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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性的音乐节庆活动，我们每个人均不陌生，甚至许多的专业人士还曾经参与其中并深受由此而带来的惠泽。作为以听觉艺术为主，兼融视觉艺术、舞台艺术等因不同品类、不同视角而出现的不同称谓的艺术形式，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势必需要相当数量的舞台实践、相当数量的受众人群、相当数量的社会支持、以至于达到相当高的社会关注度。因此，社会性的音乐节庆活动在古今中外的社会生活中都是一道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也是促进并显示音乐艺术繁荣进步的重要形式。
作为当代中国的音乐从业者和学习者，我们所熟悉的具有一定历史传统的“上海之春”（1960）、“哈尔滨之夏”（1961）等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节庆已经久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新世纪以来新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1998）、“北京现代音乐节”（2004）等节庆活动也日益为大众所接受并产生着显著的“社会效益”。分析这两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代表性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笔者发现它们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仅从活动的组织者（主办者）来说，“文革”之前举办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基本由政府主导，为较浓厚的社会文化建设的预想而创立和运转；而新世纪前后出现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则开始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即由纯粹的政府文化建设行为开始转变为艺术家或艺术机构为某类艺术的发展而发起、政府再给予支持或赞助的方式进行。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消费观念的变化，有无其他的音乐节庆活动的呈现方式呢？2012年的暑期，本人有幸参与并观赏了几场隶属中外不同类型的社会节庆艺术活动的音乐会，虽属“走马观花”，却使笔者产生了对此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些粗浅想法。
品牌企业举办的系列音乐节庆活动
作为国际汽车行业的重要品牌，奥迪（Audi）在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建设之后，选择了一条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参与社会文化的举措，包括赞助举办各类艺术活动、成立艺术发展基金会、资助青年艺术家的舞台实践，直至走到前台自主承办各类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在所有的这些举措中，尤以该品牌所举办的各类艺术性音乐的节庆活动为重。2012年的七八月间，笔者就观摩了几场由奥迪品牌主办或作为主要资助者的音乐节庆活动，分别为：
萨尔斯堡音乐节（Salzburger Festspiele）。作为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西部的山城萨尔斯堡在每年的夏季均举办以演出莫扎特作品为主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奥迪公司是自1994年开始长期资助该音乐节的主要赞助商，该品牌的中国公司每年则组织国内文化界及媒体人士前往观摩、聆听该音乐节的主要演出。在今年7月27日举办的2012年度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开幕式演出中，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代表团一行10人有幸观赏了新版的莫扎特歌剧《魔笛》，感受了欧洲古典音乐在本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奥迪夏季音乐节（Audi Sommer Concerts）。位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英格尔斯塔特（Ingolstadt）小镇，仅有十余万人口，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均为一家企业的员工或家属，那就是奥迪汽车公司。在这个以奥迪汽车而闻名的小镇，也正在以音乐、艺术为更多的文化人所认知——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迪萨尔斯堡音乐节代表团，在参加了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开幕演出后，都会应邀赶到英格尔斯塔特，聆听一两场于小镇剧院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奥迪夏季音乐节的演出，而参与演出的音乐团体多数为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参演音乐家，其水平之高可以想见。2012年的7月30日，我们在英格尔斯塔特的Stadt剧院聆听了本届夏季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由德国哈根四重奏团（Hagen Quartett）和众多优秀青年芭蕾舞选手演绎的“乐伴舞”音乐会，演绎曲目包括了德沃夏克、雅那切克、舒伯特等欧洲作曲家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奥迪夏季音乐周（Audi Summer Concert）。由奥迪品牌于2008年开始独自在中国大陆创办的“高雅艺术”音乐的节庆活动，举办方式为每年暑期在不同的城市间举办数台音乐会。今年夏季音乐周的活动主题是“东方遇见西方”，分别在北京、深圳、杭州三座城市举办不同风格的音乐会。在8月31日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的露天开幕音乐会上，谭盾、余隆、郎朗、朱哲琴、英国歌手凯瑟琳·詹金斯（Katherine Jenkins）等5位音乐家携手中国爱乐乐团，分别演出了器乐作品《金木水火土》（谭盾曲，在音乐节的宣传品中被称为“视听音诗”）、《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贝多芬曲，Op.73），以及朱哲琴与苗族歌乐师合作的《月出》、《山顶》，英国歌手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的国外经典歌曲演唱等。
经历数场音乐会后，在被舞台上艺术家的精湛演绎和艺术形式之大胆创新所打动之余，颇为这些音乐节庆活动主办单位的身份和其对艺术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旁观当今类似的音乐节庆活动
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传播形式的多样与便捷，使社会文化形态和样貌日益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趋势。奥迪品牌的系列音乐活动虽有着企业运营的商业化目的，但经过高水平音乐家及团体多年的艺术精品化的运营和着力打造，其艺术品味的社会影响愈以广泛和深远。反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创办的规模盛大、功能齐全、风格多样的社会音乐节庆，则容易因大而全的功能定位在当今乐坛难于争取到满意的听众群。因此，由不同的社会机构、不同的艺术团体甚或艺术家，根据各自的优长和意图，锻造自身不同特色的社会音乐节庆，为社会奉献色彩斑斓的音乐精品，应当成为新时期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那么，当今国内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究竟有多少？每年哪些节庆活动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举办效果？这是个很难予以精确统计甚至说根本无法予以统计的数字，原因就在于如今多元的社会文化需求和多样化的文化运转模式，同时夹杂着种种利益的身影，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举办音乐艺术节庆活动的积极性，使社会音乐节庆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并且已经开始呈现出产业化的运作状态。①仅以北京市为例，现时每年仍在举办的专业性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就主要包括： 北京国际音乐节。1998年由指挥家余隆倡导并组织举办的艺术音乐的节庆活动。首届音乐节即取得轰动性的社会影响，很快被北京市政府予以财政、政策的支持。之后，该项活动以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五届之多；为了保证音乐节的长期稳定运营，2005年3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注册，音乐节组委会成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使其运转日益职业化、常态化。
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1994年由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小夫教授发起并组织，起初仅为不定期举办的“北京电子音乐周”，2004年方更名“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并成为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年度性专业电子音乐的盛会。
北京现代音乐节。2004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倡导并主办的旨在推动中国现代音乐发展，促进中外音乐文化艺术交流，为青年音乐家搭建发展平台的年度节庆活动。目前，该音乐节已经获得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等政府机构的认可，成为北京市年度性的大型国际音乐节庆活动
北京传统音乐节。2009年10月，由中国音乐学院顺应时代对传统回归的呼唤，倡导并组织主办了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之后，传统音乐节即改由北京市教委主办、中国音乐学院承办的模式，于每年的10月份定期举办，以体现北京乃至全国、全球传统音乐样貌及艺术成就的年度盛会。②
……
除了上述具有专业演出机构和高等艺术院校所主导并直接承办的较高专业水准的音乐节庆之外，其他由各区县文化机构、高校、企业、甚至普通社区所举办的音乐节可谓数不胜数。其中，已经具备一定社会知名度者，诸如长城音乐节、长阳音乐节、朝阳国际音乐节、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等等。至于在各个高校内为教学、科研、纪念等目的而举办的各类音乐节则更是不胜枚举。
时代呼唤多样化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快速发展，国民的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急于对现实文化生活状况改善的渴求。反映在音乐艺术领域，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90年代初由海外传入并逐步兴起的钢琴社会考级热，至新世纪前后已经延伸至各个乐器品种、多套考级体系并进的宏大的社会文化事象，以至其繁乱的局面不得不由政府文化主管机构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进行全面治理；③新世纪之初的高校扩招，直接促使高等艺术教育的快速扩张，每年数十万考生涌入艺术类考场的壮阔场面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新闻话题；其他诸如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加强，学校各式乐队、乐团的建设成为寻常之事；卡拉OK演唱的盛行，推动以青年群体为主的个体娱乐性歌唱活动；群众合唱活动的普遍开展，带动社区、高校、机关等群众性的日常音乐活动；各地电视媒体所举办的艺术类选秀活动，直至近年来出现的荧屏竞歌活动，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演唱热潮；……上述一切，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奠定了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得以开展并快速升温的必要基础，为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和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对于文化及文化的消费需求将会愈以显著；而不断提升的国民教育指数，将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的听赏行为变成更多社会人群提升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对外交往的增加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使社会音乐生活内容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在此环境之下，社会性的音乐节庆活动势必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升，社会性音乐节庆活动的出现乃至日益兴盛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除了以上诸般因素的推动，中国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直至2011年达到50%的城乡人口比的历史高位，且其比例仍在不断增加。而都市的发展和城市常住人口的聚集，向来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也成为引起文化活动变异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面对快速发展与变化中的社会及其文化生态，我们需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容纳和关注新生事物的成长；面对所出现的新事物、新课题乃至新问题，我们既需要有应对的勇气，也需要具备创新性的方法和策略。④可以说，当今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很难再以单一的组织形式、风格相近的表演家群体和类同的曲目范围满足更多的听众和观众；而每一项看似功能单一、曲风固定的音乐节庆，则可能以其长期执著的展现，为社会奉献精致的艺术并争取到一定量的稳定的听众群体；甚至一些融杂了较多商业意味以及功利色彩的音乐节庆活动，也应允许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得以洗礼。只有具备了如此的文化胸襟和多元化、多样化的音乐节庆活动及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组织方式，才能够真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才能够真正繁荣新时期的社会音乐生活，并最终提升当代音乐艺术的整体水准。
①金燕《2010，大型户外音乐节格外多——关于大型音乐节的产业思考》，《艺术评论》2011年第1期。
②关于各音乐节更为详细的相关资料请参阅其各自的官方网页。2012年9月26日登陆。
③文化部《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31号），2004年7月1日施行。
④陈原《文化节，大戏还能唱多久》，《人民日报·文教周刊》2010年11月26日第19版。
陈荃有 中央音乐学院编审、《音乐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作为当代中国的音乐从业者和学习者，我们所熟悉的具有一定历史传统的“上海之春”（1960）、“哈尔滨之夏”（1961）等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节庆已经久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新世纪以来新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1998）、“北京现代音乐节”（2004）等节庆活动也日益为大众所接受并产生着显著的“社会效益”。分析这两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代表性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笔者发现它们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仅从活动的组织者（主办者）来说，“文革”之前举办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基本由政府主导，为较浓厚的社会文化建设的预想而创立和运转；而新世纪前后出现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则开始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即由纯粹的政府文化建设行为开始转变为艺术家或艺术机构为某类艺术的发展而发起、政府再给予支持或赞助的方式进行。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消费观念的变化，有无其他的音乐节庆活动的呈现方式呢？2012年的暑期，本人有幸参与并观赏了几场隶属中外不同类型的社会节庆艺术活动的音乐会，虽属“走马观花”，却使笔者产生了对此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些粗浅想法。
品牌企业举办的系列音乐节庆活动
作为国际汽车行业的重要品牌，奥迪（Audi）在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建设之后，选择了一条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参与社会文化的举措，包括赞助举办各类艺术活动、成立艺术发展基金会、资助青年艺术家的舞台实践，直至走到前台自主承办各类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在所有的这些举措中，尤以该品牌所举办的各类艺术性音乐的节庆活动为重。2012年的七八月间，笔者就观摩了几场由奥迪品牌主办或作为主要资助者的音乐节庆活动，分别为：
萨尔斯堡音乐节（Salzburger Festspiele）。作为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西部的山城萨尔斯堡在每年的夏季均举办以演出莫扎特作品为主的萨尔斯堡音乐节。奥迪公司是自1994年开始长期资助该音乐节的主要赞助商，该品牌的中国公司每年则组织国内文化界及媒体人士前往观摩、聆听该音乐节的主要演出。在今年7月27日举办的2012年度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开幕式演出中，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代表团一行10人有幸观赏了新版的莫扎特歌剧《魔笛》，感受了欧洲古典音乐在本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奥迪夏季音乐节（Audi Sommer Concerts）。位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英格尔斯塔特（Ingolstadt）小镇，仅有十余万人口，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均为一家企业的员工或家属，那就是奥迪汽车公司。在这个以奥迪汽车而闻名的小镇，也正在以音乐、艺术为更多的文化人所认知——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迪萨尔斯堡音乐节代表团，在参加了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开幕演出后，都会应邀赶到英格尔斯塔特，聆听一两场于小镇剧院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奥迪夏季音乐节的演出，而参与演出的音乐团体多数为萨尔斯堡音乐节的参演音乐家，其水平之高可以想见。2012年的7月30日，我们在英格尔斯塔特的Stadt剧院聆听了本届夏季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由德国哈根四重奏团（Hagen Quartett）和众多优秀青年芭蕾舞选手演绎的“乐伴舞”音乐会，演绎曲目包括了德沃夏克、雅那切克、舒伯特等欧洲作曲家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奥迪夏季音乐周（Audi Summer Concert）。由奥迪品牌于2008年开始独自在中国大陆创办的“高雅艺术”音乐的节庆活动，举办方式为每年暑期在不同的城市间举办数台音乐会。今年夏季音乐周的活动主题是“东方遇见西方”，分别在北京、深圳、杭州三座城市举办不同风格的音乐会。在8月31日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的露天开幕音乐会上，谭盾、余隆、郎朗、朱哲琴、英国歌手凯瑟琳·詹金斯（Katherine Jenkins）等5位音乐家携手中国爱乐乐团，分别演出了器乐作品《金木水火土》（谭盾曲，在音乐节的宣传品中被称为“视听音诗”）、《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贝多芬曲，Op.73），以及朱哲琴与苗族歌乐师合作的《月出》、《山顶》，英国歌手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的国外经典歌曲演唱等。
经历数场音乐会后，在被舞台上艺术家的精湛演绎和艺术形式之大胆创新所打动之余，颇为这些音乐节庆活动主办单位的身份和其对艺术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旁观当今类似的音乐节庆活动
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传播形式的多样与便捷，使社会文化形态和样貌日益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趋势。奥迪品牌的系列音乐活动虽有着企业运营的商业化目的，但经过高水平音乐家及团体多年的艺术精品化的运营和着力打造，其艺术品味的社会影响愈以广泛和深远。反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创办的规模盛大、功能齐全、风格多样的社会音乐节庆，则容易因大而全的功能定位在当今乐坛难于争取到满意的听众群。因此，由不同的社会机构、不同的艺术团体甚或艺术家，根据各自的优长和意图，锻造自身不同特色的社会音乐节庆，为社会奉献色彩斑斓的音乐精品，应当成为新时期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那么，当今国内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究竟有多少？每年哪些节庆活动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举办效果？这是个很难予以精确统计甚至说根本无法予以统计的数字，原因就在于如今多元的社会文化需求和多样化的文化运转模式，同时夹杂着种种利益的身影，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举办音乐艺术节庆活动的积极性，使社会音乐节庆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并且已经开始呈现出产业化的运作状态。①仅以北京市为例，现时每年仍在举办的专业性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就主要包括： 北京国际音乐节。1998年由指挥家余隆倡导并组织举办的艺术音乐的节庆活动。首届音乐节即取得轰动性的社会影响，很快被北京市政府予以财政、政策的支持。之后，该项活动以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五届之多；为了保证音乐节的长期稳定运营，2005年3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注册，音乐节组委会成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使其运转日益职业化、常态化。
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1994年由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小夫教授发起并组织，起初仅为不定期举办的“北京电子音乐周”，2004年方更名“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并成为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年度性专业电子音乐的盛会。
北京现代音乐节。2004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倡导并主办的旨在推动中国现代音乐发展，促进中外音乐文化艺术交流，为青年音乐家搭建发展平台的年度节庆活动。目前，该音乐节已经获得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等政府机构的认可，成为北京市年度性的大型国际音乐节庆活动
北京传统音乐节。2009年10月，由中国音乐学院顺应时代对传统回归的呼唤，倡导并组织主办了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之后，传统音乐节即改由北京市教委主办、中国音乐学院承办的模式，于每年的10月份定期举办，以体现北京乃至全国、全球传统音乐样貌及艺术成就的年度盛会。②
……
除了上述具有专业演出机构和高等艺术院校所主导并直接承办的较高专业水准的音乐节庆之外，其他由各区县文化机构、高校、企业、甚至普通社区所举办的音乐节可谓数不胜数。其中，已经具备一定社会知名度者，诸如长城音乐节、长阳音乐节、朝阳国际音乐节、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等等。至于在各个高校内为教学、科研、纪念等目的而举办的各类音乐节则更是不胜枚举。
时代呼唤多样化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快速发展，国民的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急于对现实文化生活状况改善的渴求。反映在音乐艺术领域，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90年代初由海外传入并逐步兴起的钢琴社会考级热，至新世纪前后已经延伸至各个乐器品种、多套考级体系并进的宏大的社会文化事象，以至其繁乱的局面不得不由政府文化主管机构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进行全面治理；③新世纪之初的高校扩招，直接促使高等艺术教育的快速扩张，每年数十万考生涌入艺术类考场的壮阔场面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新闻话题；其他诸如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加强，学校各式乐队、乐团的建设成为寻常之事；卡拉OK演唱的盛行，推动以青年群体为主的个体娱乐性歌唱活动；群众合唱活动的普遍开展，带动社区、高校、机关等群众性的日常音乐活动；各地电视媒体所举办的艺术类选秀活动，直至近年来出现的荧屏竞歌活动，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演唱热潮；……上述一切，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奠定了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得以开展并快速升温的必要基础，为社会音乐节庆活动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和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对于文化及文化的消费需求将会愈以显著；而不断提升的国民教育指数，将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的听赏行为变成更多社会人群提升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对外交往的增加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使社会音乐生活内容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在此环境之下，社会性的音乐节庆活动势必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升，社会性音乐节庆活动的出现乃至日益兴盛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除了以上诸般因素的推动，中国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直至2011年达到50%的城乡人口比的历史高位，且其比例仍在不断增加。而都市的发展和城市常住人口的聚集，向来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也成为引起文化活动变异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面对快速发展与变化中的社会及其文化生态，我们需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容纳和关注新生事物的成长；面对所出现的新事物、新课题乃至新问题，我们既需要有应对的勇气，也需要具备创新性的方法和策略。④可以说，当今的社会音乐节庆活动很难再以单一的组织形式、风格相近的表演家群体和类同的曲目范围满足更多的听众和观众；而每一项看似功能单一、曲风固定的音乐节庆，则可能以其长期执著的展现，为社会奉献精致的艺术并争取到一定量的稳定的听众群体；甚至一些融杂了较多商业意味以及功利色彩的音乐节庆活动，也应允许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得以洗礼。只有具备了如此的文化胸襟和多元化、多样化的音乐节庆活动及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组织方式，才能够真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才能够真正繁荣新时期的社会音乐生活，并最终提升当代音乐艺术的整体水准。
①金燕《2010，大型户外音乐节格外多——关于大型音乐节的产业思考》，《艺术评论》2011年第1期。
②关于各音乐节更为详细的相关资料请参阅其各自的官方网页。2012年9月26日登陆。
③文化部《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31号），2004年7月1日施行。
④陈原《文化节，大戏还能唱多久》，《人民日报·文教周刊》2010年11月26日第19版。
陈荃有 中央音乐学院编审、《音乐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