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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导致实际教育水平与工作所需教育之间存在的两种失衡状态。一方面,相对于所从事的工作而言,如果个人实际受教育年限高于工作所需教育年限,那么个人就处于过度教育状态;另一方面,如果个人实际受教育年限低于工作所需教育年限,那么个人就处于教育不足状态。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它不仅带来大规模的知识失业,而且使劳动力市场对教育质量产生普遍不满。
这两种状态都直接危及教育的价值。个人所受教育偏离工作所需教育会对个人生产力和收入产生负面效应,不仅影响教育收益率本身,而且影响教育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平衡,破坏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最终影响教育的价值实现并遏制教育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不断影响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体系,导致一些部门和地区过度储存人力资本,另一些部门和地区则严重缺乏人力资本。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劳动力缺乏流动性以及求职成本过高;另一些学者则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出发,将我国教育收益率的低增长、城乡间教育收益率差异、教育成本补偿等问题纳入视野,认为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源于地区和部门间实物资本积累的不平衡以及资本报酬率的差异。现实经济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状况确实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中,并借助劳动力供求中的制度性缺陷产生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但是,我国的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有着深刻的教育体制背景,从本质上来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和物质资本积累存在的外源性缺陷将教育体制存在的内源性缺陷放大后的一种表现。因此,从教育体制的角度探讨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该问题的解决思路,进而对未来的教育发展大有裨益。
一、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如何辨别教育的层次性
当前,面向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不利的变化。第一,供求总量的失衡迫使学生改变受教育期限。如果职位供给中设定的工作所需教育年限恰好等于个人所受教育年限,那么劳动力市场的职位供给量就将远远小于求职量。供求不平衡迫使一部分职位提高工作所需教育年限,并相应提高薪酬;另一部分职位则降低工作所需教育年限,并降低薪酬。这就迫使一部分学生选择延长教育期限的过度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则选择提前就业的教育不足。第二,供求结构的失衡迫使学生改变受教育期限。发达地区、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就业收益高于其他部门和地区,人力资本便大量流向这些区域和部门,造成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发达地区、教育和文化艺术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劳动力供求中过度教育的倾向非常明显,而欠发达地区、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公共事业、卫生体育业和社会福利的教育不足问题则较为明显。
从表面上看,劳动力供求所引发的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源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劳动力缺乏流动性与求职成本过高。但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教育体系缺乏层次性:一方面,在同一学历下,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的趋同性较高,很难塑造有特点、有差异的受教育者,这使得劳动力需求方难以辨别学生的业务能力与技巧,只能选择学校排名作为差异性的标准;另一方面,“规模求大,学科求全,层次求高”是所有学校的诉求,每所学校都试图培养出兼具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这就造成劳动力需求方无法确定求职者所受教育在就业目标上的差异,因而只能选择学历高低作为差异性的标准。最终,一部分高薪职位以高学历、名校为标准迫使学生接受过度教育,而另一些低薪职位的应聘者又存在普遍的教育不足。
二、收入不平等的难题:如何消除教育收益率的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收益率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在行业、地区和城乡间并不均衡。首先,高收益行业中教育收益率虽然较高,但低于工作所需教育的平均收益率,存在过度教育削弱教育收益率的现象,而低收益行业中则存在教育不足造成负教育收益率的现象。其次,在高资本积累和高资本收益率的发达地区,劳动力的边际增长率更高。目前我国职工工资与边际产量尚存在相当差距,而且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一差距越大,这说明发达地区的过度教育现象并未得到足够的收益补偿。未来,该地区的工资将不断靠近边际产量,从而继续拉大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最后,虽然许多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远高于私人收益率,但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乡镇,劳动力的边际增长率较低,而工资水平更低,这就压制了当地有关部门对教育投入成本的补偿能力,教育不足的现象比较严重。而随着地区间迁移成本的降低,大量教育不足的劳动力进入发达地区谋求更高的报酬,发达地区许多岗位的教育不足问题更加严重。
从资本的角度观察,行业、地区和城乡间差异所引发的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源于资本积累程度和资本收益率的差异,通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循环的相互作用,行业、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异向教育体系扩散。但从教育体制的角度观察,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教育体系缺乏效率性。首先,我国教育体制的计划性阻碍了各类学校在办学方针、学科建设、培养模式上的自主性,使得学校既缺乏市场需求导向型的办学理念,也缺乏落实需求导向的办学方法。教育被动地服从于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和不平衡经济发展的约束,学生被动地选择低效教育下最有利的就学方式。既然低效教育赋予学生的就业能力难以评估,那么社会选择学生的标准就必然发生扭曲,受教育者也就只能在教育成本与收益的配比中选择适合自身的学历过程,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便难以避免。其次,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如果某个受教育者试图借助教育改善自身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地位,而他又处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弱势,那么他可以接受过度教育,通过欠发达地区落后学校的低学历一步步跨进发达地区名牌学校进而拥有高学历,用更长的受教育时间弥补自身在教育资源上的劣势。或者可以借助教育不足来增加教育成本的回收速度与回收时间,如农村教育资源弱化、城乡收入差距增大以及向城市迁移成本降低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受教育者对教育机会成本的感受,导致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下降。最后,我国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和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程度不够必然降低大多数受教育者接受合适教育的机会,转而使教育走向两个极端,即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
三、破解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关键: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
从教育体制的角度观察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急速变动的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层次丰富、特色分明、运行高效的教育体制,才能降低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发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1.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机制
随着教育的大众化和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化,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过程必须以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鲜明特色的技能人才,遵循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体现多元化、立体式、开放型的现代人才培养特征,以此为指导创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方向分流教育”的综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只有充分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因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培养,为学生量身定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的各项能力才能有成长的空间,我国教育机制的层次性和效率才能得以提升。
2.兼顾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会引起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使制度因素、物质资本、生产技术差异的负面影响被放大,导致收入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可流动的教师资源配置体系,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扶持,打破优势社会群体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倡导“教育适度”的理念。通过创造不同群体的教育均等机会,实现从教育资源重点配置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转变,真正使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对教育收益产生正面作用。
3.增加教育投资的力度与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物质资本快速积累的阶段,人力资本的收益不断地被转移至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之中,教育的社会回报作用非常突出,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高于个人收益率,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特征非常明显。因此,要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快速增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增加政府教育投资就势在必行。同时,教育虽然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但产业化的经营方式也有现实必要性和适用性,通过鼓励社会资本、外资参与教育投资,教育投入的效率和力度都能得到增强。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编:一 木
这两种状态都直接危及教育的价值。个人所受教育偏离工作所需教育会对个人生产力和收入产生负面效应,不仅影响教育收益率本身,而且影响教育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平衡,破坏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最终影响教育的价值实现并遏制教育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不断影响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体系,导致一些部门和地区过度储存人力资本,另一些部门和地区则严重缺乏人力资本。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劳动力缺乏流动性以及求职成本过高;另一些学者则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出发,将我国教育收益率的低增长、城乡间教育收益率差异、教育成本补偿等问题纳入视野,认为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源于地区和部门间实物资本积累的不平衡以及资本报酬率的差异。现实经济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状况确实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中,并借助劳动力供求中的制度性缺陷产生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但是,我国的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有着深刻的教育体制背景,从本质上来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和物质资本积累存在的外源性缺陷将教育体制存在的内源性缺陷放大后的一种表现。因此,从教育体制的角度探讨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该问题的解决思路,进而对未来的教育发展大有裨益。
一、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如何辨别教育的层次性
当前,面向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不利的变化。第一,供求总量的失衡迫使学生改变受教育期限。如果职位供给中设定的工作所需教育年限恰好等于个人所受教育年限,那么劳动力市场的职位供给量就将远远小于求职量。供求不平衡迫使一部分职位提高工作所需教育年限,并相应提高薪酬;另一部分职位则降低工作所需教育年限,并降低薪酬。这就迫使一部分学生选择延长教育期限的过度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则选择提前就业的教育不足。第二,供求结构的失衡迫使学生改变受教育期限。发达地区、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就业收益高于其他部门和地区,人力资本便大量流向这些区域和部门,造成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发达地区、教育和文化艺术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劳动力供求中过度教育的倾向非常明显,而欠发达地区、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公共事业、卫生体育业和社会福利的教育不足问题则较为明显。
从表面上看,劳动力供求所引发的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源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劳动力缺乏流动性与求职成本过高。但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教育体系缺乏层次性:一方面,在同一学历下,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的趋同性较高,很难塑造有特点、有差异的受教育者,这使得劳动力需求方难以辨别学生的业务能力与技巧,只能选择学校排名作为差异性的标准;另一方面,“规模求大,学科求全,层次求高”是所有学校的诉求,每所学校都试图培养出兼具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这就造成劳动力需求方无法确定求职者所受教育在就业目标上的差异,因而只能选择学历高低作为差异性的标准。最终,一部分高薪职位以高学历、名校为标准迫使学生接受过度教育,而另一些低薪职位的应聘者又存在普遍的教育不足。
二、收入不平等的难题:如何消除教育收益率的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收益率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在行业、地区和城乡间并不均衡。首先,高收益行业中教育收益率虽然较高,但低于工作所需教育的平均收益率,存在过度教育削弱教育收益率的现象,而低收益行业中则存在教育不足造成负教育收益率的现象。其次,在高资本积累和高资本收益率的发达地区,劳动力的边际增长率更高。目前我国职工工资与边际产量尚存在相当差距,而且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一差距越大,这说明发达地区的过度教育现象并未得到足够的收益补偿。未来,该地区的工资将不断靠近边际产量,从而继续拉大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最后,虽然许多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远高于私人收益率,但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乡镇,劳动力的边际增长率较低,而工资水平更低,这就压制了当地有关部门对教育投入成本的补偿能力,教育不足的现象比较严重。而随着地区间迁移成本的降低,大量教育不足的劳动力进入发达地区谋求更高的报酬,发达地区许多岗位的教育不足问题更加严重。
从资本的角度观察,行业、地区和城乡间差异所引发的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源于资本积累程度和资本收益率的差异,通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循环的相互作用,行业、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异向教育体系扩散。但从教育体制的角度观察,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教育体系缺乏效率性。首先,我国教育体制的计划性阻碍了各类学校在办学方针、学科建设、培养模式上的自主性,使得学校既缺乏市场需求导向型的办学理念,也缺乏落实需求导向的办学方法。教育被动地服从于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和不平衡经济发展的约束,学生被动地选择低效教育下最有利的就学方式。既然低效教育赋予学生的就业能力难以评估,那么社会选择学生的标准就必然发生扭曲,受教育者也就只能在教育成本与收益的配比中选择适合自身的学历过程,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便难以避免。其次,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如果某个受教育者试图借助教育改善自身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地位,而他又处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弱势,那么他可以接受过度教育,通过欠发达地区落后学校的低学历一步步跨进发达地区名牌学校进而拥有高学历,用更长的受教育时间弥补自身在教育资源上的劣势。或者可以借助教育不足来增加教育成本的回收速度与回收时间,如农村教育资源弱化、城乡收入差距增大以及向城市迁移成本降低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受教育者对教育机会成本的感受,导致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下降。最后,我国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和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程度不够必然降低大多数受教育者接受合适教育的机会,转而使教育走向两个极端,即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
三、破解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关键: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
从教育体制的角度观察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问题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于急速变动的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层次丰富、特色分明、运行高效的教育体制,才能降低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发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1.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机制
随着教育的大众化和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化,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过程必须以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鲜明特色的技能人才,遵循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体现多元化、立体式、开放型的现代人才培养特征,以此为指导创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方向分流教育”的综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只有充分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因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培养,为学生量身定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的各项能力才能有成长的空间,我国教育机制的层次性和效率才能得以提升。
2.兼顾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会引起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使制度因素、物质资本、生产技术差异的负面影响被放大,导致收入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可流动的教师资源配置体系,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扶持,打破优势社会群体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倡导“教育适度”的理念。通过创造不同群体的教育均等机会,实现从教育资源重点配置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转变,真正使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对教育收益产生正面作用。
3.增加教育投资的力度与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物质资本快速积累的阶段,人力资本的收益不断地被转移至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之中,教育的社会回报作用非常突出,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高于个人收益率,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特征非常明显。因此,要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快速增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增加政府教育投资就势在必行。同时,教育虽然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但产业化的经营方式也有现实必要性和适用性,通过鼓励社会资本、外资参与教育投资,教育投入的效率和力度都能得到增强。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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