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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世纪初；女学之兴；女翻译家；翻译文学
摘要：在中国20世纪初叶翻译文学的极大繁荣中，出现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女翻译家。她们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积极参与文学翻译，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了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8)02—0069—05
一、引言
20世纪初叶，中国的翻译文学日渐走向繁荣。在众多的男性译者中，女性译者的身影也活跃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她们作为知识女性和新女性的代表，突破了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生活领域。署上她们名字的译作，通过报章杂志和出版社，成为流通的文化商品，进入到广大读者的视野中。相较于同时代的女性，这些女性译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其中许多人接受过新式教育，甚至出洋留学，精通外语，有的还积极参与女权启蒙运动，为女性报刊撰稿，她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新女性。
二、女学之兴与女翻译家的浮出
清末的“废缠足、兴女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女性解放史上的辉煌篇章。“废缠足”是女性解放的第一步，但女性仅获得身体的解放还远远不够。当时的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国力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方传教士认为，“不让女性接受正规教育，是一种幽闭妇女的陋习”。在西方教会和维新派的推动下，中国新式的女子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898年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女学堂开学以来，20世纪初创建的女校如雨后春笋。
女学的兴办让女性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新知识体系在学堂的传授，突破了传统“妇学”三从四德的教育目标，许多女校注重向学生灌输自立自强、自敬自重的新意识，使传统的妇德受到极大挑战，由此酝酿着新的女性价值观和审美标准。新兴的女子学校秉持“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让女学生有机会学习西学和各种技能。女学之兴打开了中国女性的视野，她们的阅读范围从传统经典拓展到各种西学专业领域，语言的学习也从汉语延伸到其它外语。可以说女学之兴，为中国第一批女翻译家的诞生在语言上和文化知识储备上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就读于女子学校，有的还出洋留学。新式教育让她们获得了译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和文化素质，为她们的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
女学之兴虽然是出于男性启蒙思想家强国保种的政治远谋，其中不乏根据新的时代语境要求打造男权社会所需的新女性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却让中国女性第一次有机会作为群体为男权文化所关注，也让她们获得了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历史机遇。女性的自我教育、自我觉醒和积极参与是女学得以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正是女性的身体力行才推动了女学和女权启蒙运动的发展。女性译者以自己的翻译活动为媒介，介绍西学，传播新的观念，开拓新的文学形式，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形象；在男性为主导的启蒙话语中，渗透进女性的观察视角和体验，成为中国女界的先觉者和女性解放之路筚路蓝缕的探索者。
三、女翻译家：新文学形式的拓荒者
20世纪初中国女性翻译家群体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浪潮、救亡启蒙的时代主旋律下，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女学的昌盛和女留学生日渐增多，女性参与到当时被梁启超称之为“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她们积极参与文学翻译活动，与其他男译者一起，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拓荒者，成就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的崭新景观。然而她们曾经的辉煌却被历史的尘埃所模糊。20世纪头二十年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女性翻译家，目前所能确考的大约有十人左右，即薛绍徽、陈鸿璧、黄翠凝、汤红绂、陈信芳、罗季芳、张默君、薛琪瑛、吴弱男和沈性仁等。她们翻译的作品既有外国小说，也有外国戏剧；小说的种类多样，有言情小说、科学(即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类型；许多文学形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没有的。女性译者积极参与各类新文学的译介，为后来中国新文学样式的建立提供了参照摹本。
科学小说翻译的第一人，是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闽中才女薛绍徽(1866～1911)，著有《黛韵楼诗集》4卷、词集2卷、文集2卷，辑有《清闺秀词综》10卷。她与丈夫陈寿彭(1855～?)合作翻译，由陈寿彭口述，薛绍徽笔译，于1900年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八十日环游记》。这既是凡尔纳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洋科学小说。另外她还译有《格致正规》、小说《双线记》(A Double Thread)、《外国列女传》等。
侦探小说最早是19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的。1896年《时务报》首次刊登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The Naval Treaty)，署名张坤德译，之后又连载了三个故事：《记伛者复仇事》(The Crooked Man)、《继父诳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和《呵尔唔斯辑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这四个福尔摩斯故事的中译本标志着以小说作为普及教育的开端，可以说是新小说运动的先锋。”进入20世纪的头十年，侦探小说的翻译进入繁盛期，“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这种新型的小说，除了题材“陌生化”带给读者强烈的新奇感受以外，也得益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启蒙和西方法律观念、民主思想的引进。这些小说情节惊险，想象力丰富，有科学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在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固有模式，向中国读者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神奇天地。女性译者在众多的男译者中，凭借自己高水平的翻译脱颖而出。
陈鸿璧(1884—1966)，原名陈碧珍，广东新会人。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瑟西童女校。1907年在上海女子中学和育贤女学校任教。曾先后任《神州日报》主编、《大汉报》编辑。陈鸿璧独立翻译了许多侦探小说，从她翻译小说不断被刊行的情况看，她应该是当时颇受欢迎的译者。1907年《小说林》的创刊号推出了她的三部长篇翻译小说，即英国佳汉的科幻小说《电冠》、法国加宝尔奥的侦探小说《第一百十三案》(Ledossier No.113)和佚名的历史小说《苏格兰独立记》。《小说林》共出版了12期，每期都有陈鸿璧的翻译小说刊登。《小说林》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陈鸿璧的译作能 如此高频率地被采用，从侧面也印证了她高超的翻译艺术。此外，她还有多部翻译小说出版了单行本。如1906年小说林社出版陈鸿璧译英国维多夫人的侦探小说《印雪簃译从》；1909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陈鸿璧译的法国加宝尔奥的《薛蕙霞》，1911年上海广智书局、群益书局、千倾堂书局又同时再版；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张默君、陈鸿璧合译的英国查克的《裴遁杰奇案之一》和美国白乃杰的《盗面》；1912年上海广智书局又出版了她译的《捕鬼奇案》。陈鸿璧在辛亥革命后投身教育事业，她的文学翻译活动就此告一段落。但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她翻译的英国细拉(G.Shiller)所著的《儿童之训练》，该译本至1928年就再版四次之多。
陈鸿璧的合作者张昭汉(1883—1965)，字默君，湖南湘乡人，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校、上海圣约翰女子书院，是中国现代女权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著名人物。辛亥革命时曾在苏州和陈鸿璧等人创办《大汉报》。1912年发起成立了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呼吁女界参政，并创办了神州女学，任校长。同年创办《神州女报》，宣传女性解放。张昭汉通英文，译作多为侦探小说，除了与陈鸿璧合译的作品外，她还译有英国沈威廉的《尸光记》，1909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话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被引进到中国是在20世纪初，并由此催生了中国话剧的诞生。本着创造本国新剧的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戏剧，“就翻译剧本身而言，是被赋予了重大使命走进中国的”。话剧译本不仅作为可读的文本出版，有些剧目也被搬上舞台，以形象的表演、生动的语言、绚丽的服饰传播着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民众中的传播范围。戏剧翻译中有代表性的女性译者有薛琪瑛、吴弱男及沈性仁等。
薛琪瑛(生卒年代待考)，江苏无锡人，祖父是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母亲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女儿。薛琪瑛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学科，陈独秀称赞她“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她不但精通英语，还兼通拉丁语、法语，曾留学法国。1915年她翻译了英国唯美派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刊《新青年》第1卷2、3、4、6号和第2卷2号)，这是中国首次译介王尔德的戏剧作品。此外薛琪瑛在《新潮》、《女铎》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译作，出版多部译著：美国威尔逊(Robert N.Willson)的《青年须知》(The American Boy and Social Evil)，上海译者刊发行；波尔忒(Jane Porter)的《哥哥》，上海广学会印行；伍意达(Quida)的《爱美的童子》，上海广学会发行；田贝立(Temple Bailey)的《蓝窗》(The Blue Window)，上海广学会发行，等等，此外还译有法国著名童话小说《杨柳风》和剧作《产妇》等。
沈性仁(1896～1943)，浙江嘉兴栅口人，曾赴日本长崎活水女学读书，后进北京女高师，曾为《努力周报》编辑。沈性仁翻译的文本类型多样，文学作品中有戏剧和小说，如在《新青年》5卷6号、6卷l、3号发表的王尔德的《遗扇记》(Lady Windermere's Fan)；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德林瓦脱(Drinkwater J.)所著的六幕历史剧《林肯》(Abraham Lincoln)，直至1935年共发行了六版；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朗士集》中，有沈性仁翻译的剧本《哑妻》；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沈性仁与徐志摩合译的英国占姆士·司蒂芬士(James Stephens)的小说《玛丽玛丽》(ACharwoman's Daughter)，该书也多次再版。非文学作品中有1920年沈性仁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坎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上海新青年社出版；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她翻译的房龙(Hendrik Van Loon)的《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由此在中国引起“房龙热”。
易卜生戏剧的译介在中国“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并引起极大震撼，吴弱男(1886—1973)是唯一的女性译者。吴弱男，安徽庐江人，吴保初之女，章士钊的第一位夫人，为中国最早一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02年赴日本东京，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孙中山英文秘书，1908年去英国，后长期旅居欧洲。吴弱男精通多门外语，有日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吴弱男在《新青年》4卷6号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她翻译的《小爱友夫》(Little Eyolf)的第一幕，吴弱男是中国最早译介易卜生戏剧的译者之一。此外，吴弱男还译过日本押川春浪的小说《塔中之怪》，中译本改名为《大魔窟》(小说林社1906年8月刊)。
中国第一批女性译者以自己卓越的才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书写着女性主动参与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真实。她们的涌现，揭开了中国女性文学史的新篇章，打破了以往女性作品的体裁多囿于诗词、弹词的情况，女性进入了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创作领域，成为新文学形式的拓荒者，并且对“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和翻译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四、译者女性身份凸显的意义
中国出现的第一批女翻译家同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相比，她们的历史际遇即有差异，又有共性。西方女性刚被允许进入翻译领域从事宗教文献翻译的时候，“她们的译文在发表时必须采用匿名形式，否则译文就只能以手稿的形式在家族中传阅”，这与中国20世纪初出现的第一批女翻译家的状况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女翻译家从一开始就有了署名权，署上她们名字的译作通过正式出版进入到书籍流通的主要渠道中，她们的女性译者身份随着译作的传播为大众所认识并接受。但同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相同，她们翻译的历史、她们的文本和贡献长期以来处于翻译史、文学史研究的边缘地位。西方的女性主义学者为了寻找女性写作的传统，反抗把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共同遭到歧视的观念，发掘出为父权文化所遮蔽的女性翻译史和女性创作史；中国20世纪初对译介外国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女翻译家，也不应被历史遗忘，理应在中国翻译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父权文化体系中，女性长期以来不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被视为缺乏创造力的群体，女性写作也往往得不到主流文学的认同。在16世纪的欧洲，女性只被鼓励进行翻译，这和传统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相关：翻译被视作从属的、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这同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屈从地位相仿，翻译需遵从忠实与优雅的标准，而以男性为中心的 伦理观也片面地要求女性忠贞与柔顺。但翻译却是女性进入文学领域的有效途径。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进入翻译领域却有着特别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和翻译在当时被赋予启蒙色彩的特定背景相关。这一时期的翻译，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翻译被视作具有革新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因而译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先觉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同时女学之兴主张重塑中国女性，被塑造的“新女性”获得了了解西学的历史机遇，她们从事翻译活动，是中国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女性群体的姿态，进入到公共领域，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启蒙时代的话语之中；她们署上自己名字的翻译作品通过报章杂志，经过文化产品的流通程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里；她们参与翻译活动，与当时的启蒙话语和女性解放语境息息相关；她们的翻译行为，颠覆着传统男权文化的权威，拓展了女性文本的创作范围和生存空间，成为时代主流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第一批女翻译家性别身份的凸显有着多重重大意义：第一，女翻译家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女权启蒙运动的成果，她们博学多才，接受过西学和新思想的启迪，她们挣脱了传统对女性所规约的附属身份，以自身的成就得到认同，成为新女性的代表。第二，女翻译家的翻译在男性的启蒙话语中，插进了女性的体验和表达。20世纪初的女翻译家并非都具有激进的女权思想，有些甚至还因自幼接受传统礼教而内化了对女性的不公正角色认定。但作为女性，作为父权文化机制中的“他者”，她们的性别身份赋予了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她们的翻译在暗中改变了原文的某些含义，在男权话语中增添了女性的体验和认知方式。第三，20世纪初，翻译被视作输入先进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担负着革新译入语文化的责任，女翻译家的出现标志着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空间，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了。
五、结语
翻译作为文化生产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译者的主体参与起着重大作用，往往决定着文本以何种面貌出现在译入语文化中。在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引入了译者的性别身份(gender)问题，主张译者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的翻译实践。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女性主义译者可以对文本进行修正(correct)，这种干预性的翻译实践，如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ère-Harwood)指出的一样“让女性在语言和社会中显现”。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要受到原文的制约。译者有限度的创造行为，建构在译者对原文的阐释基础上，而阐释方式总与阐释者的主体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20世纪初出现的女翻译家，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女权启蒙思潮背景中的时代产物。但在这场由中国男性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女权启蒙运动中，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男性提出妇女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强国的途径，女性是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前台的，这和西方女性自觉的女权运动有很大差别。当时的女翻译家对性别秩序的认识仍处于新道德与旧伦理的间隙中，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译者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反男权的激烈主张显然不同。她们作为译者的女性身份，虽然并不一定在翻译中显露出女性主义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改写，但在塑造西方女性形象时，女译者比较注重补充刻画女性的内心情感变化和主观感受，增强了女性主体的在场。作为新知识女性，她们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杨珊)
摘要：在中国20世纪初叶翻译文学的极大繁荣中，出现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女翻译家。她们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积极参与文学翻译，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了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8)02—0069—05
一、引言
20世纪初叶，中国的翻译文学日渐走向繁荣。在众多的男性译者中，女性译者的身影也活跃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她们作为知识女性和新女性的代表，突破了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私人空间走进了公共生活领域。署上她们名字的译作，通过报章杂志和出版社，成为流通的文化商品，进入到广大读者的视野中。相较于同时代的女性，这些女性译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其中许多人接受过新式教育，甚至出洋留学，精通外语，有的还积极参与女权启蒙运动，为女性报刊撰稿，她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新女性。
二、女学之兴与女翻译家的浮出
清末的“废缠足、兴女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女性解放史上的辉煌篇章。“废缠足”是女性解放的第一步，但女性仅获得身体的解放还远远不够。当时的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国力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方传教士认为，“不让女性接受正规教育，是一种幽闭妇女的陋习”。在西方教会和维新派的推动下，中国新式的女子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898年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女学堂开学以来，20世纪初创建的女校如雨后春笋。
女学的兴办让女性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新知识体系在学堂的传授，突破了传统“妇学”三从四德的教育目标，许多女校注重向学生灌输自立自强、自敬自重的新意识，使传统的妇德受到极大挑战，由此酝酿着新的女性价值观和审美标准。新兴的女子学校秉持“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让女学生有机会学习西学和各种技能。女学之兴打开了中国女性的视野，她们的阅读范围从传统经典拓展到各种西学专业领域，语言的学习也从汉语延伸到其它外语。可以说女学之兴，为中国第一批女翻译家的诞生在语言上和文化知识储备上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就读于女子学校，有的还出洋留学。新式教育让她们获得了译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和文化素质，为她们的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
女学之兴虽然是出于男性启蒙思想家强国保种的政治远谋，其中不乏根据新的时代语境要求打造男权社会所需的新女性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却让中国女性第一次有机会作为群体为男权文化所关注，也让她们获得了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历史机遇。女性的自我教育、自我觉醒和积极参与是女学得以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正是女性的身体力行才推动了女学和女权启蒙运动的发展。女性译者以自己的翻译活动为媒介，介绍西学，传播新的观念，开拓新的文学形式，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形象；在男性为主导的启蒙话语中，渗透进女性的观察视角和体验，成为中国女界的先觉者和女性解放之路筚路蓝缕的探索者。
三、女翻译家：新文学形式的拓荒者
20世纪初中国女性翻译家群体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浪潮、救亡启蒙的时代主旋律下，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女学的昌盛和女留学生日渐增多，女性参与到当时被梁启超称之为“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她们积极参与文学翻译活动，与其他男译者一起，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拓荒者，成就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的崭新景观。然而她们曾经的辉煌却被历史的尘埃所模糊。20世纪头二十年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女性翻译家，目前所能确考的大约有十人左右，即薛绍徽、陈鸿璧、黄翠凝、汤红绂、陈信芳、罗季芳、张默君、薛琪瑛、吴弱男和沈性仁等。她们翻译的作品既有外国小说，也有外国戏剧；小说的种类多样，有言情小说、科学(即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类型；许多文学形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没有的。女性译者积极参与各类新文学的译介，为后来中国新文学样式的建立提供了参照摹本。
科学小说翻译的第一人，是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闽中才女薛绍徽(1866～1911)，著有《黛韵楼诗集》4卷、词集2卷、文集2卷，辑有《清闺秀词综》10卷。她与丈夫陈寿彭(1855～?)合作翻译，由陈寿彭口述，薛绍徽笔译，于1900年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八十日环游记》。这既是凡尔纳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洋科学小说。另外她还译有《格致正规》、小说《双线记》(A Double Thread)、《外国列女传》等。
侦探小说最早是19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的。1896年《时务报》首次刊登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The Naval Treaty)，署名张坤德译，之后又连载了三个故事：《记伛者复仇事》(The Crooked Man)、《继父诳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和《呵尔唔斯辑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这四个福尔摩斯故事的中译本标志着以小说作为普及教育的开端，可以说是新小说运动的先锋。”进入20世纪的头十年，侦探小说的翻译进入繁盛期，“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这种新型的小说，除了题材“陌生化”带给读者强烈的新奇感受以外，也得益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启蒙和西方法律观念、民主思想的引进。这些小说情节惊险，想象力丰富，有科学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在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固有模式，向中国读者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神奇天地。女性译者在众多的男译者中，凭借自己高水平的翻译脱颖而出。
陈鸿璧(1884—1966)，原名陈碧珍，广东新会人。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瑟西童女校。1907年在上海女子中学和育贤女学校任教。曾先后任《神州日报》主编、《大汉报》编辑。陈鸿璧独立翻译了许多侦探小说，从她翻译小说不断被刊行的情况看，她应该是当时颇受欢迎的译者。1907年《小说林》的创刊号推出了她的三部长篇翻译小说，即英国佳汉的科幻小说《电冠》、法国加宝尔奥的侦探小说《第一百十三案》(Ledossier No.113)和佚名的历史小说《苏格兰独立记》。《小说林》共出版了12期，每期都有陈鸿璧的翻译小说刊登。《小说林》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陈鸿璧的译作能 如此高频率地被采用，从侧面也印证了她高超的翻译艺术。此外，她还有多部翻译小说出版了单行本。如1906年小说林社出版陈鸿璧译英国维多夫人的侦探小说《印雪簃译从》；1909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陈鸿璧译的法国加宝尔奥的《薛蕙霞》，1911年上海广智书局、群益书局、千倾堂书局又同时再版；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张默君、陈鸿璧合译的英国查克的《裴遁杰奇案之一》和美国白乃杰的《盗面》；1912年上海广智书局又出版了她译的《捕鬼奇案》。陈鸿璧在辛亥革命后投身教育事业，她的文学翻译活动就此告一段落。但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她翻译的英国细拉(G.Shiller)所著的《儿童之训练》，该译本至1928年就再版四次之多。
陈鸿璧的合作者张昭汉(1883—1965)，字默君，湖南湘乡人，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校、上海圣约翰女子书院，是中国现代女权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著名人物。辛亥革命时曾在苏州和陈鸿璧等人创办《大汉报》。1912年发起成立了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呼吁女界参政，并创办了神州女学，任校长。同年创办《神州女报》，宣传女性解放。张昭汉通英文，译作多为侦探小说，除了与陈鸿璧合译的作品外，她还译有英国沈威廉的《尸光记》，1909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话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被引进到中国是在20世纪初，并由此催生了中国话剧的诞生。本着创造本国新剧的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戏剧，“就翻译剧本身而言，是被赋予了重大使命走进中国的”。话剧译本不仅作为可读的文本出版，有些剧目也被搬上舞台，以形象的表演、生动的语言、绚丽的服饰传播着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民众中的传播范围。戏剧翻译中有代表性的女性译者有薛琪瑛、吴弱男及沈性仁等。
薛琪瑛(生卒年代待考)，江苏无锡人，祖父是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母亲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女儿。薛琪瑛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学科，陈独秀称赞她“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她不但精通英语，还兼通拉丁语、法语，曾留学法国。1915年她翻译了英国唯美派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刊《新青年》第1卷2、3、4、6号和第2卷2号)，这是中国首次译介王尔德的戏剧作品。此外薛琪瑛在《新潮》、《女铎》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译作，出版多部译著：美国威尔逊(Robert N.Willson)的《青年须知》(The American Boy and Social Evil)，上海译者刊发行；波尔忒(Jane Porter)的《哥哥》，上海广学会印行；伍意达(Quida)的《爱美的童子》，上海广学会发行；田贝立(Temple Bailey)的《蓝窗》(The Blue Window)，上海广学会发行，等等，此外还译有法国著名童话小说《杨柳风》和剧作《产妇》等。
沈性仁(1896～1943)，浙江嘉兴栅口人，曾赴日本长崎活水女学读书，后进北京女高师，曾为《努力周报》编辑。沈性仁翻译的文本类型多样，文学作品中有戏剧和小说，如在《新青年》5卷6号、6卷l、3号发表的王尔德的《遗扇记》(Lady Windermere's Fan)；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德林瓦脱(Drinkwater J.)所著的六幕历史剧《林肯》(Abraham Lincoln)，直至1935年共发行了六版；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朗士集》中，有沈性仁翻译的剧本《哑妻》；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沈性仁与徐志摩合译的英国占姆士·司蒂芬士(James Stephens)的小说《玛丽玛丽》(ACharwoman's Daughter)，该书也多次再版。非文学作品中有1920年沈性仁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坎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上海新青年社出版；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她翻译的房龙(Hendrik Van Loon)的《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由此在中国引起“房龙热”。
易卜生戏剧的译介在中国“五四”时期形成一个高潮，并引起极大震撼，吴弱男(1886—1973)是唯一的女性译者。吴弱男，安徽庐江人，吴保初之女，章士钊的第一位夫人，为中国最早一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02年赴日本东京，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孙中山英文秘书，1908年去英国，后长期旅居欧洲。吴弱男精通多门外语，有日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吴弱男在《新青年》4卷6号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她翻译的《小爱友夫》(Little Eyolf)的第一幕，吴弱男是中国最早译介易卜生戏剧的译者之一。此外，吴弱男还译过日本押川春浪的小说《塔中之怪》，中译本改名为《大魔窟》(小说林社1906年8月刊)。
中国第一批女性译者以自己卓越的才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和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新的观念，书写着女性主动参与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真实。她们的涌现，揭开了中国女性文学史的新篇章，打破了以往女性作品的体裁多囿于诗词、弹词的情况，女性进入了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创作领域，成为新文学形式的拓荒者，并且对“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和翻译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四、译者女性身份凸显的意义
中国出现的第一批女翻译家同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相比，她们的历史际遇即有差异，又有共性。西方女性刚被允许进入翻译领域从事宗教文献翻译的时候，“她们的译文在发表时必须采用匿名形式，否则译文就只能以手稿的形式在家族中传阅”，这与中国20世纪初出现的第一批女翻译家的状况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女翻译家从一开始就有了署名权，署上她们名字的译作通过正式出版进入到书籍流通的主要渠道中，她们的女性译者身份随着译作的传播为大众所认识并接受。但同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相同，她们翻译的历史、她们的文本和贡献长期以来处于翻译史、文学史研究的边缘地位。西方的女性主义学者为了寻找女性写作的传统，反抗把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共同遭到歧视的观念，发掘出为父权文化所遮蔽的女性翻译史和女性创作史；中国20世纪初对译介外国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女翻译家，也不应被历史遗忘，理应在中国翻译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父权文化体系中，女性长期以来不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被视为缺乏创造力的群体，女性写作也往往得不到主流文学的认同。在16世纪的欧洲，女性只被鼓励进行翻译，这和传统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相关：翻译被视作从属的、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这同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屈从地位相仿，翻译需遵从忠实与优雅的标准，而以男性为中心的 伦理观也片面地要求女性忠贞与柔顺。但翻译却是女性进入文学领域的有效途径。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进入翻译领域却有着特别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和翻译在当时被赋予启蒙色彩的特定背景相关。这一时期的翻译，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翻译被视作具有革新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因而译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先觉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同时女学之兴主张重塑中国女性，被塑造的“新女性”获得了了解西学的历史机遇，她们从事翻译活动，是中国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女性群体的姿态，进入到公共领域，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启蒙时代的话语之中；她们署上自己名字的翻译作品通过报章杂志，经过文化产品的流通程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里；她们参与翻译活动，与当时的启蒙话语和女性解放语境息息相关；她们的翻译行为，颠覆着传统男权文化的权威，拓展了女性文本的创作范围和生存空间，成为时代主流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第一批女翻译家性别身份的凸显有着多重重大意义：第一，女翻译家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女权启蒙运动的成果，她们博学多才，接受过西学和新思想的启迪，她们挣脱了传统对女性所规约的附属身份，以自身的成就得到认同，成为新女性的代表。第二，女翻译家的翻译在男性的启蒙话语中，插进了女性的体验和表达。20世纪初的女翻译家并非都具有激进的女权思想，有些甚至还因自幼接受传统礼教而内化了对女性的不公正角色认定。但作为女性，作为父权文化机制中的“他者”，她们的性别身份赋予了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她们的翻译在暗中改变了原文的某些含义，在男权话语中增添了女性的体验和认知方式。第三，20世纪初，翻译被视作输入先进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担负着革新译入语文化的责任，女翻译家的出现标志着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空间，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了。
五、结语
翻译作为文化生产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译者的主体参与起着重大作用，往往决定着文本以何种面貌出现在译入语文化中。在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引入了译者的性别身份(gender)问题，主张译者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的翻译实践。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女性主义译者可以对文本进行修正(correct)，这种干预性的翻译实践，如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ère-Harwood)指出的一样“让女性在语言和社会中显现”。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要受到原文的制约。译者有限度的创造行为，建构在译者对原文的阐释基础上，而阐释方式总与阐释者的主体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20世纪初出现的女翻译家，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女权启蒙思潮背景中的时代产物。但在这场由中国男性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女权启蒙运动中，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男性提出妇女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强国的途径，女性是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前台的，这和西方女性自觉的女权运动有很大差别。当时的女翻译家对性别秩序的认识仍处于新道德与旧伦理的间隙中，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译者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反男权的激烈主张显然不同。她们作为译者的女性身份，虽然并不一定在翻译中显露出女性主义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改写，但在塑造西方女性形象时，女译者比较注重补充刻画女性的内心情感变化和主观感受，增强了女性主体的在场。作为新知识女性，她们在翻译活动中插入了女性对异域文化和性别问题的叙述视角和观察体验，为文本的阐释和表达增添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展现出中西文化剧烈冲击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