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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同年爷给家里送的那条鱼，是他平生第一次因事相求给别人送的礼，也是最后一次。
那天中午，下班回家，一推门，很意外看见同年爷和同年妈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正在厨房忙碌。见我回来，两个老人双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满脸堆笑地望着我，客气地招呼着下班了啊。多年不见，同年爷同年妈露出了久别重逢的惊喜，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我。他们客气，见外，生分，让我觉得走进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一个会议室。
我回应着，放下包，走进厨房洗手。母亲正在收拾一条足有七八斤重的大鲤鱼。她开心地说，这是你同年爷放网打得的野生河边鱼，特地拿来给我们，我们难得吃上这么好的鱼。母亲一边刮着鱼鳞片，一边告诉我她的煮法。鱼身黄焖，鱼头煨汤。她让我赶快回到客厅陪他们好好聊聊天。
同年爷和同年妈突然造访，莫非有什么事？
他们常年在江上打鱼。昼伏夜出。那艘小艇早已由手摇木桨改为了小型柴油机驱动。今日所见，同年爷衣着老旧，板寸头发全白，面孔黑红，眼皮耷拉，张开脱了两颗牙齿的嘴，黑白参差的胡茬，都表征着他离我所熟悉的中年时期已然远去很久了。面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你不能不相信時光的流逝。同样，面对一个人迅速老去，“时光是把锋利的刀子”这句感叹你会不经意蹦出。我记忆中的同年爷身形挺拔，肩膀宽阔，褐红的胸膛和脸，厚实的背脊像两块峡谷，朝两边分开，四块腹肌像波浪般，非常清晰。此时此刻，他坐在我对面，客气地和我扯着天气闷热快要下雨，工作忙不忙，孩子上学情况这些日常家常。手背青筋暴露，两只巴掌夹在两个膝盖之间不停地揉搓着。我曾无比崇拜这双大手。手指又长又直，指尖饱满，仿佛凝聚着无穷的智慧。说有智慧，那是我看到这双手曾像女人的一样灵巧，穿梭在雪白的渔网中，左手拇指与食指捏住鱼线，右手拿着一个竹梭子，穿过来又穿过去，两三天功夫便可织出一张雪白的大渔网来。在网上的一端缀上一排花生米一样的铅坠，就可以往河里洒了。这双大手，曾在河里准确无误叉住一条又一条的大鲤鱼。如今，这双手出现在我眼前，早已与当时大相径庭。然而，母亲正在厨房收拾的那条大鲤鱼是否可证明这双手仍在织网，仍在捕鱼？记忆中的那两只手，此时，它们正夹在两个膝盖中间。
同年妈肥大的身躯没有多少改变，面部的皱纹加密加深了许多。她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庞两边是薄而近似透亮的耳朵。肥大的耳垂，坠着银质圆型耳饰，整个脸部光亮了许多。她的胸脯仍分外地丰硕，天蓝色碎花套头线衣兜住口袋似的一对肥奶，仿佛那里仍有充盈的乳汁。那一方热乎乎的天地，曾安抚过惊慌失措的我。那年，我随母亲上县城赶集，中午时分，与母亲走散了。牵不到母亲的手，我眼前便朦胧起来。四处都是陌生的面孔。凭着记忆，我泪眼婆娑地来到同年妈卖鱼的地方。早上，母亲带我来过这里，给同年妈送红薯。一见到同年妈，我好像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扑向她怀里。那对肥奶摩挲着我小脸蛋。我闻到她身上一股好闻的气味，像青草，像小溪撞在石子上溅起的那种凉味儿，还夹杂着一点淡淡的鱼腥和汗味，味道十分特殊。顿时，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我心里涌动，弥漫着我的心房。散圩后，慌里慌张的母亲找了过来。我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母亲听，很想对她形容一下见到同年妈时我心中突然的发热，但形容不出。待我走进村头小学，学会几个方块字后，我才明白，那一股情绪叫感动。多年后，我上初中，有一次生病，全身痉挛不止，上铺把我送到学校医务室。校医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中年，矮胖，喜欢钻研中医和针灸。这不，她用针灸在我身上做试验，治疗我的痉挛。很快，我的手脚和人中扎下细而长的银针。英语老师把我的头捧在怀里，她的胸脯没有同年妈的肥厚，居然令我感受到了这种久违的温暖。
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也将世间的生命催老了。眼前同年爷和同年妈的苍老和急促，还带着不知所措，我不由自主地暗自推算起他们的年龄。
应该有六十八了吧。
同年爷同年妈均与父亲同年同月生。父亲去世那年刚好六十。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八年了。记不清上次见到同年爷同年妈是什么时候。好像他俩直接由我所熟悉的中年过渡到了暮年。中间大段大段的日子，全是空白的。
2
大河载满渔船，大河也填满记忆。关于同年爷与我们家的故事，实在是太漫长了。
当年，父亲在城里的砖瓦厂上班，工作勤奋，重活苦活，他总是抢着做。组织正考虑吸收他入党，提拔重用他。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因作风问题入监狱改造的爷爷给他寄来一张明信片。这小小的纸片从监狱流出，使得父亲在城里打拼的梦想破灭了。事业初露美好前景，即被通知离职返乡。这样的落差，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多少年后，父亲回忆起那段“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的迷茫时期，眼里有一种我们很难看到的悲凉。经人介绍，他来到母亲的村庄入赘落户，很快融入了母亲的村庄。同村的一位大嫂是从船上改嫁过来的，她打心眼喜欢父亲。在她眼里，二十三岁的父亲，年轻，有活力，有冲劲，总之，是当时农村少有的好青年。她便牵线，将父亲介绍给船上的弟弟认老同。这位大嫂的用意很简单，因为她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两个年轻人见了面。于是择日，在大嫂的见证下，行了跪拜礼，喝了血酒，认了老同。从此，同年爷与父亲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我们两家成了至亲。
家乡的小河与大河交界的码头，停靠着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渔船，渔民都是从五湖四海汇聚来的。这些渔船，大多船体稍宽，船尾略翘，中间搭着竹篾编织的椭圆形的船篷。小巧玲珑，造型优美。竹船篷通常有四五层，下雨和出太阳时，叠加的船篷可向船头和船尾延伸，用竹架支起，也可以罩下，围成一个温馨的漂浮的家。船尾放着炉灶和三脚锚，锚上坐着黑乎乎的小铁锅。餐饮饥渴，一日三餐都在船尾进行。船舱底下是鱼，面上是铺，铺上有女人和孩子。在这片没有栅栏的土地庄园里，渔家们辛勤劳作。鱼儿成了他们四季鲜活的庄稼。我懂事后，同年爷和父亲一样，年富力强。他的渔船长期停靠在村边码头。那些年，我们两家走动甚为密切。晚上他只要不出河打鱼，就会上岸来我们家走走。碰到我们在吃晚餐，父亲就会叫上他一起对饮两杯。 同年爺，靠打鱼为生，江河为家。从他往上的三代，都是打鱼的。过去，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船上，时间和空间，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日子循环往复，犹如一条田坎调过头来是另一条田坎，一条河流向另一条河，犹如农人耕种完等着收获，也犹如渔夫撒网后是收网，晒网后再撒网再收网。一代人总是沿着上一代人的足迹过完一生。
同年爷的工作台面以洛清江为轴，清江、洛江、柳江、都柳江为点，哪里的鱼儿肥美，就将小船嘟嘟驶过去。十天半个月后，小船的仓底装满了鲤鱼、草鱼、鲫鱼、鲢鱼各类鱼。这些鱼儿也把皱了些许日子的脸面冲得舒展开来。他们会在县城圩日，将鱼挑到岸上的市场卖。日子久了，有人得知同年爷卖的鱼都是野生的，有的人认准他们打的鱼，只要一挑到市场，就会被抢购一空。
多少年来，同年爷和同年妈一心一意漂在大山皱褶里的沟沟河河，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河流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每次出河打鱼，同年爷总是先跪着摇一会儿桨，驶过一段河面后，他才摇响小柴油机驱动。小船驶过的河面，河水掀起波浪，像缎子一样向两边荡开，仿佛一轮轮拥戴着小船的光环。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同年爷从心里对自己所从事的渔业有着特殊的敬重。这点敬重，并非每个出河打鱼的人都有。
天高气朗，河水靛蓝。秋季，是渔民将自家的小船拖上岸翻修的季节。河岸上的沙滩和草地上，临时搭起的帐篷，是渔民的临时住处。他们栖身和劳作的小船，已拖上岸，翻躺在两个由木头支起的十字桩上。家境殷实的渔民会另造新船，就像岸上的人们建新房一样。河滩上堆放着耐水的椿木，也有坚韧的柏木。有一次，我去放牛，母牛走春呼伴。我把牛看丢了。父亲满山满岭寻牛，无意发现在山崖的岩石上有一棵水桶般粗壮的椿树。他想着同年爷秋天时要翻修渔船，顾不上找牛，挥刀砍倒附近的杂草杂树，还在椿树砍上两刀打上标记。寻到牛牵回家后，第二天急匆匆上山砍下扛到码头，送给同年爷。
同年爷那双会织渔网的手，同样也会打船。椿树、柏树晒干，被锯成一块块木板。船板用抓钉、销钉合缝连起来，缝隙用丝状的竹麻填充。竹麻是用成年的竹子刨丝而成。我放学回家，趁到河边洗衣服洗菜时围着同年爷，看他打船。两三个月后，一堆杂乱的木料在同年爷手中渐渐地成了一艘新船。新船表面涂上桐油，缝隙敷上桐灰。这时候，新船就像个整妆待嫁的姑娘，等待着下水起航。即便是旧船翻新，也会焕发出流光溢彩的模样。同年爷每天在沙滩上忙碌着，阳光照着他满是油汗的身体，这是我尚还是少女的骨子里所崇拜的力量。我觉得这剽悍的体格真美。我懵懂而又清晰地认为，拥有力量和强健体格的人是一个明亮、进取而开阔的人。即便是被生活在额头上刻下了抬头纹，看上去也有一种坚毅的气质。多年后，我才发现，我认同男人的体格，是同年爷的标准，是他的进取和开阔。
新船下水需举行“开水路”仪式。船主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掐算良辰吉时。同年爷的新船下水那天，我跟着父亲来到河边。船体不大，几个男人将船扶正，下面垫着几根圆木，充当轮毂带动船在沙滩上前行。在几声吆喝声中，新船被慢慢推入水中。紧接着，点燃一圈炮竹。一阵清脆声响过，一股浓香弥漫，沙滩上撒下零星的碎红，预示着新船下水后能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太阳升起来了，带着令人头昏目眩的光环。山峦叠翠，俊鸟高飞。阳光照耀着的新船在水中，就像一位待嫁新娘等待驶向新的生活。水边观船，有一种看别人驶向远方的羡慕。在整个仪式中，除了齐心推船下水的吆喝声，没人说一句话。一切都是默契的。因为从言语到行为的禁忌都很严。像“沉、翻”之类的话语，连其谐音，都被认为不祥而绝对禁忌。船家请客上船吃饭，无论你是年少还是年老，女主人都会亲自为你盛饭。不会轻意给你拿饭勺。母亲教育我们，上船吃饭，汤勺饭勺一定要朝上，不能朝下。勺子朝下，碗倒扣，都是不吉利的。对于吉凶未卜的航程，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都怕遭遇翻船。船上人与岸上人通常是井河不犯，即便对落水之人，多数船上人是充耳不闻的。他们认为，那是阎王的天意，一旦将人救上，下一个落水的，有可能就是自己或家人了。
同年爷也有不信此种说法的时候。有一次，就在他翻新的船下水那天傍晚，两个顽劣少年不会游泳，却偷偷划着竹排在河中嬉戏，其中一个少年不慎落水。另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大呼救命。码头上有好几艘渔船停靠。船家听到呼救声，你望我，我望你，却没有行动。虑事周密的同年爷来不及多想，立即将新崭崭的小船划过去。来不及脱衣裤，纵身一跃，一个猛子，将少年救起。此后，每次出河捕鱼，同年妈都担惊受怕，慎之又慎。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小心和谨慎，他们每次出河都顺利。真是应验了那句小心驶得万年船。同年爷的义举还不止这些。他的热心和美德不仅让村里人口口称道，也让我们作为他的亲戚深以为豪。
3
有一年，同年爷来到我们家找父亲商量打船事宜，说是马上乘火车到县城采购桐油和石灰。隔壁伯娘得知，便托同年爷购买重感冒的药。不是医生的同年爷很快地说出几种药名，让我写在纸条上。那年我好像上小学三年级。我找来作业本，撕下一页，按同年爷的口述，写下了四环素、阿托品、黄连素。同年爷一直盯着我流利地写下这几个方块字，不停地称赞：这鬼丫头，写字还真好着呢，是块读书的料，以后啊可以做个医生哦。说完哈哈笑了起来，笑得身边的空气毕毕剥剥直响。
在我心目中，同年爷是见多识广的。他夸我写字好，还是块读书的料，小小年纪的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的汉字中有这样一个成语。只是觉得，同年爷的这句鼓励，让我有一种害怕又有一种惊喜，还有一种动力去学习，努力成为他眼中的那块“料”。多年后，我想起那个洒满阳光的上午，我扶在案桌写的药名，总是有一种温暖。其实，我应该感谢同年爷。要不是他的赞赏，我这个黄毛丫头还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块“料”。只可惜，我没有选择从医，跌跌撞撞成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我属虎。同年爷属猪。民间有虎旺猪一说。猪与虎搭一家，能使家庭兴旺发达。他对我的宠爱和期许，早在童年时我就感受到了。在我第一个本命年的生日，同年爷又来到我们家，给我带来一颗虎牙。虎牙上系着一根细红绳。他要送给我作护身符。在古老的概念中，人们把虎肉吃到腹中，从此便有了虎的力量和威仪。我们不可能吃到虎肉，那就戴颗虎牙吧。同年爷送的这颗虎牙，牙根部雕刻有一个模糊的恶兽头像，古朴漂亮。我们家谁也不会去辨别是真是假，反正，只要是同年爷送的，我们都会视如珍宝。从十二岁到二十四岁，我都一直把它吊在脖颈上。后来，我结婚了，我的丈夫送给我更为贵重、代表爱情的玫瑰花链坠的金项链，这颗虎牙从此守抽屉了。 同年爷对自己节俭，却愿意对我们表现出慷慨。父亲回报的，是尽可能给予同年爷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遇见石崖上的椿树、柏树，或者在山沟里发现一根老而结实的毛竹，就会自然想到同年爷修船、打船。
后来，我外出读书了，外出工作了，每天忙着工作和升职，对老家的亲戚也就远了，淡了。县城上游、洛清江下游建起电站，拦河大坝将上下游隔断。河水变深，河床变宽，鱼也越来越难打了。拦河坝横亘河中，渔船没法直接开到县城码头。父亲去世后，我们两家的走动越来越少。我依稀得知，同年爷有一年搞网箱养鱼，涨大水时，网箱翻倒，箱里的鱼儿全跑了。所投入的本钱和辛劳全都被大水冲走了。后来，他又做回本行，开着小船到处打鱼。二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们。他们的境况，也只是从母亲那儿零星得知。
今天呢，同年爷提着一条大鲤鱼突然造访，那消逝了的生活与日子又一一浮现。我们杂七杂八地扯了一通以前的事儿后，母亲煮好鱼端上桌了。我知道，同年爷今天提着鱼来家里，并不只是和我们叙旧那么单纯。果不然，在饭桌上，他期期艾艾地说出了此行目的。我归纳了一下：他想申请一套保障性住房，他是符合条件的。可是房源太少，申请的人太多，里面的弯弯绕绕的事儿又太复杂，他就这样等着，排着队，却总是轮不到。他这艘逐渐老朽的木船需要一处港湾停靠了。他不能老是在河面上漂，他要上岸。
4
同年爷岸上有一固定的住所，在县城往北三四公里的渔业社。早年，他的四个儿子由同年奶奶带着在渔业社附近学校读书。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渔业社建起的一排排砖瓦结构的平房。逼仄的两居室住着三代人。这是一个独立于乡村和城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沿大路两旁的房屋立面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改造。沿河岸的房屋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洪水蹂躏。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日常家常，还有城镇化带来的“温柔挑衅”。而这些挑衅，无不是基于老子、儿子、房子、票子，基于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随着这座小城沿江北扩，城镇化的日新月异，渔业社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我做记者那会儿，曾到渔业社采访，拍摄过被洪水浸泡的房屋。大雨过后，洪水退去，到处是垃圾和淤泥。太阳出来，家家户户，在阳光晒得到的地方伸出竹竿，晾满毛巾被子、内衣外套、鞋子袜子，像是全家衣柜的展览，又像是对太阳的狂欢，更像对洪水蹂躏的无言反抗。
如今，有经济能力的左邻右舍已搬出渔业社的潮湿平房，去往地势更高的小区，更大的户型。留下来的人们构成了旧型社区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失落的渔民群体，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外来务工的低收入群体。这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非洲村。同年爷在渔业社那个小屋，在非洲村的边缘，看上去十足一个荒败的临时客栈。
世事多磨，儿多父苦。同年爷的四个儿子，如今在四条不同的回家路上。四个儿子各有各家，他们哺育着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余下的财力也仅仅是能自保，对两个老人没有多少反哺。同年爷和同年妈仍要常年自找自吃。好在，这条清澈碧绿的河流，他们尽可享用。河里的鱼儿，他们尽可捕捉。天的确蓝，水的确碧绿。划着小船在河中，更能感觉到天蓝水碧。同年爷太喜欢这种晴朗了。可是，前段时间，同年爷却心里不是滋味了。天再蓝，水再碧，也无法缓解他身上的疼痛。长年在河上打鱼，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身体中藏着的病症有多可怕。风湿病作为江河赠予他的礼物，他收受下来。忽视病症的存在，只有一个原因，他不愿把钱花在治病上，窘困让他已经学会如何亏待自己。渔业社地处低洼，自上游建起电站后，河面变宽，上游稍下大雨，水就有可能漫上渔业社。原来同住渔业社的老伙计们，都通过各种渠道搬出去了。六十八岁的同年爷突然陷入了对未来人生的恐慌中。
小县城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容量庞大，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在亲戚们的眼里，我身为政府机关公务员，是个可以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们并不知道，在这座斥资上亿元建起的行政办公大楼里，我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小小的螺丝钉而已。显然，对于同年爷申请保障房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此时在饭桌上，我是不敢乱加点评，乱夸海口的，更不敢做出任何承诺。我局促地扒拉着碗里的饭。母亲烧的河鱼味道的确不错，但我却吃不出美味。同年爷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了，我却支支吾吾，没能给出一个准话。大凡人在心情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的。也包括同年爷这次来访，甚或，他是蓄谋已久，涎着老脸求人来了。我所说的场面话，所采取的那貌似尽力而为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假象如同鲜艳的罂粟花，它迷惑人们的眼睛，它操纵着人类的大部分生活，缓解着生活本身带来的无尽压力，也给人带来似是而非的希望。世俗功利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世故和圆滑多了，这一点我从来就不否认。这顿饭，我吃得少有的潦草和快速。刚才还暄腾在脑海里那暖意盎然的往事，转眼就成云淡风轻了。母亲似乎看出我的心事，见我放下碗筷后便说，赶快去午休吧，下午还要上班呢。我逃似的离开饭桌钻进房间。待我起床上班时，同年爷同年妈已回去了。
下午来到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的蓝色大海和帆船，我想着中午的一幕幕，想着我对同年爷的一次“权宜之计”换来的将是什么？说不定是同年爷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提着大鲤鱼登门。
俗话说，人不求人一般高，人若求人矮三分。同年爷与我的关系，理应是父亲与女儿的关系。父亲让女儿办事，用得着那么客气和郑重吗？或许，在同年爷看来，这些年，我们两个家庭很少走动，加上家境的差距，形成了一种阶层，也生出了一种叫做隔阂的东西。我匆忙回房休息，是否让他觉得我是在他面前摆着谱儿？我那些因工作关系结识的同僚和朋友，看起来是满树繁花，只有下雪了才知哪朵是腊梅。办事的性质就是下雪。没下过雪，是检验不出交情的。可我，打心底里不想检验，也害怕检验。同年爷提着鱼来家里找我，是否也在检验我是不是那朵腊梅？
我这朵腊梅就这样拖着。第二批保障房申请公告出来了，过了。第三批的公告又出来后，母亲开腔了，你给一个准话，帮不帮跑一下，我好回个话给你同年爷，不要整天悶着不吭声，我难做人！母亲的话，于我就是文件，就是指令，是必须要执行的，不管结果如何。
硬着头皮，我找了县里关键部门的头儿。好在，他们都给我几分薄面。历时大半年，几经周折，跑了多个部门盖章，总算填好一摞表格。接下来是公示、摇号。终于，一套两居室五十四平方米的保障住房批下来了。在拿到房钥匙时，我看到同年爷流下眼泪。一个年近七十的男人，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和同年爷一起去领钥匙回来，走在行政广场上，抬眼仰望着我为之工作的行政中心，灰色写字楼宛若一艘即将离港的大船正在等待它的乘客。同年爷这首小渔船总算找到一处可停留的港湾了。只是，岁月已走得太深。
同年爷和同年妈在国庆节那天搬进了新房。可是，同年爷积劳成疾的风湿病，终止了他在这套房子里安度晚年，不到半年便撒手归西了。出殡那天，我出差北京，正在王府井书店选书，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怔怔地站在那儿，唏嘘不已，眼泪毫无顾忌地流了下来，心里百味杂陈。
出差回来，恰是清明假期。我打探到同年爷的安身之地。同年哥将他安葬在城南的山岭上。那儿是一片沉实平静的坟墓。不管他愿不愿意，他这艘渔船永远停靠在这港湾了。我提着酒肉、水果和香烛前来祭奠。点燃香烛，看着袅袅升起的白烟，我找回了对离世的亲人的准确真实的想念。不远处有待放的迎春和尚在复苏的原野。
这里，一片清明。
后来，我才知道，同年爷给家里送的那条鱼，是他平生第一次因事相求给别人送的礼，也是最后一次。
那天中午，下班回家，一推门，很意外看见同年爷和同年妈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正在厨房忙碌。见我回来，两个老人双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满脸堆笑地望着我，客气地招呼着下班了啊。多年不见，同年爷同年妈露出了久别重逢的惊喜，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我。他们客气，见外，生分，让我觉得走进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一个会议室。
我回应着，放下包，走进厨房洗手。母亲正在收拾一条足有七八斤重的大鲤鱼。她开心地说，这是你同年爷放网打得的野生河边鱼，特地拿来给我们，我们难得吃上这么好的鱼。母亲一边刮着鱼鳞片，一边告诉我她的煮法。鱼身黄焖，鱼头煨汤。她让我赶快回到客厅陪他们好好聊聊天。
同年爷和同年妈突然造访，莫非有什么事？
他们常年在江上打鱼。昼伏夜出。那艘小艇早已由手摇木桨改为了小型柴油机驱动。今日所见，同年爷衣着老旧，板寸头发全白，面孔黑红，眼皮耷拉，张开脱了两颗牙齿的嘴，黑白参差的胡茬，都表征着他离我所熟悉的中年时期已然远去很久了。面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你不能不相信時光的流逝。同样，面对一个人迅速老去，“时光是把锋利的刀子”这句感叹你会不经意蹦出。我记忆中的同年爷身形挺拔，肩膀宽阔，褐红的胸膛和脸，厚实的背脊像两块峡谷，朝两边分开，四块腹肌像波浪般，非常清晰。此时此刻，他坐在我对面，客气地和我扯着天气闷热快要下雨，工作忙不忙，孩子上学情况这些日常家常。手背青筋暴露，两只巴掌夹在两个膝盖之间不停地揉搓着。我曾无比崇拜这双大手。手指又长又直，指尖饱满，仿佛凝聚着无穷的智慧。说有智慧，那是我看到这双手曾像女人的一样灵巧，穿梭在雪白的渔网中，左手拇指与食指捏住鱼线，右手拿着一个竹梭子，穿过来又穿过去，两三天功夫便可织出一张雪白的大渔网来。在网上的一端缀上一排花生米一样的铅坠，就可以往河里洒了。这双大手，曾在河里准确无误叉住一条又一条的大鲤鱼。如今，这双手出现在我眼前，早已与当时大相径庭。然而，母亲正在厨房收拾的那条大鲤鱼是否可证明这双手仍在织网，仍在捕鱼？记忆中的那两只手，此时，它们正夹在两个膝盖中间。
同年妈肥大的身躯没有多少改变，面部的皱纹加密加深了许多。她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庞两边是薄而近似透亮的耳朵。肥大的耳垂，坠着银质圆型耳饰，整个脸部光亮了许多。她的胸脯仍分外地丰硕，天蓝色碎花套头线衣兜住口袋似的一对肥奶，仿佛那里仍有充盈的乳汁。那一方热乎乎的天地，曾安抚过惊慌失措的我。那年，我随母亲上县城赶集，中午时分，与母亲走散了。牵不到母亲的手，我眼前便朦胧起来。四处都是陌生的面孔。凭着记忆，我泪眼婆娑地来到同年妈卖鱼的地方。早上，母亲带我来过这里，给同年妈送红薯。一见到同年妈，我好像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扑向她怀里。那对肥奶摩挲着我小脸蛋。我闻到她身上一股好闻的气味，像青草，像小溪撞在石子上溅起的那种凉味儿，还夹杂着一点淡淡的鱼腥和汗味，味道十分特殊。顿时，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我心里涌动，弥漫着我的心房。散圩后，慌里慌张的母亲找了过来。我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母亲听，很想对她形容一下见到同年妈时我心中突然的发热，但形容不出。待我走进村头小学，学会几个方块字后，我才明白，那一股情绪叫感动。多年后，我上初中，有一次生病，全身痉挛不止，上铺把我送到学校医务室。校医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中年，矮胖，喜欢钻研中医和针灸。这不，她用针灸在我身上做试验，治疗我的痉挛。很快，我的手脚和人中扎下细而长的银针。英语老师把我的头捧在怀里，她的胸脯没有同年妈的肥厚，居然令我感受到了这种久违的温暖。
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也将世间的生命催老了。眼前同年爷和同年妈的苍老和急促，还带着不知所措，我不由自主地暗自推算起他们的年龄。
应该有六十八了吧。
同年爷同年妈均与父亲同年同月生。父亲去世那年刚好六十。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八年了。记不清上次见到同年爷同年妈是什么时候。好像他俩直接由我所熟悉的中年过渡到了暮年。中间大段大段的日子，全是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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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载满渔船，大河也填满记忆。关于同年爷与我们家的故事，实在是太漫长了。
当年，父亲在城里的砖瓦厂上班，工作勤奋，重活苦活，他总是抢着做。组织正考虑吸收他入党，提拔重用他。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因作风问题入监狱改造的爷爷给他寄来一张明信片。这小小的纸片从监狱流出，使得父亲在城里打拼的梦想破灭了。事业初露美好前景，即被通知离职返乡。这样的落差，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多少年后，父亲回忆起那段“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的迷茫时期，眼里有一种我们很难看到的悲凉。经人介绍，他来到母亲的村庄入赘落户，很快融入了母亲的村庄。同村的一位大嫂是从船上改嫁过来的，她打心眼喜欢父亲。在她眼里，二十三岁的父亲，年轻，有活力，有冲劲，总之，是当时农村少有的好青年。她便牵线，将父亲介绍给船上的弟弟认老同。这位大嫂的用意很简单，因为她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两个年轻人见了面。于是择日，在大嫂的见证下，行了跪拜礼，喝了血酒，认了老同。从此，同年爷与父亲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我们两家成了至亲。
家乡的小河与大河交界的码头，停靠着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渔船，渔民都是从五湖四海汇聚来的。这些渔船，大多船体稍宽，船尾略翘，中间搭着竹篾编织的椭圆形的船篷。小巧玲珑，造型优美。竹船篷通常有四五层，下雨和出太阳时，叠加的船篷可向船头和船尾延伸，用竹架支起，也可以罩下，围成一个温馨的漂浮的家。船尾放着炉灶和三脚锚，锚上坐着黑乎乎的小铁锅。餐饮饥渴，一日三餐都在船尾进行。船舱底下是鱼，面上是铺，铺上有女人和孩子。在这片没有栅栏的土地庄园里，渔家们辛勤劳作。鱼儿成了他们四季鲜活的庄稼。我懂事后，同年爷和父亲一样，年富力强。他的渔船长期停靠在村边码头。那些年，我们两家走动甚为密切。晚上他只要不出河打鱼，就会上岸来我们家走走。碰到我们在吃晚餐，父亲就会叫上他一起对饮两杯。 同年爺，靠打鱼为生，江河为家。从他往上的三代，都是打鱼的。过去，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船上，时间和空间，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日子循环往复，犹如一条田坎调过头来是另一条田坎，一条河流向另一条河，犹如农人耕种完等着收获，也犹如渔夫撒网后是收网，晒网后再撒网再收网。一代人总是沿着上一代人的足迹过完一生。
同年爷的工作台面以洛清江为轴，清江、洛江、柳江、都柳江为点，哪里的鱼儿肥美，就将小船嘟嘟驶过去。十天半个月后，小船的仓底装满了鲤鱼、草鱼、鲫鱼、鲢鱼各类鱼。这些鱼儿也把皱了些许日子的脸面冲得舒展开来。他们会在县城圩日，将鱼挑到岸上的市场卖。日子久了，有人得知同年爷卖的鱼都是野生的，有的人认准他们打的鱼，只要一挑到市场，就会被抢购一空。
多少年来，同年爷和同年妈一心一意漂在大山皱褶里的沟沟河河，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河流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每次出河打鱼，同年爷总是先跪着摇一会儿桨，驶过一段河面后，他才摇响小柴油机驱动。小船驶过的河面，河水掀起波浪，像缎子一样向两边荡开，仿佛一轮轮拥戴着小船的光环。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同年爷从心里对自己所从事的渔业有着特殊的敬重。这点敬重，并非每个出河打鱼的人都有。
天高气朗，河水靛蓝。秋季，是渔民将自家的小船拖上岸翻修的季节。河岸上的沙滩和草地上，临时搭起的帐篷，是渔民的临时住处。他们栖身和劳作的小船，已拖上岸，翻躺在两个由木头支起的十字桩上。家境殷实的渔民会另造新船，就像岸上的人们建新房一样。河滩上堆放着耐水的椿木，也有坚韧的柏木。有一次，我去放牛，母牛走春呼伴。我把牛看丢了。父亲满山满岭寻牛，无意发现在山崖的岩石上有一棵水桶般粗壮的椿树。他想着同年爷秋天时要翻修渔船，顾不上找牛，挥刀砍倒附近的杂草杂树，还在椿树砍上两刀打上标记。寻到牛牵回家后，第二天急匆匆上山砍下扛到码头，送给同年爷。
同年爷那双会织渔网的手，同样也会打船。椿树、柏树晒干，被锯成一块块木板。船板用抓钉、销钉合缝连起来，缝隙用丝状的竹麻填充。竹麻是用成年的竹子刨丝而成。我放学回家，趁到河边洗衣服洗菜时围着同年爷，看他打船。两三个月后，一堆杂乱的木料在同年爷手中渐渐地成了一艘新船。新船表面涂上桐油，缝隙敷上桐灰。这时候，新船就像个整妆待嫁的姑娘，等待着下水起航。即便是旧船翻新，也会焕发出流光溢彩的模样。同年爷每天在沙滩上忙碌着，阳光照着他满是油汗的身体，这是我尚还是少女的骨子里所崇拜的力量。我觉得这剽悍的体格真美。我懵懂而又清晰地认为，拥有力量和强健体格的人是一个明亮、进取而开阔的人。即便是被生活在额头上刻下了抬头纹，看上去也有一种坚毅的气质。多年后，我才发现，我认同男人的体格，是同年爷的标准，是他的进取和开阔。
新船下水需举行“开水路”仪式。船主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掐算良辰吉时。同年爷的新船下水那天，我跟着父亲来到河边。船体不大，几个男人将船扶正，下面垫着几根圆木，充当轮毂带动船在沙滩上前行。在几声吆喝声中，新船被慢慢推入水中。紧接着，点燃一圈炮竹。一阵清脆声响过，一股浓香弥漫，沙滩上撒下零星的碎红，预示着新船下水后能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太阳升起来了，带着令人头昏目眩的光环。山峦叠翠，俊鸟高飞。阳光照耀着的新船在水中，就像一位待嫁新娘等待驶向新的生活。水边观船，有一种看别人驶向远方的羡慕。在整个仪式中，除了齐心推船下水的吆喝声，没人说一句话。一切都是默契的。因为从言语到行为的禁忌都很严。像“沉、翻”之类的话语，连其谐音，都被认为不祥而绝对禁忌。船家请客上船吃饭，无论你是年少还是年老，女主人都会亲自为你盛饭。不会轻意给你拿饭勺。母亲教育我们，上船吃饭，汤勺饭勺一定要朝上，不能朝下。勺子朝下，碗倒扣，都是不吉利的。对于吉凶未卜的航程，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都怕遭遇翻船。船上人与岸上人通常是井河不犯，即便对落水之人，多数船上人是充耳不闻的。他们认为，那是阎王的天意，一旦将人救上，下一个落水的，有可能就是自己或家人了。
同年爷也有不信此种说法的时候。有一次，就在他翻新的船下水那天傍晚，两个顽劣少年不会游泳，却偷偷划着竹排在河中嬉戏，其中一个少年不慎落水。另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大呼救命。码头上有好几艘渔船停靠。船家听到呼救声，你望我，我望你，却没有行动。虑事周密的同年爷来不及多想，立即将新崭崭的小船划过去。来不及脱衣裤，纵身一跃，一个猛子，将少年救起。此后，每次出河捕鱼，同年妈都担惊受怕，慎之又慎。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小心和谨慎，他们每次出河都顺利。真是应验了那句小心驶得万年船。同年爷的义举还不止这些。他的热心和美德不仅让村里人口口称道，也让我们作为他的亲戚深以为豪。
3
有一年，同年爷来到我们家找父亲商量打船事宜，说是马上乘火车到县城采购桐油和石灰。隔壁伯娘得知，便托同年爷购买重感冒的药。不是医生的同年爷很快地说出几种药名，让我写在纸条上。那年我好像上小学三年级。我找来作业本，撕下一页，按同年爷的口述，写下了四环素、阿托品、黄连素。同年爷一直盯着我流利地写下这几个方块字，不停地称赞：这鬼丫头，写字还真好着呢，是块读书的料，以后啊可以做个医生哦。说完哈哈笑了起来，笑得身边的空气毕毕剥剥直响。
在我心目中，同年爷是见多识广的。他夸我写字好，还是块读书的料，小小年纪的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的汉字中有这样一个成语。只是觉得，同年爷的这句鼓励，让我有一种害怕又有一种惊喜，还有一种动力去学习，努力成为他眼中的那块“料”。多年后，我想起那个洒满阳光的上午，我扶在案桌写的药名，总是有一种温暖。其实，我应该感谢同年爷。要不是他的赞赏，我这个黄毛丫头还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块“料”。只可惜，我没有选择从医，跌跌撞撞成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我属虎。同年爷属猪。民间有虎旺猪一说。猪与虎搭一家，能使家庭兴旺发达。他对我的宠爱和期许，早在童年时我就感受到了。在我第一个本命年的生日，同年爷又来到我们家，给我带来一颗虎牙。虎牙上系着一根细红绳。他要送给我作护身符。在古老的概念中，人们把虎肉吃到腹中，从此便有了虎的力量和威仪。我们不可能吃到虎肉，那就戴颗虎牙吧。同年爷送的这颗虎牙，牙根部雕刻有一个模糊的恶兽头像，古朴漂亮。我们家谁也不会去辨别是真是假，反正，只要是同年爷送的，我们都会视如珍宝。从十二岁到二十四岁，我都一直把它吊在脖颈上。后来，我结婚了，我的丈夫送给我更为贵重、代表爱情的玫瑰花链坠的金项链，这颗虎牙从此守抽屉了。 同年爷对自己节俭，却愿意对我们表现出慷慨。父亲回报的，是尽可能给予同年爷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遇见石崖上的椿树、柏树，或者在山沟里发现一根老而结实的毛竹，就会自然想到同年爷修船、打船。
后来，我外出读书了，外出工作了，每天忙着工作和升职，对老家的亲戚也就远了，淡了。县城上游、洛清江下游建起电站，拦河大坝将上下游隔断。河水变深，河床变宽，鱼也越来越难打了。拦河坝横亘河中，渔船没法直接开到县城码头。父亲去世后，我们两家的走动越来越少。我依稀得知，同年爷有一年搞网箱养鱼，涨大水时，网箱翻倒，箱里的鱼儿全跑了。所投入的本钱和辛劳全都被大水冲走了。后来，他又做回本行，开着小船到处打鱼。二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们。他们的境况，也只是从母亲那儿零星得知。
今天呢，同年爷提着一条大鲤鱼突然造访，那消逝了的生活与日子又一一浮现。我们杂七杂八地扯了一通以前的事儿后，母亲煮好鱼端上桌了。我知道，同年爷今天提着鱼来家里，并不只是和我们叙旧那么单纯。果不然，在饭桌上，他期期艾艾地说出了此行目的。我归纳了一下：他想申请一套保障性住房，他是符合条件的。可是房源太少，申请的人太多，里面的弯弯绕绕的事儿又太复杂，他就这样等着，排着队，却总是轮不到。他这艘逐渐老朽的木船需要一处港湾停靠了。他不能老是在河面上漂，他要上岸。
4
同年爷岸上有一固定的住所，在县城往北三四公里的渔业社。早年，他的四个儿子由同年奶奶带着在渔业社附近学校读书。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渔业社建起的一排排砖瓦结构的平房。逼仄的两居室住着三代人。这是一个独立于乡村和城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沿大路两旁的房屋立面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改造。沿河岸的房屋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洪水蹂躏。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日常家常，还有城镇化带来的“温柔挑衅”。而这些挑衅，无不是基于老子、儿子、房子、票子，基于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随着这座小城沿江北扩，城镇化的日新月异，渔业社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我做记者那会儿，曾到渔业社采访，拍摄过被洪水浸泡的房屋。大雨过后，洪水退去，到处是垃圾和淤泥。太阳出来，家家户户，在阳光晒得到的地方伸出竹竿，晾满毛巾被子、内衣外套、鞋子袜子，像是全家衣柜的展览，又像是对太阳的狂欢，更像对洪水蹂躏的无言反抗。
如今，有经济能力的左邻右舍已搬出渔业社的潮湿平房，去往地势更高的小区，更大的户型。留下来的人们构成了旧型社区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失落的渔民群体，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外来务工的低收入群体。这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非洲村。同年爷在渔业社那个小屋，在非洲村的边缘，看上去十足一个荒败的临时客栈。
世事多磨，儿多父苦。同年爷的四个儿子，如今在四条不同的回家路上。四个儿子各有各家，他们哺育着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余下的财力也仅仅是能自保，对两个老人没有多少反哺。同年爷和同年妈仍要常年自找自吃。好在，这条清澈碧绿的河流，他们尽可享用。河里的鱼儿，他们尽可捕捉。天的确蓝，水的确碧绿。划着小船在河中，更能感觉到天蓝水碧。同年爷太喜欢这种晴朗了。可是，前段时间，同年爷却心里不是滋味了。天再蓝，水再碧，也无法缓解他身上的疼痛。长年在河上打鱼，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身体中藏着的病症有多可怕。风湿病作为江河赠予他的礼物，他收受下来。忽视病症的存在，只有一个原因，他不愿把钱花在治病上，窘困让他已经学会如何亏待自己。渔业社地处低洼，自上游建起电站后，河面变宽，上游稍下大雨，水就有可能漫上渔业社。原来同住渔业社的老伙计们，都通过各种渠道搬出去了。六十八岁的同年爷突然陷入了对未来人生的恐慌中。
小县城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容量庞大，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在亲戚们的眼里，我身为政府机关公务员，是个可以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们并不知道，在这座斥资上亿元建起的行政办公大楼里，我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小小的螺丝钉而已。显然，对于同年爷申请保障房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此时在饭桌上，我是不敢乱加点评，乱夸海口的，更不敢做出任何承诺。我局促地扒拉着碗里的饭。母亲烧的河鱼味道的确不错，但我却吃不出美味。同年爷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了，我却支支吾吾，没能给出一个准话。大凡人在心情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的。也包括同年爷这次来访，甚或，他是蓄谋已久，涎着老脸求人来了。我所说的场面话，所采取的那貌似尽力而为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假象如同鲜艳的罂粟花，它迷惑人们的眼睛，它操纵着人类的大部分生活，缓解着生活本身带来的无尽压力，也给人带来似是而非的希望。世俗功利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世故和圆滑多了，这一点我从来就不否认。这顿饭，我吃得少有的潦草和快速。刚才还暄腾在脑海里那暖意盎然的往事，转眼就成云淡风轻了。母亲似乎看出我的心事，见我放下碗筷后便说，赶快去午休吧，下午还要上班呢。我逃似的离开饭桌钻进房间。待我起床上班时，同年爷同年妈已回去了。
下午来到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的蓝色大海和帆船，我想着中午的一幕幕，想着我对同年爷的一次“权宜之计”换来的将是什么？说不定是同年爷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提着大鲤鱼登门。
俗话说，人不求人一般高，人若求人矮三分。同年爷与我的关系，理应是父亲与女儿的关系。父亲让女儿办事，用得着那么客气和郑重吗？或许，在同年爷看来，这些年，我们两个家庭很少走动，加上家境的差距，形成了一种阶层，也生出了一种叫做隔阂的东西。我匆忙回房休息，是否让他觉得我是在他面前摆着谱儿？我那些因工作关系结识的同僚和朋友，看起来是满树繁花，只有下雪了才知哪朵是腊梅。办事的性质就是下雪。没下过雪，是检验不出交情的。可我，打心底里不想检验，也害怕检验。同年爷提着鱼来家里找我，是否也在检验我是不是那朵腊梅？
我这朵腊梅就这样拖着。第二批保障房申请公告出来了，过了。第三批的公告又出来后，母亲开腔了，你给一个准话，帮不帮跑一下，我好回个话给你同年爷，不要整天悶着不吭声，我难做人！母亲的话，于我就是文件，就是指令，是必须要执行的，不管结果如何。
硬着头皮，我找了县里关键部门的头儿。好在，他们都给我几分薄面。历时大半年，几经周折，跑了多个部门盖章，总算填好一摞表格。接下来是公示、摇号。终于，一套两居室五十四平方米的保障住房批下来了。在拿到房钥匙时，我看到同年爷流下眼泪。一个年近七十的男人，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和同年爷一起去领钥匙回来，走在行政广场上，抬眼仰望着我为之工作的行政中心，灰色写字楼宛若一艘即将离港的大船正在等待它的乘客。同年爷这首小渔船总算找到一处可停留的港湾了。只是，岁月已走得太深。
同年爷和同年妈在国庆节那天搬进了新房。可是，同年爷积劳成疾的风湿病，终止了他在这套房子里安度晚年，不到半年便撒手归西了。出殡那天，我出差北京，正在王府井书店选书，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怔怔地站在那儿，唏嘘不已，眼泪毫无顾忌地流了下来，心里百味杂陈。
出差回来，恰是清明假期。我打探到同年爷的安身之地。同年哥将他安葬在城南的山岭上。那儿是一片沉实平静的坟墓。不管他愿不愿意，他这艘渔船永远停靠在这港湾了。我提着酒肉、水果和香烛前来祭奠。点燃香烛，看着袅袅升起的白烟，我找回了对离世的亲人的准确真实的想念。不远处有待放的迎春和尚在复苏的原野。
这里，一片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