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风气丕变，双排扣的“列宁装”和宽松式的“中山装”成为时尚，西装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当时穿着西装会被人视为“资产阶级”，一般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以南粤地区为例，旧日留存的西装，呢绒质料的，会请裁缝改制成“文装”（孙文式服装，直领），只需把翻领改成直领就行，或者缩小改成女装；夏天的白色薄型西装，泰半压在箱底，由它变黄；稍为破旧的，就成了拾垃圾的或干粗重活儿的工作服，恰似近年的民工穿着仿冒迷彩服。
　　令人困惑的是，当时流行的一部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展示集体农庄的农民，恰是穿着西装开着拖拉机种田，却成为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然而，无论城乡，日常生活中却保留着“唐装”，没有被视作封建、落后。不过，没有人会穿着唐装到机关、学校和“正规单位”上班（下班听便）；在各种店铺工作的，则无拘。中医、熟药店伙计、跑江湖卖武的，更是名正言顺。
　　南粤地区，天热时人们都爱穿黑胶绸唐装。居家和走路时，风凉飒爽且不黏身；农民在田里作业，喜欢它吸汗，快洗易干。青年女子穿着一身细花“大襟”唐装，踏着木屐款款而行，更显婀娜多姿。过年时，人们穿着一套薄花呢唐装，或者一件薄薄的绸缎面唐装丝绵袄，雍容而带喜气。
　　但是，当时银幕上的坏人形象，不少就是身穿黑胶绸唐装，戴副墨镜，歪戴盔帽，也是叫人困惑。
　　据说，一次粤人在广州球场观看足球比赛，踢到激烈处，忽有一位观众激动地站起来，振臂高呼：“（把球）交给杨子旋！”此人身穿一套唐装，脚上一双球鞋，如此搭配甚是滑稽。杨子旋是当时著名射手。
　　穿唐装裤可以不必系腰带，只需左面往右一搭，右面往左一搭，再加一卷，就可以系住裤子（因为这三个动作，上海人戏称唐装裤为“一二三”）。
　　表姐小韵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唐装裤的笑话，我们一起笑了好些年。小韵的伯父有一次穿着汗衫和黑胶绸唐装裤，在裤头卷入一张两毛钱纸币，趿着拖鞋，施施然走到巷口理发。要付钱时，翻开裤头，却没见到那张两毛钱纸币。心里一急，手一松，唐装裤脱落，理发摊里的人哄堂大笑。他又羞又恼，只好和摊主商量，回家拿了钱送过来。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已很流行“中装”。“中装”限于冬天穿的棉袄，特别是穿在棉袄外面的“罩衫”：棉袄易脏，罩衫则可以换洗。“中装”棉袄比较宽大，立领，对襟一行暗扣，取代了传统的襻钮或揿钮，左右两侧腰际有暗插袋，不用唐装的四个贴袋。这种中西合璧称为“中装”的棉袄，无疑是上海人独特的革新。从50年代到80年代，看到穿着这种“中装棉袄”的，就知道是上海人。
　　“中装棉袄”组合中，翻花样主要靠“罩衫”。罩衫有市售，也有不少人是自家缝制。男式以蓝布为主，间以浅灰或深灰色，十分单调。的确良问世后，也有不少人改用的确良面料，不但穿着更显“挺刮”，而且易干，晚上脱下洗了，次日又能穿上。
　　女式棉袄和罩衫分别有两种，一种与男式全同；另一种称为“中西式”，主要是把袖子做成“装袖”，更西式化，中式成分似乎就只剩下高企的立领了。但“中式”古雅，“中西式”秀雅，二者各饶韵味。
　　女式罩衫争奇斗艳，由各色花款的花布、人造棉、的确良制成。穿着中装，再围上一条羊毛围巾或羊毛领套，头上戴着自己编织的“滑雪帽”，滑雪帽在颌下打个结，露出两条飘带，英姿飒爽，即便在文革期间，中装也没有遭禁。
　　此时，女士们更是进一步“翻花头”：60年代中后期，忽然时兴把花衬衫的领子翻到罩衫的立领外头，于是立领变成了“相拼”花色小翻领，这个招数，锦上添花，画龙点睛，又为中装棉袄平添了些许艳丽娇俏。
　　在那物质匮乏和百般禁忌的年代，上海女士们凭着心灵手巧，竭尽全力把自己打扮得亮丽高雅。冬日的上海，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都是光秃秃的，显得萧瑟，而女士们的中装把这个城市妆点得繁花似锦、春意盎然。
　　那年头，上海男女老幼都穿中装棉袄；天寒外出，外面可以再加一件“风雪大衣”保暖。
　　改革开放以后，冰封渐解，长头发、交谊舞、西装领带……逐渐在电视节目亮相，一点点透露开放的消息。80年代开始，三件套西装加领带开始作为正装流行；再后来，羽绒衫兴起，中式服装日渐式微终至退出主流生活。
　　80年代中期，一支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国洽谈合作专案。在西德一个万把人的小镇阿仑，晚上有年轻酒鬼拦路，作手势问中国人讨钱买酒喝。东道主后来玩笑着说：“你们都穿西装，他们错把你们当日本人了。”
　　如今，西式服装在中国已经占绝对优势，国人不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连本来多少带点儿民族特色的服装如“唐装”、“中装”等都付阙如。有时到一些偏僻的小镇游玩，在幽深寂寞的小巷子里，时或可见个别留守老人，穿着旧时中装棉袄，蜷缩在夕阳深处，无语话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