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與象征主义》一文中，我将莫言归为“寻根”派著名作家，将他的作品归为“寻根文学”，主要因为莫言的创作明显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根植于拉美本土的现代派，与拉美“寻找民族特性”的运动相随。与此同时，莫言作品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不仅映射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迁，还历经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流变，既继承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写作手法，又把中国本土的创作方法与世界接轨。以此为论据，将莫言作品的“寻根”特征与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探讨了莫言与象征主义的关系。然而，有些学者未必同意这种观点，提出了莫言何以“寻根”的问题，那么，我就在这篇文章中对此作出回应。

一

　　作为一种文化寻根运动和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一期间，随着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包括各种哲学、文论和自然科学思潮的大量引入，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文化寻根”的热潮使中国作家开始挖掘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他们主要从诗歌、小说与散文的创作中，探寻文学的根与文化的关系，这样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一时期“寻根文学”的发展态势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具体来说，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这正式拉开了“寻根文学”的序幕。作家以这样的理论为依据，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值得再次指出的是， “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仅仅因为吸收西方现代文化，而且还因为时代的要求。换言之，1985年以前，文艺创作的主潮是回到人本主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围绕政治轴心进行的，而“寻根文学”的出现使文学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是文学“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标志。
　　“寻根小说”是“寻根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支。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帜，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这一热潮在内部的“文化断裂”和外部思潮涌入碰撞的大背景下于1985-1988年达到“巅峰”。一般来说，“寻根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那一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政治视野;二是寻根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打破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单一格局，在语言文体、隐喻象征、叙述方式、作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表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

二

　　涉及“象征主义”这一话题，则首先需要澄清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象征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这两个不同概念。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象征”在中国由来已久。远在3000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具有了“象征”的思想，在中国原始时期大量的伴有宗教色彩的图腾文艺中，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就曾创作了十分丰富的作品。例如，图腾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龙图腾和凤图腾，它们是两个部落联盟的象征。后来，因龙图腾融合了凤图腾，龙也就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就象征着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及其变化，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诸如此类的原始象征主义还很多，这里不能赘述。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曾认为，象征艺术主要“起源于东方”。周作人也曾说过，象征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一般地说，中国诗歌中运用象征手法最早也最多，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比兴”就成为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文学样式用得就少。例如，《红楼梦》里有“宝玉”“金锁”等一类象征，等等。这类原始象征主义及古典象征主义作品，说明象征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手法”。那么，中国象征主义如何从一种偶然的、无意识的使用到一种自觉的文学手段？什么时候才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呢？象征主义对中国作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则涉及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列的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创作方法范畴，应是伴随着西方象征主义而传入中国的概念。五四前后，陆续有文章介绍象征派的作品。从1920年3月到1921年11月，《少年中国》先后发表了吴弱男、田汉、周无等人撰写的七篇文章介绍了象征派。“象征主义”最初总是被译为表象主义，直到1919年，陈群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一瞥》，将19世纪末叶称为“新主观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的时代”，象征主义才有了正式的译名。1920年以后，西方象征主义的重要作家作品被纷纷译介到中国来。例如，1907年鲁迅就翻译了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德列夫的小说《默》和《谩》;1924年12月徐志摩在《语丝》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波德莱尔《恶之华》中《死尸》一诗的译文，等等。象征主义进入中国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中国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个方面产生过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的象征主义文学。
　　中国文学中产生象征主义的背景又是什么？ 自十九世纪末启蒙主义兴起以来，外国文学包括现代象征主义的作品就被大量引进。中国文学创作的构思一度为广义的“象征”手法所深深吸引，从而形成了“宽泛的象征主义”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五四”前后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窘困，使茅盾、鲁迅、老舍、郭沫若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觉得可以用象征主义方法来暴露中国当时社会的黑暗、丑恶，鼓舞人们去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奋斗。这样，革命象征主义的鲜花开放出来了。在小说方面，鲁迅的小说如《药》《故乡》《狂人日记》《长明灯》《白光》《示众》《补天》等;其他如茅盾的《白杨礼赞》，老舍的《猫城记》，沈从文的《边城》等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在诗歌方面，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最为娴熟。例如，李金发的《微雨》、戴望舒的《寻梦者》、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槃》等。在戏剧方面，郭沫若、田汉、洪深、陶晶孙、曹禺等戏剧家也运用象征主义戏剧技巧，对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中国的象征主义发展态势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根据时代，它大体上可分为原始象征主义、古典象征主义和现代象征主义三个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作家们对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的接受和转换是分不开的。然而，谁也不可否认，中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因为西方文学的先导作用及新文学家的趋时务新倾向，并不是仅仅因为喜欢用象征手法，而且还因为时代的要求。换言之，是“五四”时代的批判要求和表现要求决定了象征主义创作在中国那时文坛上的必然性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将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历史要求通过文学形式深切地体现出来，巧妙而自然地将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融为一体。他们对西方的象征主义，就是这样的“为我所用”，不是盲目照搬。他们通过对“象征”的独特转化，使“象征”彻底地中国化。总之，中国象征主义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一直显示出了浓烈的民族特色。

三

　　实际上，“寻根”与莫言扯上关系，也还是不能与象征主义截然割裂的。一般而言，外国文学包括现代象征主义的作品及理论的大量引入，中国小说的象征主义的传统，二十世纪80年代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都构成了“寻根小说”象征主义繁荣的本土资源。
　　“五四”时期，中国作家们对安德列夫、梭罗古勃、迦尔洵等俄国象征小说家作品的大量翻译和介绍，启示现代小说家们对文体进行自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的大解放，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到意识流小说、荒诞派、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不断译介，以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当代小说家创作观念、方法的自新意识。此外，我们上述的中国古典象征主义和现代象征主义从作为一种纯技巧性的表现手法到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所具有的悠久传统，也为寻根小说象征主义艺术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温床。文学艺术包括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其创作方法也应该顺应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变迁而发展。国内和国外的变化都引发了“寻根小说”创作思维中心的转移。在这一转型中，“寻根”派作家从“五四” 时期的批判要求和表现要求进一步走上了探索之路。他们意识到了“五四”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历史要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政治倾向，都使中国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虽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作家们意识到了找到本民族文化的根性就是中国文学发展之路。正如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中所述：“作品是否是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不能进入民族文化，再热闹，亦是一时，所倚恃的，只怕还是非文学因素。” 由此可见，文化、文学之间的互相交流、对话成为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此外，其时中国文学呈现的现实主义一家独尊的局面，严重地束缚了作家的创作思维和创作热情。而小说的创作手法应该灵活多样。基于此，为了打破中国文学创作思维及手法的僵局，摆脱过去那种单向的思维模式，文学向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必然。象征主义进而成为 “寻根小说”创作中能够实现这种转移及发展的一种的叙事方式。
　　叙事话语变革是“寻根”小说最突出的迭演变体。在叙述的方式上，大量运用象征、隐喻、寓言、魔幻等表现手法来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而实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融合。“寻根”作家以文化传统为基础，融以西方现代派的荒诞、象征、意识流、存在主义，使小说以一种审美的方式传达出了深厚的民族意蕴。他们有意无意地纳入了象征，借此展示民族生存现状，思考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之根。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象征主义就成了寻根作家显示出更强文化意识的特别有效的表现方法。“寻根小说”将西方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发展的象征手法充分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以各种颇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来表达对文化的某种思考深度。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一个丙崽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象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北方的河”作為一种象征意象，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等等。颜色象征也在寻根作品中被大量运用。比如，莫言《红高粱》中的红色是顽强进取的象征;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中的白色是天山、圣湖纯白圣洁的象征等。 总之，“寻根”作家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发下，通过运用神话、寓言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能体现象征思维的因子，去寻找文学的根基和文化的密码。在他们身上，象征得到了探索及创新。
　　由此，在我看来，莫言的作品是带有浓厚“寻根”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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