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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5日下午，为期三天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经过紧张而有序的会议研讨后，在本届会议的东道主——西安音乐学院和下届会议的承办者——华中师范大学热烈而隆重的会标、会旗交接中落下了帷幕。本次大会是自学会成立第二个30年的第一届会议，彰显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三大精神——建设精神、开放精神、反思精神。为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客观而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又一次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会议的总体特点
本次会议是在紧凑、热烈、充实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体现出如下特点：
1.论域宽泛、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会议共设四个分会场，十个发言单元，有一百四十余位代表在发言中涉及了黄河流域音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戏曲音乐与戏曲艺术、古琴音乐文化、民族音乐创作、中外音乐交流等研究领域。
2.会议发言呈现出多视阈、多层面、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新气象。区域中的音乐文化问题、乐种个案研究问题、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问题占据着较大比重，贴合了本次会议的预设主题。但也不乏新的突破，如云南边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境内外交流、民间信仰中的仪式音乐问题，甚至包括传统音乐与民间巫术、民间医疗等以往较少被关注的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当代民族音乐创作自然也在被热议的范围中。
3.参会代表的年龄跨度大。就发言者的身份来看，最年长者八十有余，最年轻者为本科在读三年级学生，且有近半者为各院校在读的硕士、博士生，显示出学科队伍结构的较大跨度和丰富的层次性。
4.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比重得到加强。除了围绕黄河流域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外，诸多研究还涉及到鄂温克族、蒙古族、彝族、壮族、黎族、土家族、畲族、基诺族、哈尼族、布朗族、傣族、维族、藏族、苗族、侗族、摩梭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问题。
5.专题研究小组的集体攻关、新的学术合作模式介入，无论是在研究深度的推进抑或在学术新人学术能力的锻炼与养成上都具有积极意义。
6.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彰显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国经验”。从发言来看，许多代表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及个案调查上。诚如乔建中会长所说：“大家的研究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以自己的田野考察为基础，以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特质为依据，以继承本学科的学术传统、探索有关学理本土化为原则，作观念、方法及方法论的选择和吸收，通过一次次田野、一个个个案、一项项成果不断地加以推进。”①
二、谋区域音乐研究之路②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拓展中，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不仅连续召开会议，而且引领着许多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与以往研究相比，显著的变化是，音乐界已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有意识地学习和汲取相同文化研究视阈中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无论是在视野上、方法上都获得了不少拓展，对于提高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意识和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在本次会议的主要研究主题——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新视野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有关黄河流域作为一个音乐文化的区域概念，研究中既涉及到该区域的音乐文化生态情况，也涉及到该区域内的乐种、乐事、乐象、乐人以及与之共生的各方面关系。尽管从本次会议的发言情况看，尚未涉及到问题的所有方面，但仍以近四十人的发言规模引人瞩目。如王洪军的《先秦黄河长江流域音乐文化交流探析》，以音乐文化区域的相互交流影响为起点，在古代音乐史料的钩沉索辑基础上，描绘出先秦时期黄河长江流域的音乐文化交流情况。樊家城的《黄土高原地区民歌生存与传承》，从黄土高原地区歌种形态、流传方式、分布地域、地貌特征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调查透视、观察思索，对民歌的保存、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毛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史前“乐器”考》，通过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乐器之梳理分析，认为该领域史前主要乐器有石、土、竹三类九种，其中黄河中游八种、下游六种。李宝杰的《陕西民俗音乐文化的区域性比较与分析——以闹秧歌、闹社火为例》，建基于自然、历史地理条件上，对秧歌、社火在不同亚区环境中的人文变异及其艺术表现进行了比较，展现出该艺术品种在形态、风格特点形成上与自然环境、民俗生态的依附关系。
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紧密相关的主题是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非遗”保护的本质是维护人类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面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冲击、消费文化的撕扯，“非遗”保护项目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如何在夹缝中求得一条生路？如何更深入地关注其传统理念和人文价值？如何给予其真正有效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看法。如乔建中题为《“原生态”民歌的舞台化与“非遗”保护》的发言，讨论了中国民歌“舞台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舞台化”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及其与我们今天保护非遗的关系。通过对“原生态”民歌的民俗本质解读，就如何协调“舞台化”与“非遗”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台湾学者吕锤宽的《论艺术性传统音乐的特征：以台湾的南管音乐为对象之分析》，以台湾的南管乐为例，分析了区别于民俗性、仪式性的传统音乐的艺术性问题，介绍了台湾南管现在的保护与传承情况。杨玉成的《城镇化与蒙古族音乐生活的变迁——以内蒙古锡林郭勒为例》，就草原牧区音乐生活的城镇化现象，结合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脱离语境的传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杨曦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理探索》，强调了非遗保护过程中学术界的独立性问题。认为学术机构不同于政府部门，其出发点和合法的立足点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合理的学术方法是学术机构介入非遗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基础。陈志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实证研究——以南音为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为框架性规定，以现有行政区划为格局的公法属性保护机制无法适应保护文化区域内的流动性民间文学艺术，构建符合民间文学艺术权司法属性的跨行政区划权利运行机制是权利得以落实的保障。 传统音乐研究需要新的视角和方法，唯此才可能有所突破。樊祖荫的《乐种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在对已有区域音乐研究归纳总结出四种类型的基础上，认为乐种研究处于基础性地位，对抽象区域音乐的风格色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周耘的《土家族民俗音乐现状》，全面分析描述了跳丧鼓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音乐特征，重点探讨了当下急速的经济全球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引起的跳丧鼓的变迁及未来预测。王耀华的《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人口迁徙》，认为在中国音乐体系的各民族、各地域传统音乐中，旋律音调结构与典型性腔音列紧相关联。在对各民族传统音乐旋律音调结构的分析中，可以追寻各民族的渊源及其流变，以及各民族内部由于人口迁徙而引起的旋律音调结构的变异。徐天祥的《“风搅雪”音乐现象研究》，把“风搅雪”概念放开来看，从民间俗语到社会生活运用，再联系到民间音乐中的广泛存在，对“风搅雪”的含义、称谓以及运用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词义概念归位。
三、促多元共处和谐篇章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一个论域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尽管本次会议预设有基本研讨主题，但研究与发言中的多样性、超越性，依然构成了本次会议多元共处的热闹局面，如音乐与科技问题、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问题、戏曲音乐与戏曲艺术研究问题、音乐生态问题、民族音乐创作问题以及古琴音乐文化研究问题，许多发言者都有涉猎，其中不乏精彩之论。
人类文明史上，科技的突破往往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文化的变革，科技与音乐的结合促进音乐发展的事实不在少数，而科技的发展对传统音乐研究的意义同样重大。向文的《湖北田歌结构的地理分布——GIS应用于音乐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将湖北田歌的形态学研究与地理学界的GIS（地理信息系统）结合起来，即把湖北田歌的结构分析结果用GIS生成地图，直观地呈现了湖北田歌的地理分布状况。曾凡忠的《用网络传播古琴艺术》，认为网络是古琴艺术传播与传承的新动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将使古琴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而以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为主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其研究指向是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关性。他的《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南传佛教仪式音声展]及形态特征的初步考察与比较研究》，反映了各国南传佛教中的巴利语经腔与本土语经腔之间构成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或宗教（或仪式）性“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结构性对比态势，并认为它是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从系统结构划分的主要依据。黄凌飞的《中缅边境傣泰民族仪式音乐中文化身份的重构》，通过西双版纳德宏与缅甸毗邻区域傣泰民族佛教仪式音乐的比较考察，认为族群文化身份具有弹性包容特点，趋向于流动而多元的状态。
戏曲音乐与戏曲艺术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一个积淀深厚的传统音乐研究视阈。蔡际洲的《当代戏曲音乐研究概观》，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的1950—2011年间戏曲研究文章，总结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钱茸的《〈唱词音声析〉理念及“双六选点”调整中的思考》，旨在探讨语言在地域性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往常说“音乐受语言影响”，但前提是这个“语言”指的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楚。薛蕾的《南京白局传承的“主体群落”建构与互动》中，作者认为在传承中，传承人是主体，该主体除了]员、艺人外，还包括研究该音乐的学者和欣赏的观众。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存在的“主体群落”，主体群落的壮大与互动，才是南京白局有效传承的保证。
音乐生态学所关注的是音乐对象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仰仗的各种条件，所谓“生态”既包括音乐的物质构成层面，也包括音乐的文化精神层面和社会影响层面。黄婉的《音乐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基诺族“特懋克”节》，从原生层、改编层、创编层来阐述本地区传统音乐文化的多重文化生态层级。胡斌的《绿色沙漠中的歌与舞——谈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下的民族音乐发展与保护》，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多重关联中，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下的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保护进行了思考。吴艳的《通过田野聆听三代人的音乐对话——云南景洪地区音乐文化生态考察》，运用“生态链”思路，考察音乐文化生态的]变，洞悉不同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下音乐文化功能的]化。
民族音乐创作问题是传统音乐发展的持续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音乐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然而，时代在进步，音乐创作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现今的民乐创作如何呈现新时代的风貌，如何协调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不断地创新民族音乐创作方式等，是众学者所关注的。郭树荟的《新传统主义流变中的中国器乐音乐》，从新传统主义理念视角给予中国器乐音乐新的解读。方博的《民族声乐在学院传承力的观念与创作空间》，以叶国辉改编的三首民歌声乐作品为例，认为作曲家创作中如何凸显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度”，是民歌在现代社会中变化的重要因素。
古琴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渊源深厚，是传统文人精神的象征和文人雅集意趣的显现。李村的《传统琴谱发展脉络简述》，分别从传统琴谱形成与发展、传统琴谱结构、传统琴谱标注符号的梳理，勾勒了传统琴谱发展的脉络。李松兰的《考古学视角下东汉琴文化的区域性流布研究》，基于考古学视角，梳理了东汉琴文化的区域流布情况。李娟的《以身体实践观琴人琴乐风格——以成公亮为个案》，以最直接发出声响的琴人“操缦”行为方式来探讨琴人音乐风格。
四、总结与展望
第十七届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中，各位与会者以不同视角和方法对传统音乐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与阐释。或着[宏观，或个案剖析，或发疑问难，或古今互参……其发言与讨论热烈而深入。乔建中会长在闭幕式上总结认为：本届年会的有效组织和紧密运作，为今后继续办好各届年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本届年会多元的探讨彰显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建设精神、开放精神和反思精神。这是一次学会、学术、学人的精彩荟萃，必将对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建设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会议召开期间，东道主还专门组织与会代表观看了陕西地方戏秦腔《杨门女将》和世界非遗项目“西安鼓乐专场音乐会”，专门邀请了西安市长安区何家营民间鼓乐社与西安音乐学院鼓乐艺术团联袂献]，让代表们既领略了来自民间的淳朴乐韵，又感受了学院派音乐家在学习传统与弘扬传统上的执着与追求。
①引自乔建中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②综述内容参考了蔡际洲、杨曦帆、祁慧民等人在大会闭幕式上的分会场综述。
李宝杰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袁建军 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宁）
一、会议的总体特点
本次会议是在紧凑、热烈、充实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体现出如下特点：
1.论域宽泛、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会议共设四个分会场，十个发言单元，有一百四十余位代表在发言中涉及了黄河流域音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戏曲音乐与戏曲艺术、古琴音乐文化、民族音乐创作、中外音乐交流等研究领域。
2.会议发言呈现出多视阈、多层面、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新气象。区域中的音乐文化问题、乐种个案研究问题、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问题占据着较大比重，贴合了本次会议的预设主题。但也不乏新的突破，如云南边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境内外交流、民间信仰中的仪式音乐问题，甚至包括传统音乐与民间巫术、民间医疗等以往较少被关注的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当代民族音乐创作自然也在被热议的范围中。
3.参会代表的年龄跨度大。就发言者的身份来看，最年长者八十有余，最年轻者为本科在读三年级学生，且有近半者为各院校在读的硕士、博士生，显示出学科队伍结构的较大跨度和丰富的层次性。
4.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比重得到加强。除了围绕黄河流域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外，诸多研究还涉及到鄂温克族、蒙古族、彝族、壮族、黎族、土家族、畲族、基诺族、哈尼族、布朗族、傣族、维族、藏族、苗族、侗族、摩梭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问题。
5.专题研究小组的集体攻关、新的学术合作模式介入，无论是在研究深度的推进抑或在学术新人学术能力的锻炼与养成上都具有积极意义。
6.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彰显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国经验”。从发言来看，许多代表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及个案调查上。诚如乔建中会长所说：“大家的研究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以自己的田野考察为基础，以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特质为依据，以继承本学科的学术传统、探索有关学理本土化为原则，作观念、方法及方法论的选择和吸收，通过一次次田野、一个个个案、一项项成果不断地加以推进。”①
二、谋区域音乐研究之路②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拓展中，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不仅连续召开会议，而且引领着许多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与以往研究相比，显著的变化是，音乐界已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有意识地学习和汲取相同文化研究视阈中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无论是在视野上、方法上都获得了不少拓展，对于提高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意识和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在本次会议的主要研究主题——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新视野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有关黄河流域作为一个音乐文化的区域概念，研究中既涉及到该区域的音乐文化生态情况，也涉及到该区域内的乐种、乐事、乐象、乐人以及与之共生的各方面关系。尽管从本次会议的发言情况看，尚未涉及到问题的所有方面，但仍以近四十人的发言规模引人瞩目。如王洪军的《先秦黄河长江流域音乐文化交流探析》，以音乐文化区域的相互交流影响为起点，在古代音乐史料的钩沉索辑基础上，描绘出先秦时期黄河长江流域的音乐文化交流情况。樊家城的《黄土高原地区民歌生存与传承》，从黄土高原地区歌种形态、流传方式、分布地域、地貌特征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调查透视、观察思索，对民歌的保存、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毛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史前“乐器”考》，通过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乐器之梳理分析，认为该领域史前主要乐器有石、土、竹三类九种，其中黄河中游八种、下游六种。李宝杰的《陕西民俗音乐文化的区域性比较与分析——以闹秧歌、闹社火为例》，建基于自然、历史地理条件上，对秧歌、社火在不同亚区环境中的人文变异及其艺术表现进行了比较，展现出该艺术品种在形态、风格特点形成上与自然环境、民俗生态的依附关系。
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紧密相关的主题是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非遗”保护的本质是维护人类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面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冲击、消费文化的撕扯，“非遗”保护项目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如何在夹缝中求得一条生路？如何更深入地关注其传统理念和人文价值？如何给予其真正有效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看法。如乔建中题为《“原生态”民歌的舞台化与“非遗”保护》的发言，讨论了中国民歌“舞台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舞台化”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及其与我们今天保护非遗的关系。通过对“原生态”民歌的民俗本质解读，就如何协调“舞台化”与“非遗”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台湾学者吕锤宽的《论艺术性传统音乐的特征：以台湾的南管音乐为对象之分析》，以台湾的南管乐为例，分析了区别于民俗性、仪式性的传统音乐的艺术性问题，介绍了台湾南管现在的保护与传承情况。杨玉成的《城镇化与蒙古族音乐生活的变迁——以内蒙古锡林郭勒为例》，就草原牧区音乐生活的城镇化现象，结合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脱离语境的传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杨曦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理探索》，强调了非遗保护过程中学术界的独立性问题。认为学术机构不同于政府部门，其出发点和合法的立足点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合理的学术方法是学术机构介入非遗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基础。陈志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实证研究——以南音为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为框架性规定，以现有行政区划为格局的公法属性保护机制无法适应保护文化区域内的流动性民间文学艺术，构建符合民间文学艺术权司法属性的跨行政区划权利运行机制是权利得以落实的保障。 传统音乐研究需要新的视角和方法，唯此才可能有所突破。樊祖荫的《乐种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在对已有区域音乐研究归纳总结出四种类型的基础上，认为乐种研究处于基础性地位，对抽象区域音乐的风格色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周耘的《土家族民俗音乐现状》，全面分析描述了跳丧鼓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音乐特征，重点探讨了当下急速的经济全球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引起的跳丧鼓的变迁及未来预测。王耀华的《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人口迁徙》，认为在中国音乐体系的各民族、各地域传统音乐中，旋律音调结构与典型性腔音列紧相关联。在对各民族传统音乐旋律音调结构的分析中，可以追寻各民族的渊源及其流变，以及各民族内部由于人口迁徙而引起的旋律音调结构的变异。徐天祥的《“风搅雪”音乐现象研究》，把“风搅雪”概念放开来看，从民间俗语到社会生活运用，再联系到民间音乐中的广泛存在，对“风搅雪”的含义、称谓以及运用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词义概念归位。
三、促多元共处和谐篇章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一个论域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尽管本次会议预设有基本研讨主题，但研究与发言中的多样性、超越性，依然构成了本次会议多元共处的热闹局面，如音乐与科技问题、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问题、戏曲音乐与戏曲艺术研究问题、音乐生态问题、民族音乐创作问题以及古琴音乐文化研究问题，许多发言者都有涉猎，其中不乏精彩之论。
人类文明史上，科技的突破往往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文化的变革，科技与音乐的结合促进音乐发展的事实不在少数，而科技的发展对传统音乐研究的意义同样重大。向文的《湖北田歌结构的地理分布——GIS应用于音乐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将湖北田歌的形态学研究与地理学界的GIS（地理信息系统）结合起来，即把湖北田歌的结构分析结果用GIS生成地图，直观地呈现了湖北田歌的地理分布状况。曾凡忠的《用网络传播古琴艺术》，认为网络是古琴艺术传播与传承的新动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将使古琴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而以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为主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其研究指向是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关性。他的《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南传佛教仪式音声展]及形态特征的初步考察与比较研究》，反映了各国南传佛教中的巴利语经腔与本土语经腔之间构成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或宗教（或仪式）性“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结构性对比态势，并认为它是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从系统结构划分的主要依据。黄凌飞的《中缅边境傣泰民族仪式音乐中文化身份的重构》，通过西双版纳德宏与缅甸毗邻区域傣泰民族佛教仪式音乐的比较考察，认为族群文化身份具有弹性包容特点，趋向于流动而多元的状态。
戏曲音乐与戏曲艺术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一个积淀深厚的传统音乐研究视阈。蔡际洲的《当代戏曲音乐研究概观》，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的1950—2011年间戏曲研究文章，总结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钱茸的《〈唱词音声析〉理念及“双六选点”调整中的思考》，旨在探讨语言在地域性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往常说“音乐受语言影响”，但前提是这个“语言”指的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楚。薛蕾的《南京白局传承的“主体群落”建构与互动》中，作者认为在传承中，传承人是主体，该主体除了]员、艺人外，还包括研究该音乐的学者和欣赏的观众。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存在的“主体群落”，主体群落的壮大与互动，才是南京白局有效传承的保证。
音乐生态学所关注的是音乐对象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仰仗的各种条件，所谓“生态”既包括音乐的物质构成层面，也包括音乐的文化精神层面和社会影响层面。黄婉的《音乐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基诺族“特懋克”节》，从原生层、改编层、创编层来阐述本地区传统音乐文化的多重文化生态层级。胡斌的《绿色沙漠中的歌与舞——谈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下的民族音乐发展与保护》，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多重关联中，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下的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保护进行了思考。吴艳的《通过田野聆听三代人的音乐对话——云南景洪地区音乐文化生态考察》，运用“生态链”思路，考察音乐文化生态的]变，洞悉不同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下音乐文化功能的]化。
民族音乐创作问题是传统音乐发展的持续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音乐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然而，时代在进步，音乐创作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现今的民乐创作如何呈现新时代的风貌，如何协调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不断地创新民族音乐创作方式等，是众学者所关注的。郭树荟的《新传统主义流变中的中国器乐音乐》，从新传统主义理念视角给予中国器乐音乐新的解读。方博的《民族声乐在学院传承力的观念与创作空间》，以叶国辉改编的三首民歌声乐作品为例，认为作曲家创作中如何凸显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度”，是民歌在现代社会中变化的重要因素。
古琴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渊源深厚，是传统文人精神的象征和文人雅集意趣的显现。李村的《传统琴谱发展脉络简述》，分别从传统琴谱形成与发展、传统琴谱结构、传统琴谱标注符号的梳理，勾勒了传统琴谱发展的脉络。李松兰的《考古学视角下东汉琴文化的区域性流布研究》，基于考古学视角，梳理了东汉琴文化的区域流布情况。李娟的《以身体实践观琴人琴乐风格——以成公亮为个案》，以最直接发出声响的琴人“操缦”行为方式来探讨琴人音乐风格。
四、总结与展望
第十七届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中，各位与会者以不同视角和方法对传统音乐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与阐释。或着[宏观，或个案剖析，或发疑问难，或古今互参……其发言与讨论热烈而深入。乔建中会长在闭幕式上总结认为：本届年会的有效组织和紧密运作，为今后继续办好各届年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本届年会多元的探讨彰显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建设精神、开放精神和反思精神。这是一次学会、学术、学人的精彩荟萃，必将对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建设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会议召开期间，东道主还专门组织与会代表观看了陕西地方戏秦腔《杨门女将》和世界非遗项目“西安鼓乐专场音乐会”，专门邀请了西安市长安区何家营民间鼓乐社与西安音乐学院鼓乐艺术团联袂献]，让代表们既领略了来自民间的淳朴乐韵，又感受了学院派音乐家在学习传统与弘扬传统上的执着与追求。
①引自乔建中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②综述内容参考了蔡际洲、杨曦帆、祁慧民等人在大会闭幕式上的分会场综述。
李宝杰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袁建军 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