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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陶琴薰，是民国名人陶希圣的女儿。
一般来说，女人情感比较细腻，需要寻求慰藉，所以女人大多有闺蜜。
母亲一生中，有几个闺蜜。抗战发生之前，外祖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母亲在北京读初中，交到第一个闺蜜。母亲几十年后还记在心里，对我讲过几次，她叫姜硕贤。可是没多久，姜硕贤跟随男友，双双奔赴延安，从此断了联系。
母亲在香港读书，也交到一个闺蜜黄泳荠，我们称她黄阿姨。高二时母亲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黄阿姨读到高三毕业，也考上西南联大，她到昆明的时候，母亲已经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去了，可是两人保持了几十年的亲密。
除了初中时代北京的姜硕贤和高中时代香港的黄阿姨，母亲的其他几个闺蜜，都是在大学里交到的。
陈布雷先生的小女儿陈琏
母亲的闺蜜中，第一个要说的是陈琏。据父亲母亲描述，陈琏脸圆圆的，常常带笑，言谈举止文静中含着活泼，娴雅中透着聪慧，既是大家闺秀，又平易近人。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与陈琏同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好几年，却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见面。我也从未见过陈琏，没有当面叫过她一声阿姨，很是遗憾。
虽然陈琏是母亲的闺蜜，但她与我的父亲相识更早，而且两人曾有过一段甜蜜的初恋。陈琏是陈布雷先生的小女儿，布雷先生是浙江慈溪人，与沈家是同乡。嘉兴沈家，上溯五代之祖，于明末年间，由浙江慈溪沈师桥故居迁到嘉兴。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陈琇和陈琏，与我的父亲在杭州师范同学。陈琇与父亲同班，读高中师范科，陈琏比父亲低一班，读幼稚师范科。父亲说，布雷先生的夫人因生育陈琏难产而逝，布雷先生十分悲痛，给小女儿起名怜儿，意思是每看到她，便会涕泪涟涟。
当时杭州师范学校管理非常严格，父亲和陈琏虽然相互认识，见面讲话并不多。但父亲对美丽的陈琏，却一直很仰慕。他十六岁，读高二那年，大胆给陈琏写了第一封信。不想很快接到陈琏的回复，于是两人开始青春的来往。父亲高中毕业，回乡教书。同年陈琏叛逆家庭，拒绝做幼稚园老师，转学到杭州高级中学读书。陈琏转学，父亲不觉惊奇。陈琏曾对父亲说过，她绝对不学做饭缝衣这些传统女人的事情。第二年父亲到上海参加普通文官考试，被录取，分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实习员，继而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而陈琏则跟随家庭，内迁陪都重庆，读完高中。其间两人继续保持密切通信，陈琏开始表露对父亲的爱意。之后，陈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接触到中共西南联大学生支部书记袁永熙，开始投身革命，她的少女柔情和人性温馨逐渐淡漠乃至消失，与父亲通信也开始中止。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暨南大学内迁福建，父亲又跟随亲戚，到达重庆，转入中央大学外文系。陈琏的姐姐陈琇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可是父亲因为在上海工作一年的关系，比陈琇低了一班。命运弄人，同一年陈琏也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与父亲再次同学。父亲后来说，他看得出来，陈琏对于与父亲重逢，起初十分兴奋，经常来往，常常隐晦地对父亲讲些革命道理，还曾借着帮父亲找人补课赚些收入，介绍父亲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员会面。可是，后来陈琏终于明白父亲跟她走不到一起，便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据一本名为《两代悲歌》的书中记载，陈琏一直保存着父亲写给她的情书，用粉红色的丝带捆绑着，压在箱底。
正是陈琏选择革命人生而逐渐淡漠与我父亲恋爱的这段时间，她与我母亲相遇了。母亲与陈琏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母亲在中文系，陈琏在历史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与陈布雷先生，同事多年，布雷先生长我外祖父几岁。两个女儿家庭和身世都比较相近，来往自然密切，又曾一度同过宿舍，遂成闺蜜。后来两人又同年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同学，一直保持着闺蜜友情。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两类学生组成。一类是埋头读书的人才，像杨振宁、李政道先生，还有我的母亲和舅舅陶鼎来先生等。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中国科技学术界的大腕，甚至获得诺贝尔奖。母亲最喜欢给我讲的西南联大故事，是她如何听朱自清教授讲课，她的作文如何经朱自清教授批改。每次提起，眉飞色舞。西南联大另一类是进步学生，革命青年，陈琏乃其中之一。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共的领导者。虽然当时陈琏和母亲志趣不同，接触的人也不同，但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题，比如谈论杭州师范的经历，与父亲的亲密通信等，陈琏自然无法与她的革命同志分享，便只能找母亲私语。所以母亲在西南联大时，还没有跟父亲见过面，便已经从陈琏那里，经常听到父亲的名字，也知道父亲出身世家，是个英俊博学的翩翩君子。
西南联大当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活跃，经常开展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办墙报，印小报，上街宣传，募捐，演戏，甚至抗议教授上课，赶走校长等。母亲讲到这样的故事，我总会很觉吃惊。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50年代，北京乃至全国各间大学，所有学生都是乖巧的绵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学生运动，更绝对没有学生敢公开抗议教授讲课，甚至群起而把校长赶出校门。60年代，“文革”爆发，确实也打倒过教授校长，但那场动乱跟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南辕北辙，性质根本对立，不可同日而语。
母亲对我讲过，在重庆的时候，布雷先生和外祖父同在委员长侍从室工作，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顶头上司。外祖母一家到达重庆之前，外祖父就住在上清寺布雷先生的楼上。母亲转学到中央大学之后，每到周末，总要迫不及待从中大所在的沙坪坝赶往重庆，与外祖父团聚。好几次约陈琏同行，都被婉言谢绝。母亲觉得很奇怪，以为陈琏与布雷先生不大和睦，当时母亲并不知道，陈琏那时已经是中共党员，要跟自己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想，布雷先生那么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觉出女儿的背叛，只是爱女之情笃深，不肯点破而已。
虽然陈琏极力躲避布雷先生，但中共却要尽可能地利用她这层父女关系，从事政治军事等秘密活动。抗战胜利，陈琏大学毕业，到北平教书，与党内上级袁永熙先生结婚。他们在北平举行盛大婚礼，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联络大批国民党政要，开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发，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被北平警局逮捕，因为涉及到布雷先生的身份，二人被移送南京关押，交由国府处置。尽管政治立场对立，毕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征得蒋介石许可，出面将女儿保释出狱，送回老家慈溪隐居。袁永熙出狱后，中共安排他在南京卧底，于是陈琏回到南京，继续利用布雷先生的关系，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告诉我，在南京期间，陈琏多次开动布雷先生的座驾，为中共传送机密情报，车子挂了特别牌照，军警不敢阻挡。布雷先生自杀后，陈琏夫妇接受指示离开南京，转移到苏北中共根据地。
父亲回忆，陈琏在北平被捕，他和母亲都听说了，十分吃惊。这时父亲才明白，当初陈琏为什么跟他断了恋情，而母亲也才知道陈琏居然是共产党员。北伐战争的时候，母亲六岁，见识过湖北农民运动杀人放火，也有过农会到家里来逮捕外祖父的亲身经历。父亲和母亲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温文尔雅的陈琏竟然会做了共产党。然而对于母亲，陈琏还是陈琏，自己的大学闺蜜。所以陈琏转移苏北，途经上海，母亲仍旧招待她在狄斯威路自己家里，小住几日。
但是自陈琏离开上海后，同母亲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时局骤转，国民党兵败，外祖父跟着南撤台湾，中共随即建政。陈琏和袁永熙双双进北京，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长，袁永熙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3年秋，父亲只身从上海调入北京，参与筹建外文出版社。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社里发给父亲一张票，请他“十一”到天安门观礼台，观赏阅兵和游行。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同一观礼台上，坐满了人，父亲却偏偏与陈琏相遇。此时两人地位悬殊，已如天壤。父亲事后感叹，当时他就看出，陈琏初见到他，瞬间露出喜悦之情，随即收起笑容，寒暄几句，匆匆离开。父亲那时已稍懂些政治，能够断定陈琏迫于巨大的压力，刻意拉开同父亲的距离。父亲写信给上海的母亲，讲这件事，母亲才懂得，当年在重庆，陈琏为何与布雷先生尽量少来往。
有了父亲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遭遇，母亲搬到北京之后，再也不敢找陈琏联络。父亲母亲带了我们，到北大清华去看望他们当年的教授，几次提及想到袁永熙家去看看陈琏，却终于一次都没有去过。虽然见不到面，母亲还是一直很关心陈琏的情况。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有关陈琏的报道，大受鼓舞，自己动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从而获得特殊照顾，能够在国内最封闭的年代，同台湾的外祖父通信联系，聊解心中的苦苦思念。仅此一点，我必须对陈琏阿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篇报道说：1956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陈琏发表了一个讲话。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来鼓掌，于是受到中央关注，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陈琏讲话全文：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陈琏和袁永熙夫妇，曾为革命出生入死，被捕坐牢，甚至背弃自己的亲生父亲，但1957年袁永熙被划为右派，撤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之职，锒铛入狱。陈琏被迫离婚，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母亲听说后，难过了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母亲在全国总工会编译处任职，全总主席刘宁一在党委会上宣布：陶希圣的女儿，不可能不是右派。只此一句话，母亲成了右派分子。幸得编译处同志力保，没有被赶到甘肃劳改农场。母亲在办公室每日忍辱负重，压抑着冤屈和愤怒。但她为了保护我们三个孩子，终日不声不响，维持着生活。多少个夜晚，母亲忍耐不住心中的委屈，待我们都睡了之后，便朝父亲倾诉。有时两人会争执起来，直至大吵，跑出门想去办离婚。我们几个哪里还能睡觉，都縮在床上等待父母归来。我们曾经讨论，如果父母分家，谁该跟随父亲，谁该跟随母亲。结果父亲母亲跑出去几趟，到底没有离婚，我们的家庭保存下来。
有两次他们吵架，我听到母亲哭诉：父亲现在不得意，都是因为她，她的家庭出身，她对不起父亲，她必须离开父亲。母亲说，如果当年父亲坚持跟陈琏要好，能够跟陈琏结婚成家，那么解放以后，父亲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每次听见这个话，父亲就会说那是无稽之谈。陈琏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直接受袁永熙领导，哪里可能接纳别人。
陈琏回到华东以后，消息越来越少。“文革”期间我到上海访故居。临行前，母亲特别嘱咐我，设法打听一下陈琏的消息。我在上海，到华东局去看大字报，可惜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从小道消息听说，陈琏在上海屡遭批斗，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样，自杀绝世。那时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消息传不进去，倒免了他伤心。
母亲获知噩耗，许多天默默无语。我想母亲一定是回想到她们各自的父亲，她们两人的同学生活，她们遭到政治影响的闺蜜友情，以及她们共同的不幸。
（本文下期续完）
（作者为旅美民国史研究学者）
一般来说，女人情感比较细腻，需要寻求慰藉，所以女人大多有闺蜜。
母亲一生中，有几个闺蜜。抗战发生之前，外祖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母亲在北京读初中，交到第一个闺蜜。母亲几十年后还记在心里，对我讲过几次，她叫姜硕贤。可是没多久，姜硕贤跟随男友，双双奔赴延安，从此断了联系。
母亲在香港读书，也交到一个闺蜜黄泳荠，我们称她黄阿姨。高二时母亲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黄阿姨读到高三毕业，也考上西南联大，她到昆明的时候，母亲已经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去了，可是两人保持了几十年的亲密。
除了初中时代北京的姜硕贤和高中时代香港的黄阿姨，母亲的其他几个闺蜜，都是在大学里交到的。
陈布雷先生的小女儿陈琏
母亲的闺蜜中，第一个要说的是陈琏。据父亲母亲描述，陈琏脸圆圆的，常常带笑，言谈举止文静中含着活泼，娴雅中透着聪慧，既是大家闺秀，又平易近人。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与陈琏同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好几年，却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见面。我也从未见过陈琏，没有当面叫过她一声阿姨，很是遗憾。
虽然陈琏是母亲的闺蜜，但她与我的父亲相识更早，而且两人曾有过一段甜蜜的初恋。陈琏是陈布雷先生的小女儿，布雷先生是浙江慈溪人，与沈家是同乡。嘉兴沈家，上溯五代之祖，于明末年间，由浙江慈溪沈师桥故居迁到嘉兴。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陈琇和陈琏，与我的父亲在杭州师范同学。陈琇与父亲同班，读高中师范科，陈琏比父亲低一班，读幼稚师范科。父亲说，布雷先生的夫人因生育陈琏难产而逝，布雷先生十分悲痛，给小女儿起名怜儿，意思是每看到她，便会涕泪涟涟。
当时杭州师范学校管理非常严格，父亲和陈琏虽然相互认识，见面讲话并不多。但父亲对美丽的陈琏，却一直很仰慕。他十六岁，读高二那年，大胆给陈琏写了第一封信。不想很快接到陈琏的回复，于是两人开始青春的来往。父亲高中毕业，回乡教书。同年陈琏叛逆家庭，拒绝做幼稚园老师，转学到杭州高级中学读书。陈琏转学，父亲不觉惊奇。陈琏曾对父亲说过，她绝对不学做饭缝衣这些传统女人的事情。第二年父亲到上海参加普通文官考试，被录取，分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实习员，继而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而陈琏则跟随家庭，内迁陪都重庆，读完高中。其间两人继续保持密切通信，陈琏开始表露对父亲的爱意。之后，陈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接触到中共西南联大学生支部书记袁永熙，开始投身革命，她的少女柔情和人性温馨逐渐淡漠乃至消失，与父亲通信也开始中止。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暨南大学内迁福建，父亲又跟随亲戚，到达重庆，转入中央大学外文系。陈琏的姐姐陈琇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可是父亲因为在上海工作一年的关系，比陈琇低了一班。命运弄人，同一年陈琏也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与父亲再次同学。父亲后来说，他看得出来，陈琏对于与父亲重逢，起初十分兴奋，经常来往，常常隐晦地对父亲讲些革命道理，还曾借着帮父亲找人补课赚些收入，介绍父亲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员会面。可是，后来陈琏终于明白父亲跟她走不到一起，便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据一本名为《两代悲歌》的书中记载，陈琏一直保存着父亲写给她的情书，用粉红色的丝带捆绑着，压在箱底。
正是陈琏选择革命人生而逐渐淡漠与我父亲恋爱的这段时间，她与我母亲相遇了。母亲与陈琏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母亲在中文系，陈琏在历史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与陈布雷先生，同事多年，布雷先生长我外祖父几岁。两个女儿家庭和身世都比较相近，来往自然密切，又曾一度同过宿舍，遂成闺蜜。后来两人又同年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同学，一直保持着闺蜜友情。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两类学生组成。一类是埋头读书的人才，像杨振宁、李政道先生，还有我的母亲和舅舅陶鼎来先生等。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中国科技学术界的大腕，甚至获得诺贝尔奖。母亲最喜欢给我讲的西南联大故事，是她如何听朱自清教授讲课，她的作文如何经朱自清教授批改。每次提起，眉飞色舞。西南联大另一类是进步学生，革命青年，陈琏乃其中之一。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共的领导者。虽然当时陈琏和母亲志趣不同，接触的人也不同，但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题，比如谈论杭州师范的经历，与父亲的亲密通信等，陈琏自然无法与她的革命同志分享，便只能找母亲私语。所以母亲在西南联大时，还没有跟父亲见过面，便已经从陈琏那里，经常听到父亲的名字，也知道父亲出身世家，是个英俊博学的翩翩君子。
西南联大当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活跃，经常开展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办墙报，印小报，上街宣传，募捐，演戏，甚至抗议教授上课，赶走校长等。母亲讲到这样的故事，我总会很觉吃惊。就我自己的所见所闻，50年代，北京乃至全国各间大学，所有学生都是乖巧的绵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学生运动，更绝对没有学生敢公开抗议教授讲课，甚至群起而把校长赶出校门。60年代，“文革”爆发，确实也打倒过教授校长，但那场动乱跟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南辕北辙，性质根本对立，不可同日而语。
母亲对我讲过，在重庆的时候，布雷先生和外祖父同在委员长侍从室工作，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顶头上司。外祖母一家到达重庆之前，外祖父就住在上清寺布雷先生的楼上。母亲转学到中央大学之后，每到周末，总要迫不及待从中大所在的沙坪坝赶往重庆，与外祖父团聚。好几次约陈琏同行，都被婉言谢绝。母亲觉得很奇怪，以为陈琏与布雷先生不大和睦，当时母亲并不知道，陈琏那时已经是中共党员，要跟自己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想，布雷先生那么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觉出女儿的背叛，只是爱女之情笃深，不肯点破而已。
虽然陈琏极力躲避布雷先生，但中共却要尽可能地利用她这层父女关系，从事政治军事等秘密活动。抗战胜利，陈琏大学毕业，到北平教书，与党内上级袁永熙先生结婚。他们在北平举行盛大婚礼，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联络大批国民党政要，开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发，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被北平警局逮捕，因为涉及到布雷先生的身份，二人被移送南京关押，交由国府处置。尽管政治立场对立，毕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征得蒋介石许可，出面将女儿保释出狱，送回老家慈溪隐居。袁永熙出狱后，中共安排他在南京卧底，于是陈琏回到南京，继续利用布雷先生的关系，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告诉我，在南京期间，陈琏多次开动布雷先生的座驾，为中共传送机密情报，车子挂了特别牌照，军警不敢阻挡。布雷先生自杀后，陈琏夫妇接受指示离开南京，转移到苏北中共根据地。
父亲回忆，陈琏在北平被捕，他和母亲都听说了，十分吃惊。这时父亲才明白，当初陈琏为什么跟他断了恋情，而母亲也才知道陈琏居然是共产党员。北伐战争的时候，母亲六岁，见识过湖北农民运动杀人放火，也有过农会到家里来逮捕外祖父的亲身经历。父亲和母亲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温文尔雅的陈琏竟然会做了共产党。然而对于母亲，陈琏还是陈琏，自己的大学闺蜜。所以陈琏转移苏北，途经上海，母亲仍旧招待她在狄斯威路自己家里，小住几日。
但是自陈琏离开上海后，同母亲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时局骤转，国民党兵败，外祖父跟着南撤台湾，中共随即建政。陈琏和袁永熙双双进北京，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长，袁永熙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3年秋，父亲只身从上海调入北京，参与筹建外文出版社。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社里发给父亲一张票，请他“十一”到天安门观礼台，观赏阅兵和游行。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同一观礼台上，坐满了人，父亲却偏偏与陈琏相遇。此时两人地位悬殊，已如天壤。父亲事后感叹，当时他就看出，陈琏初见到他，瞬间露出喜悦之情，随即收起笑容，寒暄几句，匆匆离开。父亲那时已稍懂些政治，能够断定陈琏迫于巨大的压力，刻意拉开同父亲的距离。父亲写信给上海的母亲，讲这件事，母亲才懂得，当年在重庆，陈琏为何与布雷先生尽量少来往。
有了父亲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遭遇，母亲搬到北京之后，再也不敢找陈琏联络。父亲母亲带了我们，到北大清华去看望他们当年的教授，几次提及想到袁永熙家去看看陈琏，却终于一次都没有去过。虽然见不到面，母亲还是一直很关心陈琏的情况。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有关陈琏的报道，大受鼓舞，自己动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从而获得特殊照顾，能够在国内最封闭的年代，同台湾的外祖父通信联系，聊解心中的苦苦思念。仅此一点，我必须对陈琏阿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篇报道说：1956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陈琏发表了一个讲话。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来鼓掌，于是受到中央关注，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陈琏讲话全文：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陈琏和袁永熙夫妇，曾为革命出生入死，被捕坐牢，甚至背弃自己的亲生父亲，但1957年袁永熙被划为右派，撤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之职，锒铛入狱。陈琏被迫离婚，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母亲听说后，难过了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母亲在全国总工会编译处任职，全总主席刘宁一在党委会上宣布：陶希圣的女儿，不可能不是右派。只此一句话，母亲成了右派分子。幸得编译处同志力保，没有被赶到甘肃劳改农场。母亲在办公室每日忍辱负重，压抑着冤屈和愤怒。但她为了保护我们三个孩子，终日不声不响，维持着生活。多少个夜晚，母亲忍耐不住心中的委屈，待我们都睡了之后，便朝父亲倾诉。有时两人会争执起来，直至大吵，跑出门想去办离婚。我们几个哪里还能睡觉，都縮在床上等待父母归来。我们曾经讨论，如果父母分家，谁该跟随父亲，谁该跟随母亲。结果父亲母亲跑出去几趟，到底没有离婚，我们的家庭保存下来。
有两次他们吵架，我听到母亲哭诉：父亲现在不得意，都是因为她，她的家庭出身，她对不起父亲，她必须离开父亲。母亲说，如果当年父亲坚持跟陈琏要好，能够跟陈琏结婚成家，那么解放以后，父亲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每次听见这个话，父亲就会说那是无稽之谈。陈琏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直接受袁永熙领导，哪里可能接纳别人。
陈琏回到华东以后，消息越来越少。“文革”期间我到上海访故居。临行前，母亲特别嘱咐我，设法打听一下陈琏的消息。我在上海，到华东局去看大字报，可惜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从小道消息听说，陈琏在上海屡遭批斗，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样，自杀绝世。那时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消息传不进去，倒免了他伤心。
母亲获知噩耗，许多天默默无语。我想母亲一定是回想到她们各自的父亲，她们两人的同学生活，她们遭到政治影响的闺蜜友情，以及她们共同的不幸。
（本文下期续完）
（作者为旅美民国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