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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宁波的传教士医生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回美国参加南北战争时，把一块高约一点四米、宽约一米的花岗岩纪念碑捐赠给华盛顿纪念碑办公室，上边镌刻着一段赞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碑文：“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石碑如今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内的第十层、离地面六十七米高的西墙上，成为中美友好的历史见证。
据玛高温1865年2月2日给华盛顿纪念碑办公室秘书布伦特（J. C. Brent）的信，这块碑是由玛高温提议、宁波的中国基督徒特地制作的礼物，碑文来自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畬的著作《瀛环志略》。作为对此礼物的回报，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08—1875）指令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安排画家临摹白宫内所挂华盛顿肖像，送往中国，由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在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 Martin， 1827—1916）的陪同下，于1867年10月21日把它赠送已经调任总理衙门的徐继畬，称赞他“盖为我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
徐继畬于1849年完成《瀛环志略》十卷，系统介绍世界八十余国和地区的地理疆域、气候环境、特产矿藏、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军事力量，以及欧美国家海外扩张及与中国交往的情况，对美国的社会制度风俗及各州地理概况的描述尤其清晰准确。该书不仅是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世界地理书籍，在探索西方强国之道方面，兼具社会政治史的性质。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初，不谙英语的徐继畬怎么会对美国的国体制度及其与领袖的关系阐述得那么清楚明白？从作者自序中可知，徐继畬在写此书时，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向他提供了世界地图并且为他译介各国国名，他还获得一批“泰西人汉字杂书”作参考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美理哥合省国志》。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亦说：“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入。”因为有《美理哥合省国志》做参考，《瀛球志略》一书对美国地理社会历史的介绍才会那么精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传教士引进西学对促进晚清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
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1846年易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在广州重版；1862年，更名为《联邦志略》，于上海再版。这本书系统介绍美国的地理环境兼涉社会制度，令人称奇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著作是用地道的文言文写成，措辞语气充满传统士大夫的亲切感，彰显出这位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儒生”风范。
裨治文在初版“序”中说：“华人多見广识，惟合省舆地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又在凡例中指出：“读史经济，全在舆地。舆地不明，虽熟读全史，犹如说梦。故特详列于卷首。”这种写法，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文风何其相似。《美理哥合省国志》全书二十七卷，可分为三部分：卷首为世界地图及美国地图（笔者所读中文刻本有目无图）；卷一、卷二叙述美国地理概况，此为第一部分；卷三至卷五简述美国历史，为第二部分；卷六至卷二十七，分类介绍美国政治、法律、经济、物产、贸易、教育、文化各方面的知识，为第三部分。该书提供了当时最新、最全、最可靠的有关美国的信息，以帮助中国读者接受全新的世界知识。鸦片战争之前，朝野上下根深蒂固地保持天朝上国的心态，视中华文化为正统，视四方诸国为蛮夷，广州百姓称前来贸易的洋人为“番鬼”（美国人威廉1882出版一本介绍广州生活见闻的书，书名即《广州番鬼录》）。美国及其民主政体，对中国人来说前所未闻。从地理名称、抽象名词到新的思想意识，如何译介，用什么样的口气来表达，才能让中国人接受和理解，确非易事。裨治文在华八年的传教实践使他明白，外来文明只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在形式上与固有思维习惯相适应，才可能被中国人接受。裨治文“或得力于某个不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刘路生点校说明），这本完全西洋内容的现代著作，竟是用典雅质朴的文言文写成。作者在序言中提及儿时学习的情况，“回忆行年二载，习于怀中。问字登堂，时年五岁。及至力强年壮，助父于农圃牧之间，四季日工而晚课，并无虚度片刻韶华”。如此叙写，犹如描画中国一乡绅家庭耕读生活的情景，使作者对于读者，产生一种“自家人”的亲切感。
该书不仅行文古朴，内容撰述也使用一种“中国化”风格。首先，书中所用纪年、官职、行政区域或机构，一律用中国名称。史地书籍中最常用到纪年，该书涉及年代之处不用西洋公历，一律使用中国的朝代年号。如“万历元年，法兰西人由干拿大（即加拿大）地寻至华满”，“乾隆五十九年，计合省国之民”等等。叙述地理概况时，作者把美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从州、市、镇改为中国通用的省、府、县，“罗底岛为二十六省中之最小者也……通省分为五府三十一县”。更为有趣的是，对美国政府中不同的官职，按其级别用中国对应的官衔相称，称州长为督抚，称警长为巡按，“吏部中亦有如左、右侍郎者几人，辅佐部首”。卷六介绍印第安土著人情况，称之“原居苗人”，描述其生存状态的手法，亦如介绍某个中国少数民族一般，实际上美国印第安人与中国的苗族人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介绍美国地理状况、机构部门，直接用中国相应的地域、机构作对比，使读者很容易对所描述的事物产生印象。介绍某州地理，“其省偏而不正，阔如浙江省四分之一焉”；谈某州教育体制，“民皆能书能读，惟书院不过两所而已。另有大学公堂，乃儒者苦攻圣文之所。其乡中学馆，共有三十间。此外稚年学读之馆，各处皆有，或三五十家立一”。 再次，是把美国体制的优越性，融化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使国人不至于产生抵触反感情绪，“国人宜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作如此描述，“国之大政有三：一则会议制例，二则出示谕人属遵，三则究问不遵守之故……但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介绍州议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议拟、民选各人议事之所。事无论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这种叙写风格，正如凡例中所定规，“直道直陈，不措辞华，不立注释，欲其意简言赅，以便稽考”。读到此书，方知为什么徐继畬在介绍华盛顿及美国民主政体时是那么清晰准确，原来早有如此优良摹本。
裨治文1841年编写过一本《广州土话注音》，长达六百九十三页，是一本兼具英汉字典性质的汉语教科书。作者编写此书有三重目的：“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帮助华人青年掌握英语，并展示这两种语言是如何通过罗马字母作媒介而被学生掌握的。”字典的内容，根据汉字、词的难度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字、词汇到短语到较难的范文安排章节。版式也很独特，页面上部约占全页四分之三的面积分为三排，分列英文、中文和罗马字母的汉字注音，按音序排列词汇。页面下部约四分之一面积不分排，对正文中需要说明的条款用英文逐条详细注释，辅以简明易懂的汉语短句或段落，简明清晰。主体汉字的下方特别提示学生要掌握汉字肩架结构的特点，如“白、工、曰”三字下边注“身本矮者用笔宜肥”；“龟”、“赢”等笔画繁密的字下边标注“密者均之”。裨治文为字典选择的范文难度循序渐进，前几章为汉语的常用字或短语，中间是内容浅显的短文，后边则是政府文告、刑律摘录等内容。这本教科书成为传教士英汉双语教材编写的基本模式，后来出版的很大一部分双语教科书，都采用类似的写法。十九世纪后半叶，是中英双语词典出版的高峰期，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共编纂出版了近七十部各种类别、规模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其中美国新教传教士编纂的占半数以上。
裨治文与雅裨礼于1830年2月19日抵达广州，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当时清政府禁教，亦禁止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裨治文寄名美商同孚商行立足。头一年，裨治文以学习汉语为主，建了一所贝满学校，教三个当地孩子学习英语和《圣经》，做传教服务和写通讯报道文章。到年底时，他已经用中文写出了一些传教讲稿。当时学汉语并非易事，据卫三畏（S.W. Williams， 1812—1884）记载，向华人学汉语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在那段时间，最大的困难是找到合格的中文教师，我有一个文化水准很好的老师，他特别谨慎，每次上课总带一双外国女鞋放在桌子上，如果有任何他担心的人或是他不认识的人闯进来，他就装作是一个制作外国女鞋的工匠。他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完全放心为止。马礼逊的中文老师则随身带有毒药，如果他被别人发现，当作汉奸报告给政府，他准备服毒自尽以免受酷刑”。裨治文来华八年，就能写出一手典雅简洁的文言文，所編字典汲取私塾教学的长处，可见他在学汉语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裨治文和卫三畏等五六个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语言不通、重重困难掣肘的环境下开展活动。为开拓传教事业，他们兴办医院、建立学校，相继成立多种社会组织如“益智知识传播会”（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马礼逊教育协会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等组织，希望借助兴医办学促进基督教的传播。裨治文的最大成就，是创办并主编《中国丛报》，使之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欧美传教士与学者发表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章的重要阵地，并在编印工作中培养了美国第一个汉学大家卫三畏。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最集中代表了开创时期的美国汉学成就，创刊于1832年5月，1851年12月终刊，共出版二十卷二百三十二期。《中国丛报》每期厚度约五十页，内容以介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及时事等相关知识为主，也提供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历史文化知识与宗教信息。栏目划分，重点评论和专题论述文章，占每期篇幅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杂谈、宗教知识、时事报道、文书公告诸栏目共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篇幅。该刊发行量每期一千册左右，除了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发行外，还与美国、英国的海外传教士组织交流，并赠送美国的《北美评论》、英国的《西敏寺评论》之类的西方杂志。美国公理会1832年到1851年间在波士顿出版的《传教士先驱》常常转载《中国丛报》上的文章，成为十八世纪上半叶美国人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主要媒介。
裨治文不仅是这份期刊的创办人，也是它的第一作者。据卫三畏在终刊时编印的“期刊总目索引”，《中国丛报》二十年刊发文章一千多篇，裨治文前后写有三百多篇，占全部文章的近四分之一。他的文章主要分两类：一是对中国基本概况的介绍，从各省地理位置、环境背景到历史文化，都有系统的叙述。如介绍中国历史，从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写起，直到清朝的建立；另一类则是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的观察分析，从国家行政结构、政府政策到中美关系，特别是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事件的进展，他都及时记录论述，体现了“关注现实”的编辑思想。具体说来，裨治文和卫三畏主编的《中国丛报》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深刻的历史眼光，编发了多篇重点文章介绍历史上的中西交通状况。创刊号第一篇重点文章是介绍在马可·波罗之前阿拉伯旅行者对广州贸易和社会的记录；此后几乎每一卷，中国历史上与外国的关系，都有重点文章刊发，既有中外交往的综合论述，亦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深度分析，保留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原始史料。二是用最大的篇幅论述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内陆与海岸的地理构成及官民关系，向西方读者提供有关中国社会现状的详细信息。如第二卷二期用了很长篇幅介绍清政府六部的结构、职能、管理与税收情况，记录了各重要职能机构官员的名单和品级。此后各卷逐省市具体描述北京、广州、香港、澳门、上海、福建、两广等十八个行省的地理、经济、物产、行政机构、民情风俗。第五卷三期刊发一篇专论清军战斗力的文章，从政府管理、官兵关系、武器质量诸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最后结论说，中国军力如此不堪，一旦发生冲突，“会比一个幽灵的影子还不如”。四年后鸦片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这篇文章的清醒预见。三是揭露鸦片的危害性，前后刊登了四十五篇有关西方国家向中国走私鸦片及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报道与评述，其中裨治文亲自撰文十四篇，披露鸦片走私贸易的历史，揭示它引发的社会问题。期刊从第五卷十二期开始多次刊登启事，以一百英镑的奖金征稿，“以揭示鸦片贸易对商业、政治和道德的冲击，以及对民族之间、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文章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社会激起反鸦片贸易的声浪，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实的关于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历史资料。四是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的社会现状，譬如市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广州监狱中犯人的待遇，西南地区苗族人村寨，湖广边境“金龙王”暴动事件。第十八卷二期一篇文章《上海市场1849年元月食物价格》，记录上海一处菜场上六十六种食物价格，以及外国人在上海所开商店中十五种海鲜、奶酪的价格，显示当时上海市场的繁荣以及市民生活西化的倾向。五是对中国历史和民间文化的研究，是《中国丛报》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童学启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到儒家学说都有涉猎，对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志》、《聊斋志异》以及《赵氏孤儿》等元杂剧都有评介；第十八卷八期还刊登了《中国研究篇目三百七十三种》一文，是有关欧洲汉学成果的重要文献。《中国丛报》的编辑风格，虽然不像裨治文的个人专著那样温文尔雅，却体现了这位“西儒”的另一面——热切关注现实人生的情怀。
《中国丛报》的巨大历史文献价值，是由它的创办人裨治文、卫三畏等人几十年心血凝聚成的。为了开拓福音传教事业，新教传教士试图通过文化融合的方式传递福音，最后却种瓜得豆，在文化出版医疗教育事业上取得建树。他们在学习异族文化的过程中，对学术文化的内在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天性，使他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一个接触、接受、到由衷地推崇异族文化的过程。他们的学术信仰获得修正，文化追求因此转向，学者谢利（Notto R. Thelle，1941— ）引用传教士葛德基（Earl Herbert Cressy，1883—1979）对这种现象的界定，称之为“传教士的改宗”：“传教士带着燃烧的热情来到远东传播福音，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现东方同时在向他们传递自身的信息。来到远东，他们代表一种普世宗教，希望以此改变当地社会，完成服务的使命。返回故乡，他们带回一种新的更宽广的文化视野，改变本国人的态度，帮助他们由衷地感激远东文明的伟大与价值。”“远东对传教士的改宗，使他不仅是一个传教士，还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成为这个世界继承两大文明的中介。”
据玛高温1865年2月2日给华盛顿纪念碑办公室秘书布伦特（J. C. Brent）的信，这块碑是由玛高温提议、宁波的中国基督徒特地制作的礼物，碑文来自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畬的著作《瀛环志略》。作为对此礼物的回报，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08—1875）指令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安排画家临摹白宫内所挂华盛顿肖像，送往中国，由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在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 Martin， 1827—1916）的陪同下，于1867年10月21日把它赠送已经调任总理衙门的徐继畬，称赞他“盖为我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
徐继畬于1849年完成《瀛环志略》十卷，系统介绍世界八十余国和地区的地理疆域、气候环境、特产矿藏、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军事力量，以及欧美国家海外扩张及与中国交往的情况，对美国的社会制度风俗及各州地理概况的描述尤其清晰准确。该书不仅是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世界地理书籍，在探索西方强国之道方面，兼具社会政治史的性质。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初，不谙英语的徐继畬怎么会对美国的国体制度及其与领袖的关系阐述得那么清楚明白？从作者自序中可知，徐继畬在写此书时，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向他提供了世界地图并且为他译介各国国名，他还获得一批“泰西人汉字杂书”作参考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美理哥合省国志》。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亦说：“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入。”因为有《美理哥合省国志》做参考，《瀛球志略》一书对美国地理社会历史的介绍才会那么精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传教士引进西学对促进晚清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
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1846年易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在广州重版；1862年，更名为《联邦志略》，于上海再版。这本书系统介绍美国的地理环境兼涉社会制度，令人称奇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著作是用地道的文言文写成，措辞语气充满传统士大夫的亲切感，彰显出这位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儒生”风范。
裨治文在初版“序”中说：“华人多見广识，惟合省舆地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又在凡例中指出：“读史经济，全在舆地。舆地不明，虽熟读全史，犹如说梦。故特详列于卷首。”这种写法，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文风何其相似。《美理哥合省国志》全书二十七卷，可分为三部分：卷首为世界地图及美国地图（笔者所读中文刻本有目无图）；卷一、卷二叙述美国地理概况，此为第一部分；卷三至卷五简述美国历史，为第二部分；卷六至卷二十七，分类介绍美国政治、法律、经济、物产、贸易、教育、文化各方面的知识，为第三部分。该书提供了当时最新、最全、最可靠的有关美国的信息，以帮助中国读者接受全新的世界知识。鸦片战争之前，朝野上下根深蒂固地保持天朝上国的心态，视中华文化为正统，视四方诸国为蛮夷，广州百姓称前来贸易的洋人为“番鬼”（美国人威廉1882出版一本介绍广州生活见闻的书，书名即《广州番鬼录》）。美国及其民主政体，对中国人来说前所未闻。从地理名称、抽象名词到新的思想意识，如何译介，用什么样的口气来表达，才能让中国人接受和理解，确非易事。裨治文在华八年的传教实践使他明白，外来文明只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在形式上与固有思维习惯相适应，才可能被中国人接受。裨治文“或得力于某个不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刘路生点校说明），这本完全西洋内容的现代著作，竟是用典雅质朴的文言文写成。作者在序言中提及儿时学习的情况，“回忆行年二载，习于怀中。问字登堂，时年五岁。及至力强年壮，助父于农圃牧之间，四季日工而晚课，并无虚度片刻韶华”。如此叙写，犹如描画中国一乡绅家庭耕读生活的情景，使作者对于读者，产生一种“自家人”的亲切感。
该书不仅行文古朴，内容撰述也使用一种“中国化”风格。首先，书中所用纪年、官职、行政区域或机构，一律用中国名称。史地书籍中最常用到纪年，该书涉及年代之处不用西洋公历，一律使用中国的朝代年号。如“万历元年，法兰西人由干拿大（即加拿大）地寻至华满”，“乾隆五十九年，计合省国之民”等等。叙述地理概况时，作者把美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从州、市、镇改为中国通用的省、府、县，“罗底岛为二十六省中之最小者也……通省分为五府三十一县”。更为有趣的是，对美国政府中不同的官职，按其级别用中国对应的官衔相称，称州长为督抚，称警长为巡按，“吏部中亦有如左、右侍郎者几人，辅佐部首”。卷六介绍印第安土著人情况，称之“原居苗人”，描述其生存状态的手法，亦如介绍某个中国少数民族一般，实际上美国印第安人与中国的苗族人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介绍美国地理状况、机构部门，直接用中国相应的地域、机构作对比，使读者很容易对所描述的事物产生印象。介绍某州地理，“其省偏而不正，阔如浙江省四分之一焉”；谈某州教育体制，“民皆能书能读，惟书院不过两所而已。另有大学公堂，乃儒者苦攻圣文之所。其乡中学馆，共有三十间。此外稚年学读之馆，各处皆有，或三五十家立一”。 再次，是把美国体制的优越性，融化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使国人不至于产生抵触反感情绪，“国人宜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作如此描述，“国之大政有三：一则会议制例，二则出示谕人属遵，三则究问不遵守之故……但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介绍州议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议拟、民选各人议事之所。事无论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这种叙写风格，正如凡例中所定规，“直道直陈，不措辞华，不立注释，欲其意简言赅，以便稽考”。读到此书，方知为什么徐继畬在介绍华盛顿及美国民主政体时是那么清晰准确，原来早有如此优良摹本。
裨治文1841年编写过一本《广州土话注音》，长达六百九十三页，是一本兼具英汉字典性质的汉语教科书。作者编写此书有三重目的：“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帮助华人青年掌握英语，并展示这两种语言是如何通过罗马字母作媒介而被学生掌握的。”字典的内容，根据汉字、词的难度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字、词汇到短语到较难的范文安排章节。版式也很独特，页面上部约占全页四分之三的面积分为三排，分列英文、中文和罗马字母的汉字注音，按音序排列词汇。页面下部约四分之一面积不分排，对正文中需要说明的条款用英文逐条详细注释，辅以简明易懂的汉语短句或段落，简明清晰。主体汉字的下方特别提示学生要掌握汉字肩架结构的特点，如“白、工、曰”三字下边注“身本矮者用笔宜肥”；“龟”、“赢”等笔画繁密的字下边标注“密者均之”。裨治文为字典选择的范文难度循序渐进，前几章为汉语的常用字或短语，中间是内容浅显的短文，后边则是政府文告、刑律摘录等内容。这本教科书成为传教士英汉双语教材编写的基本模式，后来出版的很大一部分双语教科书，都采用类似的写法。十九世纪后半叶，是中英双语词典出版的高峰期，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共编纂出版了近七十部各种类别、规模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其中美国新教传教士编纂的占半数以上。
裨治文与雅裨礼于1830年2月19日抵达广州，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当时清政府禁教，亦禁止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裨治文寄名美商同孚商行立足。头一年，裨治文以学习汉语为主，建了一所贝满学校，教三个当地孩子学习英语和《圣经》，做传教服务和写通讯报道文章。到年底时，他已经用中文写出了一些传教讲稿。当时学汉语并非易事，据卫三畏（S.W. Williams， 1812—1884）记载，向华人学汉语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在那段时间，最大的困难是找到合格的中文教师，我有一个文化水准很好的老师，他特别谨慎，每次上课总带一双外国女鞋放在桌子上，如果有任何他担心的人或是他不认识的人闯进来，他就装作是一个制作外国女鞋的工匠。他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完全放心为止。马礼逊的中文老师则随身带有毒药，如果他被别人发现，当作汉奸报告给政府，他准备服毒自尽以免受酷刑”。裨治文来华八年，就能写出一手典雅简洁的文言文，所編字典汲取私塾教学的长处，可见他在学汉语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裨治文和卫三畏等五六个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语言不通、重重困难掣肘的环境下开展活动。为开拓传教事业，他们兴办医院、建立学校，相继成立多种社会组织如“益智知识传播会”（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马礼逊教育协会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等组织，希望借助兴医办学促进基督教的传播。裨治文的最大成就，是创办并主编《中国丛报》，使之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欧美传教士与学者发表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章的重要阵地，并在编印工作中培养了美国第一个汉学大家卫三畏。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最集中代表了开创时期的美国汉学成就，创刊于1832年5月，1851年12月终刊，共出版二十卷二百三十二期。《中国丛报》每期厚度约五十页，内容以介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及时事等相关知识为主，也提供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历史文化知识与宗教信息。栏目划分，重点评论和专题论述文章，占每期篇幅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杂谈、宗教知识、时事报道、文书公告诸栏目共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篇幅。该刊发行量每期一千册左右，除了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发行外，还与美国、英国的海外传教士组织交流，并赠送美国的《北美评论》、英国的《西敏寺评论》之类的西方杂志。美国公理会1832年到1851年间在波士顿出版的《传教士先驱》常常转载《中国丛报》上的文章，成为十八世纪上半叶美国人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主要媒介。
裨治文不仅是这份期刊的创办人，也是它的第一作者。据卫三畏在终刊时编印的“期刊总目索引”，《中国丛报》二十年刊发文章一千多篇，裨治文前后写有三百多篇，占全部文章的近四分之一。他的文章主要分两类：一是对中国基本概况的介绍，从各省地理位置、环境背景到历史文化，都有系统的叙述。如介绍中国历史，从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写起，直到清朝的建立；另一类则是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的观察分析，从国家行政结构、政府政策到中美关系，特别是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事件的进展，他都及时记录论述，体现了“关注现实”的编辑思想。具体说来，裨治文和卫三畏主编的《中国丛报》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深刻的历史眼光，编发了多篇重点文章介绍历史上的中西交通状况。创刊号第一篇重点文章是介绍在马可·波罗之前阿拉伯旅行者对广州贸易和社会的记录；此后几乎每一卷，中国历史上与外国的关系，都有重点文章刊发，既有中外交往的综合论述，亦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深度分析，保留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原始史料。二是用最大的篇幅论述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内陆与海岸的地理构成及官民关系，向西方读者提供有关中国社会现状的详细信息。如第二卷二期用了很长篇幅介绍清政府六部的结构、职能、管理与税收情况，记录了各重要职能机构官员的名单和品级。此后各卷逐省市具体描述北京、广州、香港、澳门、上海、福建、两广等十八个行省的地理、经济、物产、行政机构、民情风俗。第五卷三期刊发一篇专论清军战斗力的文章，从政府管理、官兵关系、武器质量诸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最后结论说，中国军力如此不堪，一旦发生冲突，“会比一个幽灵的影子还不如”。四年后鸦片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这篇文章的清醒预见。三是揭露鸦片的危害性，前后刊登了四十五篇有关西方国家向中国走私鸦片及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报道与评述，其中裨治文亲自撰文十四篇，披露鸦片走私贸易的历史，揭示它引发的社会问题。期刊从第五卷十二期开始多次刊登启事，以一百英镑的奖金征稿，“以揭示鸦片贸易对商业、政治和道德的冲击，以及对民族之间、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文章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社会激起反鸦片贸易的声浪，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实的关于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历史资料。四是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的社会现状，譬如市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广州监狱中犯人的待遇，西南地区苗族人村寨，湖广边境“金龙王”暴动事件。第十八卷二期一篇文章《上海市场1849年元月食物价格》，记录上海一处菜场上六十六种食物价格，以及外国人在上海所开商店中十五种海鲜、奶酪的价格，显示当时上海市场的繁荣以及市民生活西化的倾向。五是对中国历史和民间文化的研究，是《中国丛报》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童学启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到儒家学说都有涉猎，对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志》、《聊斋志异》以及《赵氏孤儿》等元杂剧都有评介；第十八卷八期还刊登了《中国研究篇目三百七十三种》一文，是有关欧洲汉学成果的重要文献。《中国丛报》的编辑风格，虽然不像裨治文的个人专著那样温文尔雅，却体现了这位“西儒”的另一面——热切关注现实人生的情怀。
《中国丛报》的巨大历史文献价值，是由它的创办人裨治文、卫三畏等人几十年心血凝聚成的。为了开拓福音传教事业，新教传教士试图通过文化融合的方式传递福音，最后却种瓜得豆，在文化出版医疗教育事业上取得建树。他们在学习异族文化的过程中，对学术文化的内在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天性，使他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一个接触、接受、到由衷地推崇异族文化的过程。他们的学术信仰获得修正，文化追求因此转向，学者谢利（Notto R. Thelle，1941— ）引用传教士葛德基（Earl Herbert Cressy，1883—1979）对这种现象的界定，称之为“传教士的改宗”：“传教士带着燃烧的热情来到远东传播福音，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现东方同时在向他们传递自身的信息。来到远东，他们代表一种普世宗教，希望以此改变当地社会，完成服务的使命。返回故乡，他们带回一种新的更宽广的文化视野，改变本国人的态度，帮助他们由衷地感激远东文明的伟大与价值。”“远东对传教士的改宗，使他不仅是一个传教士，还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成为这个世界继承两大文明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