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王云波在汤森路透做记者的时候，最纠结的事情在于“抢”。
　　那时候如果他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拿到新闻稿以后，一定要迅速浏览并作出判断，然后把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发回编辑部。对数字的敏感、对专业内容的判断，甚至打电话和打字的速度最后都会影响消息的“时效”，在很多时候，这种时效甚至是以“秒”来计算——比对手慢一秒你就输了。这家通讯社考核记者的主要指标，就是独家新闻的数量和质量，而独家新闻在多数时候都跟时间有关。
　　即便这样，在这种近乎荒诞的竞争中，路透也经常是输家，竞争对手彭博资讯社总是表现得更自如一些。
　　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彭博已经进入了16个年头。2010年，它开始向中国客户提供金融财经信息的中文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中文财经资讯、终端上海量的数据信息以及搜索引擎、中国公司债和国债的价格及收益率曲线、中国汇市、货币市场及利率市场的实时查询等等。
　　在2010年，彭博社总编辑温以乐预计未来5年内在中国的业务增长率将保持在15%左右。当时它的香港办公室已经有超过450名员工服务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市场，其中包括专职的负责新闻采集的记者队伍。到2012年时，它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500个客户，其中包括各大主要的商业银行、证券和基金公司等，甚至包括掌握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的央行。
　　现在，如果王云波还是一名以抢新闻为生的记者，那么他大概可以放轻松一点了，输家多了一个理由：新出的丑闻意味着他的对手使用了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手段。
　　但是对于央行这类大型金融机构来说，事情则变得紧张起来。
　　丑闻的爆发源于高盛集团的一桩投诉。这家华尔街投行发现，位于彭博香港站的一位记者为证实某位高盛高管是否离职，表示留意到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登录自己的终端了。而另一家华尔街大佬摩根大通随即宣称，公司去年曾确认彭博社记者根据终端登录信息来确认“伦敦鲸”事件中的交易员Bruno Iksil的离职。
　　消息一出，华尔街一时哗然。交易员们惊讶于办公室内那台形影不离的彭博终端竟能如此完整记录下来他们的个人信息。
　　就这样，以“无所不知”著称的彭博得罪了它的大客户，这可能是金融界和新闻界之间关系最微妙的时刻。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尔街人的一句流行语是“Just Bloomberg Me”（用彭博联系我就可以了）。这家金融信息公司曾深刻地改变了华尔街的面貌，经历过惨烈的商业竞争，并以独特的商业模式胜出，但现在，人们对它不那么放心了。
　　这种数据获取行为还渗透到政界，根据CNBC的报道，一位彭博前员工曾查看了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的使用信息。彭博的其它重要政府客户，包括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到日本央行等多个政府部门都因此发出质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央行也已开始调查与彭博有关的潜在数据保密问题。
　　与其被动接受审查不如率先自我审查。彭博随后聘请了IBM前CEO Samuel J. Palmisano作为独立顾问对公司内的隐私问题和数据标准进行调查，董事会同时聘用了律师事务所Hogan Lovells 和the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协助。
　　5月13日早上，彭博新闻主管Matthew Winkler在博客中致歉称，“客户是对的，我们的记者无权获取任何私人信息，很抱歉他们这样做了，这项错误无可原谅。”而当时彭博号称已经关闭了记者的相关权限。
　　Matthew Winkler还进一步澄清，“让我们来明确一下，过去我们的记者可以查看哪些信息。首先，他们可以看到彭博用户的登录历史，以及登录名何时创建。其次，可以看到用户功能使用情况汇总，但看不到具体的证券交易信息。这类似于能看到一个人使用微软Word和Excel软件的次数。最后，他们还能看到彭博用户问询帮助台的信息……”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狠狠地抽了Winkler一记耳光。就在5月13日当天，彭博终端用户间发送的超过一万条私人消息又被泄露到网上，其中显示出一些彭博用户ID、真实姓名、交易员邮件地址以及机密的价格信息和交易活动。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简单了，因为客户因此更加确认彭博难以为它们保守机密。
　　就这样，以喜欢佩戴蝴蝶领结著称的Matthew Winkler不得不开始密集的道歉之旅，几天时间内，他先后和300多位客户进行沟通，力图表现出自己的诚意。而这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即便一贯倡导透明和开放的文化，人们对这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编辑队伍的公司的运作仍然知之甚少。
　　在纽约莱克星顿大街上那幢由知名建筑师西萨·佩里设计的29层高的彭博总部大厦，无论要抵达哪一层，都需要到大厦6层转乘其它电梯。大厦入口处则异常简洁，没有任何招贴和陈设，甚至一个字都没有，如果说这栋楼内有所装饰，便是每层拐角处光怪陆离的鱼缸——彭博建立之初为舒缓压力，每位新来的员工都会得到一只鱼缸，后来人员激增只能以公共空间的巨型鱼缸替代。
　　无论是6楼的公共空间，还是29楼的顶层休息室，都会有各种免费食物，员工不仅没有出去买杯咖啡的必要，还可将访客约到这里。初次到访者需要出示ID和拍照制作证件，离开时则必须收回。来访者必须有人陪同而不能独自行动。而整栋大厦中，处处设有摄像头。
　　在这座大楼里，没有谁有专门的个人办公室，透过6层电梯左侧的粉红色透明玻璃窗，便可看到首席执行官Dan Doctoroff像马栏一样的条形办公桌，那里总是人来人往。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办公室已经成为华尔街和新闻行业新运作方式的象征。
　　通过这种大楼的设计和办公室的设计，迈克尔·布隆伯格想要传达出公司的理念——“无所不知”。1982年，布隆伯格创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计算机数据终端（彭博和布隆伯格是两种约定俗成的不同音译方法），其中使用了大量历史和当前数据，可向投资者和交易员展示如何购买最便宜的股票，如何卖出价格最高的股票——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基本的交易形式和彭博的最初形态。而不久之后它就开始像新闻机构一样提供资讯。 　　要践行“无所不知”，曾经是华尔街知名债券记者的Matthew Winkler受邀加盟彭博社之后撰写了对彭博员工来说如同圣经的手册《彭博之道》，在这本手册中，Winkler为彭博新闻生产制订了“5F”原则：First Word（首家报道）、Fastest Word（最快报道）、Factual Word（事实报道）、Final Word（总结性报道）、Future Word（预测性报道）。
　　Winkler是布隆伯格忠诚而亲密的朋友，在彭博社他向来以严苛著称。曾于1997年至1999年间在彭博新闻社亚特兰大分社担任记者、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副院长的Chris Roush表示，“即便不是世界上，他也是这个国家中最出色的商业记者之一。作为编辑，他要求很高，很难对付，他是彭博新闻如今能够独具影响力的唯一原因。”


　　这种对“无所不知”的追求，让仅有30年历史的彭博超过拥有130年历史的道琼斯和163年历史的路透社，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它始终在不知疲倦地拓展自己的用户群，将它安置到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等各类机构的办公桌上。


　　但是现在它曾经为之骄傲的理念开始受到质疑。丑闻曝光之后的几天里，在彭博总部大厦的圆形广场上，不时有记者出现，向出入的佩戴胸卡的彭博员工询问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彭博内部随后宣布禁止员工接受采访。
　　纽约曼哈顿一间投资公司对冲基金主管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这个事情令我们最惊讶的是，这么多年来，彭博内部从管理层到员工，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
　　Chris Roush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彭博应该改变目前不允许报道彭博社本身新闻的规定，让信息更加公开化。他还说，“虽然彭博已经禁止记者获得客户较为私密的信息，但并未提到编辑以及新闻工作室高层的使用权限更改。”
　　有分析认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酵，Winkler将可能遭遇下台的命运。
　　虽然作为公司创始人和最大股东，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早在2001年就退出了这间媒体帝国的日常管理。但这个名字的存在，意味着他无法置身事外。
　　作为一家私人企业，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彭博回购了美林所持有的20%公司股份——创办之初，彭博正是从美林那里获得了第一份订单。如今85%的股份为布隆伯格本人持有，这家公司也曾带给他竞选市长所需支付的资金。丑闻发生当周，他出现在纽约一个关于城市水治理的发布会上，面对记者问询，他只是表示不便做出评论。
　　“市长是一个技术信徒，数据的坚定信仰者。”由布隆伯格亲自任命的纽约市首席数字官Rachel Haot此前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
　　在布隆伯格的影响下，纽约可能是拥有最激进的数据开放政策的城市之一。在位于曼哈顿彭博总部南端6.2英里的纽约市市政厅中，也设有彭博终端机。
　　数据的充分调用曾经帮助纽约从桑迪飓风中迅速做出反应，“危机和真正需要的时刻，城市能够最大化利用这些数据，让‘保持在线状态’的市民能够享用数据的便利，大数据可以拯救生命，但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它。”Rachel Haot说。
　　“他对数据的热爱令这个政府显得年轻。”Rachel Haot如此评价自己的上司。
　　从布隆伯格1997年出版的自传《我是布隆伯格》中不难看出，这个机构自诞生第一天起，它就试图将无限数据与记者笔记本中每个值得报道的事件关联起来。
　　“从我们营业的第一天起，彭博公司就在用数字制作新闻。”布隆伯格在传记中如此说道，“每篇报道后都会署上记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们的记者会定期和销售人员见面，来确保所写的每篇文章是客户想看的。”
　　彭博社在1981年创办，也正赶上以个人计算机兴起为发端的信息革命，布隆伯格所倡导的理念与信息革命的内涵因此不谋而合，这让这个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数据民主化”的力量的一部分。在创办第二年，彭博社就获得了美林证券的3000万美元的投资。而美林证券号称是平民投资银行。
　　与技术革命相伴而生加上与华尔街的深厚渊源，让彭博社具备了与道琼斯和汤森路透等老牌通讯社不一样的特征。
　　“泄密”事件的发生，最初令彭博的一些员工感到困惑——能够了解到客户的登录信息，这是公开的秘密。这最早是为了令销售人员更好地服务客户——了解到哪些功能最常使用，对哪些信息最感兴趣，以此为其量身定制。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记者需要区隔在这栋高墙之外。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彭博的新闻和销售团队关系密切，这与其他新闻社在编辑和商业部门之间竖起“中国墙”（为保护新闻报道独立性而建立的信息内部隔离机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大多数新闻机构从来不会把记者和商业联系在一起。而在彭博，它们可谓亲密无间。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付出并有所得。在这里，他们可以把所看到的无所顾忌地写出来。”在《我是布隆伯格》中，布隆伯格如此写道。
　　彭博与金融界的关系也比人们想象中更为紧密。彭博内部的交易部门Tradebook是和华尔街最为相似的机构，这个诞生于17年前的分支机构可以代替客户开展交易并从中收取佣金。
　　彭博的确是一间媒体机构，但又远非一间媒体机构。如今在彭博全球1.5万名员工当中，有2400名采编人员，其它则包括销售员、工程师和交易员等。这种双重基因令它在金融和新闻之间处于模糊地带。某种程度上，彭博内的媒体并不承担盈利目标，它们的真正作用是创造影响力，以期出售更多的终端设备。彭博终端机在全球有31.5万个订阅者，过去一年79亿美元的销售额中85%来源于此。《财富》报道称，许多彭博文章中提到的“不具名的消息来源”，很可能就是彭博记者桌上的那台终端机。Dan Doctoroff曾用太阳系模型类比说，“终端机是彭博‘太阳系’的太阳，给予我们生命的动力。” 　　那么，彭博终端机究竟可以为金融界提供些什么？
　　在这台每年大致需要支付2万美元的终端机中，聚合了来自1000多家新闻机构和9万家网站的信息，以及广泛的数据分析功能。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利用彭博的邮件系统联系希望联系的人。华尔街大多数银行以安全和通讯方面的顾虑为由，并不允许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彭博邮件系统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对信息的广泛收集并使其在公司内部充分享用，也构成了彭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在彭博社，记者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双屏终端机，这令记者的工作空间看上去和华尔街的交易员没太大分别，实际工作中也同样分秒必争。部分记者此前的确在华尔街工作，危机之后加盟彭博。在彭博全球的192间办公室内，除了一张入门ID，还有称作“B单元”的指纹进入系统，不同级别人员也因此享有不同权限。
　　相对于《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内稀有的彭博终端，这里的记者人手一台。彭博纽约总部的多位记者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我们无时不刻不在使用它。”
　　一名不愿具名的彭博员工透露，他们利用终端机进行的每项操作，公司都可追踪并将记录在案。包括记者在内的每位员工，入职时都要签署保密协定。
　　他们被鼓励尽可能多地使用这台机器，并从中挖掘报道内容，甚至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人阅读了某篇报道，而这也成为他们绩效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
　　新闻网站BuzzFeed上的一篇报道称，“人员变动”报道是阅读率较高的类别之一。可以想见，如果正如此前能够了解到一些客户的登录信息，或许能帮助记者更快留意到此类消息。
　　Matthew Winkler表示，早在1990年代，这一技巧就已被使用，几乎和彭博资讯社诞生的历史一样悠久。利用有彩色代码和指纹录入的终端键盘上的“Z”功能，输入公司名称，记者们就可得到这些“敏感”信息——显示用户上次登录时间、使用了哪项指令、与客服人员的交流信息。过去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些登录信息利用不同颜色的点表明对方相应的登录状态——在线且活跃（绿色）、在线但并未使用（黄色）、离线/未使用（红色）。这样记者就可以看到客户上次登录时间，花了多长时间查看公司债券交易或股票指数。
　　而对于这种数据挖掘，竞争对手路透则显然没有充分考虑。王云波表示，他并不知道有任何途径可以查看客户何时登录，也未听说过公司内其它人可以做到这点。
　　Burton Taylor国际咨询公司创始人Douglas B. Taylor表示，如今在价值255亿美元的金融数据和投资服务市场中，彭博和汤森路透各自占据了30%的份额。对于这次丑闻，他说，“彭博碰上了‘一个需要小心应对的路况’”，但这次的事情‘可能不过是一条减速带’。”
　　但丑闻的爆发意味着它或许需要对信息获取的边界重新界定。但是，对于隐私，人们的重视程度究竟如何？
　　“人们越来越在意隐私，这是彭博运气不太好的地方。”曾经在路透社（现汤森路透）工作长达25年的前CEO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对《南华早报》表示，“商业和新闻之间的界限需要重新界定，新闻中的道德边界需要在全行业内重新思考。”
　　彭博一直以来不仅宣称“无所不知”，更强调“分秒必争”，从贝尔斯登的崩溃到微软新产品的发布，它都领先一步。这一事件也凸显出，彭博对信息极尽手段地追逐与维护客户隐私之间的紧张关系。
　　正因如此，很多金融机构与彭博心有罅隙。道琼斯旗下的金融资讯平台MarketWatch创始人Bill Bishop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高盛和摩根大通是大公司，拥有美国最好的律师，不担心旷日持久的官司，才敢于把这件事捅破。”
　　但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是人们对于隐私可能并没有那么警觉。BuzzFeed总编辑Ben Smith表示，“其实规则人人都知道，但很多边界比看上去容易跨越，就像你已经习惯了推开他人锁上的门，并随手拾起桌上放的一张纸。”
　　而交易员们也不会因此抛弃彭博。“就像iPhone用户不会因天线问题抛弃苹果一样，彭博业务和收入上也不会有实质影响，这个市场上，全球范围内，彭博没什么像样的对手，而金融数据对金融机构来说是必需品。”王云波说。
　　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多名银行员工和私募基金人士中，并未有一人计划因此弃用彭博终端机。他们直言对于这台机器过度依赖。
　　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人们始终都在谈论它。无论是公司内部的同事，还是公司外部的客户，同样使用这一交易平台，这令人无从选择。
　　“这已经是华尔街的一致标准，对交易员来说格外重要。”花旗银行纽约投行部门的一名员工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公司不可能立即撤掉前端和交易中的终端，更大的可能是对彭博通过法律手段提起诉讼。”接受采访当天，花旗银行决定启用内部即时通讯系统，而不再使用彭博终端机中的聊天功能。
　　路透的前景也不会因为彭博的这次泄密丑闻而变得更乐观。王云波说，路透社最新版终端机产品Eikon因逊于市场预期，导致部分用户向彭博迁移，影响了整体收益。“随着路透全球仍在继续的人事动荡风波不断，路透冀望从彭博手中夺得更多市场份额的努力遇到潜在挫折。”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用电报、铁路、甚至信鸽传送金融信息的路透，如今愈发暴露出自身弱点：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业务过多、对迅速变化的市场缺乏应变之力。多年来，汤森路透CEO James Smith的伦敦办公室里还陈列着一台老式印刷机的复制品，俯瞰着泰晤士广场。
　　Bill Bishop本人也承认自己对彭博终端的倚赖。“我是彭博终端机最早的一批用户，”他说，“不仅是短期，从长期而言，多数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弃用彭博。和路透相比，彭博提供的产品具有不可思议的灵活。”
　　当然，彭博可能会因为泄密丑闻丧失一些谈判能力。金融危机过后，投资银行不断削减开支，每年2万美元一台的彭博终端对他们而言价格实在不菲。况且，正如路透社社交新闻编辑Felix Salmon在推特中写道，“问问你自己，如果一个对冲基金只能获得和彭博记者一样的信息，那他要为终端机支付多少费用？”
　　“这个事件可能是个引爆点，大家会对彭博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在选择数据提供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顾虑。”王云波说。
　　无论如何，在《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不得不大幅裁员时，这间新闻机构在不断扩张。莱克星顿大街上的玻璃幕墙建筑已无法容纳日益扩张的彭博集团，它在纽约中央车站附近和下城的华盛顿街租下了新的写字楼。前者正在成为纽约新兴的金融中心。
　　同时它也在始终不断地开发新产品，一位不愿具名的彭博员工表示，近几个月公司刚刚推出新的政治产品，娱乐产品也日益得到重视，“我们正在和路透全面竞争。”
　　“目前对彭博最大的问题在于客户是否继续信任彭博，当然，最重要的是，相信彭博可以帮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Chris Roush说道。
　　但是对于彭博的中国大客户来说，要说服自己以及公众相信彭博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王云波为化名。实习记者王润智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