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居然莫名其妙地做起了作家梦。一个穷孩子的我，承继的是家族的白丁“基因”，祖上八代没有读书人。父亲虽然是国家职工，也只念过半年私塾，母亲更是斗大字不识一升。这样家庭里的崽儿想当作家？无异于睡地摸天。
　　小学四年级那年冬天，远乡来了一批民夫扒白塘河，指挥所就设在了我家。一个星期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民夫们一个个雪人似的，推着土车（独轮木轱）来回跑，有的敞着怀，有的光着脚，脸上冒着热气挂着汗珠。我很受感动，如实地把这个场景描述了下来，也就百把十个字的样子。不想指挥长看到后，连声夸赞写得好，让人抄在了工地板报上。晚饭时，指挥长给我家送来了一碗粉丝煨猪肉，并抚摸着我的脑袋说：“小家伙，这碗猪肉算是给你的稿费！”我不懂稿费是什么意思，只是望着猪肉舌根直冒水，开心得不得了。指挥长又对我父亲说：“你这儿子，是个当作家的料子！”父亲根本不晓得作家是干啥吃的，嘿嘿地赔个笑。从此，“作家”这个词便入了我的心，成为了我的理想。我明白了，把自己看到的能感动自己的事情如实地写下来，就是干作家的活儿。这个幼稚的思维定式对我影响不小，后来写作文都是循着这个路数来的。
　　再后来，我知道了，当作家需要多读书，于是我成了书痴。白天上学路上看，晚上在路灯下面瞅，上课时还把小说放在课桌肚子里偷偷看。有次上学路上，光顾着默诵普希金，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额头鼓起一个“牛”，惹班上的同学取笑：“快看啊，脑袋长鸡蛋了！”这个疙瘩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依然留有一个明显的印记。读高中时，我的外语课本很“花”，几乎每一页都抄满名言警句，与俄语单词一块背。我的语汇库存量尚可，与学生时代熟诵强记一些东西是分不开的。
　　为圆作家梦，我下狠心要考大学深造。高中三年，每天早晨天一亮我就起床到野外背外语，晚上要在教室里熬到十一二点。当时高校的文史科只考政治、外语、作文、历史，对作文我是信心满满，外语课文篇篇倒背如流，政治和历史也是滚瓜烂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学我感觉是上定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这么认为。可万想不到，正当我摩拳擦掌准备应考之时，6月16日上面宣布高校推迟招生，停课闹革命。接下来，同学们鬼迷心窍一般，发疯地响应领袖号召，全身心地投入到“文革”洪流……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无休无止，我的大学梦，作家梦，一时皆成泡影。
　　万念俱焚，我开始变得消极、逃避。1967年春，运动正方兴未艾，我断然舍弃红卫兵头头和“大联合”“三结合”的诱惑，默默地脱离“革命”，凄然栽进父亲的单位干临时工，每天扛200多斤重的大包（多数是棉花嘎子，机械挤压成方的絮棉）……1968年8月18日，我被“光荣”地“上山下乡”，回原籍插队，接受“再教育”。
　　与众多的知青相比，我算是个幸运儿。下乡后，一天农活没干，我被安排在医疗所当会计兼赤脚医生。安逸的日子让人手痒，于是神差鬼领地为大队写了两篇新闻报道，分别被省电台和省报采用。那时發表文章不署作者姓名，我标的是“大队报道组”。这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面纷纷打听笔杆子是谁，于是我受到了上面的注意。1970年秋，县委要求每个公社配备一名专职新闻干事，公社便把我抽去了。一年多时间，我发表了200多篇新闻作品，因成绩突出，1972年被破格提干。至1975年夏调离，总共发表各类新闻作品千余篇，于是有些人开始称我为作家了。
　　其实我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始于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除夕我写了一篇《老牛负石》，讽刺一头僵化自贱的老牛，由《无名文学》发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针对极“左”习惯势力的干扰和阻挠，我又写了一篇《找不到泉水的老牛》，塑造了第二头“犟牛”形象，在《徐州日报》发表。就这样，我赶着两头犟牛走进了作家群。至今笔耕30多年，发表杂文、寓言、时评、小说、散文600多万字，出版个人作品集15本，主编出版各类文学作品选集60多本，作品获国家及省级奖项数十次。1986年被吸收为江苏省作协会员，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此，算是忝列作家之列了吧。尽管位属末流，可总算圆了孩童时代的作家梦，不免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