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仲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褚赣生先生来湘组稿,聊天时,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编辑对湘地的人才激赏有加,他对我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一鼓作气涌现了三大拨人才,第一大拨是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中兴将帅,第二大拨是以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民国元勋,第三大拨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这些人物个个都是一部传奇,你是湖南人,有天然的地利,若能将这三大拨人才串连起来,对他们的思想、功业和命运下足一番探究的功夫,肯定身入宝山,决不会空手而归。我们出版社对这样的书稿很有兴趣。”言者有意,听者有心,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身为湘人,许多年来,我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湘地雄杰们的故居、传记和民间传说,有一些皮毛的感性认识,如今要作宏观与微观上的考量,先前那点存货已经不敷所用,还得去积如山丘的资料中细心寻找更重要的线索。这的确是一桩难以完成的任务,我竟凭着愚勇和热忱,不自量力,将那支“令箭”接了下来。此后一年多的苦心经营乃是我写作生涯迄今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考验,好几回敲响了退堂鼓,险些半途而废,所幸我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坚持到了最终撞线的那一秒钟。
　　“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这一由来已久的说法不无夸张,但并非完全脱离实际。从鸦片战争爆发之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1840—1911,晚清七十年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唯有广东可与颉颃。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王闿运、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宋教仁、八指头陀、王先谦、叶德辉、齐白石……屈指数一数,至少有百余位荦荦英杰,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强劲的影响,他们共赴时艰,同纾国难,其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令人惊奇的是,这批荦荦英杰的思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保守营垒与激进阵线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尝停歇,而无论守旧的后卫还是革新的前锋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中国近、现代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波诡云谲,雾锁烟横。
　　在风雨如晦的百年中,林则徐、翁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和章炳麟这些近代史上的“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力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间湘地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其破坏力和创造力之大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湘地雄杰所形成的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节骨眼上屡次起到了扶泰山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翦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的湖湘子弟平息了西疆叛乱,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革命的回声,黄兴指挥的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蔡锷打响的护国战争则彻底铲除了封建帝制。无疑,这些湘地雄杰的代表人物都是历史的推动力,但他们的盖世功绩却渐渐地变成了一笔糊涂帐,越来越茫无头绪,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则更是鲜为大众所知。对此,我能做些什么?清帐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力,非一人可为,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一样去打捞那一颗颗久已沉没于历史深处的雄心,我相信它们依然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人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毛泽东、彭德怀,完全没有例外。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伟人是一面极好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但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轻易是看不到的,“亡,亦百姓苦;兴,亦百姓苦”,大抵就是这十个字。一部英雄史诗,究竟要用多少吨民众的血泪为墨才可写成?谁也不清楚,统计学家也爱莫能助。
　　对于激扬文字的书生而言,“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然能获致非凡的快意。可是仅仅“推倒”不解决任何问题。何况在历史潮头站稳了脚跟的豪杰也不是轻易可被推倒的。我认为,关键之关键还是后人取更近的距离关怀前人,不纠缠于非荣即辱的功罪,不轻启非善即恶的道德法庭,力求看清他们思想、情感、经历和命运的脉络,因为他们个人的悲、喜、苦、乐、幸与不幸早已折射到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上去,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斧刻之痕。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成为东方的醒狮与巨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真正腾飞?从何处方可获得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百多年来,不少湘地雄杰一直为这个想法所魔魇,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人无不思之良苦。自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本书共收入二十九个人物,其中有二十位是湘地雄杰,正是以他们为此书的主干,有九位李鸿章、康有为等不是。有二十七位是近、现代人物,有两位屈原、项羽不是。我要声明一点,地域的概念在本书中其实是相当模糊的,那些高蹈远翥的天之骄子不管与湖南这方水土怎样血脉相连,他们都不会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大舞台的,是属于世界大舞台的。“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划分时空的畛域,意义并不大,关键是思想的脉络——从人文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进步的艰难,对此我试图找到一个比以往更临近的理解,未必达到了预计的目标,好在许多有良知有抱负的学者正从事着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我并不是唯一上路的人。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曾有人问我:“你用‘天地雄心’来概括这二十九个人物,是不是过于抬高了其中的某些角色?”这个问题值得一答。所谓“天地雄心”,既指那些英姿伟抱的历史人物救天下之大溺的勇者志量,也指那些惊才绝艺的历史人物济文明之大穷的智者胸怀,他们的雄心恰似一颗颗钻石折射出历史的七彩虹霓,成为一道刮擦不去的风景。即便是李鸿章那样被唾骂了百年的“卖国贼”,我也要重揭谜团,让人看看他在国祸孔亟时是如何的敢负责任、不计荣辱;即便是叶德辉那样的“恶之花”,我也要将他刮垢磨光,让人认识到这位文化流氓迥异于政治流氓的正面价值。掘开历史的坟冢,启去论定的棺钉,重作一篇“尸检报告”,这正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有一句话,我们耳熟能详,即胡适先生曾戏言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说捅破了一层窗纸,可是仅仅留意于历史的幻相和假相,难免避实就虚。固然,历史的某些真相和本相长期遭到遮蔽,却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天。世间总有一些怀疑者不满于现成的答案,轻装上路,去用镐头掘开历史的坟冢,探明事实真相。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即已初步显示出开掘“史墓”的意义和效果。
　　唯雄心未死,正气不灭,历史的车辙一再失陷而能振拔,人们才能鼓足余勇去追踪那微渺的希望之光,才不至于完全沮丧,才不至于彻底堕落。我试图擦净历史快车上的那面后视镜,以求看清某些历史人物身上渐显模糊而又发人深省的地方,但尘垢积得太久太厚,仅擦亮一小块地方还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