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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执政模式首先与仇和的强烈个性有关。仇和模式之所以被关注，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转型期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2007年，51岁的仇和终于成为副省部级官员。
在沭阳任职时，仇和就曾说过，“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这位自称“无私无畏、改革为公”的官员，同时深谙为官之道。沭阳、宿迁、昆明三地升迁经历表明，“以修路促招商，以招商促经济，以经济促发展”的仇和式施政，已经获得上级肯定。
有分析认为，这位极具争议的铁腕官员，其仕途仍处于上升通道之中。而仇和在昆明掀起的招商、城建“大跃进”，则表明其内心的紧迫。
但仇和执政模式之所以形成，首先与仇和这个人的强烈个性有关。
“重结果、不重过程”
紧迫感或许与仇和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针对当年在宿迁推行政府招商、医改、教改引发的争议，仇和所做的这一自我剖析，无疑也是对自身性格的描摹。
这种“科研惯性”伴随了仇和近30年。
1982年，出生江苏滨海农家的仇和，从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然而，他没有被安排到科研部门，而是在人事处从事行政工作。两年后，29岁的仇和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团委书记。
仇和日后名声大震，则是要等到1996年。
这一年，仇和出任中共江苏沭阳县委书记。此前的1995年，他参加了江苏省举办的首次官员海外学习，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了半年的西方政府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培训。这一海外培训经历给仇和所带来的影响，在未来十年后则体现在医改、教改中的卖学校、卖医院上。
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科研惯性指导之下，仇和还采取了一种打破行政惯例的“革命动员式”手段发展经济。
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推行的诸多改革，为日后仇和背负“人治”骂名埋下祸端。
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公路建设为例，2001年仇和离任沭阳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
沭阳城建“大跃进”背后的代价是，三分之一的官员常年离岗招商，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以及每平方米不超过400元低廉城市拆迁补偿。
调任昆明后仇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昆明的官场地震。
去年1月17日，针对昆明多年的顽疾——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仇和成立了三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这四个临时机构的“政委”。
针对昆明最为薄弱的招商引资工作，仇和说“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道理显然易见：只有招商引资，才有项目落户，才能换来GDP、财政收入的节节高升，才有政绩。
为吸引投资，仇和将行政审批事项从506项精简到140项，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昆明市成为继沈阳后，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会城市。但与此同时，针对党政内部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却新增了189条。粗略估算，仇和到任昆明后，每两天就颁布一项新法令。
目前，昆明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党政机关直属机构须抽调3至5人进入招商局，然后他们被派往各地区招商。此外，其他的党政单位还承担不等的招商任务，并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各党政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
何竞平所在的昆明市工商联，2008年的招商任务是1.2亿内资和200万美元的外资。相关的奖惩不仅和个人有关，也挂钩单位的年终考核。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08年他们完成了内资任务，但引进外资只完成一半任务。2009年昆明市工商联的招商任务是3.3亿元，何竞平认为任务很艰巨。
然而，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政府招商力度尚不及沭阳。1998年，仇和主政沭阳时，甚至给教师下达了招商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这一做法遭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曝光，仇和由此步入公众视野，成为充满个性和争议的明星官员。
眼下，仇和制定的2008年昆明招商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昆明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昆明新登记注册内资企业数量超过1万户，引进市外资金超过500亿元。昆明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潘可明说，目前昆明企业的新增、发展，暂时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昆明市《市长工作报告》称，今年昆明要实现利用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引进市外资金500亿元以上的目标，比去年分别增长100%和70%。
一些商人对于仇和的做法则表示赞同。长期位居胡润中国富豪榜前列的商人严介和说，仇和执政昆明后，软硬环境建设大为改观，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资昆明的信心。目前，严介和掌控的公司在云南投资总额达数10亿元，且以市政工程为主，项目遍布昆明、玉溪、红河等地，昆明呈贡新城部分市政工程、部分州市公路连接线皆有其投资。
“科研出身”对仇和的影响，还表现为事必躬亲。大到城市规划，小到草木种植的行距，仇和全都一一过问。
学习植物保护专业的仇和，对于种树一直情有独钟。刚到沭阳时，他就要求该县居民，每生一个孩子，就要种十棵树。这一嗜好现在也被带到了昆明。昆明很早就提出创建全国卫生城和山水园林城市的目标，但一直未能如愿。主要原因是，作为评价指标中最为核心的绿化率，昆明没有达到要求。
仇和到任后，先是铲除市区内的草坪，改为植树；接着又提出街道绿化三包制，即临街的单位要负责街道的树木栽种、存活和养活，否则予以罚款。同时，密植的思路也被引入。在昆明市最繁华的人民路，仇和下令在已有两排行道树的基礎上，再补种一行树木，于是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又被弱小的树苗一分为二，拥挤不堪。不过，也有市民认为，树种多了之后，昆明的空气变得更好了。
“无私无畏”
“无私无畏”是仇和对自身特点的另一总结，这一个性也被有些人认为是他“重结果，不重过程”急躁情绪的一种平衡。
2008年1月仇和第一次召开昆明市领导干部大会时，便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即使冬天穿西服，仇和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而据云南当地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称，摄影记者在拍照前，还会被仇和询问相机的品牌和型号。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照片，仇和要求亲自审定后才能发表。
对于媒体监督，仇和态度复杂。在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仇和虽官至副省部级，但《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者、新华社记者包永辉认为，“一人得道，鸡犬未升天”。目前，仇和的5个兄弟姐妹健在，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在江苏农村。仇和妻子的家人大多下岗在家，二妹夫妇、四妹夫妇、六妹均下岗。
昆明官员很快就领教了仇和这种“无私无畏”。
2008年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仇和当众打断主讲人演讲，质问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为何打瞌睡。两天后，呈贡县纪委宣布，县政府同意蒋文辉辞去副局长职务，并要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作出书面检查，并通过该县电视台向社会播出。
据了解，当天讲座主讲人为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副主任、苏州创元集團总经济师，专题演讲宿迁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经验。宿迁眼下正成为昆明的学习榜样。一位接近宿迁市政府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宿迁的干部经常会到昆明去讲学。
“打瞌睡官员辞职事件”，被一位当地官员解读为仇和整饬吏治的第一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则认为这是仇和在向昆明官员“立威”。“杀鸡儆猴”的真实目的在于，提醒昆明党政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在招商、城建，创立全国卫生城、山水园林城市这些目标上来。
后来，仇和针对这一质疑曾表示，他当众批评这位副局长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他还说，“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是仇和给昆明官场带来的最初震动。一系列曾经激起宿迁公务员强烈反应的措施，正陆续被搬到昆明实施。
先是在中共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上，公布了各级领导的工作电话和手机号码，惹得市民争相抢购，但一些官员也对此颇有微辞，认为侵犯了隐私。随后，仇和又规定每月20日为市长接待日。在去年3月的第一个市长接待日，2000多位昆明居民拥在市政府的门前，有的市民甚至在头天夜里就开始排队。
忙碌的不仅仅是昆明市市长张祖林。仇和要求的雷厉风行办事的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昆明市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忙和压力。
昆明市政府的下班时间被延长。一位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以前下午4点之前，一般文件收交工作就停止了，现在习惯了当日事当日毕，文件随时接随时送。随着审批手续减少，迫使公务员提高效率；昆明市商务局的一个公务员说经常一天十几个会，大家轮着去开。而在一些市直机关，由于本身人员过少，又有人被抽调去招商，工作量成了平时的几倍。
仇和旺盛的精力，也给昆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曾对媒体说，仇和每天起码工作有十一二个小时。曾经随同仇和调研的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仇和白天调研，晚上开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困得忍不住打哈欠了，他还不累。
走路快了，压力大了，加班多了，相当多干部都有相似的感受，甚至有干部说，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也越大。
2008年3月制定的《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令当地官员备感压力。
昆明市五华区的4个石灰岩矿，因为没有按照预定工期开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和五华区原分管此工作的副区长均被通报批评；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局长则由于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就多次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的要求置若罔闻，也被处以停职检查的处分。
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17名官员，因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依《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行政问责。官员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
今年5月，仇和决定面向国内外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担任副处级官员。这些官员将挂职担任该市下辖各县(市)区党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开发区主任助理，以及部分市属部门副职等副县级官员。据记者了解，截至6月中旬，已有百名国内经济学博士前来应聘，目前尚未公布遴选结果。此前，仇和曾表示“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一些当地处级干部向他表达了这样的担忧，这些经济学博士到岗之后，他们是否会被“腾笼换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认为，仇和推出的“昆明新政”最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就是打破了政府行政办事一成不变的常规，其核心是拉近了政府和老百姓的距离，这些措施“让百姓高兴，让一些官员害怕”。★
2007年，51岁的仇和终于成为副省部级官员。
在沭阳任职时，仇和就曾说过，“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这位自称“无私无畏、改革为公”的官员，同时深谙为官之道。沭阳、宿迁、昆明三地升迁经历表明，“以修路促招商，以招商促经济，以经济促发展”的仇和式施政，已经获得上级肯定。
有分析认为，这位极具争议的铁腕官员，其仕途仍处于上升通道之中。而仇和在昆明掀起的招商、城建“大跃进”，则表明其内心的紧迫。
但仇和执政模式之所以形成，首先与仇和这个人的强烈个性有关。
“重结果、不重过程”
紧迫感或许与仇和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针对当年在宿迁推行政府招商、医改、教改引发的争议，仇和所做的这一自我剖析，无疑也是对自身性格的描摹。
这种“科研惯性”伴随了仇和近30年。
1982年，出生江苏滨海农家的仇和，从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然而，他没有被安排到科研部门，而是在人事处从事行政工作。两年后，29岁的仇和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团委书记。
仇和日后名声大震，则是要等到1996年。
这一年，仇和出任中共江苏沭阳县委书记。此前的1995年，他参加了江苏省举办的首次官员海外学习，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了半年的西方政府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培训。这一海外培训经历给仇和所带来的影响，在未来十年后则体现在医改、教改中的卖学校、卖医院上。
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科研惯性指导之下，仇和还采取了一种打破行政惯例的“革命动员式”手段发展经济。
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推行的诸多改革，为日后仇和背负“人治”骂名埋下祸端。
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公路建设为例，2001年仇和离任沭阳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
沭阳城建“大跃进”背后的代价是，三分之一的官员常年离岗招商，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以及每平方米不超过400元低廉城市拆迁补偿。
调任昆明后仇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昆明的官场地震。
去年1月17日，针对昆明多年的顽疾——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仇和成立了三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这四个临时机构的“政委”。
针对昆明最为薄弱的招商引资工作，仇和说“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道理显然易见：只有招商引资，才有项目落户，才能换来GDP、财政收入的节节高升，才有政绩。
为吸引投资，仇和将行政审批事项从506项精简到140项，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昆明市成为继沈阳后，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会城市。但与此同时，针对党政内部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却新增了189条。粗略估算，仇和到任昆明后，每两天就颁布一项新法令。
目前，昆明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党政机关直属机构须抽调3至5人进入招商局，然后他们被派往各地区招商。此外，其他的党政单位还承担不等的招商任务，并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各党政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
何竞平所在的昆明市工商联，2008年的招商任务是1.2亿内资和200万美元的外资。相关的奖惩不仅和个人有关，也挂钩单位的年终考核。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08年他们完成了内资任务，但引进外资只完成一半任务。2009年昆明市工商联的招商任务是3.3亿元，何竞平认为任务很艰巨。
然而，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政府招商力度尚不及沭阳。1998年，仇和主政沭阳时，甚至给教师下达了招商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这一做法遭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曝光，仇和由此步入公众视野，成为充满个性和争议的明星官员。
眼下，仇和制定的2008年昆明招商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昆明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昆明新登记注册内资企业数量超过1万户，引进市外资金超过500亿元。昆明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潘可明说，目前昆明企业的新增、发展，暂时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昆明市《市长工作报告》称，今年昆明要实现利用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引进市外资金500亿元以上的目标，比去年分别增长100%和70%。
一些商人对于仇和的做法则表示赞同。长期位居胡润中国富豪榜前列的商人严介和说，仇和执政昆明后，软硬环境建设大为改观，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资昆明的信心。目前，严介和掌控的公司在云南投资总额达数10亿元，且以市政工程为主，项目遍布昆明、玉溪、红河等地，昆明呈贡新城部分市政工程、部分州市公路连接线皆有其投资。
“科研出身”对仇和的影响，还表现为事必躬亲。大到城市规划，小到草木种植的行距，仇和全都一一过问。
学习植物保护专业的仇和，对于种树一直情有独钟。刚到沭阳时，他就要求该县居民，每生一个孩子，就要种十棵树。这一嗜好现在也被带到了昆明。昆明很早就提出创建全国卫生城和山水园林城市的目标，但一直未能如愿。主要原因是，作为评价指标中最为核心的绿化率，昆明没有达到要求。
仇和到任后，先是铲除市区内的草坪，改为植树；接着又提出街道绿化三包制，即临街的单位要负责街道的树木栽种、存活和养活，否则予以罚款。同时，密植的思路也被引入。在昆明市最繁华的人民路，仇和下令在已有两排行道树的基礎上，再补种一行树木，于是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又被弱小的树苗一分为二，拥挤不堪。不过，也有市民认为，树种多了之后，昆明的空气变得更好了。
“无私无畏”
“无私无畏”是仇和对自身特点的另一总结，这一个性也被有些人认为是他“重结果，不重过程”急躁情绪的一种平衡。
2008年1月仇和第一次召开昆明市领导干部大会时，便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即使冬天穿西服，仇和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而据云南当地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称，摄影记者在拍照前，还会被仇和询问相机的品牌和型号。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照片，仇和要求亲自审定后才能发表。
对于媒体监督，仇和态度复杂。在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仇和虽官至副省部级，但《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者、新华社记者包永辉认为，“一人得道，鸡犬未升天”。目前，仇和的5个兄弟姐妹健在，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在江苏农村。仇和妻子的家人大多下岗在家，二妹夫妇、四妹夫妇、六妹均下岗。
昆明官员很快就领教了仇和这种“无私无畏”。
2008年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仇和当众打断主讲人演讲，质问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为何打瞌睡。两天后，呈贡县纪委宣布，县政府同意蒋文辉辞去副局长职务，并要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作出书面检查，并通过该县电视台向社会播出。
据了解，当天讲座主讲人为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副主任、苏州创元集團总经济师，专题演讲宿迁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经验。宿迁眼下正成为昆明的学习榜样。一位接近宿迁市政府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宿迁的干部经常会到昆明去讲学。
“打瞌睡官员辞职事件”，被一位当地官员解读为仇和整饬吏治的第一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则认为这是仇和在向昆明官员“立威”。“杀鸡儆猴”的真实目的在于，提醒昆明党政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在招商、城建，创立全国卫生城、山水园林城市这些目标上来。
后来，仇和针对这一质疑曾表示，他当众批评这位副局长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他还说，“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是仇和给昆明官场带来的最初震动。一系列曾经激起宿迁公务员强烈反应的措施，正陆续被搬到昆明实施。
先是在中共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上，公布了各级领导的工作电话和手机号码，惹得市民争相抢购，但一些官员也对此颇有微辞，认为侵犯了隐私。随后，仇和又规定每月20日为市长接待日。在去年3月的第一个市长接待日，2000多位昆明居民拥在市政府的门前，有的市民甚至在头天夜里就开始排队。
忙碌的不仅仅是昆明市市长张祖林。仇和要求的雷厉风行办事的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昆明市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忙和压力。
昆明市政府的下班时间被延长。一位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以前下午4点之前，一般文件收交工作就停止了，现在习惯了当日事当日毕，文件随时接随时送。随着审批手续减少，迫使公务员提高效率；昆明市商务局的一个公务员说经常一天十几个会，大家轮着去开。而在一些市直机关，由于本身人员过少，又有人被抽调去招商，工作量成了平时的几倍。
仇和旺盛的精力，也给昆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曾对媒体说，仇和每天起码工作有十一二个小时。曾经随同仇和调研的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仇和白天调研，晚上开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困得忍不住打哈欠了，他还不累。
走路快了，压力大了，加班多了，相当多干部都有相似的感受，甚至有干部说，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也越大。
2008年3月制定的《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令当地官员备感压力。
昆明市五华区的4个石灰岩矿，因为没有按照预定工期开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和五华区原分管此工作的副区长均被通报批评；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局长则由于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就多次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的要求置若罔闻，也被处以停职检查的处分。
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17名官员，因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依《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行政问责。官员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
今年5月，仇和决定面向国内外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担任副处级官员。这些官员将挂职担任该市下辖各县(市)区党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开发区主任助理，以及部分市属部门副职等副县级官员。据记者了解，截至6月中旬，已有百名国内经济学博士前来应聘，目前尚未公布遴选结果。此前，仇和曾表示“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一些当地处级干部向他表达了这样的担忧，这些经济学博士到岗之后，他们是否会被“腾笼换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认为，仇和推出的“昆明新政”最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就是打破了政府行政办事一成不变的常规，其核心是拉近了政府和老百姓的距离，这些措施“让百姓高兴，让一些官员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