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在“老龄化”和“通胀”的背景下,医药和消费品产业值得重点关注。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一名在北京已经成家的白领告诉记者,让他和他的妻子感到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后两个人要照顾“4个老人”。
“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名白领说。
老龄化问题听上去很遥远,但实则已经日益逼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于2010年9月10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发达国家比新兴国家“老”得更快,全球未来增长依赖“年轻人”。
世界银行六月调高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GDP)预测至3.3%,而新兴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更达6.2%和6%,表明发展中国家将是全球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欧债危机的源头?
看看以下的逻辑: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末期,由于抚养成本逐渐上涨,使生育期望减低,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当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老年受赡养人口大于青少年受赡养人口,平均人口年龄上升,国家产业竞争力被削弱,同时发达国家长期高消费的习惯难以改变,在民主国家以民生为先和选票至上的背景下,只能增加财政开支以维持较高的福利。
生产率不能大幅提高,政府财政赤字却不断扩大,最终将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今次欧洲各国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根据欧盟老龄化工作小组的统计数据,希腊作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源头,其长者占总人口比率是全欧洲最高,人口老龄化负担达到GDP的15.9%。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的报告,欧洲已于2000年变为成熟型社会,即60岁以上老年人多于15岁以下的青少年。由此看来,金融危机并不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是问题的导火线。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美国因其移民政策不断吸引年轻移民,以保持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外,日本早在20年前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半个月前在中国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事件和其后的大幅加薪。富士康崛起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之王”,得力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国际大潮流,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工,以在控制成本上力压对手。但是从2000年开始,内地的工资却不断上升,开始打击这种薄利多销的“世界工厂”模式。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商,压缩成本的效果无人能及,连它都屈服于工资上涨的大趋势,其他在华工厂则更不敢想象了。
富士康不是个别事件,民工荒从2003年就开始,且日趋严峻,原因已不只是季节性(如民工春节回家)或外来因素影响,而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民工荒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中西部推移。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指的是中国渐渐失去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亦意味着世代更替后,年轻劳动力的总量开始减少。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已迫近“刘易斯拐点”,即过去数十年的工业化过程已把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要进一步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于中国是否已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众说纷纭,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则证明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意味着什么?
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依赖低廉劳动力和低成本拓展市场,产业升级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加速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由粗放型生产社会转变成高增值消费型社会,提高最低工资就是朝消费型经济走出的重要一步。物品因工资和需求上升导致供不应求,形成预期物价和产值同时上升,通胀升温不可避免。在“老龄化”和“通胀”的背景下,医药和消费品产业值得重点关注。
编辑 黄祥福
《商道》杂志QQ群①群号:6654648
在“老龄化”和“通胀”的背景下,医药和消费品产业值得重点关注。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一名在北京已经成家的白领告诉记者,让他和他的妻子感到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后两个人要照顾“4个老人”。
“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名白领说。
老龄化问题听上去很遥远,但实则已经日益逼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于2010年9月10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发达国家比新兴国家“老”得更快,全球未来增长依赖“年轻人”。
世界银行六月调高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GDP)预测至3.3%,而新兴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更达6.2%和6%,表明发展中国家将是全球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欧债危机的源头?
看看以下的逻辑: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末期,由于抚养成本逐渐上涨,使生育期望减低,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当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老年受赡养人口大于青少年受赡养人口,平均人口年龄上升,国家产业竞争力被削弱,同时发达国家长期高消费的习惯难以改变,在民主国家以民生为先和选票至上的背景下,只能增加财政开支以维持较高的福利。
生产率不能大幅提高,政府财政赤字却不断扩大,最终将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今次欧洲各国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根据欧盟老龄化工作小组的统计数据,希腊作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源头,其长者占总人口比率是全欧洲最高,人口老龄化负担达到GDP的15.9%。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的报告,欧洲已于2000年变为成熟型社会,即60岁以上老年人多于15岁以下的青少年。由此看来,金融危机并不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是问题的导火线。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美国因其移民政策不断吸引年轻移民,以保持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外,日本早在20年前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半个月前在中国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事件和其后的大幅加薪。富士康崛起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之王”,得力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国际大潮流,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工,以在控制成本上力压对手。但是从2000年开始,内地的工资却不断上升,开始打击这种薄利多销的“世界工厂”模式。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商,压缩成本的效果无人能及,连它都屈服于工资上涨的大趋势,其他在华工厂则更不敢想象了。
富士康不是个别事件,民工荒从2003年就开始,且日趋严峻,原因已不只是季节性(如民工春节回家)或外来因素影响,而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民工荒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中西部推移。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指的是中国渐渐失去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亦意味着世代更替后,年轻劳动力的总量开始减少。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已迫近“刘易斯拐点”,即过去数十年的工业化过程已把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要进一步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于中国是否已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众说纷纭,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则证明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意味着什么?
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依赖低廉劳动力和低成本拓展市场,产业升级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加速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由粗放型生产社会转变成高增值消费型社会,提高最低工资就是朝消费型经济走出的重要一步。物品因工资和需求上升导致供不应求,形成预期物价和产值同时上升,通胀升温不可避免。在“老龄化”和“通胀”的背景下,医药和消费品产业值得重点关注。
编辑 黄祥福
《商道》杂志QQ群①群号:665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