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先生的著作《“拒绝堕落：中国道德问题现场批判》之所以引来人们的阅读兴趣，是因其赫然瞩目的书名，更是其主题。
　　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当前道德问题；作者关注中国当前道德问题所采取的特有姿态，是直接面对，是现场拷问，是理性反思的直话直说。这种批判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这种批判“绝不是血腥的思想摧毁，也不是疯狂的文字杀戮，更不是盲目的观念屠宰；真正的批判，应当是抵达真理过程的疼痛泣诉，是充满原道精神的观念履新与思想审断，是大道智慧的系统碰撞，是慈悲情怀的悄然传递，是人道信仰的深情引领。”
　　作者所关注的是如何在道德堕落的现实生活中重建道德，怎样在人性沉沦、良知泯灭、责任消解的利欲角逐场中重振人性、再展良知、责任。因而，这注定了作者的现场批判必须要同时指向两个方面，即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
　　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脆弱无奈的普遍状况，与制度、体制直接关联。比如“垄断”如果没有制度的护航，还有垄断的存在吗？而执法之所以成为“产业”，也在于司法制度的不健全使然。
　　然而，权力的飞扬跋扈与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最终与社会知识的道德化相关。社会知识业在两个领域对社会道德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教育业；二是学术业。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只是成为观念意识形态教化的单纯工具的话，那么，今天的教育又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推动下，几乎成了实质性的商业经营，教育远离了他自身而沦为金钱教育和等级强化教育，教育本身变成了社会道德堕落的鼓动力量。
　　没有思想，难有普遍的实践理性精神；没有思想的时代，注定了是道德堕落和人性沉沦的时代。学术永远是社会的公器，它象征着国家的荣誉与光辉（王国维），因为学术是以捍卫、弘扬、追求真理为己任，以通过对真理的弘扬和追求，在最深刻的维度上担当起匡正时世、导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而不是向权力缴械，向利益投降，与交易为伍，更不能以传播错误的观念为荣。
　　《拒绝堕落》无疑是空谷足音，它提醒我们反观自身，并寻求自赎的方式。但我要指出的是：对拒绝堕落的预期还是保持理性的好，企图靠个人自觉改变系统堕落的现状，不是白日做梦就是罹患妄想症。因为拒绝堕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可能撼动人最现实的生存基础。这时，问题就出现了：谁来保障拒绝堕落者的基本权利？谁来阻止堕落者的道德底线无限下延？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治土壤，何谈拒绝堕落，何谈灵魂救赎！作家狄马的冷静，源于对现实的更深层次的审视：在一个渴望堕落和追逐堕落的现场中，拒绝堕落何以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现场之所以充斥着渴望堕落、崇尚堕落、追逐堕落之风，完全在于堕落始终与权力、金钱、财富、利益、享乐、名誉、地位、身份等等密切关联，与各种现场效应、各种政绩、各种关系网络的缔结息息关联。堕落意味着可能获得所欲望的一切，堕落更意味着可以拥有不该拥有的一切。因而，“拒绝堕落何以可能？”竟成为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谁来拒绝堕落？进一步讲，谁愿意来拒绝堕落？我在长期开设的“利益与道德”讲座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学生问这样相同的问题：“老师，你讲的那些都是对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你要讲道德，就会寸步难行”。学生的困惑，恰好是当前中国道德堕落的缩影。崇尚、渴望、追逐堕落，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们要活下去的不得已为之，这种被迫而为之的行动，最后层累成一种风气，一种行动模式，一种价值导向原则之后，堕落就成为了主动和时尚，纵然人们希望拒绝堕落，但在行动上有谁敢愿意拒绝堕落？
　　历史学家刘文瑞指出，“面对转型社会的伦理道德震荡，我们该叩问何方？陈旧的道德说教是那么滑稽，新型的伦理规范是那么遥远，彷徨在新旧之间的中国，迫切需要重建精神支柱！《拒绝堕落：中国道德问题现场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力作。”该书之所以被一些学者们认为是一本“能诊断和医治我们的道德‘疾病’，健康我们社会肌体的‘福音书’”，不仅仅在于它发出了“拒绝堕落”的时代性呼喊，也不仅仅在于因反思“拒绝堕落”何以可能而拷问制度道德构建的基石，更在于它无畏的勇敢，检讨着何以导致整个社会渴望堕落、追逐堕落的深层伦理根源和观念谬误。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