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码头初春的江风让人精神一爽，露台一角，有位男士正凭栏远眺。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宁波的杨总。
　　“还是你们上海好啊，有大都市的派头！”杨总举起酒杯冲我扬了扬。
　　“这里是著名的十六铺码头，已经有150年历史了，当年是远东最繁忙的贸易口岸。”我走到他身边和他碰杯。
　　眺望陆家嘴，鳞次栉比的高楼在灯光的勾勒下呈现出未来之城的魔幻色彩。我们脚下的这片老仓库却宁静而安详，似乎正向滔滔江水诉说着百年前的往事。
　　杨总问我：“兰总，上海开埠以来迅速成为东亚最重要的港口城市，虽说清政府是被洋人逼到这一步的，但毕竟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再加上后来洋务运动的励精图治，大清国也做了不少努力试图扭转时局，为什么1900年八国联军还是要攻入北京城，迫使皇室流亡呢？”
　　我叹口气：“庚子之变的直接原因是慈禧太后不满洋人反对她废黜光绪另立新君的企图，不惜借助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甚至炮击外国使馆，这等于直接向国际社会宣战，终致八国政府组成联军，以解救使馆人员为由攻入北京城。清政府不得不签署《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款项高达清政府四十年的财政收入，民众怨声载道，于是加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
　　杨总摇摇头：“真不明白一生精明的慈禧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策！”
　　“决策错误有四宗罪，慈禧全犯了。”我答。
　　杨总饶有兴味地问：“此话怎讲？”
　　“第一宗罪：视野狭隘。大清王朝在‘康乾盛世’时期还是当时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但由此造成国民夜郎自大，不屑与外国交往，互通有无，于是实行海禁，闭关锁国。而西方正是在那两百年间完成从工业革命到全球贸易的巨大进步，国力迅速增强。直到1840年清廷输掉鸦片战争，被迫开放口岸通商后，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仍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了，只有一位李鸿章因曾经出国考察，知道如何与洋人打交道，而太后和皇帝是绝无可能踏上他国国土的。如此闭塞，自然连最基本的国际准则都搞不清楚了！”
　　杨总感慨道：“我们做企业的人也是这样，顺境时容易孤芳自赏，等到醒过神来，竞争环境已经变了，常常错过最好的应变时机。”
　　“闭关自守的第二宗罪是任人唯亲，致使决策者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做出判断。当时国家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是军机处，六位军机大臣全由满族贵族担当，而张之洞等汉族大员只能被派到地方任用。这些贵族只顾勾心斗角，罔顾国家利益，甚至颠倒黑白。有官员看了义和团自称‘刀枪不入’的表演后，发现漏洞百出，欲向朝廷汇报，却被军机大臣阻止；大沽口炮台失守，天津门户洞开，八国联军即将长驱直入，军机大臣竟然谎报军情，向慈禧假传捷报。如此荒谬，慈禧身居深宫，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报告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也一直在担心，随着企业变大，我不再可能经常跑一线，更多依靠下属的汇报做决定。汇报是否真实会决定我的决策质量。”杨总感同身受。
　　“更为糟糕的是慈禧在下令炮击外国使馆这件事上一直受情绪驱动，这是第三宗罪。她一直痛恨洋人，拒绝与他们打交道。在光绪皇帝与她政见不合，百日维新失败后，她急于废黜光绪，但洋人们都反对，于是更加刺激她的不满情绪。此时恰逢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号称刀枪不入，不怕洋枪洋炮，慈禧一厢情愿地认为她可以依靠义和团打败外国军队，就纵容他们屠杀教民，焚毁教堂，直到攻击使馆，导致事态急剧恶化。可以说，此时的慈禧已经完全丧失理性，变成情绪的奴隶。”
　　“我有好几次在情绪激动时做出错误决策，事后追悔莫及，所以现在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在这种时候做重大决定。但我知道慈禧在鸦片战争后也授意李鸿章开启洋务运动，为什么都没有成功？”杨总问。
　　“这正是她的第四宗罪，也是导致大清帝国覆灭的最深层原因——重‘术’轻‘道’。鸦片战争让清廷见识了洋人坚船利炮的威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授权李鸿章打造北洋水师，并在各地开办兵工厂，制造洋枪洋炮，但在体制和思想上却依然故步自封。士兵们拿着洋枪，却不懂如何按热兵器战争时代的要求排兵布阵。军队腐败依旧严重，许多军官为骗取军饷，谎报人数，导致兵力既不足也不强，与洋人打仗经常一触即溃。这样已经烂到根子里的帝国，如何不亡？”
　　杨总凝视着夜幕中的黄浦江，许久才说：“学‘术’易，变‘道’难！其实我发现做企业这么多年，往往引进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容易，但要建立适应变革需要的企业文化最难。然而没有文化支撑的变革注定失败，因为你给了工具他也不用，或者没有将它用在正确的地方。我们很多企业家热衷于给员工培训工具，却很少花时间讲企业文化，有些本末倒置了。”
　　几艘张灯结彩的游轮从我们面前驶过，消失在夜色的尽头。涛声依旧，物是人非。尽管夜已渐深，我们仍站在露台上，心情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