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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在杭州大学经济系求学，因为痴迷文学，常常不务正业，逃课到中文系的课堂蹭课。当时去得最多的，就是吴秀明老师和汪飞白老师的课堂。对于自己的偷师，难免有些心虚。为了抢占最后一排的座位，经常提前一节课就钉在那儿。熟悉的中文系同学看到我，不止一次笑我“守株待兔”。当时吴老师风华正茂，但并不像一些年轻老师那样，喜欢贩卖自己也没搞懂的西方名词。记得他讲历史小说，重视分析文学与历史、虚构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不止一次听他说起“言必有据”，并强调这是夏承焘先生教导吴熊和老师的四字真言。他在授课时讲到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时会提到古典文学与古籍整理的研究传统，重视从中国本土的学术根底中汲取营养，认为只有贯通古今才能根深叶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老师逐渐转向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我看来真是水到渠成。最近几年，我自己也在这一领域用力甚多。细想起来，吴老师当年在课堂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找资料多看资料的叮咛，点燃了我最初的兴趣，就像是随风落下的一粒粒种子，在遇到适合的条件时潜滋暗长，生根发芽。
翻阅吴秀明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一书，觉得此书材料翔实，特色鲜明。首先，该书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从史料再出发”。“当代文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以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厌烦了‘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阐释模式，也不再满足于过于主观的‘感觉式’‘批评化’的评判思路，而是广泛借鉴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向着带有学术转向性质的学科重构的方向挺进。”①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评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它贴近文学现场，紧跟时代潮流，容易引起关注，类似于经济学视野中的“短平快”产品：投资少，周转周期较短；价格适中，容易为大众接受；生产速度快，服务速度快，见效快，收益高。相对而言，史料研究吃力不讨好，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长期积累，见效极慢，干的都是脏活苦活累活，史料整理的著述不仅很难发表和出版，而且在如今学院的考核体制中还常常不算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受到意识形态制约和文化潮流影响的文学观念快速转换，要对已经走过六十余年的当代文学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史料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其一，“立场决定观点”的思维在当代文学史上可谓根深蒂固，不少口号和表述都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曾经流行的“批判”逻辑更是遗毒深远，因此，对史料的挖掘、甄别与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其二，当代文学研究过于贴近研究对象，缺少必要的距离感，容易受到主体的政治观念、审美偏向、现实利益的影响，有较为明显的主观化色彩，尤其是那些充满争议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褒贬不一。而且，在文学评论中始终存在趋时应景的倾向，评论家的言说难免有随意、率性、偏激之处。回归史料的研究思路有利于博采诸说，排除外在干扰，发覆探隐，廓清争议。其三，扎实的史料工作是提升并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当代文学学科时间短、积累浅，研究对象不够稳定，长期盛行的“以论代史”的研究思路片面追求观念的更新，这使得当代文学史的面貌陷入一种不断“变脸”的状态。从史料入手重返历史现场，这是实现当代文学较为充分的“历史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学科建设的必要条件。
《史料问题研究》对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归纳、梳理、整合，并借助现代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激活这些史料的精神资源。该书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自成一体的类型划分，譬如按照史料的功能性质，划分为“公共性文学史料”、“私人性文学史料”和“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按照史料的传播形式划分为“书话与口述文学史料”“版本史料”和“选本史料”；按照当代文学研究的专题划分为“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通俗文学史料”和“台港澳文学史料”。这些史料自成一格，同时又与其他形态的文学史料相互印证，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丰富的集合。正如该书主编在“绪论”中阐述第二章、第三章的编写目标时所言：“并不满足于史料爬梳和有关类型的划分，而是联系当时时代的精神气候以及十七年与新时期的嬗变，对文学史料产生的原因、存在問题和未来前景作深入的阐发，提出自己的思考，力争使史料研究带有某种‘史料学’的品格。”②鉴于当代文学史上有相当数量的档案史料没有公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还不充分，该书编撰团队并没有匆促地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但迈出了向这一目标进发的重要一步：“盘整现有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成果，检讨以往在研究意识和方法上的缺陷，为将来‘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构建提供一个初步的雏形和构架。”③
其次，该书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如果重视史料不注意方法，就很容易被史料所淹没。正如翦伯赞所言：“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④该书在方法探索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溯源与拓展。该书在研究当代文学史料时，一方面吸纳了古代文献研究中常用的版本、注释、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方法，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互联网科技、情报收集和数据处理等方法，力图融会“传统”与“现代”的研究方法。第十四章在分析当代文学史料的实证研究时，就注意到这一方法的两个来源，即本土从汉代到清代的朴学传统，外来的自然科学实证精神与实证主义哲学。当代文学史料较为驳杂，其中既有形式多样的纸质材料，又有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的政策文件、口述实录、网络材料等史料。面对异彩纷呈的当代文学史料，如果研究主体采取单一的、不变的思路与方法，其结论显然难以避免讹误。只有针对性地选择适用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其二，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的结合。该书既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特征及其与历史观、政治、现代科技、文学史编写的关系进行整体性考察，又对文代会报告、“潜在写作”史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史料等局部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另外，在书的所有章节，都注意详略关系，以点面结合的形式，选择代表性个案进行重点分析。譬如第九章讨论当代文学的版本史料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版本类型——重印本、修改本、潜版本、电子版等等，第三节重点选择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考察“茅盾文学奖”修订版的修订问题。通过整体研究与局部分析的结合，作者准确把握了当代文学版本区别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版本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形态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版本变异的动力机制有了新的变化：“在修改动机上，出于艺术或纯文学层面考虑的修订尽管依然存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不是当代版本生产的主要动力。反之，政治、市场以及新媒体这些非传统因素在不同阶段开始对版本的生产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正越来越表现出‘复合性’的特征，这显然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较少出现的情况，也是当代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所在。”⑤第十六章对历次文代会报告的研究，特别重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影响的第一次文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点面结合的思路，将集中的视点和开阔的视野结合起来，把文学文本史料和文学周边的史料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也注意了艺术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并重。其三，还原分析。史料研究的努力方向在于恢复历史的原貌，困难的是现存史料往往以碎片形式存在，这些碎片拼缀出来的图景与历史本来面目之间还有不远的差距。正是意识到史料研究中的这种挑战，该书强调将史料进行还原分析。譬如书中对“文革”时期的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爬梳，并针对“潜在写作”史料“能否进入”与“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潜在写作”史料为还原当时文学的真实面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潜在写作”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和质疑，因此，该书主张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的评价：“对于‘潜在写作’史料，任何照单全收或者一概排拒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科学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开放，也更为包容的姿态。”⑥ 再次，该书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该书既重视史料研究，又强调不被史料所淹没，必须与史料保持必要的理性距离，以史识照亮史料。“今天讲当代文学史料，不是回到一般‘史论结合’或‘论从史出’的思维层面，而是主要强调突出在现有理论思想和认知的高度以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史料’与‘思想’或曰‘事实’与‘意识’之间的互渗互融，以达到在较高平台上的动态平衡，求得研究工作的新拓展。”⑦该书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思考，其起点是直面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不避讳，不粉饰，正所谓知不足而后进。第十一章以胡风评价的明显分歧为例，对“史料迷误与历史观问题”进行深入辨析。不同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情感认知，受到不同的历史观的影响，在选择、使用史料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分别将胡风定位为“革命文艺的异路人”“五四精神的传承者”或“高度忠诚的革命者”。在审视问题的基础上，该书认为：“在史料研究中，既要以包容性、开放性的历史观将之纳入视野，也要注意有效的保存和合理的筛选、运用，从而更好地推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走向全面、系统和深入。”⑧第十四章对史料研究方法的讨论，既注意到实证研究的困境及其根源，又剖析了文化研究的局限性。第八章谈论口述史料时，重点讨论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因为记忆存在“遺忘”问题，记忆容易受到个人情感心理因素的影响，个体记忆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所以必须重视口述史料的失真问题。基于此，该书强调访问者与受访者应该进行积极的互动与交流，修正讹误，提高史料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史料研究应当做到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相互印证和补充，纠正记忆的偏差和失真等情况。第十五章第一节讨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主体性危机时，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越古、越专、越细的文学史料越有价值”、“对史料或理论的偏执”、“对研究方法的迷信”，这种单刀直入揭示问题的方式，颇有启发性，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思考方式。第十五章的第二节结合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指出其选文的偏颇与史料阐释的不当之处。在此基础上，该书认为：“文学史编写应以文学史料为基础，这原本是一个常识。然而综观诸多文学史编写的实际情况来看，情况似乎不那么简单，也不乐观，在某种意义上，史料问题成了制约文学史编写的一个‘瓶颈’。”⑨这就通过典型分析，上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学术思考。
总体而言，该书紧扣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以问题为导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一些关键的、紧迫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该书并不是将史料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孤立、封闭、静止的研究，而是将史料放置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考察。该书呈现出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情报信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打通的“大史料”的特点，超越深陷于史料之中的狭隘视角，在政治、历史、文化的多重关联中进行价值定位，在更加立体开阔、更具历史纵深感、更有当代性的整体把握中，凸显当代文学史料更为丰富的层次感、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更为多元的观念内涵。该书主编在“结语”中有明确的表述：“我们不想将史料研究做死做窄，为了所谓的‘有学问’，而将其原本固有的血肉丰满的东西滤去。我们追求的是‘问题化’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或曰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问题化’。”⑩也就是说，史料研究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它还是一种通向当代文学深处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消除遮蔽，打通阻隔，推动当代文学学科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注释】
①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②③⑤⑥⑦⑧⑨⑩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献史料问题研究》，29、31、284-285、521、22、352、449、5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翦伯赞：《史料与史学》，85页，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4AZD081）
翻阅吴秀明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一书，觉得此书材料翔实，特色鲜明。首先，该书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从史料再出发”。“当代文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以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厌烦了‘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阐释模式，也不再满足于过于主观的‘感觉式’‘批评化’的评判思路，而是广泛借鉴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向着带有学术转向性质的学科重构的方向挺进。”①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评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它贴近文学现场，紧跟时代潮流，容易引起关注，类似于经济学视野中的“短平快”产品：投资少，周转周期较短；价格适中，容易为大众接受；生产速度快，服务速度快，见效快，收益高。相对而言，史料研究吃力不讨好，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长期积累，见效极慢，干的都是脏活苦活累活，史料整理的著述不仅很难发表和出版，而且在如今学院的考核体制中还常常不算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受到意识形态制约和文化潮流影响的文学观念快速转换，要对已经走过六十余年的当代文学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史料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其一，“立场决定观点”的思维在当代文学史上可谓根深蒂固，不少口号和表述都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曾经流行的“批判”逻辑更是遗毒深远，因此，对史料的挖掘、甄别与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其二，当代文学研究过于贴近研究对象，缺少必要的距离感，容易受到主体的政治观念、审美偏向、现实利益的影响，有较为明显的主观化色彩，尤其是那些充满争议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褒贬不一。而且，在文学评论中始终存在趋时应景的倾向，评论家的言说难免有随意、率性、偏激之处。回归史料的研究思路有利于博采诸说，排除外在干扰，发覆探隐，廓清争议。其三，扎实的史料工作是提升并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当代文学学科时间短、积累浅，研究对象不够稳定，长期盛行的“以论代史”的研究思路片面追求观念的更新，这使得当代文学史的面貌陷入一种不断“变脸”的状态。从史料入手重返历史现场，这是实现当代文学较为充分的“历史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学科建设的必要条件。
《史料问题研究》对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归纳、梳理、整合，并借助现代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激活这些史料的精神资源。该书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自成一体的类型划分，譬如按照史料的功能性质，划分为“公共性文学史料”、“私人性文学史料”和“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按照史料的传播形式划分为“书话与口述文学史料”“版本史料”和“选本史料”；按照当代文学研究的专题划分为“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通俗文学史料”和“台港澳文学史料”。这些史料自成一格，同时又与其他形态的文学史料相互印证，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丰富的集合。正如该书主编在“绪论”中阐述第二章、第三章的编写目标时所言：“并不满足于史料爬梳和有关类型的划分，而是联系当时时代的精神气候以及十七年与新时期的嬗变，对文学史料产生的原因、存在問题和未来前景作深入的阐发，提出自己的思考，力争使史料研究带有某种‘史料学’的品格。”②鉴于当代文学史上有相当数量的档案史料没有公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还不充分，该书编撰团队并没有匆促地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但迈出了向这一目标进发的重要一步：“盘整现有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成果，检讨以往在研究意识和方法上的缺陷，为将来‘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构建提供一个初步的雏形和构架。”③
其次，该书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如果重视史料不注意方法，就很容易被史料所淹没。正如翦伯赞所言：“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④该书在方法探索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溯源与拓展。该书在研究当代文学史料时，一方面吸纳了古代文献研究中常用的版本、注释、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方法，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互联网科技、情报收集和数据处理等方法，力图融会“传统”与“现代”的研究方法。第十四章在分析当代文学史料的实证研究时，就注意到这一方法的两个来源，即本土从汉代到清代的朴学传统，外来的自然科学实证精神与实证主义哲学。当代文学史料较为驳杂，其中既有形式多样的纸质材料，又有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的政策文件、口述实录、网络材料等史料。面对异彩纷呈的当代文学史料，如果研究主体采取单一的、不变的思路与方法，其结论显然难以避免讹误。只有针对性地选择适用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其二，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的结合。该书既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特征及其与历史观、政治、现代科技、文学史编写的关系进行整体性考察，又对文代会报告、“潜在写作”史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史料等局部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另外，在书的所有章节，都注意详略关系，以点面结合的形式，选择代表性个案进行重点分析。譬如第九章讨论当代文学的版本史料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版本类型——重印本、修改本、潜版本、电子版等等，第三节重点选择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考察“茅盾文学奖”修订版的修订问题。通过整体研究与局部分析的结合，作者准确把握了当代文学版本区别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版本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形态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版本变异的动力机制有了新的变化：“在修改动机上，出于艺术或纯文学层面考虑的修订尽管依然存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不是当代版本生产的主要动力。反之，政治、市场以及新媒体这些非传统因素在不同阶段开始对版本的生产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正越来越表现出‘复合性’的特征，这显然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较少出现的情况，也是当代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所在。”⑤第十六章对历次文代会报告的研究，特别重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影响的第一次文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点面结合的思路，将集中的视点和开阔的视野结合起来，把文学文本史料和文学周边的史料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也注意了艺术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并重。其三，还原分析。史料研究的努力方向在于恢复历史的原貌，困难的是现存史料往往以碎片形式存在，这些碎片拼缀出来的图景与历史本来面目之间还有不远的差距。正是意识到史料研究中的这种挑战，该书强调将史料进行还原分析。譬如书中对“文革”时期的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爬梳，并针对“潜在写作”史料“能否进入”与“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潜在写作”史料为还原当时文学的真实面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潜在写作”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和质疑，因此，该书主张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的评价：“对于‘潜在写作’史料，任何照单全收或者一概排拒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科学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开放，也更为包容的姿态。”⑥ 再次，该书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该书既重视史料研究，又强调不被史料所淹没，必须与史料保持必要的理性距离，以史识照亮史料。“今天讲当代文学史料，不是回到一般‘史论结合’或‘论从史出’的思维层面，而是主要强调突出在现有理论思想和认知的高度以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史料’与‘思想’或曰‘事实’与‘意识’之间的互渗互融，以达到在较高平台上的动态平衡，求得研究工作的新拓展。”⑦该书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思考，其起点是直面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不避讳，不粉饰，正所谓知不足而后进。第十一章以胡风评价的明显分歧为例，对“史料迷误与历史观问题”进行深入辨析。不同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情感认知，受到不同的历史观的影响，在选择、使用史料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分别将胡风定位为“革命文艺的异路人”“五四精神的传承者”或“高度忠诚的革命者”。在审视问题的基础上，该书认为：“在史料研究中，既要以包容性、开放性的历史观将之纳入视野，也要注意有效的保存和合理的筛选、运用，从而更好地推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走向全面、系统和深入。”⑧第十四章对史料研究方法的讨论，既注意到实证研究的困境及其根源，又剖析了文化研究的局限性。第八章谈论口述史料时，重点讨论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因为记忆存在“遺忘”问题，记忆容易受到个人情感心理因素的影响，个体记忆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所以必须重视口述史料的失真问题。基于此，该书强调访问者与受访者应该进行积极的互动与交流，修正讹误，提高史料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史料研究应当做到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相互印证和补充，纠正记忆的偏差和失真等情况。第十五章第一节讨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主体性危机时，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越古、越专、越细的文学史料越有价值”、“对史料或理论的偏执”、“对研究方法的迷信”，这种单刀直入揭示问题的方式，颇有启发性，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思考方式。第十五章的第二节结合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指出其选文的偏颇与史料阐释的不当之处。在此基础上，该书认为：“文学史编写应以文学史料为基础，这原本是一个常识。然而综观诸多文学史编写的实际情况来看，情况似乎不那么简单，也不乐观，在某种意义上，史料问题成了制约文学史编写的一个‘瓶颈’。”⑨这就通过典型分析，上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学术思考。
总体而言，该书紧扣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以问题为导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一些关键的、紧迫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该书并不是将史料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孤立、封闭、静止的研究，而是将史料放置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考察。该书呈现出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情报信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打通的“大史料”的特点，超越深陷于史料之中的狭隘视角，在政治、历史、文化的多重关联中进行价值定位，在更加立体开阔、更具历史纵深感、更有当代性的整体把握中，凸显当代文学史料更为丰富的层次感、更为复杂的内部结构、更为多元的观念内涵。该书主编在“结语”中有明确的表述：“我们不想将史料研究做死做窄，为了所谓的‘有学问’，而将其原本固有的血肉丰满的东西滤去。我们追求的是‘问题化’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或曰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问题化’。”⑩也就是说，史料研究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它还是一种通向当代文学深处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消除遮蔽，打通阻隔，推动当代文学学科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注释】
①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②③⑤⑥⑦⑧⑨⑩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献史料问题研究》，29、31、284-285、521、22、352、449、5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翦伯赞：《史料与史学》，85页，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4AZD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