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乡的老井是通神的，虽然她现在已经干枯了。
　　——题记
　　一
　　老井在家乡小山村最东头，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大井”，井口粗得可以掉进一头牛去。井水清冽香甜，不管天有多干旱，这眼井水永远那么旺。水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小时候，我和伙伴们都喜欢趴在井口往下望，只见四五颗脑袋影子在水里一层层荡漾开来，那是一股如筷子粗细的冒眼，正不停地向外冒水，漾起一层层的涟漪。
　　记忆里，老井西侧是一片空阔的平地，而井的东侧，是一个用石板砌成的四方水塔，听老辈人讲，在农业社时，生产队用水泵将水抽到这大水塔里，供大家取用，单干后，水塔就闲置起来了。我和小伙伴们成天在水塔上爬上爬下，玩打仗，经常连鞋都玩丢了。
　　紧挨老井的北侧，是一个人工凿成的碗状大石槽，可盛一桶多水，村里人在井边打水，一转身便将涮桶的水很顺溜地倒进石槽里，饮驴饮马。
　　办农业合作社的时候，老井西侧的这片空地，是全村社员集合的地方，每天早晨，太阳早早出来，正照在西侧墙上，土夯的墙上被人铲出两块平面来，再用水泥一抹，用墨一刷，就是兩块大黑板。养增是村里能写会画的社员，他在一块黑板上画了红太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另一块黑板队长用来记工分。
　　每天早晨，睡眼惺忪，腹中空空的社员在这里高举拳头面向“红太阳”做早请示，说：“毛主席，今日我们要去锄草。”或说：“毛主席，今日我们要耕地磨地，今日要种三十垄胡麻……”
　　奶奶嫌水塔里的水不干净，每天一大早趁我这个不满一岁的小孙子还没睡醒，颤巍巍地挑着水桶来打水，一桶水刚打上来，那些社员便一哄而上，争抢着把嘴搭着桶边呼呼呼地先饮一气儿，再噙一口水掬在手上洗脸，刹那间，一桶水便被拨弄光了，奶奶笑着嘀咕：“金缠，
　　你这个队长，也糟蹋我的水……”
　　金缠是村里小队长，一只手撩起衣襟擦着脸上的水，另一只手像赶小鸡一般乱挥：“走了走了，抓紧上工了……”说着又从奶奶手中抢过井绳水桶，三两下，打满满一桶水上来。一阵铁锨锄头镢头乒乒乓乓乱响，社员们涌向田间地头，老井边又恢复了平静，偶尔有井口的水滴掉进井里，“嗒——”一声，绵延而悠长。
　　“农业社里”牲口集体豢养，但养着养着，不是死一只羊就是死一只驴，有时甚至死一头牛。这肉照例是在老井边杀了，用井水一冲，就在井边全村均分。有一次金缠负责分肉，分着分着，轮到我堂姑姑时分没了，要再从别人那里匀，分得早的人家肉早下锅了。堂姑快嘴如刀，质问金缠这肉是咋分的？金缠是有名的好脾气：“等下次再分，下次再分。”至今被人引为笑谈。生产队里的一头牛死掉了，牛肉被均分了，牛皮让我三叔他们在滑沟河湾的大涝坝里泡了十来天，泡软了蒙了一面大鼓，周围村里数这面牛皮鼓最大，正月里闹社火时，瘦得像猴子的元福，双槌抡圆了，敲得鼓声震天。
　　二
　　老井的南侧，是一个丈把高的高台，高台上面是一个小场，场边便是我家了。如果有人问，你是哪个村的，我便说是哪个村哪个村的。是村里谁家的？我便说是场边来老二家的。于是问话的人“噢”一声，似乎是明白了。
　　有一年腊月十五中午，母亲挺着大肚子提着筐子到后院揽填坑，结果走到后院的苹果树下，突然腹痛，蹲在树下起不来，奶奶闻讯赶来，将母亲扶到阴冷的小东房里，于是我便降生了。
　　妈妈刚生下我还没出月子，便每天去挣工分，奶奶便在家照看我，她那两只缠过的小脚磨来磨去，一刻也不得清闲。奶奶是个寡妇，她三十来岁的时候，爷爷外出在两当县一个石峡里被打劫贼夺去了性命，那时爸爸才十来岁。
　　奶奶含辛茹苦，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她年纪大了，前几年还能在农业社里干点活挣工分，后来便在家里挑水喂猪，操劳家务了。奶奶的挑水担很光滑，这扁担还是从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在奶奶肩上挑了几十年了。
　　等我有记忆时，是三岁那年分家，有一个本家去了新疆，爸爸买下了他的庄院，就在奶奶家旁边，中间隔着另一家亲房。我经常端了饭碗，经过奶奶家门口，去看老井边有没有人谝闲。
　　在我的记忆里，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老井最后的黄金时代。
　　照例，吃过饭的社员，便会三三两两地，男人提着麻线缍麻线杆，女人纳着鞋底或抱着啃奶的孩子，自觉地凑到井边西侧的空地上谝闲传。井边北侧还孤零零地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婆娘嗓门儿很大，这时当然也缺不了她，她咯咯地笑着，有时还端着饭碗跑出来，叉着沟子站在一堆男人面前胡谝。谁家要是娶了媳妇，不用婆婆使唤，也会穿着新衣服到老井边来“亮相”。
　　要是到了冬天，村里依着学校的规律，将中午和晚间的正餐改为早晨和晚间吃正餐，我们都说是“吃早饭”，吃过早饭已是日上三竿了，冬日懒洋洋地晒着，这时村里的老少爷们婆娘们，都担着水担，牵着牲口，到老井边来打水饮牲口。谁家的媳妇长得俊，谁家的小子是个二流子二杆子，谁家的骡子马驹毛驴长得壮，谁家的驴子下了崽，都成了人们的谈资笑料，老井边非常热闹。
　　正月初一到初三，女人们是不能到井边打水的，怕女人的骚沟子跨在井口上，得罪了井龙王。大年初二，父辈挑着水桶，孩子们牵着牲口拿着香马，到井边“出行”，打一桶水上来，再点着香马，将香插在老井西边的墙上，祈求一年里外出平安。这时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将炮点燃了，等它快爆炸时扔到井里去，“啪”一声，这炮在井里爆炸后特别地响。老人也高兴地说，要惊醒了井龙王，让井龙王保佑这井水长年喷涌呢。
　　我的邻居——隔在我和奶奶家之间的亲房大大，是个老村长，在村里还有些威望。我五歲那一年过年时，他提议说，在井边支个秋千吧，正月里大伙儿都乐一乐。支秋千，椽檩有的是，可哪儿来的绳呢？于是我大大便提议，每家出二两麻线，打几根粗绳，当作队里的资产，以后也能用得着呢。
　　于是很快麻线就收了上来，大大从家里搬出绳车，在井边支开架势，几个年轻人跑麻线的跑麻线，搓绳的搓绳，紧线的紧线，绳车吱吱呀呀地唱着快乐的歌，我和小伙伴们都蹿前跑后地凑热闹。在暖暖的冬日里，大家很快就打了四根粗壮的麻绳，村里的壮劳力从大队院里搬出几根椽檩，一二三地喊着调子，才一天工夫，就将这秋千搭起来了。 　　村里长辈，端着香匣，在秋千边恭恭敬敬地烧过香马，做了祈祷，这秋千才可以让人玩了。
　　这一年老井边特别热闹，除了本村村民撒欢外，还吸引了邻村人来。我们附近下庄村，有个半搭子疯子叫全善，那年刚好病好些了，也跟着村里的小伙儿们到老井边打秋千。经不住一伙人的怂恿，全善便爬上秋千，忽忽悠悠地荡起来，疯子就是胆大，越荡越高，一脚蹬上去，和秋千平杆要持平了，大大一看，非常紧张，万一这疯子手握不住，甩出去就了不得了，当即将他拦了下来，全善下了秋千，笑容僵着，脸早就煞白煞白的了。
　　我有个堂叔，生下来就是个“软儿”，一辈子只能瘫在床上，刚开始还能拄着棍挪到我家场边，远远地看着老井边的热闹场面，后来一不小心，从场边上掉了下去，伤得不轻，脸肿得像个大篮球，他的嫂嫂我叫她新妈妈，拉着我和小伙伴，要我们的童子尿给堂叔喝了解毒。在这一年的正月，堂叔听着外面的锣鼓声，听说老井边搭了秋千，心痒难熬，拼命爬到了小巷里，央求过往的人将他背到老井边，可村民们没人理他。母亲出门正要到老井边晒太阳谝闲传，堂叔就央求母亲，母亲心肠软，在别人的嘲笑声中把堂叔背到了老井邊，几个妇女将堂叔扶着坐在了秋千上，满足了堂叔的心愿。
　　正月里照例要在老井边起社火，正月初八起社火，到正月十五卧社火，玩七天。村里的长辈们端着香马盘，在老井边烧过香马，然后又转到老场、新场，绕村走一圈，家家尽欢而散。
　　三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已经是1980年了，农业社解散，又开始单干了，农业社里的牲口都分到各家各戶，可在农业社里养死了不少，不够分了，于是几家分一头，我们三家分到了“二骡子”。
　　生产队里老马一共下了三头骡子，分别被称为大骡子二骡子三骡子。大骡子脾气暴躁；三骡子虽然长着一副大骨架，但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比它妈还要老；只有二骡子最为“赢人”，虽然个头不高，但浑身乌黑，膘肥力壮，十分惹人喜爱。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听父母说我家分到二骡子，我非常高兴，这样我就能赶着它去老井边饮它了。一个月里每家养十天，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二骡子轮到我家养。二骡子总是欺负我这个小孩子，于是母亲便让我拿上一根长长的柳条，离着老远赶它去老井边，即使这样，我腿上还是让它给踢了好几下，好在二骡子心眼不坏，不是真正地踢，要不然我这小命早就没了。
　　老井边的石槽里有时没水，我便赶着二骡子到河边去饮它。有一天，突然父亲牵着一头毛驴回家了，我一问，原来是三家人用一头牲口，根本不够使唤，于是将二骡子卖了，钱三家平分，父亲又添了点钱，买了一头毛驴回来。
　　这毛驴的脾气特别好，我每天赶着它去石槽边、河边饮水，刚开始的时候牵着它，时间长了，它认识路了，我就在后面赶着它，它从来不踢人，也从不乱跑，也不害怕马路边的汽车，非常听话。母亲拉着平板车上山，便将它驾在车辕里，也不要人牵，母亲让它走哪里它便走哪里。这头毛驴在我家养了二十多年，在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生了三只小驴崽，最后牙口老得嚼不动草实在没法再养了，父亲只好将它卖掉了，卖掉它的时候，母亲舍不得，偷偷地在门后流眼泪。它买来的时候我还没上学呢，卖掉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从兰州回家，得知老驴被卖掉后，在驴圈里出出进进好几趟，心里也空得难受。
　　刚单干的时候，老井的水还是那么旺，但单干后，人都忙着自己的生计，老井边谝闲传的人日渐减少，老井西边的平地日渐空旷，村民便将驴粪都倒在这里晒“填坑”（烧炕的材料）了。
　　树挪死人挪活，不愿再贫穷下去的村民，开始张罗着要在别的地方打新庄院。这场“打庄运动”，首先从老井边那户孤零零的人家开始。
　　在村西边，有一片平坦的自留地，于是老井边那家住户，首先在自留地里打起一座庄院，又大又亮堂，从老井边搬走了。
　　父亲买的这处老庄院，风水不是很好，住进去后父亲摔伤了腿，母亲老是生病，家里经常飞着各种不知名的大飞蛾，老人都叫它“鬼奴”。于是父亲也想着要打一座新庄院。可那片空地里，我家只分到了长条子形状的三分地，根本无法建新院子，于是父亲想办法从本家大伯家那里换了一块地来，这样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举家迁到了新庄。
　　很快又有七八户人家都打了新庄，搬到了村西头的平地里，这样老井就远远地留在了村东。我从新家到老井打水，得从村西到村东走五六分钟才能到。
　　单干了，人们都各忙营生了，即使在冬天农闲，晒太阳谝闲传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老井边日趋一日地清静，也再没有了昔日的欢声笑语。我上学的时候偶尔经过老井边，有时情不自禁地跑到井边向井里望，井壁南侧的冒眼，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外冒水，荡起层层涟漪。
　　四
　　1980年代末，天特别地旱，老井的水突然不够用了，先是按原来的井绳放下水桶，够不着水面，村里人又都在井绳上接了一截，再就是井里的冒眼不冒水了，往井里望，水面上的涟漪消失了，水越来越少，越来越混浊，还有股腥味儿，连骡马都不喝。
　　在三叔的张罗下，村里组织了几个壮劳力，下到井底去淘井，淘上来一大堆淤泥、石块，还有一只死猫腐烂的尸体——这就是骡马不喝井水的原因。村里的老人说，牲口的鼻子多灵，人还不如牲口呢！
　　四爷大名根昌，主要由他负责在井下挖，我那时还小，不敢一点点到井底，只在井边围观。四爷在井底喊，没有在井壁南侧找到冒眼，据他说只有井北边有一股像席篾一样细的冒眼要向外冒水，仅够几家人用。
　　三叔在井边不停地念叨，按风水来看，这水应该从南边山上下来，怎么会从北边来水呢？难道是北边小河渗过来的水？村里人都想不通。
　　于是村里不少人开始想办法，找阴阳先生看看自家的庄院附近有没有能打出井的地方。过去村里人都说庄院里不能打井，但吃水保命更要紧，有几户先在庄院里打出井来了，比如我家邻居，可是在村西，水都不如村东旺盛，有些人也打了井但都没水。
　　这样凑凑合合地过了几年，在我上高二那年，父亲说，咱豁出去了，在庄边的园子里打打看，能打出水就赚了，打不出水，就将井再篷了算了。于是那年正月，我们随便在园子里画了个圈，开始打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