的出其不意往往能够收获远高于付出的回报。另一方面,水雷比两者拥有更加完整的作战链路。显然,水雷不是一类简单的弹药,而是一套独立的武器系统,一旦布设就将依靠自身识别和攻击目标。在技术尚不发达的早期,水雷经常连己方舰艇也一刀切,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和太平洋战场上都发生过水雷误伤友军的事件。尽管技术进步使水雷的自主能力越来越强,但误伤事件仍然屡见不鲜,也正是这种“六亲不认”的性格使水雷显得如此“高冷”。相反,鱼雷和深水炸弹仅是一种完成作战链路末端环节的进攻弹药,在前期的目标选定上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工作业。不难发现,水雷这种“高冷”的性格也是造成其“理论上被重视、实际中易被忽视”,并且发展速度和程度不及鱼雷的主要原因。
“所有的选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句饱含哲理的文字用在水雷身上再合适不过。水雷选择了创造奇迹,那么就要忍受冰冷海水下的孤寂和不为人知的高冷。
恢恢雷网笼罩水世界
如果说水雷独特的战术特点是创造战略奇迹的前提条件,那么其覆盖全水域的作战范围则是创造战略奇迹的基本保证。从水面的漂雷,到水中的锚雷,再到水底的沉底雷,技术的发展使水雷能够在水下构建层次分明、覆盖全域的立体攻防体系,具备同时对水面和水下目标的威慑和杀伤能力。对于没有扫雷能力的舰艇,特别是神出鬼没的潜艇而言,在不期而遇的立体雷障面前,直面惨淡的“艇生”或许是唯一选择。曾有专家指出:“潜艇在水雷面前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因为被动声呐似乎并不能有效地确定水雷位置,而且潜艇在反水雷措施上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对于反潜需求强烈的国家来说,水雷是有效弥补空中和水面反潜力量不足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冷战末期苏联海军重新启用水雷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新型攻击型核潜艇。在恢恢雷网笼罩的水世界中,既然连向来都穿梭自由的黑色“蛟龙”也要小心翼翼,那么,对于水中危机敏感度更低的水面舰艇来说,可能真的会寸步难行。
[名词释义]
漂雷指布设于水面或水中一定深度呈漂行状态的水雷,主要用于打击中、小型水面舰船和破坏桥梁、水工建筑等,分为水面漂雷和水中定深漂雷。其中,水中定深漂雷又分为固定定深漂雷和自动定深漂雷。前者通过雷索与水面浮体结合,在固定水深处待机;后者通过内部结构自动调节浮力,始终在水中一定深度漂浮。漂雷是最早的水雷形式,如今威慑作用已大于实际意义,毕竟发现并清除一枚漂雷容易,但同时意味着这片海域的安全性需要全面排查。其优点是使用限制较少,缺点是受水流影响大,水雷位置难以控制。
锚雷指由雷锚和雷索将雷体系留在水中一定深度的水雷,由雷体、雷锚和连接件组成。它能够在从数米到2 000米的宽泛水深区间使用,定深可从0.25米到700米。由于雷索长度可以调整,因此其定深可根据目标类型、吃水大小和潜航深度进行设定,这点与深水炸弹较为相似。锚雷与漂雷的区别在于雷索的限制使其位置相对固定,因此锚雷具备对水下特定位置的封锁能力,一般用于封锁航道和重要海域。缺点是受布雷海区风浪、潮汐、水流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沉底雷指布设后沉于水底的水雷,由装药雷体、引信装置和布雷附件等构成。与漂雷和锚雷相比,沉底雷的隐蔽性更加突出,受水文条件影响较小。由于布设在水底,需要承受较大的水压,因此沉底雷在使用水深方面有一定限制。一般来说,打击水面舰船不超过50~ 90米,打击潜艇可达200~300米,通常布设于浅海处和近岸水域。
源于中国的“智慧嫁接”
虽说战争的需要是促进武器装备发展的首要因素,但如果没有人为的技术引导,或许长矛与盾牌的低水平之争仍会是当今战场的主旋律。显然,武器装备的冰冷外表下永远都徜徉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而对于水雷来说,则凝结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
水雷最初产生是由于明朝东南沿海军民抗击倭寇海上袭扰的需要,他们从地雷的原理中得到启示,发明了一种人工操纵、手动击发的“水底地雷”,虽称“水底”,但实际是一种漂浮在水中的木制炸药盒子。这种通过“智慧嫁接”而产生的新式兵器在实战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抗日援朝的壬辰战争中,明朝水师用“水底地雷”击沉了日本大型舰船一艘。
明嘉靖28年(公元1549年),“嘉靖三大家”、著名抗倭英雄唐荆川纂辑的《武编》一书的“火器”章详细记载了上述“水底雷”的基本构造:“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大致意思就是用整块的木头做一个箱子,里面塞上火药,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油灰填满,用绳索连接操作人员和木箱,木箱下方用铁锚作衬,以保持在水中平衡。这是世界上关于水雷技术构造的最早书面记载。
鉴于“水底雷”良好的作战效果和抗击倭寇的长期战争需要,一线的明朝水师将领开始对“水底雷”进行研究并改进。明万历18年(公元1590年),由军事家施永图纂辑的《心略》一书的《心略武备火攻卷》中记载了“水底雷”的改进型——“水底龙王炮”的基本构造:用牛尿泡做雷壳,以保持水密,内装黑火药,以香点火作引信。牛尿泡联接在浮于水面的木板和雁翅下面,用雁翅管和羊肠给香火通气,无论木板随波浪上下,水也不能灌入,保证香能正常燃烧。牛尿泡下坠有一定重量的石块,使得它受力平衡并保持重心稳定,以保持漂流时的平稳,不至翻覆失效。九年后,有“天下将才第一”之称的军事家王鸣鹤又发明了以绳索为碰线引信的“水底鸣雷”,并记录于《火攻问答》一书中,1621年又将其改进为触线漂雷。在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中,将这种触线漂雷命名为“混江龙”,是世界上最早的触发漂雷。
不难发现,我国对水雷的研究和使用应该早于1549年,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距今已近500年。可以肯定地说,水雷是饱含中国智慧的古老兵器,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民用“智慧嫁接”的钥匙为全世界开启了一扇全新的海战大门。
“沉睡”的东方漂雷在西方“觉醒”
尽管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就已经研制出了水雷,但当时明朝已进入快速衰败的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水雷主要由作战需求强烈的爱国武将自行研发使用,并未受主政者的重视。随着明朝的覆亡,这种刚刚萌芽并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新式武器在中国军事史上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沉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著名官商潘仕成编撰的《水雷图说》中记载,潘仕成在广州督办战船期间,竟然出资延聘美国军官壬雷斯指导研制水雷。就像最先发明黑火药的我国却在冷热兵器时代的更替中远远落后一样,许多新式兵器和军事技术的发明者往往不是发扬光大者。
西方最早使用水雷作战是在1769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当时俄国工兵初次尝试使用漂雷,炸毁了土耳其通向杜那依的浮桥。但西方水雷成名却是于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美国发明家大卫·布什内尔设计出西方第一颗水雷,并将其命名为“鱼雷”。同年8月他把目标对准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纵帆船——英国的“西勃拉斯”号。出人意料的是,这枚刚从实验室出来的“鱼雷”还没有撞上“西勃拉斯”号,就被船上的英国士兵发现,并派人将这个陌生的东西拖上了一艘小艇。然而,“鱼雷”的突然爆炸不仅炸死了3名英军士兵,而且也让神气的“西勃拉斯”号永远留在了河底。实际上,这种“鱼雷”的基本原理和构造与229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军民发明的“水底地雷”大体相同,只是容器变成了啤酒桶。正是这一独特的外观使2年后的一场普通战役获得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小桶战争”。1778年1月7日,华盛顿率领部队使用上述“鱼雷”攻击停靠在费城特拉瓦河口的英国军舰。然而,由于英国军舰事先为了躲避河水结冰而改变了停靠点,所以顺流而下的小桶水雷并未对英国军舰造成任何伤害,但这种新奇的武器和全新的作战方式却使水雷名声大噪。
1805年,普鲁士人与奥地利人都在战争中小规模的使用了水雷。到了第九次俄土战争,沙皇俄国使用水雷作为主要的港口防御武器,将水雷彻底带入了欧洲。同一时期在北美大陆爆发的南北内战也使用了水雷。其中,南方联邦发明的“歌手”水雷大放异彩,炸沉了包括“海军准将琼斯”号在内的多艘北军战舰。在整个战争期间,南方联邦所布的水雷共造成北方政府军41艘舰艇受损或沉没,而被火炮击沉的舰艇只有9艘。强大的攻击力和诡异的攻击方式使水雷在西方“觉醒”后迅速完成了由内河向海洋的扩散。
小桶引发的海战革命
如果说在“小桶战争”爆发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水雷还是指挥官精打细算的奢侈“杀手锏”,那么在迈入第二十个新世纪的前夜,特别是欧洲大陆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烈性炸药、雷管等多种新技术和新武器的出现使水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粗糙简易的小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流淌着浓厚工业血液的制式水雷,而它们慢慢成为了比肩舰炮的重要海战武器。
日俄战争中,双方共有16艘军舰被水雷炸沉,其中日本11艘,俄国5艘。一战中,交战各方共布设31万枚水雷,炸沉排水量600吨以上的水面舰艇148艘(占水面舰艇失事总数约27%)、潜艇54艘(占失事潜艇总数约20%)、商船586艘,总约122万吨。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项“海战吉尼斯纪录”。1918年5月,为了应对德国海军的威胁,英美联军在宽250海里、水深124~199米的设得兰群岛和挪威西南角之间布设了海战史上最大的水雷阵,史称“北海大障碍”。布设行动耗时半年,使用了7万枚各式水雷,雷阵长度达到令人惊讶的230千米。
水雷在二战时期达到了使用巅峰,交战各方共布设了约100万枚水雷,炸沉各类舰船3 700余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先后制造了“海甲”、“海乙”、“海丙”等14型水雷,全部部署在长江流域。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日军总共被击沉击伤的321艘次舰船中,绝大多数是被水雷所伤。二战后,面对日益现代化的舰艇,水雷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元山登陆战因为清扫港口外的水雷不得不推迟计划8天,越南战争中的“卡德”号轻型航母被水雷炸沉,几乎每一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水雷的身影出现。
如今,尽管海战武器正在发生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水雷已成为海战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谁能想到,当年顺流而下的小小木桶却引发了海战的巨大革命。
无法拒绝的“高性价比”诱惑
从使用者的角度分析,水雷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迅速扩散而成为主要的海战武器之一,并经久不衰地活跃在战争舞台上,除了技术原理简单、易于掌握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其极高的性价比。与技术含量高、价格昂贵的反舰导弹不同,水雷的价格要便宜许多,例如一枚“鱼叉”反舰导弹单价大约120万美元,而一枚最先进的水雷价格只有十几万美元。低廉的价格允许使用国进行高密度的撒布,使攻击成功率大幅提升,从而实现极高的作战交换比。对于这一点,战后经历局部战争最多的美国人拥有绝对的发言权。
1988年4月14日凌晨,美海军新部署的“罗伯茨”号导弹护卫舰(FFG-58)在海湾为油轮护航时被一枚漂浮在昏暗海面下的M-08式水雷“碰瓷”。这型水雷最初是1908年由俄国研制并生产的,在“罗伯茨”号1984年下水时,它的技术原理已经存在了76年。然而就是这枚仅仅价值1 500美元的老古董,却给满身现代化的“罗伯茨”号造成了近1亿美元的损失。当然,美国人的惨痛记忆显然不仅于此。海湾战争中,仅拥有70艘舰船的伊拉克海军在强大的联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几乎全军覆没的伊海军却用几枚不起眼的老式水雷,取得了“飞鱼”反舰导弹等各种先进武器都没能取得的巨大战果。最经典的当属两次“世纪碰撞”:一枚造价仅1万美元的老式意大利制“曼塔”沉底雷给“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开了一张标价2 400万美元的维修单”。而一枚更加古老的LUGM-145触发式锚雷则用二千分之一的效费比给“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好好上了一课。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中,美海军共有18艘舰艇受损,其中14艘是由水雷所造成。据粗略统计,水雷击沉每吨位舰船的成本只有6美元,而潜艇则需要55美元。
几十年来,美国人用无数惨痛的教训向全世界展示了水雷的“高性价比”。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它同化学武器一样喻为“穷国的原子弹”。所以,现实中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拒绝一款如此“高性价比”的武器。无论是美国这样拥有绝对制海权的超级大国,还是巴基斯坦这样海空装备体系尚存缺陷的不发达国家,水雷永远都是国家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战术级能力蕴含战略级价值
“高性价比”的优势让水雷在海战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不过,如果仅仅看到费用这个层面,那么水雷迟早会被更加廉价的装备所淘汰,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实际上,真正能够让水雷地位牢固的是其蕴含的战略价值——通过战术行动创造战略效果。
能够达成战略企图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在敌方港口大范围、高密度布设水雷,形成密集的水雷阵,切断敌方的海上补给,以围困对手的方式达成战略企图。在这点上,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二战后期,由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主持制定的代号为“饥饿战役”的对日作战行动。战役以水雷为主要武器,从1945年3月27日晚开始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结束,历时4个半月。在此期间,美军共出动了B-29“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1 528架次,布设水雷12 135枚,炸沉、炸伤日本各型舰船670艘,损伤总吨位计140万吨,相当于战役开始时日本舰船总吨位的75%。除军事效应外,“饥饿战役”还对日本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与战役开始前相比,战役结束时下关海峡的运输量下降了98%,濑户内海仅能通行帆船之类的小型船只,岛内输入物资量下降了90%,维持战争所需的石油、煤炭、矿石、粮食等战略物资的供应几近中断,各大军工企业真正实践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军在役的飞机、舰艇因为缺乏油料而停飞、停航。250万吨粮食堆积在朝鲜港口却无法运至岛内,日本国民的粮食配给降至底线,以至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流传着日本议员用红薯招待贵客的故事。战争资源的迅速枯竭和萦绕在国民心中的巨大恐慌,意味着日本列岛已被水雷“编织的索命长绳”勒住了咽喉,古老的水雷与新式的战略轰炸机在促使日本投降的战略目标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对此,美海军原研究局长L·M·亨特曾撰文说:“如果布雷战役早在如某些人主张的1945年初开始,那么许多人都会相信,不要轰炸长崎和广岛,战争就可能结束。”
能够形成战略威慑水雷一旦布设就能形成潜在的打击能力。试想,如果在航行中发现了一枚水雷,很可能意味着这片水域的下方都涌动着不安的因素,因为没人能保证这里只有一枚水雷,强烈的警示效应带来的是对继续前行的巨大慑止。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仅在海湾隐蔽布放了约百枚老式锚雷,却声称进行了“播种式”布雷,致使24万平方千米的海湾成了“最危险的海洋”,使船员谈雷色变,称霍尔木兹海峡为“死亡走廊”。海湾战争中,美军因先进军舰受到伊拉克海军水雷打击而造成心理上的巨大震慑,这种心理恐慌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成功地阻止了美军的登陆作战行动,聚集在海湾的近2万名美海军陆战队员不敢越雷池一步。况且,水雷的有效期一般可达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威慑效应是长期存在的。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潜艇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港口外仅布设了8枚水雷,以色列的船只触发了其中的1枚水雷后,其它船只便再也不敢进出该港,港口一直关闭到战争结束。美国国防部认为:“水雷是一种以心理威慑为主,而不是以实际的破坏为基本职能的武器。”“水雷的威胁作用与其说作用在舰船上,不如说作用在人们的心理上。”
能够夺取战略主动在海上作战中,使用水雷对局部作战方向实施封控,以谋求战略主动是常见手段。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于1972年5月9日开始对越南北方沿海港口、河道进行大规模的布雷封锁,到12月底,历时8个月,共布水雷11 000枚,构成43个雷区。在此期间,越南被水雷毁伤的各种舰船70余艘,美军在没有遭受任何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使越南水上交通陷入瘫痪,掌握了战略主动权。1970年和1973年,埃及海军为使本国沿海一带免遭以色列海军的侵扰,在通往塞得港和代米耶塔港的航道上布设了大量水雷障碍,阻断了许多沿岸海区和苏伊士运河的水上交通,使阿拉伯联军在战争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态势。如果不是沙龙的灵光乍现和美国的介入,或许以色列就不是现在的以色列了。另外,从战争法的角度分析,水雷封控比舰艇封控更加有利,特别是一般被封控海域都是国际航运最为繁忙的必经之路,水雷封控可有效避免或减少军事行动中的涉外事件,有利于保持政治、外交上的主动。对水雷的战略价值有充分认识并且实践经验丰富的美军,把“在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峡和港口布放水雷”列为其海军9项战略任务之一,足见水雷在夺取战略主动权上的重要作用。
奇迹背后是孤寂与高冷
凭借区区战术级能力却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创造战略奇迹,这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同为水下重要武器的鱼雷和深水炸弹。实际上,水雷这种以小博大的“非对称”优势并非偶然,而是与自身的战术特点紧密相关。
与鱼雷和深水炸弹相比,一方面,水雷的作战形式与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水雷是在作战海域预置,通过敌方舰艇触发进行攻击,而鱼雷和深水炸弹则是在发现并确定目标后实时发射。那么,水雷这种在海下常年“孤寂”待机的作战形式决定了其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从历史上看,战场上的出其不意往往能够收获远高于付出的回报。另一方面,水雷比两者拥有更加完整的作战链路。显然,水雷不是一类简单的弹药,而是一套独立的武器系统,一旦布设就将依靠自身识别和攻击目标。在技术尚不发达的早期,水雷经常连己方舰艇也一刀切,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和太平洋战场上都发生过水雷误伤友军的事件。尽管技术进步使水雷的自主能力越来越强,但误伤事件仍然屡见不鲜,也正是这种“六亲不认”的性格使水雷显得如此“高冷”。相反,鱼雷和深水炸弹仅是一种完成作战链路末端环节的进攻弹药,在前期的目标选定上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工作业。不难发现,水雷这种“高冷”的性格也是造成其“理论上被重视、实际中易被忽视”,并且发展速度和程度不及鱼雷的主要原因。
“所有的选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句饱含哲理的文字用在水雷身上再合适不过。水雷选择了创造奇迹,那么就要忍受冰冷海水下的孤寂和不为人知的高冷。
恢恢雷网笼罩水世界
如果说水雷独特的战术特点是创造战略奇迹的前提条件,那么其覆盖全水域的作战范围则是创造战略奇迹的基本保证。从水面的漂雷,到水中的锚雷,再到水底的沉底雷,技术的发展使水雷能够在水下构建层次分明、覆盖全域的立体攻防体系,具备同时对水面和水下目标的威慑和杀伤能力。对于没有扫雷能力的舰艇,特别是神出鬼没的潜艇而言,在不期而遇的立体雷障面前,直面惨淡的“艇生”或许是唯一选择。曾有专家指出:“潜艇在水雷面前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因为被动声呐似乎并不能有效地确定水雷位置,而且潜艇在反水雷措施上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对于反潜需求强烈的国家来说,水雷是有效弥补空中和水面反潜力量不足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冷战末期苏联海军重新启用水雷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新型攻击型核潜艇。在恢恢雷网笼罩的水世界中,既然连向来都穿梭自由的黑色“蛟龙”也要小心翼翼,那么,对于水中危机敏感度更低的水面舰艇来说,可能真的会寸步难行。
[名词释义]
漂雷指布设于水面或水中一定深度呈漂行状态的水雷,主要用于打击中、小型水面舰船和破坏桥梁、水工建筑等,分为水面漂雷和水中定深漂雷。其中,水中定深漂雷又分为固定定深漂雷和自动定深漂雷。前者通过雷索与水面浮体结合,在固定水深处待机;后者通过内部结构自动调节浮力,始终在水中一定深度漂浮。漂雷是最早的水雷形式,如今威慑作用已大于实际意义,毕竟发现并清除一枚漂雷容易,但同时意味着这片海域的安全性需要全面排查。其优点是使用限制较少,缺点是受水流影响大,水雷位置难以控制。
锚雷指由雷锚和雷索将雷体系留在水中一定深度的水雷,由雷体、雷锚和连接件组成。它能够在从数米到2 000米的宽泛水深区间使用,定深可从0.25米到700米。由于雷索长度可以调整,因此其定深可根据目标类型、吃水大小和潜航深度进行设定,这点与深水炸弹较为相似。锚雷与漂雷的区别在于雷索的限制使其位置相对固定,因此锚雷具备对水下特定位置的封锁能力,一般用于封锁航道和重要海域。缺点是受布雷海区风浪、潮汐、水流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沉底雷指布设后沉于水底的水雷,由装药雷体、引信装置和布雷附件等构成。与漂雷和锚雷相比,沉底雷的隐蔽性更加突出,受水文条件影响较小。由于布设在水底,需要承受较大的水压,因此沉底雷在使用水深方面有一定限制。一般来说,打击水面舰船不超过50~ 90米,打击潜艇可达200~300米,通常布设于浅海处和近岸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